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萱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裴 萱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1980年代生成的思想解放运动、人道主义讨论以及“美学热”、“文化热”现象推动了整个人文学科的知识谱系转型和人学启蒙的浪潮。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作为该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产生了内在的学科流变。文学理论在80年代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律论”的谱系转型，并主要可以分成审美论、语言论和方法论等三个维度。审美论确立了美学和审美体验在文学理论中的主体性地位；语言论实现了对文本的内在阐释；而方法论则促使文学理论和文学接受不断走向多元。在此基础上，文学研究中的 “向内转”、“重写文学史”等都实现了文学自身特质的确立和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从历时的进程，到学科的流转，呈现出重塑文学面貌的经典谱系，和重建批判知识与批判主体的努力。

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审美自律；方法论；重写文学史

自“美学热”*据统计，在“美学热”刚开始兴起的四年中(1978-1982)，学术界和知识界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学研究的论文、专著，并召开了大规模的美学研讨会和进修班。、“文化热”产生并发展以来，不仅仅形成了整个1980年代美学研究的热潮，使得美学学科获得了新的转折与繁荣；更是围绕着一系列的美学和文学问题的探讨，促使了文学、文论以及美学自身呈现出历时性的流变与新的知识变异，从而得以更好地参与历史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西方古典美学资源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资源都进行了“现代化”的整合与拓新，从而建构起了真正面向现实和面向主体自身的美学样态。比如“共同美”、“人道主义大讨论”、“手稿热”、“实践美学”等问题上的争论，这些都类似西方现代美学和古典美学的论争，只不过古典美学可能在西方更多地指涉神权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指政治意识形态霸权。所以，80年代美学“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美学普世性价值彰显和全球化同构的过程，并且和新启蒙一道构建、辐射了整个文化脉络。因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场域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抗等贯穿于新时期的理论发展脉络中，那么对于文学、文论和美学的独立内涵和谱系延展就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展开。文学性的研究、审美论的回归、语言论的彰显、重写文学史的努力、文学向内转的知识场域等等问题，都与“非政治”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美学的谱系转型息息相关。当先锋小说和“第三代诗”通过文学“形式革命”的口号出现，完成了文学领域的“向内转”和“纯文学”转型之时；相应地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也产生了审美论、语言论和方法论的调整，而美学领域的诗化哲学和审美主义，也以理论和思想的高度肯定了文学和文论的尝试。

一、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文论的学科自律与现代转型

“80年代，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在寻找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希望从旧的准社会学式的思想方法和话语结构中突围出去。当时的文学、艺术批评史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像一个大的理论试验场，许多理论都被挪用到文学批评中来。”[1]面对80年代诸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层出不穷的文学样式和审美实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开始对语言、形式和审美进行分析，其中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佛克马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等也提供了新的知识学资源，从而总体上建构了一个“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一时间，‘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区分、注重内部研究和文学形式的重心转移、重视现代语言学方法的运用等观点和方法，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接受甚重。”[2]其中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1984年被译介进中国后，前后共印了7万多册[3]，在社会和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核心的生成机制依然是对“内部研究”中语言、修辞和结构等“使文学成为文学”核心因素的重视，以自身自律性元素的彰显来对抗“他律论”对文学的规训。“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4]121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在80年代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律论”的谱系转型，并主要可以分成审美论、语言论和方法论等三个维度。

