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庆超



“新第三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援助战略框架※

文/徐庆超

内容摘要

关键词 对外援助 经济新常态 新第三世界

1950年华立，人后越民的南共第成和一为国中成个受援国。六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对外援助工作历经波折，但一直在向前发展。2014年11月15日，商务部以综合部令的形式发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援助管理方面颁布的第一个综合性的部门规章”1。据其同年12月份的数据，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建设了2700多个成套工程项目，派遣了60多万援助人员，培训了来自受援国的近1200万各类人才和专业人员，有700多名中国援外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与丰富的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相比，国内相关研究还很不够，对外援助基本上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冷门中的冷门”2。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扩大，相关议题逐渐进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国外学者近年的研究中，除了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官方定义、管理架构、分布构成、规模效果等传统议题进行分析比较之外，他们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也给予了较多关注。3

按照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进行着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央创造了并正在着力推进两大重要的战略机遇，一个是对外“一带一路”战略，另一个是对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战略。在国内国际格局出现新发展、新变化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方向及其将面临的风险挑战成为学界的新课题。本文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发掘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勾勒中国对外援助战略框架、归纳做好援外工作的相关注意事项，并申明若干基本立场和主张，以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已经成型”的观点广受关注。

一、以发展优先：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

对大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必要的战略性投入。近年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已经成型”的观点广受关注。“特色”是一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和形式，是其所独有的。以西方的相关认识和做法为参照，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概念界定。根据经合组织的《关键术语与概念汇编》，援助（Aid或Assistance）仅是指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所规定条件的资金流动。官方发展援助是指，由官方提供的流向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受援者名单上所列国家和地区且具备优惠条款（如无偿援助的比例至少为25%）的无偿援助和贷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为主要目标，除资金流动外，也包括技术合作。4与之相比，2011年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对“中国对外援助”一词缺少清晰地定义，5仅将其表述为“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6，2014年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称，“对外援助是指使用政府对外援助资金（以下简称援外资金）向受援方提供经济、技术、物资、人才和管理等支持的活动”7，这是兼含“硬援助”和“软援助”的一个综合概念8。中西方的理解相互有交叉，但非包含（于）或重合关系。

毛泽东首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第二，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呈现出彻底的革命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西方语境下对接国内发展进程，直接表现为有意识的国家利益驱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渐趋回归“和合主义”传统，强调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正如丹尼斯・特立尼达（Dennis Trinidad）所言，中国的援助观是混合式的，在实践和哲学层面与西方主流均有显著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的“援助哲学”是自身发展经验的结果，由国内的制度性因素所塑造而成，而国际机构——诸如贸易体制、国际援助体系和对外关系等，都被看作是情境性因素。9这与西方在以援助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试图推广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和做法，有着质的不同。

第三，基本原则。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即平等互利原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建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提供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教授的技术，中国专家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101983年1月，中国称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要坚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11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重申，“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12。对比西方“援助的条件性”，中国对外援助的最大特色就是“无条件性”。

第四，目标宗旨。对外援助已成为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一个政策工具，人道主义精神则退居其后。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批评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援助文化”之中，援助已变成一种“文化商品”。那种认为西方的援助可以缓和制度性贫困的观念，事实上是一个神话，援助已成为阻碍非洲经济增长的“无声杀手”。莫约认为，中国人是非洲人的朋友，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以新千年为转折点，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如此大的影响。13正如白皮书所说，中国对外援助注重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概言之，共同发展、发展优先、帮助受援方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是中国提供对外援助的唯一目标和最高宗旨，包含着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

第五，方式方法。项目尤其是投向经济基础设施的成套项目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的一大特色。1995年前后，针对援外工作的改革，时任外经贸部长吴仪提出“大经贸战略”，即在互利基础上将援助、投资和贸易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的综合对外合作方式，学界称之为援助、贸易和投资“三位一体”的“大援外”战略。国外学者关于“安哥拉模式”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是涵盖援助、投资、贸易、劳务“四位一体”的。14王逸舟认为，“除了传统商务外援，应增加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两类范畴。……后者指用于国际社会集体使用的产品或项目及公约，它们更多提供给联合国等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和机构。”15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今后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方法，将随着与受援方彼此需求的转换而转换。

二、“新第三世界”：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框架

1974年2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6该理论对之后的中国外交布局产生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表现在对外援助领域，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援主要投向了第三世界：“受援国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2/3左右”17。《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我国）对外援助的受援方主要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且有接受援助需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等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发达国家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作为受援方”18。面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对外援助战略框架，将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援助对象和战略合作伙伴，以中国自身的“增长外溢”19效应带动并施惠与第三世界，以经济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和纽带，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或可出现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大致平衡性相互依赖的新第三世界。

