杨泽龙，王丽莎，黄　锴

(贵州理工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3)

毕节模式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模式之比较研究

杨泽龙，王丽莎，黄锴

(贵州理工学院，贵州贵阳550003)

[摘要]不同地域及其生产力状况衍生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建立于毕节试验区之上的毕节模式有别于昔日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国内区域发展模式，既有相同点，同时不可否认其差异化特质，一定程度地为我国西部岩溶山区的区域协调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毕节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不同矛盾基于其不同的特殊性或具体矛盾性质而导致世界万物的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事物与事物之间是不相同的。对于我国地域性差异大、多民族杂居、发展程度不同、多宗教共存、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背景，我国区域发展模式必然演绎延异性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些区域发展模式在延异发展中必然凸显各自优势与特点。基于目前我国及其贵州区域发展的现实及其需要，笔者就毕节模式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我国区域发展模式进行比较性刍议，以求抛砖引玉，力求为决策者提供有益参考。

一、相同点

(一)都是以改革为区域模式发展的主要动力，都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成果。

无论是毕节模式，还是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及深圳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并发展的，都是以改革为区域模式发展的主要动力。

尤其是毕节模式，能够在这种先天性的恶劣岩溶地理、边缘化的区位和历史性的贫困落后的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中凸显为发展典型，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关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科学思想及其指导。倘若缺失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和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因地制宜的马克思主义者风范，将不可能出现毕节试验区的建立甚至快速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是在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产物。”“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动力”。

(二)都是为了探索区域发展经验、带动类似区域发展的目标。

毕节模式及其毕节试验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为了贵州省、西南岩溶贫困山区甚至我国整个岩溶山区区域发展提供示范性发展经验，尤其是为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经验，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特别是有利于扶贫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政策还需进一步强化，但只要我们敢于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就一定能够逐步摸索出一条贫困山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新路子。”然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推进模式所在区域快速发展的途径，为沿海地区的类似地区甚至我国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三)都是正确地运用生产力评价标准和社会进步标准进行评价的。

评价毕节模式的建设与发展的标准与我国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的评价标准一样都是“三个有利于”思想，尤其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具体来说，就是毕节模式解决的根本问题——开发扶贫、生态建设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正如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选择典型地区进行改革试验，提出把毕节地区作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不难看出，毕节模式始终把解放生产力、建设生态文明、消除贫困人口作为考量的标准，这与我国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的评价标准一样都是正确地运用生产力评价标准和社会进步标准进行评价的。

总之，这些区域发展模式的建立与发展，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深入贯彻落实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结晶，当然也包括了后来出现的江泽民社会发展思想和胡锦涛社会发展思想，江泽民社会发展思想和胡锦涛社会发展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和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尤其是与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一起为我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注入强力，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添砖加瓦。

二、不同点

(一)区域发展模式的性质定位不同。

毕节试验区是在我国岩溶贫困山区先天性的恶劣岩溶地理、边缘化的区位和历史性的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或背景中建立的，毕节模式是基于毕节试验区之上建立的，因此毕节模式的性质定位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而且是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然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则是基于沿海开放城市之上的“经济开发区”。并且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的地区级“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模式必然呈现全国唯一的地区级“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性质。

(二)区域发展模式代表或侧重的内容不同。

毕节模式是基于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典型的先天性岩溶地理、边缘化区域条件、人口过度膨胀、极度贫困等社会现实而建立的，并且是为了破解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发展困境而建立和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因此，毕节模式代表了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区域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代表的是当时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代表当时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深圳模式是代表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

(三)区域发展模式发展的基础不同。

毕节模式是在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先天性的恶劣岩溶地理、边缘化的区位和历史性的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或背景中建立与发展的，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及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是在地理、经济等条件相对较好的基础上或背景中建立、发展的，毕节模式是在先天性的恶劣岩溶地理、边缘化的区位和历史性的贫困落后的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进行试验，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是在发达的沿海地区进行试验，两者的试验基础存在根本性质的不同，其试验的效应必然不同。

