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芳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从文本结构和叙事技巧谈胡学文的《红月亮》

王乃芳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摘要：河北作家胡学文的长篇小说《红月亮》讲述了一个关于谎言和真实的故事，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别出心裁，采取了互文性的，叙事技巧上又运用了独特的视角和声音，小说不仅在情节上引人入胜，更在思想内涵上发人深省，让我们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红月亮；互文性；视角；声音

《红月亮》是河北籍作家胡学文的一篇长篇小说，发表在《十月》2012年长篇小说卷2上。文本讲述了两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红月亮》讲了一个不能撒谎的人，这也是文本的主要部分。夏冬妮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变故，当会计的父亲冤死，发誓为其报仇的母亲却最终不得不放弃仇恨并走上了另一条路，夏冬妮救人的照片被登上报纸，却遭到了母亲的痛斥。从那儿之后，夏冬妮患上了撒谎恐惧症（谎言过敏反应）。她无法说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只要说谎就会出现强烈的身体和情绪反应，甚至晕倒，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成年后的夏冬妮在感情上遇到了两个男人，第一个男人和别的女人携公司巨款消失，第二个男人却虚拟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对其进行欺骗，最终在他蹲在窗台上表演时，夏冬妮伸出胳膊勇敢地把他推了出去。第二个是《蓝云朵》讲了一个不能说真话的人，马丁看到母亲和情人的约会，看到父亲为他们放风．．．．．．那些不能与人诉说的伤痛让他学会了隐忍，他渴望说真话，然而却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世才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安身立命。

毋庸置疑，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引人入胜的，让人手不释卷一气读完，但读完之后让人回顾和深思的却不仅仅是它的情节，更多的则是它的结构安排和叙事技巧。这部中篇小说在看似很多吊诡的情节和割裂的几个文本部分中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诡异。

一、文本的互文性结构

评论界一般认为互文性理论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在长篇小说《红月亮》中主要包含了两种互文性。

（一）文本间的指涉

小说《红月亮》的开头颇有意味，想必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狂人日记》前面的那段序。当“我”去探望生病的朋友时，“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在“我”讲述狂人的有关故事时，其实他已经不再发狂了，已经好了，并且去做官了。而《红月亮》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傻乎乎的女人了，虽然没有火眼金睛，但看人八九不离十。我不说话，不回答任何问题，就那么看着他。他终于坐不住了，讪讪告辞。这是个刚刚上场就露了老底的男人。如果十年前，不，哪怕是五年前．．．．．．”十年前甚或是五年前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下面就开始了倒叙。

从后文看，我们知道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我”是一个根本说不了谎，让人觉得傻乎乎的女人。只要别人问，就一定会把实话说出来，如果不说的话就会出现眩晕失去知觉等症状，用文本中的一个人物 （陈默）的话说叫做 “弥漫性撒谎恐惧症”。而现在这样一个女人竟然能够不回答任何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一样，变成一个正常人了。夏冬妮的不正常仅仅限于过往五年以前，文本是在讲一个正常人过去不正常时候的故事。她的不正常对比周围人的正常，恰恰折射出了很多变异的东西。这是在小说开头就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悖论。而这个悖论和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情节如此相像，形成了明显的互文性。

（二）文本各部分之间的互文性

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中，作者对结构的构建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和创新。整部小说分为三部分：《红月亮》、《蓝云朵》、“药典”，共同构成了这部名为《红月亮》的长篇。其中《红月亮》部分在篇幅和内容上占大部分，“药典”则可以说是连接两部分的纽带或者二者共同包含的东西。从章节的名称上看，红和蓝形成了颜色上的明暗对比，月亮和云朵也分别有显现和隐藏的含义，而药典中的植物既能医病又能害命。从人物形象的设置上看，《红月亮》中的人物：主人公“我”不能说谎，虽然我的生活因为这个“缺陷”而一团糟，不断的得罪人，被人欺骗，被人陷害，并且也去看了心理医生，虽然“我”身边的其他人都很擅长说谎，并且能在谎言中自得其乐，但“我”依然学不会说谎。《蓝云朵》中的主人公马丁，被现实所迫不能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经历，在那个小城中靠经营书店安稳度日，然而一旦他昔日所为将要被人重新揭出，却不得不重新踏上亡命之路，其他说了实话的如周丽英、马瑶、赵萧萧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作者在小说中借一个名为 “陈默”的人物说出：生命不是靠真实维系，而是凭谎言支撑。因而从小说的结构上来讲，这两部分其实是互文性的，《红月亮》讲了一个无法说谎的故事，《蓝云朵》则是讲了一个不能讲真话的故事。最后他们都因为真实而变得无法正常生活。这样小说的结构在对照中得到了统一，各部分共同服务于同一个主题。

