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章军



从“文革”到“改革”：以深度反思重叙乡村演变史
——评李应该的《公字寨》

聂章军

《公字寨》从反思历史的立场出发，展现了一个山东农村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的乡村演变史。小说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人性“公”与“私”的碰撞中表现了政治运动对乡村文化的破坏与重构；同时作为小说家和雕塑家的李应该在他的作品中倾入了工匠精神，注重细节描摹的细腻真实。直面历史、拷问历史、感悟历史的精神是小说的宝贵之处。

李应该；《公字寨》；反思；乡村演变；文革；改革

“文革”和“改革”的历史叙述，是新时期乡土小说乡村演变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古炉》(贾平凹)、《受活》(阎连科)、《平原》(毕飞宇)、《羊的门》(李佩甫)、《日头》(关仁山)，等等。《公字寨》的第一部与第二部分别描写“文革”与改革开放初期。李应该从日常生活的视域出发，忠实地展现了一个山东农村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方方面面。从“山上寨”到“公字寨”，从过上集体化生活，到改革开放后的拒绝分田，“文革”对人、对一个乡村由内而外的影响无疑是小说的核心内容。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持续不断的交融中，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有言：“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本着反思历史的立场，《公字寨》以紧贴大地的表现手法，深入挖掘“文革”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探究其中的人性根源。它超越了二元叙事模式，突破了程式化的情节、人物架构，丰富和拓展了乡村演变叙事的新空间。

一、极左政治与乡村之殇

山上寨本是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位于全社最偏僻的位置，只有二三十户人家。“除了缴公粮或者跑鬼子或者大跃进或者红卫兵串联火拉势力还或者学大寨等重大的事件发生，山上寨很少与山外的人们发生关系。”*李应该：《公字寨(第一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3页。这个闭塞的空间也没有逃脱极左政治的控制。文革作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于山上寨的传统乡村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体现在伦理、道德、经济生产、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文革”政治的强大支配力与乡村稳定的固有文化，二者的碰撞下，共同演绎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乡村挽歌。

首先是对乡村文化自律性及深层伦理结构的破坏。小说第五章“狠斗‘私’字一闪念”是“文革”期间乡村传统文化伦理裂变的集中展现。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化，老簸箕宣布各家各户的自留地、菜园地也统统被收归集体。大锅娘每天干完活顺便去自家菜地摘些菜本是日常习惯，那天忘记了菜园子已经被收归集体，等到发现之后自认为既然没被发现吃了就算了，谁料大锅死活不吃这些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饭。大锅不但自己不吃，也不许别人吃，“他对娘嗷嗷叫唤：‘贫下中农坚决不吃这碗资本主义的饭，饿蓝了眼蛋子也不吃’。”*李应该：《公字寨(第一部)》，第154页。事发后，大锅还积极作证，大锅娘自然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可见，196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公字寨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保护主义思想被粉碎，既往的伦理观念被集体主义、国家伦理所取代。“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旨在要求每个人完全排除私心，当私心杂念刚刚闪现时，要立刻抓住不放，狠狠批斗，把它消弭在萌芽之中。

其次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规训。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有一句名言：“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文革”中的公字寨，在集体的名义下，无形而无处不在的权力对公字寨的每个人的生活进行束缚与渗透，国家、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训。大桂桂一直对根原抱有好感，在山下偶遇根原，二人终于互诉衷肠，在缠绵之际，忘我的根原受到大桂桂大公无私的感染居然说出了此前偷盐的行为。闻听此言，大桂桂翻身便走，前一刻还在劝说根原入团，这时却气愤地说：“你……你还要入团？难怪说阶级敌人心不死！”*李应该：《公字寨(第一部)》，第178页。由此可见，政治高压对于私生活的入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就仿佛福柯理论中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每个人都活在看不见的监视之中，甚至这种监视要直达灵魂深处。*参见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219-255页。十年动乱间，有这样一幅图景：老百姓吃饭前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父母和子女们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毛泽东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页。的光辉教导上。《公字寨》可谓再现了这种权力话语对私生活的入侵，日常生活空间受到打压和重塑，周遭世界变为“革命”符号的“文革”世界。

再有，小说表现了“文革”对乡村经济生产造成的极大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传统印象中，1980年代的农村如同破雾的朝阳，展现着蓬勃的活力。有大量文学作品展现农村进入这一波澜壮阔的新时期后的变革，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或展现农村的转型与改革，或展现改革深入后出现得种种问题。李应该的《公字寨》第二部在表现后“文革”时期的农村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而这种突破源于公字寨的特殊性。小说第一部结尾已经写道老簸箕无法理解“文革”结束后的种种，甚至认为分田到户是复辟帝国主义。他带领着大碾台和大锅宣誓公字寨决不修正，决不分田，决不搞帝国主义。小说进入第二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根原成了“万元户”，越来越多的人富了起来，公字寨却依然维持着集体干活挣工分的生活，成为新时期特殊的存在。右派孟瞎子再回公字寨，语出惊人，他建议公字寨不要分田到户，一直保持这种公有制制度不变。将公字寨中人们的生活定格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里，这样更有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甚至之后有机会成为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以此为卖点开发旅游。老簸箕苦心维持的公字寨，却成了被人参观的老古董、异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0年代，在一片欣欣向荣中公字寨的衰败就是最好的实证。

