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230039)



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的罪与罚
——论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

尹 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230039)

李佩甫在长篇小说《生命册》中多维度地展现了一批乡土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代造就的罪恶与接受的惩罚。乡土知识分子如何忏悔，如何拯救他们因群体性罪恶而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生命册》没有给出答案。李佩甫建构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的旨意不在寻找答案，而是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的又一次发问与警醒，促成世人在回顾和总结过去的历程中探索生存的新向度。

《生命册》；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认同危机

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且一直持续至今。社会结构的转型必然带来知识分子的转型，转型期的第一阶段多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这时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仍旧担负着思想启蒙的使命，他们以终极关怀的姿态审视着时代关心的普遍问题；当社会转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如火如荼，“科学技术的推动力作用成为大众共识，科学知识分子自然成为国家重视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就不可避免。”[1]加之市场主义、功利主义、商业大潮等的冲击，人文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逐渐分化，这一分化源自于他们对待世俗社会及其产物的不同态度。

《生命册》是一部以乡土出身的知识分子(以下简称乡土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勾勒了乡土知识分子群体从参与罪恶到接受惩罚的人生历程。《生命册》是李佩甫小说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于2015年获得中国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与《羊的门》《城的灯》并称“平原三部曲”。乡土知识分子形象是《生命册》叙事的焦点，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场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化上都蕴含着巨大的言说价值与丰富的言说可能”[2]，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时代意蕴、其内在的精神变迁以及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等等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生命册》的关注不多，且过多集中在人物群像、乡土权力场域、城乡二元叙事等的分析上，缺少对乡土知识分子形象整体、系统的考察。因而笔者从乡土知识分子形象出发，在具体阐释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之缘起的基础上，呈现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历程及其身份认同危机，努力对乡土知识分子形象的内涵做尽可能全面的阐述，以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思路。

一、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的缘起

《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形象带有显明的时代印迹，他们处在转型期的第二阶段，此时人文知识分子的领袖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面对时代转型的现实环境，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甘于清贫无名，要么投入世俗商海。在现代性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诱导下，《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并在追逐金钱、名利中丧失自我，最终沦为时代的畸形儿。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下道德底线的缺失、资本竞争下物欲的偾张以及世俗社会下享乐主义的风靡等时代病症是促成《生命册》中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的一个重要的缘起。

市场经济下道德底线的缺失是《生命册》中乡土知识分子走向堕落的幕后推手。经济与道德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着不同的关系，在传统小农社会，士、农、工、商之中士的地位最高，士推崇的道德也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而商业经济则被蔑视；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市场为中心的商业经济翻身成了社会的主人，原先维持社会伦理规范的道德逐渐空心化，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此时如何摆脱道德困境成了一代人的精神焦虑。《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形象正是这一焦虑的最好诠释。社会转型之前，他们对自己身处的历史环境十分清楚，他们的道德理想与经济地位也很明确，对于要规范什么，要批判什么都有一个大致上的共识。骆国栋、吴志鹏等人是《生命册》中乡土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他们出身乡土，向往城市，凭着毅力与能力，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一定的筹划。志向远大的骆国栋曾希望通过“笔杆子”打进北京城并以此实现名利双收；吴志鹏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他的骨子里始终有种来自农村的自卑心理，为了立足大城市，他力求在苦心钻研学术中实现由大学助教到教授的进阶。20世纪90年代以降，《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们对自己周围的现实环境开始心存疑虑，因为他们对市场经济不曾有过直接的体验，久而久之，乡土知识分子们对市场由陌生到了解，由迎合到过分迷恋，一步步跨越道德底线的他们在罪恶的循环中将自己逼入绝境，以致失去了自我在现实中的生存后路。骆国栋在股票市场尝到甜头之后，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人也变得越来越疯狂，为了让一个濒临破产的小药厂成功地披上上市的合法化外衣，他利用一切“不洁”手段，将曾经前途无量的副省长玩弄于股掌，也不惜使几百名工人下岗。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越过道德底线的骆国栋已经没有办法回头，在股市的黑暗阶段，骆国栋已无力承受市场的逼压，只能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存危机。骆国栋的自杀是作者对市场经济下道德底线缺失的反思，也是他对乡土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在社会转型的挤压下如何安放的道德叩问。