这里的“新第三世界”，脱胎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第三世界概念。传统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是一个穷国和弱国的集合，在发展水平上或者处于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或者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存在巨大的发展鸿沟。第三世界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根本解决办法也是发展，最终实现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对外援助所导向的新第三世界，则是一个以群体性崛起为特征的发展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将走上符合各自国情的可持续的自主发展道路，并最终拥有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大致持平的发展质量。

在理论的适用性上，根据罗伯特・基欧汉与小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如果说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相互依赖关系，那么，第三世界与它们的关系则更适用于沃勒斯坦“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论，或者至多只具有理论意义上的相互依赖。而在新第三世界出现后的平衡性相互依赖，既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对等相互依赖关系，也是指崛起的第三世界与守成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形成的均质性相互依赖关系，即经济联系的紧密度导致相互关系的脆弱性达到极值——几近为零，而既往的南北对立关系将被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所取代。

概言之，新第三世界有表和里的两重性，“表”是外在的增长指标，包括通过创新援助模式，如世界贸易组织倡议的“促贸援助”等，实现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包容性增长；“里”是内在的全面发展、综合发展、共同发展和平衡发展。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任务能否完成，在一定意义上，端视新第三世界能否最后实现。为此，中国正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完善对外援助方式，这突出表现为不同区域性经济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合作机制的成型。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的集聚地。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2006年，中非决定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12月，第二个《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发布。文件称，中国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紧急和必要的援助并逐步增加援助规模，创新援助模式，优化援助条件，重点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防治荒漠化、野生动植物和环境保护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并将认真落实免除对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承诺。20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秉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人所难的原则，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援助进一步夯实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有助于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亚洲的周边国家是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起点，也是重点。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东南亚。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2013年，中国倡导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4年8月，双方同意进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今后在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七个重点合作领域的“2+7合作框架”内，中国将着力优化对外援助的结构和质量。二是中亚。截至目前，仅就受援资金所占比例而言，中亚国家所获得的援助并不显著，但却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密切了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安全和人文合作，成为中国外交和安全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在该组织框架下，中国对外援助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新增长点，双方的全方位合作水平提升较快。根据美国兰德公司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2001至2011年间，中国共向93个国家提供了对外援助，其中拉美受援国所获得的援助占比最高，获准的自然资源项目份额在所有受援地区当中也是最大的，而且大部分援助都是在2009至2011年之间到位的。212014年，中拉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同年7月，中拉共体论坛成立。在双方领导人会晤中，中国宣布正式实施100亿美元为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并将专项贷款额度增至200亿美元，还将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主要用于能源资源、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一方面要持续致力于国内扶贫任务，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国际减贫义务。

阿拉伯国家分布在世界上的不同大洲，其中很多国家都接受中国的援助。巩固和强化中阿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长期机制，且运行有序、有效。2014年6月，中阿合作论坛第6届部长级会议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4年至2016年行动执行计划》、《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4年至2024年发展规划》、《2014年至2015年中阿卫生合作执行计划》、《中阿荒漠化检测和防治合作备忘录》等系列文件。在论坛框架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援助项目主要有石油天然气工程、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债务减免等。

此外，中国积极借助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机制、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以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多边区域性合作平台，以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成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既追求外在的直观增长更追求内在的发展质量，最终将建设一个三个世界实现平衡性相互依赖的新世界。

三、关键性关系：做好援外工作的注意事项

对外援助既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联互通的纽带和渠道，也是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的战略必选项。1979年7月，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我们还得拿出必要数量的援外资金。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22，此后的中国对外援助也实实在在地践行了这一理念。正如中国各类政策性文件所申明的，在经济新常态下，在未来五到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将会继续扩大，包括援助范围、规模、质量、效果和影响等。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刻总结六十多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中国转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其国际身份定位、援助能力和意愿、援助方式和目标及施行原则等都在发生变化，中国自身与外部的相关认知也有不同甚至背离。基于中国对外援助推进“新第三世界”形成的可能前景，防微杜渐，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处理好以下几对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系。

第一，国内扶贫与国际减贫的关系。贫困和消除贫困的问题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一方面要持续致力于国内扶贫任务，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国际减贫义务。这就涉及到两项工作的平衡问题，即在同一时间和过程中，在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哪个优先、哪个延后？有国外学者抱怨，像中国这样本身有着几千万贫困人口的国家不公开无偿援助非洲的大量数据，导致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些最重要结论都是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做出的，也不知道究竟得出了什么成果。23而国内老百姓在得到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国内尚有7000万人口未脱贫等不均衡信息时，舆论界也会出现一些质疑之声。在内需社会还未形成、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的新常态下，中国政府的内外压力前所未有。

