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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与工匠——教师伦理人格的类型及其他

2016-03-14贾新奇

道德与文明 2015年4期
关键词:类型圣人工匠

贾新奇

[摘要] 教师伦理人格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圣人型人格和工匠型人格。这一划分不是对实际的教师人格的分类,而是代表着两组不同的精神特征。这两种人格类型各具积极和消极的社会意义。基于对人格类型的划分和各自社会意义的考察,可以深化我们对教师伦理和师德建设中某些问题,尤其是何谓好教师以及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教师等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 教师 人格 类型 圣人 工匠

[中图分类号] B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 2015)04-0028-0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活动,这些因素本身因人而异,它们的结合方式同样因人而异。通常,当这些因素及其结合以相对稳定的形态存在时.我们就说它们构成了某种人格。所以,人格就是统合为一体的、相对稳定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活动,或者说,是由思想、情感和行为活动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统一体。人格的构成要素是复杂的,就这些要素的功能而论,各自对应于不同的生活领域。因此.同一个人的人格实际上有多个侧面,每个侧面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展现出来。比如,在政治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侧面就是政治人格,在宗教生活展现出来的侧面就是宗教人格,等等。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伦理人格。所谓伦理人格,是指人格构成要素中与人的伦理道德生活相关,具有明显伦理道德意义的要素统合而成的统一体。

像所有的社会群体一样,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群体的伦理人格可以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在分析教师的伦理人格时,我们关注的要素是教师具有怎样的人生理想,如何理解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其他更为具体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教师的伦理人格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圣人型人格和工匠型人格。

需要说明的是,圣人型人格与工匠型人格两个概念并不是对实际的教师人格类型的如实反映,借用韦伯的术语,它们仅仅是“理想类型”,是用于理论分析的概念工具。一方面,如韦伯所说,理想类型是一种思想图象,“这种思想图象因其概念的纯粹性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它是一个乌托邦”。当我们确立圣人型人格和工匠型人格这两个概念时,是从教师人格的复杂要素中提取了若干有限的成分,而舍弃了其他许多成分,它们来自对现实教师人格的观察,却又不同于现实的教师人格。真实存在的教师,如果说不是绝对没有的话,也只是为数很少的个例完全符合这两种类型,大多数处于两者之间。总之,这两个概念带有明显的主观建构的色彩。另一方面,与上述特点相关,圣人型人格与工匠型人格并没有涵盖所有实际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教师人格,这种划分不是对实际存在的教师人格的完整划分。其实,作为理想类型,其着眼点原本就不在于对客观事物进行完整的分类,而是通过强调对象的某些有限特征来达到特定的研究目的。在我们这里,圣人与工匠分别代表着两组人格特征,而两组特征截然不同、对比鲜明。

教师伦理人格的第一种类型,可以叫作圣人型人格。虽然按照韦伯的说法,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正存在,但在中国教育史上确实存在着圣人型的教师,这就是孔子。我们没有必要纠缠子L子与圣人型人格之间是否存在距离或多大距离;可以断言的是,孔子是最接近圣人型人格的教师,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圣人型教师的真实典范。古人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我们不妨结合孔子这一实例,来阐释圣人型教师的内涵。

圣人型人格的首要特征,就是其高远的人生目标。他固然挂怀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但终极的人生目标却指向整个社会,是某种理想社会的实现。我们知道,孔子一生孜孜砣砣,就是为了使纷乱的社会回到和谐安定的西周状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理想难免保守之讥,但它承载的是孔子对普天之下生民的仁爱关怀。谈到自己的追求,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也就是使老人得到安逸,朋友之间各具诚信,年轻人得到关怀。他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无论前者所表达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后者所体现的文化使命感,都清楚地表明了一种非常高远的人生目标。

圣人型人格的另一个特征,是对社会理想和政治 道德立场的执着。具备这种人格的人,对自己理想和立场的崇高性、正确性总是极端自信,因此,即便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巨大阻力和严重挫折,既不会自我怀疑,也不会降格以求,与现实社会进行实质性妥协。除了如《庄子》里的虚构故事外,在各种可信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见不到任何文字表现孔子的自我怀疑、动摇和妥协,而能看到的都是相反的东西。《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受困于陈蔡时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孔子回答说:“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这段话很好地表现了孔子坚持立场、拒绝妥协的态度。

圣人型人格的第三个特征在于他对自身职业的独特理解。在圣人那里.高远的人生理想是确定的.而职业可以根据具体环境来选择,但是,无论选择了什么职业,这种职业都是远大人生理想的实施途径.因此具有重要而广泛的意义。众所周知,孔子的大半生是作为私学教师度过的,《论语》中有一章很好地说明了他对自己教师职业的理解。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从政无疑是改造社会、实现自身社会理想的最直接的途径,但如果现实条件不允许.从事教育毋宁说是更好的选择。在孔子看来,做一个教师,并不是单纯为了谋生,甚至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一项事业,一项具有政治意义、从而与自己的终极理想相贯通的事业。