最后，《公字寨》对“文革”中乡村变化的描写，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不在于残酷的政治斗争，而是“革命”与传统的碰撞下，对公字寨百姓思想、情感、道德的全面扭曲和异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现实中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文化大革命”以文化为名，却使文化的人走向了人的反面。关于革命、改革的“公”与“私”，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群体场面颇具深意。在根原和根原爹的批判大会上，囤子听着针对自己父亲和弟弟震天的口号，受到感染的她也变得奋不顾身、视死如归了。囤子对着深爱的父亲和弟弟喊道“打倒俺爹和俺弟弟”；*李应该：《公字寨(第一部)》，第20页。根原成了“万元户”被表彰之后，公字寨的村民们表示无法接受，在老簸箕的率领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几十人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镇政府门口，砸烂了摆放着根原照片的宣传橱，书记良维伯也险些挨了一闷棍。这样的群体行为究竟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是出于对坚定信仰的自觉行动，还是盲目之下的无意识举动？小说中借良维伯的内心活动道出了真相：“对公字寨的人，良维伯非常了解，那是一群朴实简单一心向太阳的人。这种朴实简单也可以用愚昧无知来解释。愚昧无知最容易被聪明绝顶所利用，只要聪明绝顶登高一呼，一群稀里糊涂的牤牛呼啦就会冲出去。”*李应该：《公字寨(第二部)》，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写道，“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在集体之中，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自己的感情是源于内心的。人看似是理性的，一举一动似都有其道理，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改变不了人性，在人性的“私”与“公”的交锋下，乌托邦败退，公字寨大厦终倾。

二、日常生活与人物的魅力

“文革”和改革开放是新中国的两个大事件，对这两个时期的记忆和书写，是当代作家重要的母题和始终伴随着的历史背景。新时期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与改革叙事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在人物塑造方面，也贡献出了一系列经典的典型形象：在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中不断成长、变化的主人公形象，如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苏童《河岸》中的库东亮；在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中逐渐掌握权力继而“独霸一方”的乡村“土皇帝”形象，如张炜《古船》中的赵炳，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阎连科《炸裂志》中的孔明亮；在极左思潮中被高度政治化，在生理、精神上都男性化的“铁姑娘”形象，如毕飞宇《平原》中的吴蔓玲，莫言《蛙》中的“姑姑”形象。而《公字寨》在正面描绘乡土生存本相，塑造出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对这些此前类型化的形象有了一定的突破。

根原是小说的主人公，其出彩之处在于，作者将这一小人物放入日常生活，在鸡毛蒜皮、酸甜苦辣之中表现了人物的善恶交织，这样的人物塑造也就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网都是围绕根原展开，小说第一部中根原凭借他倔强而不服输的性格，欲打破命运、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不得的悲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第二部，在改革大潮中翻滚的根原，在道德与金钱中摇摆，其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而有特色。一方面，根原是个善良的老实人。根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场就是指出乡村的文化人，同时也是根原老师卜立言写字的低级错误，也因此遭到了卜立言的记恨，随即受到了不公待遇。十几岁的根原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性、社会的复杂。改革开放后，根原事业有成，成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拒绝投怀送抱的小米子，始终没有忘记在困境中帮过自己的二桂桂，一直想娶她而不得。最后在二桂桂的婚礼现场外吹笛子，被打得半死不活。对待爱情，根原是坚贞的。另一方面，根原品质里又有他“坏”的地方。为了赚钱买笛子，根原明知犯法仍然去倒卖布票；后来更是在无人管理门市部偷盐，且是村中唯一一个这么干的，即使看到有人因此受过，他也没有出声。小说第一部最后，进了监狱的根原终于明白“一张嘴必须一嘟噜公，私心杂念必须藏在心底，万万不能露出马脚的”。*李应该：《公字寨(第一部)》，第213页。在根原身上，作者十分注重对其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父子冲突、朋友反目、邻里纠纷、感情纠葛，单个的细节也许是乏味、苍白的，但种种矛盾的交织正是生活的本相，这种现实的错综复杂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乡村生活图景。从根原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善恶交织，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不定，恰恰是每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写照。