第二，中国特色与西方主流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美国启动了主要针对西欧国家的发展援助——马歇尔计划。60年代以后西欧和日本成为援助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概念产生，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为西方在全球开展官方发展援助的权威机构。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孤独的援助国”。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迅速，但在西方规则和范式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中，与其主流援助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被认为是一个“异数”。中国对外援助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会为当今国际援助体系和格局带来什么？中国如何处理与西方在对外援助领域的差异并回应其质疑？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对外援助的未来发展框架，即仍然以传统的双边框架为主，还是在受援国“需要、同意、参与”的原则下着力构建多边框架？

第三，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的关系。有人按照“援助选择性”、“援助有效性”和“援助条件性”等西方标准，认为中国对苏丹、津巴布韦、朝鲜、委内瑞拉等他们眼中“流氓国家”的援助“有毒”，“其目的不是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而是受自身国家利益驱使，用来推进意识形态日程，或是用来捞钱。……（中国作为）“流氓援助”的提供者，将使这个世界更加腐败、混乱和专制”24。而西方学者针对中国投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援助、食品援助、医疗和现汇援助的另一项研究发现，1956至2006年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援助分配是由受援方自然资源禀赋情况决定的，称中国对外援助为“流氓援助”是不公正的。25这些相互矛盾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提醒中国在实施对外援助时，务必找到实现国家利益和坚持国际道义的平衡点，推动共同发展。

第四，不干涉性与合作理性的关系。近年，有国内学者主张重新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提出“创造性介入”概念，认为在新形势下应对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26该观点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框架下有效地开展对外援助？面对一些内乱频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受援国，中国有必要与当地不同党派和力量同时保持接触，让受援国的决策者始终保有之与中国的合作理性，以保证援助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及援助目标的最终实现吗？随着“海外中国”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对中国来说将是非常现实且重大的考验。如处理不好，或将导致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形同虚设，或将演变成事实性干涉并给西方以攻击口实，严重损害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声誉。因此，至少在思想认识上，有必要进行一些创造性想象。

第五，贡献偏好与实际能力的关系。对外援助本身属于国际公共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先是苏联、后是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的受惠国。同时，如前所述，中国也是对外援助的提供者，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南南合作。回顾中国对外援助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向越南、朝鲜、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只予不取的超负荷援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经验教训，即中国一直都有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和意志，但很多时候却为之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这是因为，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往往忽视了能力与愿望之间的距离，二者的逆向张力最终使援助难以为继。纵使今天的中国国力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需要稳中求进、打算长远、有取有予、合作共赢。

第六，中国经验与非洲实际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独特的“中国经验”已经形成，在减贫实践中也积累了“开发式扶贫”等有效做法，这些都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参考。“中国梦”与“非洲梦”的互通性、互构性，在中非各阶层人士中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多数非洲人认为，与西方对非洲“援助的死亡”相比，中国对非援助更有吸引力、亲和力和信服力。正如黛博拉・布劳提根（Deborah Brautigam）所说， “中国拥抱非洲大陆是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长期的、也是伸展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兑现了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承诺，将对非援助翻了一倍。中国自身的实践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穷，而这或许就是中国龙所给予非洲最终却仍不为外界所广泛了解的礼物吧。 ”27对此，从中非关系大局出发，更要警惕中国经验的刻意输出或强加于人。

结语

由于外交档案公开得极其有限、第一手资料不易获取等原因，国内对外援助研究的学术进程较小，实证研究尤其少。当前，理论的相对滞后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加快发展的现实需求，且导致我们在这一领域积累起来的困惑、问题以及未经检验的假设和结论很多。现仅将一些基本观点罗列如下，既作今后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权当作对前文的补充和强调。

第一，严格地讲，中国是有着丰富援外经验和教训“资深援助国”，而非西方社会所谓“新兴援助国”。只是冷战结束以来与西方削减援助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扩大令西方惊异和不安，他们反倒以为中国是国际援助大家庭中的后来者、闯入者甚至破坏者。西方称中国为“新兴大国”，也是以自身为参照的。事实上，此类措辞的潜台词就是“西方中心论”，这也是中国崛起对西方产生了震动性影响的一种反映。

第二，中国对外援助一直都属于战略性的“大援外”，主要以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大判断”为基础。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有不同侧重。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来自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警惕、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笃信及对国际主义原则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热忱；改革开放之后，主要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发展需求驱动；冷战结束至今，主要是基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利益的拓展和维护及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需要。

第三，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开放、包容、非排他性且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力军”，而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正逐渐成为提高国际公共产品的“生力军”，这是作为负责任大国所愿意发挥的建设性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不断完善和成熟，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将不断提高，面对这一进程，需要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耐心，不能求全责备。

第四，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受援方已结成发展共同体，所谓“新殖民主义”并不属实。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发展问题（也就是南北问题）是世界两大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加强南南合作、缩小南北差距，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需要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继续努力。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同步崛起、普遍繁荣，这是平衡性相互依赖的新第三世界所要求的，也是中国崛起、中国机遇所能给予世界的。