(四)区域发展模式主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毕节模式主要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途径，着力地解决毕节地区贫困、生态恶化和人口过多的现实问题，推进经济、生态和人口等区域有机构成体协调发展。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主要是千方百计地通过经济发展的途径，着力地解决区域的富裕或小康生活的问题，这就比解决贫困问题、基本温饱问题更进一步。当然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所在的区域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仍然存在相对极少的部分群众贫困现象，但是对于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时的极度贫困落后来说，可谓“大海中的一滴”或“凤毛麟角”。

(五)区域发展模式所在区域的经济形态不同。

毕节模式在建立时的经济发展形态处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发展状态，并附加了生态恶劣、贫困落后、边缘化区位的不利条件，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则是处于以商品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发育不全的发展状态，这些模式主要通过改革开放途径、按照市场规律推进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

(六)经济发展目标不同。

由于毕节模式是建立于毕节地区恶劣生态、贫困落后和人口过快增长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落后，仍旧是处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发展状态，所以1988年主导毕节模式发展的毕节行署和贵州省政府就把毕节模式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为发展商品经济。然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则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计划指导之下的市场经济。

(七)区域发展模式典型示范性的地域范畴不同。

建立于毕节试验区之上的毕节模式主要是基于解决毕节地区恶劣生态、贫困落后和人口过快增长等问题而进行的试验，为类似于毕节地区背景的贵州省其它地区甚至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发展提供示范性参考，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推进模式所在区域快速发展的途径，为沿海地区及其类似地区甚至我国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借鉴、参考。不难看出，前者(即毕节模式)主要是为所在的毕节地区、贵州省、西南岩溶贫困山区甚至我国整个岩溶山区发展提供借鉴，后者(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主要是为类似于温州、苏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背景的沿海地区甚至我国整个区域的快速发展提供借鉴，或者说，后者典型示范性辐射的地域范畴比较前者而言显得相对较宽。

(八)区域发展模式所在政府角色的不同。

由于毕节试验区的建立与发展是基于毕节地区长期地存在先天性恶劣岩溶地理、边缘化区位和历史性贫困落后的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典型特点，这一根本前提决定了毕节模式所在的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必然在模式的建立与发展中相对处于完全主导的角色地位。然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是通过政府间接性引导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直接并主导区域发展模式发展所形成的。

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苏南模式在前期发展中，其政府主导苏南模式发展的强度大，可以说，苏南模式就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或“政府超强干预模式”。但是本文认为，苏南模式在前期发展中是政府主导模式发展，这个主导角色在当时国家计划经济为主的政府职能环境中进行的，而且是直接地从微观领域进行的干预，推进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从而使得当时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凸显政企不分的特点，这种政企不分的主导角色的确推进了当时苏南乡镇企业快速、有效的发展，并在全国乡镇企业发展中一枝独秀并成为典型。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至今的苏南模式已不再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由市场进行调节、配置。然而政府在毕节模式中完全主导的是：无论在前期或现在，政府在区域发展模式中是扮演国家宏观调控的政府职能，绝大多数是扮演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角色，一般不涉及微观经济层面，除非是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紧急状态之下才在国家法律法规、经济发展规律等范围之内因地制宜地采取微观干预，如，对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等公共问题，只有政府主导，践行政府职能才能有效解决这些公共问题，对于企业发展，政府主要是为市场及其企业“牵线搭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未直接地干预市场及其企业的生产、销售、管理等，这是有别于苏南模式前期的发展特点。

(九)区域发展模式的类型不同。

毕节模式基于毕节地区长期地存在先天性恶劣岩溶地理、边缘化区位和历史性贫困落后的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典型的背景之下形成并发展的，所以至今在区域发展模式的类型上长期地凸显外源性特点，即外援性区域发展模式。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毕节模式是基于1988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建立毕节试验区基础上形成的，这是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发展等相关思想的成果及其体现；毕节模式自1988年至今一直受到了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贾庆林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多次关注或批示，一直得到了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深圳市、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海市等东部十省(市、区)统一战线力量、国内外社会友人等多方力量的帮扶，这一特点是我国目前其它区域发展模式所无法共享的。1988年以来，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及专家顾问组为首的统一战线参与支持并建设毕节试验区，“倾注感情之深”，“投入专家之多”，“参与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支持力度之大”，“在多党合作历史上是少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切实地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全国这一大局以及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成功范例，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之巨大优越性与正向功能。此外，更加强调的是毕节模式是落后地区关于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为主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然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则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模式，在区域模式发展中凸显的特点或优势也不同，温州模式凸显了当时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典型性，苏南模式凸显了当时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代表性，深圳模式重于农村城市化发展，等等。

