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　龙　刘　燕　代　斌



政府干预视角下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

廉龙刘燕代斌

摘要：结构转型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研究金融支持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将政府干预因素纳入研究框架。选取1990—2013年的各省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估计，验证在不同政府干预条件下，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关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在较低的政府干预强度下，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效果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但是在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政府干预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整体呈现抛物线趋势。

关键词：政府干预；金融发展；产业升级

一、研究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主要经济实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实体的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速也在波折中持续下降。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承受着较大的下行压力。无论是GDP增速、CPI水平、投资规模、发电量等实体经济指标，或者是社会融资规模、利率等金融指标，中国宏观经济都显示低位增长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入新常态经济阶段，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产业优化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核心的问题，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金融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内外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较多，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Tadesse（2007）研究得出技术进步和金融中介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共同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Keith E. Maskus & Rebecca Neumann（2012）通过分析OECD国家14年的数据发现，各国的金融发展是产业研发强度的重要因素。奠强，张一林，林毅夫（2014）研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的优化升级，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逐步明显，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为产业的调整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邓光亚和唐天伟（2010）采用VAR模型分析发现，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并未实现互动发展。王春丽和宋连方（2011）利用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此外，马智利和周翔宇（2008），史诺平，廖进中（2010）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曾国平和王燕飞（2007）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和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作用机制，认为我国金融发展模式扭曲，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了异常的影响。王定祥，吴代红，王小华（2013）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明显有长期性与时滞性，1978—2010年间，金融规模扩大、发展结构改善和发展效率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尚未形成。王勋（2013）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数据发现，政府干预和偏好工业部门发展的国家，金融抑制是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

但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地方投融资形成区域产业集聚区，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干预构成了产业调整重要的外部条件。目前政府干预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争议，“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种学说均大量存在。但是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实证分析，鲜有对我国特色制度因素的考量，故而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片面性。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政府干预纳入研究框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在政府干预因素制约条件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

二、研究机理及假设提出

（一）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调整因素，在产业优化升级趋势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非物质资源，可以降低产业间信息交易的成本，为产业间的投融资提供便利，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构建了良好的融资环境。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可以改善区域市场的供需情况，并通过宏观政策方向对于区域的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加快地区的产业优化升级的节奏。在我国金融分业经营环境下，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地融资来促进产业升级。

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市场对于产业结构影响主要是通过商业性贷款和政策补贴信贷来实现，其中商业性贷款主要包括生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两种方式通过改善市场的供需状况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性贷款从供给方面调整增量资金在各微观主体的分配，进而为高级化产业提供资金便利，消费信贷是通过支持个人跨时期消费来影响现在与未来的消费比重，从需求层面促进产业的优化调整。此外，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可以借助区域产业政策和正负财政政策调节产业间的资本流动，引导资金流向政策扶持的重点行业，从而促进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使得现有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促进区域产业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率。

直接融资层面包括市场性支持和政策性调整两个方面，其中市场性融资支持主要是在资本市场调控，通过一级市场的证券发行和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为微观主体提供资金支持。一级市场主要是发行债券和股票，企业筹集资金的同时，可以依靠市场的自主调节机制，将筹集资本主要流向发展潜力良好、经营效率较高的优势产业中区；二级市场主要是依靠企业重组并购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逐渐淘汰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的产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的高级化发展。资本市场的中小板可以为处于产业化初期的中小企业和高新科技产业进行资金配置，为风险流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良好的平台，所以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能够满足资金需求方对于资金的多方需求，并未资金供给方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政策性调整方面，直接融资支持可以通过市场监管、市场准入或者政府成立引导性投资控股基金进而推动对特定具有自主技术产权、成长潜力较好的企业进行定向资本支持，进而对产业的优化升级提供政策支持。

（二）政府干预对于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

自从1980年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的财政、金融、自然资源以及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自主控制权，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各种经济资源在各个方面通过不同方式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与此同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我国企业拥有自主的市场行为和经营决策，但是政府对于地方经济资源和政策法规具有绝对控制力，这导致微观主体在参与产业升级中，都离不开政府给予的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新结构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能够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企业技术和产业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资源的相对成本价格，只有在相对价格充分反映出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时候，企业才会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是这种情况的条件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充分竞争，但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完全竞争机制，所以这必须要求政府对于市场制度进行有效引导，以促进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有序竞争。其次，政府重点扶持地区的主导产业，借助其关联效应促进前向和后向产业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战略调整、政策引导等各种途径促进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引导产业结构向更优化的方向转变。最后，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对于产业进行保护，促进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政府往往采取强有力的产业保护措施来保证地区主导产业的成长，并且这种保护政策也会对于成长初期的高新技术产业保驾护航。

但是政府干预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府主导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并且政府将自然资源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非公共服务领域，这导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充当了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从而构成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政府过度干预会导致“政府失灵”，即地方政府对于非公共产品市场的不当干预，最终会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紊乱。地方政府在引导辖内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会更多地扶持当地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科研机构，但是事实表示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和廉价生产要素获得发展，仅仅是增长率，但损失的是效率。此外，政府的寻租行为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交易费用的增加，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也是如此，所以政府的不当干预会导致经济粗放式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的调整升级。