教师伦理人格的第二种类型,可叫作工匠型人格。既然以“工匠”命名,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个典型的或“理想的”工匠具有怎样的精神特征。作为圣人型人格的对立物,工匠型人格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第一.工匠的人生目标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追求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好生活。即便工匠对周围的人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群有所关怀,这种关怀也是微弱的、飘忽不定的。就好生活的标准而言,也相对朴实,只是当时社会所认定的大致体面的生活,而无关乎在整个社会中出类拔萃的理想。与此相应,他通常相信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得到实现,认为现有的社会秩序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或者缝隙,让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使偶尔因为环境过于恶劣,以致阻碍了他的理想,他也只是对范围有限的环境产生不满,萌生改变的念头,但一般不会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整个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因此,非但作为目的的社会整体不存在于他的内心.作为工具的社会整体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

第二,工匠当然认同并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但他思想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理想,也不会有明确而坚定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与圣人相比,工匠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抗。在关涉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时候,工匠可以随时作出妥协。

第三,工匠对自身职业的理解非常单纯,即职业就是谋生的手段。在工匠这里,职业也是与人生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他的人生理想不过是谋求个人及其家庭的好生活,因此,职业本质上只是谋生的手段,不具有除此之外的任何重大意义。

明了了工匠的精神特征,也就很容易懂得什么是工匠型的教师。工匠型教师的人生目标是有限的.像工匠一样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状态,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这样的问题离他非常遥远。他所受的教育足以使他熟悉、了解国家之类的概念,但内心并不具有相应的责任感、使命感。他相信(通常事实上也是如此)只要把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小环境应对妥当,自己就能达到目标,因此,他的眼界几乎从不超出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几乎从不思考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工匠型教师一般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把它视为自己的生活在其中展开的既定的、自然合理的框架,从来不会对它产生质疑,更不会试图发起挑战。假如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只要这种变革对自己的生活没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工匠型教师会轻而易举地适应新的社会秩序。总之,在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上,工匠型教师通常不会有什么固定的立场。就自身职业而论,工匠型教师把它理解为纯粹的谋生手段。因此,工匠型教师衡量自己职业活动成败的尺度,处理教育教学中各项事务的指针,根本上说,都是个人的利害得失。

需要再次申明,圣人型人格和工匠型人格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所有教师人格的概括,它们仅仅代表着两组对立的人格特征。我们知道,纯粹的圣人型教师少之又少,而纯粹的工匠型教师也为数有限,尽管可能远多于圣人型教师。实际的教师人格类型,大多数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其人格特征乃是两组人格特征的混合,彼此之间的差异,只在于混合的比例不同。尽管如此,两种教师人格类型的划分,不仅能使每个教师在两个类型作为端点构成的人格“光谱”中进行自我定位,还具有理论分析的意义,这种分析将指向教师伦理学和师德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从职业伦理的角度看,所谓好的或理想的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教师?

在进一步分析和判断之前,我们最好把两种伦理人格等量齐观,不必匆遽地判定高下优劣。这就意味着,回答我们所需要的是圣人型教师还是工匠型教师,抑或是某种混合型的教师,以及如果是混合型教师,在其人格结构当中.圣人型人格与工匠型人格又各占怎样的比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我们将两种基本人格类型放回到实际的社会环境中,澄清它们各自的社会意义。

圣人型教师的积极社会意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工匠型教师的局限性,都很容易看到。首先,圣人型教师对现实社会始终抱有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无疑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动力。孔子就是一个一生保持批判精神的人。虽然从很多方面讲,他都是自己时代的成功人士,比如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甚至获得过较高的官职,多数时候也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望。他去世时,鲁哀公竟打破诔不及士的礼法惯例,亲自为他撰写了诔文,由此可见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之崇高。①但所有这些因素,都无法使孔子改变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 道德立场.也因而无法消解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态度。相较之下,一个典型的工匠,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批判精神。工匠或许会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但这种不满与真正的批判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的产生不过是源于个人的不幸,也很容易随着个人不幸的解除而消失;同时,工匠的不满不具有完整的社会内涵,易言之,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的完整图景,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只具有极其有限的意义。

其次,由于圣人型教师为教师职业赋予广泛而重大的社会意义.他就会对教育事业形成某种宏观的、全面的观念。这一点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他会思考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会审视整个教育制度,会关注教育活动的所有重要环节。简单地说,在圣人型教师那里,有一个对于好的教育的完整理解,以及对于教育的全过程的关怀。比如,孔子不仅对身边的弟子谆谆教诲,还高度关心弟子们进入社会后的表现,并进而发表意见,对弟子们加以指导。对弟子们好的表现,孔子给予表扬:“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而对于弟子们不好的表现,孔子也进行直率地批评:“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呜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可以说,孔子对弟子们的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而工匠型教师则相形见绌。工匠型教师当然会关注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但他缺少对教育事业的完整理解,也缺少对教育的全过程的关怀。就像工匠只关心产品的生产和交易,而不关心是谁买走了产品以及自己的产品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果,一个工匠型教师也只是按照一定的规格来“生产”毕业生,至于这些学生嗣后的命运如何,步入社会后有怎样的表现,他是不会关心的,至少是不会切实关心的。