“一个人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状况的态度、评价，说到底，取决于他在该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即他的资本拥有量以及他对资本分配方式的评价。”[3]因而《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之所以产生罪恶的价值观念与其资本的拥有量密切相关。资本的类型多种多样，主要分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等，其中不同资本类型在不同场域内的地位又不尽相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场域内，经济资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势资本”，并被以企业精英、商业新贵为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所掌控，而作为知识与文化的生产者，乡土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毋庸置疑地处在“弱势资本”行列；在知识界与文化界，乡土知识分子凭借文凭、学识获得的文化资本原本应当发挥“强势资本”的作用，然而在与书商、影视明星、电视剧制作人员等组成的“后知识分子”的竞争中，乡土知识分子却往往力不从心。无可否认，社会转型一经启动，《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是不足以对抗来自各种“强势资本”的诘难的，于是他们不甘心居于人后而无所顾忌地争夺各种类型的资本，在资本的诱导下，他们不再创作具有深度、启迪心灵的知识产品，也不再驻足于启蒙任务或者终极关怀，而是在物欲的驱动下忘乎所以。在《生命册》中，骆国栋最初立志编一百本古典书籍以繁荣儒家文化，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他却当起了“枪手”，沦为低级趣味的生产者；吴志鹏虽然在学术上已经小有成就，但面对微薄的工资，他还是辞去了在大学任教的职位，跟着骆国栋开启了低俗“情爱”小说的创作。“一个伟大的时代，长出了一双无形的手，那就是——资本！”[4]165资本是滋生“物欲”、“媚俗主义”等的母体，而这些又无疑是削弱乡土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大敌，基于以上语境分析，资本能够诱发《生命册》中乡土知识分子的罪与罚也是可想而知的。

世俗社会下享乐主义的盛行是社会转型进入第二阶段的显著标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叶，乡土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一道醒来，在他们看来，传统中国士人“身居陋室，心忧天下”的价值观念与解放后30年虔诚的革命英雄主义观已经无法为他们带来直接的、实实在在的满足，他们正自觉或无意识地在世俗化的享乐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当然，在精神状态逐渐世俗化的过程中，《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也不无怀疑与矛盾，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假象，本质上，他们的主体性还是轻而易举地被世俗社会所打败。故事开始时，范家福是一个善良、努力、上进的乡土知识分子，他怀抱着理想，仅仅四年就以出色的成绩获取了双博士学位，不久又凭借优异的科研能力提升为副省长。在污浊的权钱交易中，他保持率真，不为财富所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吃苦耐劳、正直的乡土知识分子也难逃世俗社会的侵害而跌倒在异性的享乐中。范家福被女人征服最开始仅仅表现为为女人开“绿灯”，但随着身份的世俗化转变，各种非正当手段的官场规则开始不断地为他所用，此时清廉的范家福已被世俗社会“改造”成以权谋私的工具。在娱乐至上的世俗世界，乡土知识分子与社会普通大众被放在一个无差别的平面，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变得犹如物质化的商品交易。因而一旦乡土知识分子选择了享乐式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普通大众一样，他们必须付出自身与此等量的交易筹码。范家福选择了世俗化的“爱情”，无论他是否愿意，为了维持交易关系，他也不得不服从于世俗的“规律”。在世俗社会的毒害下，一个理想的乡土知识分子形象就此陨落，范家福的悲剧是构成《生命册》中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的又一征兆。

二、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的罪与罚

当代作家李佩甫继承了中国乡土文学传统，在长篇小说《生命册》中刻画了一批乡土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从乡土社会向市场化城市进军的过程中的生存困境，述说乡土知识分子在这一特殊时代造就的罪恶与接受的惩罚。一方面，他们被乡土社会的贫穷所裹挟，由于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加之生存难题的无解，他们逃离贫穷的心态势必日益膨胀，突破道德底线等的无良行径也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进入城市后，他们强打精神想要重构生存哲学，但事与愿违，他们的精神给养在资本与世俗享乐的侵犯下不断地被消耗，他们争夺利益的欲望因为心灵的扭曲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作者围绕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的贫穷之罪与欲望之罪着笔，书写他们在罪恶的漩涡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促使读者从道德与心理层面反思当下乡土知识分子的生存之路。