尽管在市场经济调节体制下，我国金融交易的主体在制度上已经自主化，但是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金融资源的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政府可以通过对辖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和贷款方式进行干预和指导来控制投融资的方向。一方面，银行是企业经营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各地政府对于当地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度，尤其是国有银行和地方法人机构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为特定的目标企业提供融资便利，通过向地方商业银行制造政策压力，促使辖内银行向该领域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形成了政府推动型关系融资制度。因此可以发现，金融体系更多是作为政府主导地方产业发展的工具，为符合政府利益的产业提供融资便利，难以发挥其本身甄别产业的能力。

综合前文的综述、现状和理论分析，提出两个有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假设2：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支持作用受到政府干预的约束，在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一）建立面板GMM模型验证假设一

根据经济理论研究和现实经验可知，产业升级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是经济深化改革的动态演化的结果，因此在设定模型时候有必要引入变量的滞后项。基于此，为验证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本文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即面板GMM模型来验证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升级的动态影响关系，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ŋi是常数项，εit是随机扰动项，struit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即产业高级化指标，firit是金融发展水平，govit、fdiit、eduit、rgdpit、infit是本文的控制变量，此外模型还包括动态面板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分别是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模型研究的θ2重点是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条件下，系数θ2的正负以及显著性，验证的是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高级化。

（二）建立面板门槛模型验证假设二

为验证在政府约束条件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本文选取面板门槛模型（Threshold Panel Regression Mold）来验证第二个假设条件。该模型是由Hansen（1999）提出，该模型自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在各个领域受到广泛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建模原理如下：

其中，yit是门槛模型的主要被解释变量，yit为p×1阶解释变量，qit是选定的门槛变量，εit～iid，N（0，σ2）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面板门槛模型主要是系统内生确定模型的门槛值，即对样本内生性分组，确定门槛变量的转折点，然后再针对不同组别的变量进行估计，验证不同约束条件下，解释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程度。基于此，本文建立政府约束下金融影响产业升级的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其中，门槛变量为govit，门槛依赖变量为fdiit，其他的为控制变量，模型研究的重点为：在不同的门槛值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即上式中β2和β2的显著性和数值是否有所不同。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产业高级化指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可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发展的演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相对于农业在GDP的比重的不断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主导产业的有序合理更替，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会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因此，本文选择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整体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本文的产业高级化指标。

根据研究成果，对区域内274口井重新评价，提升油层40口井51层117.3m，有效厚度66.9m，提升差油层82口井160层331.3m，提升油水同层18口井20层47.2m；确立有利井位4个，且在新完钻井中均获得工业油流。

2.金融发展指标。Goldsmith在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时，提出了经典的金融相关比例指标，将各地区的全部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总量的替代指标。而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资金的供给来影响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考虑到中国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同时由于各省份的实际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指标等数据无法获取等因素，本文选取各地区的存款和贷款余额与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明各个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3.政府干预指标。国内学者用不同指标对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进行了衡量（严冀等，2005；沈能等，2006）。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和现实考量，本文则选取了地方财政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地方政府干预程度。选取该指标主要是由于政府干预是隐形，无法获取直接反映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并且地方政府干预的动机主要来自于政治晋升压力和财政收支压力两个方面，因此本文选取财政支出比重作为模型的门槛变量，即政府干预程度。

4.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外资依存度、人均受教育程度、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外资依存度是各省直接利用外商投资与GDP的比值，人均受教育程度借鉴杨文举（2006）的做法，根据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赋予从业人员不同权重：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分别为2年、6年、9年、12年和16年，1990—2004年数据来自李秀敏（2007），2005—2012年受教育年限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算。经济增速是各省各年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指标是各年不同省份公路里程占总人口的比例。

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本文选取中国大陆除重庆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是1990—2013年。除特别指出外，本文数据来源均为《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0—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统计性描述

本文实证检验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采用动态面板GMM模型验证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像；其次，采取面板门槛模型验证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程度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差异。在实证检验之前，本文对于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统计描述，并调整了各变量的离群值，如表1所示。

（二）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由表2可以看到，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动态面板模型，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面板线性回归结果中，金融发展指标提高提高1个百分点，产业升级变动约0.03个百分点，且在5%水平下显著。在动态面板GMM估计结果中，虽然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也在5%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很好地证明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即我国的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各地区的产业优化升级。这说明，我国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区域储蓄向投资转化，降低信息交易成本，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支持，加快金融发展，可以加强对于资金流向的指导，切实改善产业优化领域的投资结构，形成稳定的金融运行环境，进而促进产业的调整优化。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依存度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本土经济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到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顺利升级。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说明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其他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和转移，提高产业间的转换速度，进而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与（冉茂盛、毛占宾，2008）的研究一致。政府干预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GMM估计下系数分别为-0.0017、0.01405和0.0046，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政府干预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不简单的是线性关系，政府支出比例的扩大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经济增速指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中，经济增速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匹配发展，地方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以及房地产业的拉动，大量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效率的产业，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础建设指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优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为产业升级带来了交通和基础设施便利。此外，通过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于当期的产业结构指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政府干预约束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差异性影响