最后,圣人型教师一旦认定教师职业是当下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最佳途径,就会形成并持续保持高度积极与自觉的职业劳动态度。圣人型人格的社会理想通常十分高远,远超凡俗的现实社会,这就注定了他的理想不可能轻易实现,甚至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对圣人型教师而言,理想的超越性会成为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动力源泉。这一点在孔子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又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从这些话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在崇高理想引导下忘我劳动、永不疲倦的教师形象。无疑,工匠型教师也可能具有非常积极、投入的劳动态度,但从理论上说,他的人生目标缺少超越性.因而随着目标的逐渐达成.他的劳动态度完全可能发生变化乃至逆转。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对这些话每一个教师都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归根结底.职业劳动态度上的差异来源于人生目标上的差异。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圣人型教师的社会意义不都是积极的,同样,工匠型教师的社会意义也不都是消极的。

以上我们对圣人型教师的人格特征及其在职业生活中的表现作了许多描述,但这种人格类型的最为本质性的内核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这一内核隐藏如此之深,以致很难被人察觉到。比如,历来总结孔子的师德思想,通常不过是众所周知的几条。有的概括为学而不厌、温故知新、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爱护学生、教学相长,有的概括为有教无类、教育公正,传道明德、纲常为教,爱生亲徒、乐教不倦,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耐心引导:4]。应该说,这些概括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子L子视为现身说法的圣人型教师的典范,那么这些概括就显得过于表浅,既没有上升到人格特征的层次,更没有揭示这种人格的最本质的内核。那么,这一内核是什么呢?是自我立法。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而儒学是一种关于某种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学说。不管儒学的理想社会是不是历史上西周的翻版,在孔子的时代(以及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都存在巨大鸿沟。这一理想的确立当然有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基础,但它直接反映的是孔子个人的思想情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属于孔子个人,是其个人意志的表达。孔子宣讲儒学,本质上是按照个人意志来改造现实社会。他接受了现实社会的许多东西,也只是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与他的理想相协调,而那些背离其理想的东西都遭到拒斥。具体到教育,作为成就最大的私学教师,对于教育最终指向怎样的社会理想,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诸如此类的问题,孔子同样不是接受别人的答案,而是有自己的理解,并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因此,孔子不是既有法规、他人法规的接受者,而是自我立法者。

工匠型教师在这一点上表现迥异。工匠从来不曾想为整个社会立法,甚至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进行立法的念头也很少出现。如以圣人作参照,工匠对于现实社会是高度认同的。他不会触动现实社会的基本结构,只是想在这个结构之中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所以,他是既有法规、他人法规的接受者,而不是自我立法者。工匠是这样,工匠型教师也是如此。工匠型教师把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社会,什么样的教育是理想的教育,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等问题托付给他人,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由别人代为回答,自己不妨接受别人提供的答案。他认为,自己只需在这些答案的基础上做好具体工作。在典型的工匠型教师看来,说一个教师是好教师,是指他具有职业精神、专业精神,与别的无关。所谓职业精神,就是遵守职业规范,所谓专业精神,就是讲求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两者都是以保质保量地履行职业职责为宗旨的。由于与圣人型教师相比,工匠型教师把好教师的精神内涵作了“窄化”处理,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在他这里具有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自我立法绝非纯然消极的东西,圣人型人格的许多特征和积极意义都与此相关。但是.自我立法的精神特质的确有消极的一面。自我立法实际上是自我主体性的极端表现。没有人的主体性,好的社会、好的教育都无从谈起,但主体性的过于张扬则会危及社会秩序、教育秩序。孔子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日趋混乱无序的时代。他固然反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但更反对无秩序。因此,孔子的自我立法一方面是对不合理秩序的反省和反对,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秩序的设定与追求。就人类的生活而言,一面要对现有社会秩序不断反省、批判和改造,一面也应该保持秩序起码的稳定性、连续性。从这个角度说,自我立法的精神是需要加以限制的,而在职业精神、专业精神上投入适当的关注则是有益的。

最后,我们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从职业伦理的角度看,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这个问题既有超验的一面,也有经验的一面。所谓超验的一面,是说仅仅从理论前提进行推论就可找到答案,而所谓经验的一面,是说必须结合当下的实际才能回答。超验的一面很容易回答。既然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既要保持相对稳定的秩序,又要在反省和批判中不断发展,那么,圣人型教师和工匠型教师都有其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既需要圣人型教师,也需要工匠型教师,也需要混合型教师。至于经验的一面,则容易产生分歧。因为,这实际上是要回答我们需要多少圣人型教师、工匠型教师和混合型教师,以及在混合型教师这一类型中圣人型人格和工匠型人格各占怎样的比例。回答这些问题,既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也取决于他们对各种经验条件的看法,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人们的分歧很大。我们的一个简单看法是,我们的教师固然缺少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需要致力于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的教育,但更缺乏的是我们归为圣人型人格的某些精神特征。身为教师,我们日益丧失了高远的人生目标,失去了完整把握整个社会和教育的思维能力,对社会和教育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也日趋淡薄。我们当然不必动辄谈崇高的理想,或者迷醉于理想主义,但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过度世俗化的泥淖,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教育也绝非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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