老簸箕是个可爱又可恨的乡村一把手。他全面地掌控着公字寨的方方面面，书中写道：“娘生日、孩满月、狗吊秧子、猪慌圈子……哪件事也得等着老簸箕说句话。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公家事私家事，没有老簸箕发话，好像就缺乏了合法性。”*李应该：《公字寨(第二部)》，第194页。老簸箕的权力甚至渗透了到了村民的私生活，可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村“土皇帝”。但老簸箕对权力的掌控却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源于一心为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以及对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坚信，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而这也正是老簸箕形象的闪光之处。老簸箕无疑是朴实的，他不同于以往乡村叙事中经常出现的乡村“独裁者”形象，老簸箕之所以能在村中说一不二，靠的不是欺上瞒下的权术或者左右逢源的机敏，而是年轻人也比不了的卖力干活和一心为了集体的所作所为。正如改革开放后返乡的孟瞎子所言：“老簸箕很朴实，他把集体的日子当成自己的日子过，我了解他。”*李应该：《公字寨(第二部)》，第275页。老簸箕又是复杂的。老簸箕有他可恨的一面。老簸箕对黑五类等阶级敌人毫不留情，可谓是“秋风扫落叶”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无人道主义可言。甚至在过年放炮的时候，村里男女老少都去看热闹，唯独四类分子不准去看，集体花得钱，连声音都不让他们听；老簸箕一方面自诩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要将反封建、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还是用封建的思维控制着村子中的一切。改革开放后，老簸箕坚决拒绝包产到户，已经是逆潮流而动。老簸箕指定大锅作为他在公字寨的接班人，也颇有点“钦定”“传位”的味道。老簸箕又有他可爱的一面。根原进城打工需要村里开介绍信，他拿着父亲珍藏多年的白酒去找老簸箕，没想到被老簸箕臭骂一顿，那瓶酒也被老簸箕一扬手扔到了大街上摔得粉碎。愤怒的根原在心灰意冷、走投无路之际却在家中看到老簸箕亲自送过来的介绍信，并对根原寄予期望且多加嘱咐，弄得根原“心里一阵一阵酸”*李应该：《公字寨(第二部)》，第136页。。老簸箕单纯而又复杂的形象正是体现了农民的质朴与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大桂桂是“革命的傻子”，这是小说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个角色。大桂桂文化程度有限，只认识简单的字，“一斤咸盐六分钱，买一毛钱的称多少盐她就算不清了”*李应该：《公字寨(第一部)》，第78页。，但是她却机缘巧合进了门市部。更巧的是，因为大桂桂干活不会偷懒，又为人老实，下地干活的时候就让买盐的人自己去门市部里称，结果被报道成“无人管理门市部”，成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典型。随后大桂桂成了名人，不仅从一名普通群众火线入党，还当上了干部，官越来越大。在“文革”的控制下，大桂桂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没有了健全的人格。大桂桂的悲剧在于她的一生都在被政治利用。无人管理门市部出名之后，大桂桂虽然当上了官却毫无权力，只是作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典型去四处演讲。第二部中，良维伯启用大桂桂，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独霸一方。后来大桂桂去照顾瘫痪的瘫巴花，离奇的淹死在了粪坑之中。得知消息的张真元居然“关心的不在于大桂桂死不死，而是怎么死的，是不是重于泰山。他害怕大桂桂因为犯下什么丢脸的丑事自杀，害怕大桂桂轻于鸿毛，害怕极了”。*李应该：《公字寨(第二部)》，第310页。众说纷纭之际，瘫巴花道出真相，原来大桂桂只是不幸失足。为了树立英雄形象，领导决定不惜扭曲事实，硬说大桂桂是为了救人而死，而且歌颂大桂桂英勇救人的模范事迹，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就连死后都还要被政治利用，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文革”叙事中，小说人物往往被简单地区分、设置为好人和坏人，如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李国香，两人仿佛没来由的坏，这样简单化的处理就限制了反思历史的深度。在这方面，《公字寨》有了不小的突破。

三、“工匠之心”与超文本的意趣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断追求更完美的精神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也是一种工匠，小说的创作同样需要工匠精神的指引。市场化的今天，革命、抗战、“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素材被不断地演绎和消费，越来越多作家的创作走向了浮躁。这个时候提出小说创作的工匠精神不仅是作品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公字寨》正是作者“工匠之心”指引下创作出的作品。

作者李应该是剧作家、小说家的同时，也是书画家和雕塑家，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工匠”。阅读《公字寨》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作者一丝不苟，严肃认真，长期准备，反复琢磨的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是作者执着于细节描摹的细腻真实，以求精的态度追求尽善尽美。比如木匠乔师傅对刷漆的讲解，作者运用了一大段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从对不同的木料，漆调的淡泊浓稠，到具体的打磨步骤和打磨程度，再到三遍刷漆每一遍细节的不同。从这里，我们既看到文中手艺人对自己所秉持技艺的骄傲，也看到作者本人背后下过的功夫。小说正是因为这种细节才真实可靠。《诗经·卫风·淇奥》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描述了工匠切割、打磨时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李应该用20年时间创作出的《公字寨》，为这种精神作了注脚。

另外，小说中都有大量泥塑的配图，这些泥塑惟妙惟肖，都是小说某个情景的再现，有助于读者体会小说情节，感受到文本之外的意趣。这可以说是工匠精神的另一种展现。

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苦难。但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点，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第7页。李应该的写作直面历史，拷问历史，感悟历史，这样的作品和创作精神是宝贵的。

聂章军(1992-)，男，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保定 07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