在验证本文第一个假设条件下，本文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来验证在不同政府约束条件下，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建立面板门槛模型首先需要判断模型的门槛数量，本文选择F统计量进行检验，并选取自助取样法（bootstrap）来获得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在STATA12中自助抽样500次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通过门槛效应结果可以看出，在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验证下，F统计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至少存在两个门槛值，因此本文建立双重门槛模型来检验假设，模型设定如下：

根据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方法，本文将实证模型分为三个区间，分别在政府干预govit≤γ1、γ1＜govit≤γ2和govit＞γ2三个组别中进行估计，以验证在不同区间内，金融发展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

验证模型存在两个门槛值的基础上，本文方法构造了似然比统计量（Likelihood Ratio Statistic）来系统内抽样确定模型门槛值，具体如下：

根据门槛模型设定，当LR（γ）趋近于零时候，拒绝原假设，当LR（γ）接近零的点就是本文确定的门槛值，对样本抽样500次的LR趋势图如下：

图1为单一门槛的LR图，纵坐标为LR趋势变化，横坐标为门槛变量政府干预的取值范围，LR接近于零的值就是模型回归的转折点，由图1可以判断第一个门槛值的置信范围为［0.206，0.210］，经测算，当政府干预指标达到0.208时候，LR值为0，由此本文判定模型的第一个门槛为0.208。在给定第一个门槛基础上，对于模型进行重新抽样，双重门槛的LR趋势图如图2所示。

图1　单一门槛LR值

图2　双重门槛LR值

由图2看出，模型的第二个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在［0.146，0.165］之间，当政府干预在0.149时，LR值为零，所以模型第二个门槛值为0.149。

在确定了门槛数量和门槛值的基础上，本文通过门槛模型估计在不同区间内，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关系，为更直观的分析，本文将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与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对比讨论，结果如表4所示。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不同政府干预的约束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关系，而是存在着非线性影响机制。在政府干预程度位于0.149之下时，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金融发展程度变动1个百分点，会带动产业高级化程度变动0.0265个百分点，在政府干预达到0.149之上时，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显著增强，当金融发展变动1个百分点，会引起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变动0.0329个百分点。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金融支持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却逐渐变弱，由0.0329逐渐降至0.0240，虽然影响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影响作用显著下降，甚至低于第一区间的0.0265。这很好的证明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存在着差异，实证检验得出这种差异呈现抛物线趋势，如图3所示。

表4　固定效应与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图3　政府干预趋势图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动态面板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联，在对于我国特有的制度因素考量基础上，将政府干预纳入研究框架，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门槛作用效果。研究表明，当政府干预在较低水平时，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较低，随着政府干预强度逐渐提高至合理的区间内时，金融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这是由于适当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升级提供了合理的政策引导，并通过选择主导产业，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良性调控，有利于区域产业的调整优化。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进一步加大，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变弱，甚至低于政府干预处于较低水平的影响程度。这说明，政府的过度干预会造成地区生产效率的浪费，政府对特定政策目标产业的过度保护和扶持，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竞争，并且政府主导会导致银行系统负担过重以及金融资源的严重扭曲，所以政府过度干预的地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反而不如那些政府干预处于低水平的地区。由此可见，在产业结构动态演化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目标产业的扶持力度，应该符合该地区要素禀赋变化后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干预才能对于产业优化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否则，政府干预可能比市场自发竞争情况下还要糟。基于实证检验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必须重视金融支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建立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资金的支持，因此有必要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着力扩宽融资渠道。在现阶段，要为产业优化升级建立良好的投融资环境，鼓励发展股票、债券、风险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在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逐步加大金融对于文化旅游、技术服务、租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必须合理定位政府干预在产业调整中的作用，在保证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的优化升级。在我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阶段，政府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竞争的不足，可以规划产业结构的方向和目标，减少市场的盲目性行为，并且通过政府干预的资源配置可以加快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节省资源配置的时间，也能够减弱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政府过度干预会造成低效率和资源浪费的现象，所以政府参与市场调控的力度应该适度，逐渐改进和转变政府对于市场管理职能，从权威型、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公共型政府转变。此外，政府应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现状，因地制宜地制定调控政策，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将政府政策意图和产业结构优化目标进行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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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平萍）

Threshol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Lian Long Liu Yan Dai Bin

Abstract：Based on the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from 1990 to 2013，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inancial impact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pgrading under differe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onditions by using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threshold nonlinear estim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financial impact on industrial upgrade has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financi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a low level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and the influence further enhan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but financial impact on industrial upgrade significantly reduced under the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onditions，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ffects presents a parabolic trend.

Key Words：Government Interven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Industrial Upgrading

作者简介：廉龙，男，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高级经济师（德州253000）。刘燕，女，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中级经济师（德州253000）。代斌，男，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产业经济学硕士（德州253000）。

*基金项目：山东省金融学会重点研究课题“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2015SDJR39）。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1—0105—08

收稿日期：201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