审美论成为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主导性发展脉络，并且受到美学谱系的转型和影响，呈现出逐步深化的趋势。文学审美论最先依然是来自于西方的术语aestheticism，在中国学术界往往译为审美主义、唯美主义或者是审美论，并分别具有了美学和文学史层面的含义。而无论是立足于哪个视角，核心都是肯定了审美性构成了文学和美学的基本特质和评判标准。文学审美论的确立也是评价文学的标准不断从“他律”转向“自律”的进程。众所周知，建国以来的30年中，对文学的评价和阐释基本上是从政治标准、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行的，重点发掘文本中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取向，也多从“现实主义”、“典型”、“阶级”、“矛盾”、“人民”等维度完成文学理论自身学科体系的构建。比如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就形成了相互影响与相互规约的关系，“阶级社会的文学，既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也就必然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5]于是，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等都成为了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关键词与价值标杆，并且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实践中，也是发掘文本中的阶级斗争因素和现实意义，从而给文学全面和准确的评价带来了阻碍。而且当面对朦胧诗、新潮小说等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之时，就显示出“经典”文学理论的僵化和陈旧。而在思想解放和“美学热”的影响下，“政治—社会”式文学理论也逐步被“主体—审美”式的文学理论所取代，文学家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艺术形象、主体思维、精神情感等因素，从而实现对政治他律论批评的反拨。朱光潜不仅从美学的层面上写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更是表达出人作为文学创作和表现主体的观念，“人自觉到自己的尊严地位，就要在言行上争取配得上这种尊严地位。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无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的。”[6]随后，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鲁枢元的审美心理学、钱中文的审美价值和功能论、童庆炳的“审美本质论”、赵宪章的“审美形式论”等等，都纷纷将审美因素以及“美学热”中出现的一些核心概念渗透进文学理论的框架体系之中，从而全面构建起审美与文学内部研究的脉络。比如在对文艺本质观的界定中认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7]。从文艺的功能角度而言，“一件作品虽然丝毫不具有认识或教育价值，然而具有审美价值，那么它还是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艺术品。”[8]从文艺学的学科构架角度而言，“只有以审美为核心，多元地检视文艺的性质和特点，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文艺学。”[9]虽然不同的学者和文学理论家对审美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切入点不同，但是都将主体情感化、无功利性、形象化的“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价值和评判标准，以审美体验论替代了传统以来的审美反映论，推动了文论从偏重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倾向，调整为偏重与人的主体性和内心世界，并进而实现对作品本体论的分析与阐释。而此时，标志着文学审美论的集大成者则是“文艺美学”学科的创设。该学科作为文艺学和美学相互交融、学科间性的成果，既具有“形而上”的艺术哲学分析，也有对具体文学和艺术现象的把握，加强了审美体验和情感意象在文艺阐释中的作用，从而给审美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文艺主要是主、客体交流基础上以审美体验为中介的意象符号”作为本质观，实现了从恢复“人的文学”再到主体性“情感”力量的彰显，也和“美学热”、“文化热”、“现代派文学”等一道共同塑造了审美主义和人学启蒙的景观。

如果说审美论塑造了文论的学科面貌，那么语言论实现了文学本体论和文学形式自律论的转机，通过“内部研究”给予文学以自身存在的本体性价值。在语言论的视域中，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理论不仅影响到了美学理论，更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产生了更为“实际”的影响。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成为文论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契机。其“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区分也被看作是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分水岭。比如文学与作家传记、与社会和政治、与心理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等等，都被看作是“外部”和“非文学”的；而文本自身的声音层面、意义层面、作为文体风格的意象和隐喻以及存在于象征体系中的“世界”等几个层次，都被认定为构成文学作品的特定的组合。由此，文学作品被定义为“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及其复杂的组合体。……现代的艺术分析方法要求首先着眼于更加复杂的一些问题，如艺术品的存在方式，它的层次系统等”[4]18，而此种“系统”正是立足于对文学语言的发现和能指意义的强调。1988年，《文学评论》第一期系统推出了语言问题与文学问题相关的研究论文，其核心观念正是通过语言的能指、所指、意指、语境、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作为对文学本体研究的出发点和突破点[10]，从而获得崭新的阐释方法和对文学本质的重新界定。由此，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对语言中内蕴的审美因素的研究、对语言和文本结构功能的研究就成为文学理论一个时期的重点，从而也成为了“内部研究”的主要动力。随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登场则极大地拓展了语言论的内涵，将语言的文学功能一方面深入到文本的“深层结构”中，试图发掘在“文本间性”和“互文性”中共同建构起的元叙事框架；另一方面，结构主义也延展了语言和文本的结构观，将其同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进行融合，从而建构了多维度结构主义的面貌，也彰显了文本背后的更为深厚的文化和心理内涵。“文学于是不再只被归结为言语，也不只被看成是文学性事物。在捷克结构主义里，结构活动的轮廓首次清楚地显示出来了。”[11]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在西方生成的语境相似，中国文论的语言论转向同样是意识形态对峙和思想解放“破冰”的结果，文论试图通过全面“回收”的方式完成自身的学科建构和学术自律。其实，自解构主义和审美文化的兴起开始，文论就需要重新面对学科互涉和美学意识形态重建的场景，也必然要超越单纯“语言论”和“形式论”的框架。而在80年代的特殊时期，文论选择了以“壮士断腕”的方式回归审美本体，这依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场域伦理与政治伦理对抗的结果，也是文论走出“政治—社会批评”的历史必然。