(十)区域发展模式的上层帮扶力度不同。

由于毕节试验区是建立在生态恶劣、极度贫困和人口过度增长的毕节地区，基础差，底子薄，所以从建立至今一直得到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贾庆林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期支持与直接关心，一直得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中央有关部委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专家顾问组、贵州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国内外社会友人等多方力量的直接帮扶，尤其是从2009年4月14日之后，上层帮扶力度前所未有，各民主党派中央、中央有关部委局、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海市等东部十省(市、区)帮扶力量从不同程度、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召开毕节试验区帮扶与建设等方面的专题会议，并大力地帮扶毕节试验区建设与发展。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深圳模式的发展虽然得到了所在省(市、区)和中央及其相关部委局的支持和帮扶，但是帮扶的力度相对于毕节试验区的来说一定程度地显得较小，如，关于对毕节试验区的帮扶工作，中央专门成立专家顾问组，中央和贵州省以及毕节地区及其各县(市)四级党委统战部设置专门机构、“专人”处理毕节试验区建设与发展等方面的事宜，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及其主席安排专门司局、“专人”全权地处理毕节试验区建设与发展等方面的事宜，等等。

(十一)政策效应不同。

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之后认为，从实践来说，在同样政策的条件之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区域发展方面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或者说，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不同。结合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深圳模式等同类区域发展模式处在非西部的沿海地区，其地理优势、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情况相对于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来说极具发展优势，是以毕节模式所在区域甚至贵州省无法比拟的先天性优势。

本文认为，毕节模式基于其岩溶贫困山区的地理、贫困、文化等因素而形成排他性“系统”或阻碍性“壁垒”，这种“系统”或“壁垒”包括了先天的、后天的或人为的、非人为的，同时也内含了制度层面的、非制度层面的。排他性“系统”或阻碍性“壁垒”不同程度地、不同阶段地、直接地或间接地规避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应的产生，排他性地阻碍制度文化的进入与融汇，不同程度地弱化政策效应，导致中央、省甚至本土化的政策难以得到全面的、高效益的、原计划的实施及其收效。从文化社会学来说，就是占据主流文化领地的非先进文化，在与其它外来文化或先进文化进行文化碰触甚至文化竞争时，为了防止文化侵蚀而必然出现的文化防备行为或结构性文化“规避”，等等。

总之，毕节模式自形成至今，以其独有的异质性政策优势、后发优势，逐步地健康运行，有别于昔日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国内区域发展模式，所以，为西部岩溶贫困山区的区域快速发展产生来一定程度地辐射带动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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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关于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报告[G].毕节地区统计局.毕节试验区数字二十年.内部资料.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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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樱.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D].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8.

[5]李丁富.温州苏南深圳模式比较研究[M].上海：东方财富出版集团出版.2002：206.

责任编辑：杨建平

Abstract：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derived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ituation and productivity.Bijie Model，based on Bijie test area，is different from Wenzhou Model，Southern Jiangsu Model and other domestic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with both the same point and difference.To some extent，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in western karst mountain area of China.

Key words：Bijie Model；Wenzhou Model；Southern Jiangsu Model；regional development；compare the difference and resemblance

收稿日期：2016-05-04

作者简介：杨泽龙，贵州理工学院，博士，校聘教授；王丽莎，贵州理工学院，硕士，讲师；黄锴，贵州理工学院，硕士，讲师。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310(2016)02-0020-05

* 注：“毕节模式”在2012年12月2日胡锦涛同志到毕节视察时首次提出叫“毕节经验”，以后一直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