第五，对主流的西方国际援助体系而言，中国不是“异数”，而是“不同”；不是“破坏”，而是“建设”；不是“互斥”，而是“并行”。中西方在对外援助理念和实践方面的不同，是文化的、历史的、客观的、常态的，是自然呈现的“一般时”；提供对外援助是中国对世界的新贡献，是在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一建设性作用的发挥正是“现在时”；同为援助国，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但因为援助本身的义务性、公益性，这种竞争又不充分，亦非相互排斥，中国特色和西方主流在对外援助领域应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受益为目标而并行的，这种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是需要争取的“未来时”。

注释

※这里的“中国对外援助”，是指下文所解释的硬援助和软援助的总和，其中的硬援助不包括军事援助。

1商务部召开《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解读媒体吹风会，参见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 201412/20141200824824.shtml.

2周弘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3 Robert I. Rotberg，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8 ； Louis Picard，Terry Buss， A Fragile Balance： Re-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Foreign Aid， Security and Diplomacy， Kumarian Press，2009；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Douglas & Mcintyre Ltd.， 2010 ； Okada real， Transformation： 1949-1964 Creation and ‘foreign aid country’ of China， Ochanomizushobo，2011 ； Marcus Power， Giles Mohan， May Tan-Mullins，China's Resource Diplomacy in Africa： Powering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Charles Wolf， Jr.， Xiao Wang， Eric Warner，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Corporation， 2013； Yasutami Shimomura， Hideo Ohashi，ed.， 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Aid： An Asian Perspective，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Kenneth King， 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BOYE6， 2013.

4 OECD （2011）， “Glossary of key terms and concept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1：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 org/10.1787/dcr-2011-46-en.

5 Charles Wolf， Jr.， Xiao Wang， Eric Warner，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 2013，pp.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wjbps/2011/Document/8969 86/896986.htm.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4年第5号，2014-11-15，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411/ 20141100799438.shtml.

8学界基本认可将中国对外援助划分为硬援助和软援助两大类别，硬援助指的是实体性物质性的对外援助，在我国主要体现在成套项目援助、一般物资以及债务减免。软援助则指非实体性的对外援助，包括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国际救援以及援外志愿者等不同表现形式。

9 Dennis D.Trinidad， The Foreign Aid Philosophy of a Rising Asian Power ： A Southeast Asian View， in 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Aid： An Asian Perspective， Yasutami Shimomura， Hideo Ohashi， 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3，pp.19， 21.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8页。

11《人民日报》1983年1月15日。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4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wjbps/2014/ Document/1375011/1375011.htm.

13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Douglas & Mcintyre Ltd.， 2010， pp.22， 131.

14 Juichi Inada， Evaluating China's ‘Quaternity’ Aid：The Case of Angola， in 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Aid：An Asian Perspective， Yasutami Shimomura， Hideo Ohashi， 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105.

15王逸舟：《中国需要大力拓展“高边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第16—18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0—521页。

17《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4月，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 wjbps/2011/Document/896986/896986.htm.

18商务部令2014年第5号：《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参见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 cn/article/b/c/201411/20141100799438.shtml.

19中国增长率和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呈正相关性，而且随地理位置的临近，效应的强度也增大。中国增长和互动作用项都在1%水平上有显著性，……中国增长的外溢效应主要发生在与中国有广泛贸易来往的国家，而且这种外溢效应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而越发显著。巴里・艾肯格林（Bary Eichengreen）和佟晖：《中国如何重组世界经济？》，门洪华，任晓：《中国改变世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20《中国对非政策文件》，2015年12月，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zxffgcxqhbh_684980/ zxxx_684982/t.

21 Charles Wolf， Jr.， Xiao Wang， Eric Warner，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 2013， pp.25.

22 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23 Kenneth King， 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OYE6， 2013，pp.158.

24 MOISÉS NAÍM， Rogue Aid， Foreign Policy， March 1，2007 （159）： pp. 95-96.

25 Axel Drehera， Andreas Fuchsb， Rogue Ai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35， October 2011.

26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新高地》（2011）和《创造性介入 ：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2013）。

27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11，312.

积六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教训，与西方传统的主流援助相比，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主要由概念界定、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宗旨和方式方法等内容构成。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中国对外援助整体上将是稳中有进、不断扩大的，其战略框架以传统意义上的第三世界为支撑，逐步形成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平衡性相互依赖”的“新第三世界”。为此，中国需要处理好国内扶贫与国际减贫、西方主流与中国特色、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不干涉性与合作理性、贡献偏好与实际能力、中国经验与非洲实际这几对关键性关系。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创新团队成员。本文系2015年度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课题“全球议题中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权研究”（课题编号15WWJB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