在文学接受与批评领域，文学理论立足于审美自律和文学独立，试图从多元角度来进行阐释与分析，从传统以来的重视“写什么”转型至着重“怎么写”。对于传统的文学理论而言，我们一直重视的是内容决定形式、思想决定艺术，主要分析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属阶级、文化教育等功能，重点发掘内容和思想层面的价值。这样一种文论的研究方法正是重视“写什么”的方法。比如《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发表的论文《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兼与王俊年等同志商榷》，就很明显地采取了“写什么”和思想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对《水浒》中的思想题材、阶级斗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把握。这种由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学分析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存在同构性关系，也成为“认识论”美学主导下的文论研究方式。而进入80年代中期，伴随着从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从审美现代性到审美主义、从人道主义讨论到人学启蒙等各个领域的谱系转型，文论的研究方法同样要打破原先的反映论模式、绝对化现实主义观念和内容决定论的框架，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和审美本体化的理论基点来选择崭新的理论阐释。比如新时期文学伊始，面对 “朦胧诗”、“新潮小说”、“现代派戏剧”等，文论界就出现了“三个崛起”以及《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等研究成果，肯定了技巧探索和主体情感表达的合理性与创新性，从而敏锐捕捉到了时代最前沿的审美样态。而随后，伴随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引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基本上排斥了只从“内容”角度进行分析的模式，从而通过存在论、语言论和心理分析等多种手法完成对文学的分析与阐释。“现代意识不仅是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新的认识、见解、思想、观念，而首先是一种新的审美方式、审美角度，一种对对象新的艺术掌握，一种不断建构新的艺术世界的活动过程。”[12]由此，许多涉及到文艺学自身本体属性以及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方法得以引入并且进入到广泛的文艺阐释和实践之中，比如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与叙事学批评、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批评、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等，它们大多数都是聚焦于文学和审美本身，通过不同的维度完成对本体的阐释；还有一部分聚焦于文化、权力、主体、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涉及到了审美现代性与美学意识形态的问题，提倡以“对抗性”的特质完成对审美自由属性的表达。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文论表达方式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面貌，也呼应了审美多元化与自由性的场景。比如，康林在80年代提出结构主义批评方式的重要性，“当今文坛，全面建构文学理论新体系的热潮方兴，人们竞相提出各种模式……然而，倘若考虑到迄今为止的文论发展史及批评实践，另一总体文论建构之道似乎更引起注意，即在充分发展各文论分支基础上做出整体综合。”[13]以结构主义批评为例，它赋予了文学理论以强大的方法论资源，真正实现了对“怎么写”的文论转型，从文学语言到系统原则，从叙事功能到主体分部，从文化比较到人学史学，都彰显出结构主义强大的阐释空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季红真的《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李劼的《中国当代语言革命论略》《论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孟悦的《隐喻与小说的表意方式》《小说功能内外观》，赵毅衡的《叙述中的主体分部》，程德培的《受指与能指》以及乐黛云的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新时期的文论往往能够有机地吸收西学资源的主要理论，并且将其融汇至具有中国特色和多元共生的文艺实践之中，从而以更加广泛的视角和自由性与开放性的建构态度，完成了文论自身的场域空间营造和人学启蒙的价值体察。

二、从“工具论”到“人性论”：文学研究的历史新变与话语重构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谱系的转型也受到美学、文论的影响，在主体性的确立、本体性的回归和多元化价值取向的语境中，文学研究也逐步从他律论和工具论的形态转向为自律论和本体论，在“纯文学”总体目标下，构筑起全新的文学研究样式和审美面貌。对于80年代初期而言，文学研究更多地呈现出历史反思的人道主义美学品格，在“反政治”的同时再次成为了另一种带有工具性质的“意识形态”，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正是此类形态的代表。它们通过思想内容层面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深沉的历史反思完成了自身合法性价值的建构和初步的文学启蒙。而到了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向内转”、“重写文学史”以及“文学知识场域的建构”等都实现了文学自身特质的确立和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此时的文学已经摆脱了反思历史或是控诉现实的框架，从而转向更为宽广的文化体察、民族意识、精神体验和形式试验，以更加主体性、个人化和普世性的视角完成文学自律性和多元性的历史转型。“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14]所以，对于“纯文学”的谱系转型的诉求就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是通过文学自身的流变，以“先锋”的姿态实现文学对政治的全面疏离与突破，从而实现独立性的人学启蒙和审美性的自由体验；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学系统中一些作家和作品的“重新”阐释与解读，发掘出“纯文学”观念的形成机制和历史影响，在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钱钟书等作家延续下来的“伟大的传统”中重新定义文学的内涵。