在《生命册》中，贫穷是促使乡土知识分子将罪恶由想法变成现实的一大诱因，这种构思与作者的罪恶观是分不开的。李佩甫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较之金钱，贫穷特别是精神上的贫穷才是万恶之源，他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远远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5]72《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乡土，农村出身是他们这一群体无法改变的现实，但这一因素却造成了他们内心无处不在的卑微感，为了涤清出生以来的贫穷，他们不再顾及道德底线的规束，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包装”。此时，在他们心中，逃离乡村已经逐渐内化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6]， 然而逃离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精神贫穷的表现。《生命册》中的吴志鹏是无梁村的孤儿，在村民的接济下得以上学、工作，童年时代彻头彻尾、从里到外的贫穷让他恐惧不已，为了摆脱贫穷，走出无梁村的那一刻，他就发誓抹去儿时的一切记忆，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不料，老姑父堆积如山的求救纸条和电话、与城里人的嫌隙，把他拉回了现实。起初，吴志鹏觉得自己应当感恩，但贫穷的打击让他身心俱疲、怯懦怕事。短短数年，他从遇事亲力亲为到学会推诿、从愧疚到冷漠到见死不救，他的罪恶就这样不期而至。物质上的贫穷让他逃离乡土，精神上的贫穷更加剧了他的无情，使他彻底地忘却村民们的恩泽。“在村街里走了一趟后，我身上已沾满了‘眼睛’，那是各种各样的目光”[4]424，当吴志鹏以成功人士的身份回返无梁村，村民们对于他的到来没有欣慰之情，只有出于道德层面的失望与谴责。吴志鹏始终徘徊在逃不出乡土和融不进城市之间，他的人生轨迹因贫穷记忆注定以悲凉收场。

“如果说乡土文化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压抑，城市文化的负面效应则主要表现为释放，释放人的种种欲望。”[7]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文学研究与知识活动并不能使乡土知识分子立即摆脱城市施加于他们的生存难题，在人人争当市场弄潮儿的时代，乡土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们在虚伪、肮脏随处可触的市场赶赴着一场场争夺资本的盛宴。在乡土知识分子群体中，骆国栋是欲望之集大成者，他企图通过占有资本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每当他投入资本，收获的却只是欲望，每一次资本积累，其结果也不过是刺激他更迫不及待地听从欲望的召唤。骆国栋对欲望的贪婪是无休止的，这种没有尽期的欲望以卑劣的力量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罪恶，欲望的存在不仅为骆国栋带来了精神上的焦虑与最终的灭亡，而且也给别人制造了毁灭性的灾难。在欲望的支配下，骆国栋珍爱妻儿却纵欲无度、伤害善良之人却若无其事、在权利与市场之间周旋自如却无视道德底线……当吴志鹏用“老蔡”、“杜秋月”、“梁五方”等暗语提醒他“注意分寸”、“立即回头”时，他不为所动，仍旧一意孤行，此时此刻，骆国栋的欲望已被推向极端，在欲望的高速运转下，精神焦虑、过度抑郁、人格分裂等心理疾病马不停蹄地摧残着正处壮年的他。随着百亿身家被市场剥夺、鼎盛事业化为乌有，骆国栋这时才发现，唯有死亡，方能解脱自己的罪与罚。借助骆国栋“幸”与“不幸”的故事转换，李佩甫深刻地展现了乡土知识分子的欲望之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作者对当下人群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自我救赎的一种追问。