二、文本的叙事技巧

这篇小说蕴含了很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但完全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讲述的，小说的形式和趣味并没有因为思想的沉重而变得枯燥，而是“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因而我们在读的时候感觉作者的笔触也是“游刃有余”。不仅从大结构的尝试上有大胆的创新，在小说的叙事上，作者对视角和声音的运用也使文本的思想性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一）外聚焦型视角和扩叙的运用。

在外聚焦型视角中，“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文本中《红月亮》部分的视角就是属于外聚焦型的。作者通过夏冬妮的眼睛观察母亲、全哥、杨开顺、毛安等人，夏冬妮是一个极其单纯的女孩子，文本利用她的眼睛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表象的世界。另一方面，视角又不等于声音，作者用夏冬妮的视角来观察别的人物，但叙事的声音却加入了作者的理性取舍。比如有关“母亲”这一部分的叙事中，从少年夏冬妮的视角来看，“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心中充满了仇恨，她像一棵“只剩下”“树干和枝杈”的树，“不再留意自己的穿着”，她早出晚归收集证据，回到家的时候还敏感多疑。三年前的夏冬妮看到一个乞讨的人，给了她很多钱，就是因为“她像我母亲，或我母亲像她，尤其是跪立的姿势。”写账本丢失后，“母亲整天守在县政府门口，小车过来就往车底冲”。写“转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母亲头发杂乱，脸上有瘀伤，衣服被撕破”从此却“彻底熄灭了”“复仇的火焰”。以少女时期的夏冬妮的视角看这些，她并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读者却可以从作者的这种叙述方式中了解发生于这个家庭的灾难，越是这种淡定到近乎无知的主人公视角，反而让我们有一种世态险恶的恐慌，我们在作者这种习以为常的叙述口吻中仿佛亲眼看到夏冬妮及其家庭一步步走向不可控的生活状态。后面章节通过夏冬妮的视角作者对杨开顺和毛安两个人物的塑造，虽然表面是限制视角的，结果反而有了“欲盖弥彰”的效果。也就是作者在文本中向读者提供了远远超过叙述者或人物（夏冬妮）所了解的信息。

“真实作者的未经改造的爱和恨的标志对作品总是致命的，但隐含的作者的感情和判断，正是伟大作品构成的材料。”高明的作者既要做到与作品中的人物保持距离，又要对读者起到引导的作用，小说世界中作者潜在的替身就承担了这一重要任务。虽然在文本中从来没有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直接评价，但是外聚焦型的视角加上大于它的声音叙述却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信息。

（二）全知视角和省叙的结合

整部小说中《红月亮》部分是主体，而《蓝云朵》部分是解释或者映衬。小说中《蓝云朵》部分的章节是通过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出来的，马丁看到母亲和情人的约会，马丁看到父亲为他们放风，马丁眼中的马瑶和周丽英等等。按道理，全知视角的叙述者应该是凌驾于故事之上的，应该是全知全能的，但这一部分故事的讲述虽然运用了全知视角，却没有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读者，反而使我们对马丁所看到和所讲到的有了很大的怀疑，作者反倒是通过侧面虚写的方式带出了马丁以前的生活，从而增加了我们的想象。省叙的作用是在较短的篇幅内传递给读者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真假和其中的情感完全由叙述者来主导，省略了读者的阅读判断，一般来讲，它们出现在小说的非主要章节中，对文本的主要章节和整体的价值判断起到补充的证明的作用。

通过对文本的结构和叙事分析，可以发现在整部小说中，无论是作者用大量笔墨详细展示的《红月亮》部分，还是相对来说简略叙述的《蓝云朵》部分，都告诉了我们一个共同的主题：关于谎言和真实的故事，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更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并将不断地在现实中演绎。《红月亮》这篇小说也标志着胡学文小说的创作主题从关注底层社会民生等具体的问题转向对人性深处某些终极问题的探究。

参考文献：

［1］胡学文．红月亮［J］．十月，2012，（2）．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Kristeva，Julia．Word，Dialogue and Novel［A］．The Kristeva Reader ［C］．Toril Moi e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

［4］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