(一)80年代文学研究的经典谱系首先体现为“重写文学史”的努力

众所周知，文学经典的构造与确立作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概念，不仅仅受到文学自身流变与接受的影响，更是要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学取向息息相关。可以说，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不是恒定的话语模式，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比如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编写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构成了对“五四”作家系统的经典构造活动，开创了现代文学史的“命名”先河；而在五六十年代唐弢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册)则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为立足点，重新树立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六大家”，并一直影响和延续到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体系中。而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浪潮可以看做是20世纪文学经典的第三次重构行为，也是文学自身转型的重要表征。与前两次相比，“重写文学史”以启蒙现代性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点，试图提炼出中国文学不断走向现代、面向世界、关注人性的历史进程。李泽厚、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旷新年、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先后参与了文学史的书写和评论之中，并且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刺丛里的求索》《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著作中完成了“具有思想史意识”的文学史框架。与既定的文学史相比，“重写文学史”的合法性表述依然是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个人话语与主义话语以及场域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抗中完成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审美性的因素逐步取代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工具论，并成为评判文学活动的主要价值标准，“它的出发点不再是特定的政治理论，而更是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它的分析方法也自然不再是那种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要深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审美的分析方法。”[15]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中，主体的心理情绪与情感体验、文本的人学价值与普世性情怀、文学形式的创新与艺术的探索等，都被有机地纳入到对作品的价值评析之中。所以新时期的文学史也展开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转型，一批“经典”的作品被重新评价和判定，而另一批“民间”、“反动”的作品被重新赋予了价值。从反经典的角度而言，早期左翼文学的经典《女神》《子夜》，到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方向文学经典《青春之歌》《红旗谱》；从“赵树理方向”到姚文元的“文艺批评道路”等，一系列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主旋律”文学等被重新估量或者采取了更为人性的分析视角；而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陈梦家、穆旦、梁宗岱、刘绍棠、茹志鹃等作家以及新感觉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重新回归到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可以看出，此种“重写文学史”的努力是在与政治对抗的进程中完成的，其背后的生成因素和驱动力量依然是知识场域的自主化寻求和人学启蒙的现实实践。夏志清曾经指出，“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16]，而此种“价值”超越时代、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并具有普世性和共同人性的特质。其实，“重写文学史”的思潮是在中国内部反思历史与经典和外部引入西方现代学术资源二者融合而成结果，这两种历史合力一方面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需要以“重组”和“重评”的方式来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变革和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样态也需要历时的阐释与证明，从而为文学史的抒写树立崭新的、独立的和自由的理论框架，比如黄子平、钱理群等提出的“世界文学”、“改造民族灵魂”、“悲凉”、语言结构和方法论[17]等就是该框架的较好呈现。