在《生命册》中，作者既揭示了乡土知识分子在道德颓败、享乐主义复苏的趋势下挥霍、纵欲的罪行，也批露了他们挥霍背后灵魂失重的崩溃、痛苦与迷惘。“在李佩甫的所有作品中，还有一种‘罪’的探寻与反思：人类的最深沉的罪孽感不是导源于对具体的条文规范的违反，而在于切断了自身和大地的关联。”[8]吴志鹏虽然因为罪恶变得无所归依，但保全了生命，成了双峰集团的总经理；而骆国栋却因罪行终结了生命。结局之所以不同，本质在于一个依乡，一个离乡。这是李佩甫“乡土情结”的折射，同时也传达着他作为“麦田的守望者”对平原这片土地的依恋和对土地孕育忠诚也滋生叛逆的忧思。在李佩甫看来，吴志鹏是他从事创作以来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形象，他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乡土知识分子，虽然一度想要逃离乡村，但乡土记忆早已刻在他的身上与心上。“乡村始终作为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而存在着，渗透进他的记忆，使得他在城市内的急切行走始终没有彻底迷失。这其中，老姑父的纸条以及骆驼言之的‘背后有人’作为显明的符号，始终提醒着他来自何处。”[9]相反，骆驼是一个忘记土地之根、失去灵魂的乡土知识分子，扎根于土壤的树在离开土地之后会发生变形，人也如此，欲望极度膨胀的骆驼闯入城市之后便完全背离了土地，最终于时代苍凉之中铺叙了个体的愁殇与消亡，这无疑是骆国栋丢弃生生不息的养育根基、抛弃自身坚守的必然惩罚。“我是想写一部内省书，是对自己50年的重新再认识，几乎是可以叫做‘写脚印’的。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如果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你的脚印，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会走的更好一些。”[10]李佩甫希望通过《生命册》的创作为世人奉献一部“内省书”，鞭策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同时给人以“罪”的提醒与警示，从吴志鹏、骆国栋、范家富等形象的塑造中，读者能够看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三、转型期乡土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中国社会转型不断深入之际，市场经济下道德底线的缺失、资本竞争下物欲的偾张等时代病症诱发了《生命册》中乡土知识分子的 “罪与罚”。李佩甫试图通过乡土知识分子的罪与罚在向世人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的基础上，对一代乡土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探寻乡土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认同之路的可能性。“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认同危机)，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立场的彻底的动摇。”[11]李佩甫为《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群体设置了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乡土，也属于知识分子，因而乡土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也就具有了双重性：既有来自乡土立场的动摇；也有来自知识分子立场的动摇。

作为乡土者，《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以乡土身份为耻，企图集体地背离乡土、扎根城市，他们身上即缺乏乡村自古以来的生命韧性，更失却了乡土细民原初自然的善良本心。与吴志鹏共同生活在无梁村的还有虫嫂、老姑父等人，虫嫂是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四的母亲，她凭借顽强的生存能力，独自养活了三个孩子并将他们全部送进大学，儿女成材后，不再年轻的她靠收破烂为生，最后用自己攒下的钱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老姑父军人出身，为了一见钟情的吴玉花放弃了大好前程，成了无梁村的村长，也穷了一辈子，他收养了奄奄一息的孤儿吴志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解救了全村人的命，他还以宽容之心对待那些受到迫害的人，虽然老姑父对婚姻不忠，但他自始至终还是善良的。同样寄身乡土，吴志鹏因为贫穷忘记了皮实性的生存之道，又因贫穷丢弃了难能可贵的善良，因乡土立场的动摇陷入了认同危机，在逃不出乡土、无法融入城市的双重困境中挣扎度日，却永远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本应该“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自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压迫的权威”[12]。然而，《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群体并非正义、公平与自由的化身，他们无心在重建启蒙使命与人文精神的身份定位下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也无意为世人奉献人生智慧，为社会提供良性发展的指向；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不为求知而求知，而是将知识作为牟利的手段，借助知识完成以才买名、以名买财。在骆国栋看来，认同知识分子身份就等于认命，等待他的也只能是社会地位的卑微与经济条件的拮据，而这些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为了摆脱知识分子身份的困扰，他努力为自己建构一个“非知识分子”身份，例如“儒商”、“文化大款”、“企业新贵”等等，然而骆国栋在抹去“知识分子性”的同时却也为自己埋下了罪与罚的种子。在现代性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蔚然成风的当下，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他们无暇思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构想也由此变成了形而上的玄想。踏入转型期的城市，《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蜂拥般地抢占市场，沉浸在世俗交易场的必然结局，最终体现为欲望对道德底线、利益对良心、享乐对终极关怀的取代与吞噬，乡土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此意义上变得空洞、虚无——理想与现实非此即彼，而现实因其不可抗拒性，也便无法逾越。《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终究败给了现实，物化为物的奴隶与符码。乡土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也由此愈演愈烈，以致扼杀了一批正在崛起的追梦者。