(二)文学谱系的“向内转”潮流

如果说“重写文学史”是立足于宏观和整体性的文学潮流把握，那么“向内转”则是通过文学自身内在属性的研究和微观层面的知识谱系，完成文学从他律到自律、从一元霸权到多元体察、从庸俗反映论到主客统一论的历史转变。“向内转”作为文学领域的论争，最早源自鲁枢元在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上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并引发了学界长达几年的论争，甚至是到了90年代还有学者撰文参与论争。对于“向内转”本身的内涵而言，鲁枢元其实并没有做出详尽的界定与分析，而只是通过对“外向”的文学和意识形态文学的界定来完成了“口号式”的文学理解与评价。“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趋势。……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18]可以看出，“向内转”本身并不是一个逻辑性和理论性十分成熟的概念，而是成为了文学自身转型的符号表征与话语实践，代表了文学活动和审美实践由外部客观世界的规约转向了主体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自身的本体价值，“非理性非逻辑是现代主义文学审美品格的重要特征”[19]。而在1997年，鲁枢元在反思理论的同时，对“向内转”进行了再次阐释，“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20]无论理论自身如何修订，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学流变和发展方向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加以重视的，“向内转”也隐含了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结构。比如“内”首先就对应着“外”，也就是意指将文学的阶级性、斗争性、社会性、机械反映论、生产斗争论等等都看所文学的外部因素；而文学中的主体体验、个体价值、审美个性、语言形式、情感体验等等也就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内涵，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也是具有告别历史和反思政治的“意识形态”诉求。同时也为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寻根文学、女性文学、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等提供了自身合法性的阐释空间。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现代生存关系为基准，强调了个体生存的焦虑和存在主义体验，实现了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的现代文学的变异；而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也体现出了新的艺术手法和对文化民族心理充满激情的确证，从而脱离了主旋律和“高大全”式的电影叙事手法，以“一片一世界”的角度完成了渺小个体的生存与时代历史之间的爱恨纠葛。同时，在选材、叙事、人物形象塑造、镜头转换、画面色彩等方面也实现较大的突破。无论是《红高粱》中“我奶奶”的生命力量，还是《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艺术坚守；无论是陈凯歌式的文化情结和人文意识，还是田壮壮世界中的天人合一与悲悯情怀，都彰显出电影自身的独立性和审美性价值。可以看出，“向内转”不仅成为了理论上的归纳与创新，更是成为了整个80年代文学艺术发展脉络的价值总结，并有不少学者以开放性的眼光和放射性的结构来继续补充“向内转”的内涵。它不仅仅是指文学从政治的规训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本体性的价值，更是“从物质世界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21]；那么文学也应该注意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和意识流动，从而建构一种新的审美特征[22]。这样，就获得了双重维度的文学知识谱系，一方面是面对“后文革”时期的人道主义反思和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审美诉求，另一方面则是以“译介热”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知识谱系”，它们共同构建了面向主体和面向文学本体的审美样态。“向内转”在不断的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获得了愈来愈丰富的理论资源，但与此同时也成为了另一种“话语霸权”。当我们重返1980年代的语境之时，会发现当时的政治动机与学术动机往往是相互融合的，“它(文学‘向内转’)赖以存在和运动的句子、命题或其他种‘声明’的关系之中，它在一定的‘权力意愿’网络中得以界定。通过分析这些功能我们得以了解当代文学系统中各种‘权力意愿’的‘位置’。正是这些意愿的合力在左右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23]“向内转”成为了文学的“声明”和“立法者”，在拆解“旧”的规则的同时也确立了许多“新”的文学规则，比如文学的精神性、启蒙性、探索性等等，而这些作为新的规则在潜意识层面肯定了文学的“精英意识”和“文人气息”，从而成为另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文学似乎只能在与“政治”对立的环境中才能找到真实的存在，而当政治规训逐步潜藏和“消泯”之后，就呈现出“向内转”的无力与苍白。这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伦理高度发展和知识精英启蒙话语“式微”之后，文学和美学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向内转”虽然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依然要从1980年代文化探索、历史断裂和文学救赎的场景中，发掘出文学自身重建和争取自由独立的尝试精神，从而在多元化的空间中坚守文学的一份力量与纯真。

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转型可以看出，1980年代总体上呈现出学科场域伦理增强、人道主义脉络清晰以及审美启蒙的话语热情。此种尝试打破了政治话语统摄学术话语的局面，促使文艺从阶级社会论和机械工具论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以审美自律和审美现代性的方式完成了文学“从外到内”的转型，并树立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论争原则。从知识启蒙的角度而言，文论的谱系转型承续并衔接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广大知识分子、文学家和美学家，以自身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建构和审美学科价值的内在追问，完成了主体内在的批判与反思；从文学文论自身的角度而言， 它们在“人学”的脉络中持续深化，以审美论和形式论契合了后现代审美的多元走向。从历时的进程，到学科的流转，呈现出重塑文学面貌的经典谱系，和重建批判知识与批判主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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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燕萍)

The Discourse Discipline and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1980s

Pei X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The thought liberation movement, humanitarian discussions, the great upsurge of aesthetics and the great upsurge of culture phenomenon generated in the 1980s had promoted the knowledge spectrum transition of the whole humaniti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humanism.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is activity,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lso produced inner discipline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1980s had formed the theory of self-discipline spectrum transformation, and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aesthetic theory, linguist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esthetic theory had established subjectivity of the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literary theory; linguistic theory had achieved a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while the methodology had promoted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reception constantly to multiplex. On this basi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urning inward,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and so on have realiz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itself and the coming of the era of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The diachronic process and the discipline of circulation have seen a classic spectrum of reshaping the literary featur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of critical knowledge and critical subject.Key words: literary theory; internal research;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methodology; rewrite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2.0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10BZW00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论范式生成研究”(2013BWX01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空间美学的建构与后现代美学理论新变”(2016—qn—081)；河南大学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BH2015060)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6-03-13；

2016-04-20

裴 萱(1985-)，男，河南省郑州市人，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I206.2

A

1672-7991(2016)02-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