“忏悔体现出在灵魂的自我谴责中对自我的实在或精神存在的价值认同，包含着对‘我是谁’和‘我应该是谁’的道德、人格、身份的追问。”[13]《生命册》中的乡土知识分子很少有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对“身份原罪”的忏悔意识，他们缺乏忏悔的结果不仅表现为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上，而且还表现在对自我身份建构的否定上，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在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因为灵魂分裂而彻底地迷失。在《生命册》中，吴志鹏是唯一一个懂得忏悔的乡土知识分子形象，在良知的规劝、儆戒和谴责中，他忏悔当年对无梁村村民的残酷无情、忏悔因乡土身份的自卑辜负了梅村的爱、忏悔任由骆国栋指派间接地造成药厂工人的失业……然而，吴志鹏在忏悔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肯定性的自我认同，因为他的忏悔是不彻底的，他没有走完救赎的全过程——“赎罪始于自我归罪、悔恨和忏悔的作用，而目的则是拯救”[14]。就像他自己描述的：我真心期盼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但在现实面前，这样的拯救方式是不堪一击的，当忏悔变成无力的仪式，吴志鹏的赎罪也就被有效地消解了。乡土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展开良性互动的解药难寻，而失去身份确认的药方如同失去行走的方向，乡土知识分子的认同之路变得越发艰巨。

结 语

李佩甫通过对平原记忆的再加工，经过情感的过滤，在社会全面转型期的种种时代病症下，刻画了一代乡土知识分子的罪与罚，并通过追溯时代与生命的艰难蜕变聚焦转型期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表述了这一群体在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下的失落、迷惘以及身处“无名时代”的认同危机。乡土知识分子如何忏悔，如何拯救他们因群体性罪恶而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生命册》没有给出答案。“文学是不开‘药方’的，文学不是时代生活的药方。文学只有认知和发现的功能。文学只能抒写精神生活及向度。写出一个时代精神语言的方向及高度。”[5]72李佩甫建构乡土知识分子罪与罚的旨意不在寻找答案，而是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的又一次发问与警醒，促成世人在回顾和总结过去的历程中探索生存的新向度。

[1]杨晓敏.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人文知识分子[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8-11.

[2]孙谦.论转型期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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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J].创作与评论，2012(8):69-73.

[6]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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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舒晋瑜.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N].中华读书报，2012-12-26(17).

[9]刘军.《生命册》：爱欲与文明的纠葛与疏离[J].扬子江评论，2013(4):10-14.

[10]孙竞.李佩甫：知识分子的内省书——访作家李佩甫[N].文艺报，2012-04-02(5).

[11]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王成兵，乔春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7.

[12]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13.

[13]易晖.“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64.

[14]王达敏.“忏悔—救赎”型人道主义的中国化——再论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J].文艺争鸣，2011(11):135-139.

(责任编辑：刘 燕)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Loc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Review onShengmingceWritten by Li Peifu

Yin J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Li Peifu showed the evil and the punishment from various angles that were brought by a group of local intellectuals in this special tim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ovel ofShengmingce. The book didn’t give the answer about how local intellectuals confess and save their identity crisis caused by mass of evil. The author’s purpose of construction for evil and punishment of local intellectuals is not to find the answer but to give the alert followingYangdemenandChengdedeng, other two novels written by Li. It is aimed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in the course of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ast to explore the survival of the new century.

Shengmingce; transitional period; local intellectuals; crime and punishment; identity crisis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2.014

2016-03-16；

2016-04-18

尹 静(1991-)，女，安徽省涡阳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2

A

1672-7991(2016)02-007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