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韠古典小说创作对唐传奇的借鉴与超越

2016-03-14李宏伟

河南社会科学 2016年7期

关键词：霍小玉李益唐传奇

李宏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100089）

权韠古典小说创作对唐传奇的借鉴与超越

李宏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100089）

《太平广记》对韩国文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被收入《太平广记》的唐传奇对韩国文学影响尤深。韩国李氏朝鲜时期的文人权韠的小说《周生传》就明显受到唐传奇《莺莺传》和《霍小玉传》的影响，与之形成的文本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交叠和情节模式的一致等方面。但权韠的创作并不是对唐传奇的简单模仿，而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创新，主要表现为言说立场的改变、“始乱终弃”模式的部分更新、以揭示复杂的人性和真实的生活逻辑取代道德说教和神异色彩等。由于时代的不同和中韩文化历史的差异，《周生传》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明显有异于两个唐代传奇，展现了新的价值观念、社会问题和真实的战争，其悲剧意识也明显带有韩国文化的特点。

《周生传》；互文性；主体意识；民族特色

历史上，韩国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中国古典文言小说集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太平广记》成集于宋代，大约在高丽时代传入韩国，甫一传入，即有广大的读者群。韩国学者闵宽东“据现存版本的情况、翻译与改作（翻案）小说及再创作的情况、在韩国出版的情况、在韩国古典文献中出现的频度，而定出最受欢迎的十部作品”［1］，《太平广记》就是其中之一。《太平广记》在韩国被广泛接受，对韩国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可以从韩国李氏朝鲜时期的文人权韠（1569—1612）的创作中看得出来。权韠本来以诗歌见长，与东岳李安讷并称为当时朝鲜诗坛的两大诗宗，其诗作备受推崇。正如李安讷为权韠所作悼亡诗所言——“死故人皆有，君应世所无。谁知一个字，能丧百年躯”［2］，李安讷在惋惜诗人因诗沽祸的同时，赞叹他独具世间无以匹敌的诗才。权韠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于诗歌，他创作的文言小说《周生传》在韩国汉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此小说深受《太平广记》卷四八八、四八九所载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的影响，显示出模仿与学习的痕迹，与这两个唐传奇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中韩文化的差异性，加之著名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周生传》的作者试图超越《莺莺传》和《霍小玉传》的心理动机也非常明显，这种努力使《周生传》不止步于对唐传奇的模仿，而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下面，本文就从“互文性”这个概念入手，分析上述几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特点，以及由于创作主体不同而使小说呈现的新特质和因中韩文化之间的差异所显示出的文本的跨文化特点。

一、文本互文性与文本创新性

（一）《周生传》与《莺莺传》《霍小玉传》的互文关系

“互文性”理论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来的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也即是说“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个文本中含有另一个文本”［3］。从这个角度考察《周生传》，我们可以说它与《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其互文性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物形象互相交叠。《周生传》中有两个重要的女性形象裴桃和仙花，分别与霍小玉和崔莺莺构成互文关系。裴桃与霍小玉一样，虽然出身官宦家庭，但因家庭没落，入于妓籍，她们的身份都是昔贵今卑，而社会地位均低于自己钟情的男子。仙花与崔莺莺的形象暗合，二者不仅身份一致，都是出身相府的贵族少女，家庭成员的设置也十分相似，均是父亲缺席，只有母亲和弟弟相伴。

第二，表现在“始乱终弃”模式的沿用上。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周生对裴桃无异于李益对霍小玉、张生对崔莺莺，同属于始乱终弃。周生漂泊至钱塘江，在青楼楚馆偶遇少时的玩伴裴桃，二人重逢，彼此钟情，但见到仙花后，周生便移情于仙花，对裴桃情淡爱弛。从周生痴迷于仙花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背弃了对裴桃的爱恋，二人之间并未脱离男子对女子始乱终弃的老路。周生与仙花发乎情，却未能止于礼，但碍于种种因素，最终有情人也未成眷属。虽然周生对仙花没有抛弃，而是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但依然可归于“始乱终弃”模式。

第三，都把盟誓作为小说的重要情节。从盟誓的方式看，周生与裴桃犹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与霍小玉。霍小玉与李益极尽欢爱之后，担心自己日后色衰爱弛，故而伤感流涕，李益主动提出“请以素缣，著之盟誓”［4］。在裴桃与周生盟誓中，裴桃以李益和霍小玉的故事为戒，主动要求周生立下盟辞，并将其藏于裙带之中。

第四，在传情与赠物等细节上，《周生传》对《霍小玉传》和《莺莺传》也有所借鉴。周生和仙花最初以诗词传情，从周生的视角，是将仙花视为莺莺的。当仙花听到窗外异响，自吟苏轼《贺新郎》上片最后两句“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周生接语道“莫言风敲竹，真个玉人来”［5］，上句顺承仙花的推测，下句化用了莺莺写给张生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6］。这些互文性的细节都清晰地体现了唐传奇对权韠创作的影响。关于几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还有不少，这里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周生传》与《莺莺传》《霍小玉传》的差异

尽管三个文本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互文性，但是作者的本意决不是满足于对唐传奇的模仿，而是意在创新。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言说主体与系统是异质的……是僭越性行为的具体实施者。这样，符号的秉性就包含了其对系统符码的侵略性和更新性。”［7］小说的创新性由此而生。由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于唐传奇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客观上也导致作者的创作立意和所要表现的内容与《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存在着巨大差异。权韠是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的文人，他将自身的历史文化观念巧妙地融入《周生传》的创作之中，并使之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文化内涵。

首先，《周生传》的创作体现了言说主体立场的改变。《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两个文本虽然都是以女性形象作为小说的篇名，但小说的叙事主体却发生了逆转——采用的都是男性的视角。《莺莺传》的开头为“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6］《霍小玉传》的开头则为“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着第……”［4］两个文本看似为女子作传，其本质上却体现了言说者的男性立场，带有男性的优越感，甚至有男权主义态度下对女性看视、把玩的色彩。文中尽管也流露了对莺莺、霍小玉不幸命运的同情与惋惜，但叙事焦点和情节演进却一直围绕着张生和李益。《周生传》的创作则明显不同，作者虽然也是以周生为叙事主体，把周生作为情节的推进者和参与者，并以男性身份对周生的行为、心理进行了描写，使小说叙事显得更为真实可信，有效地保持了小说题名与内容的一致性。但是，我们在周生身上却看不到作者的男权主义思想，而是更多地对女性的同情和赞美，其言说态度和言说方式都避免了将女性对象化的言说立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笔者认为，这与作者的价值观和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

其次，《周生传》对“始乱终弃”模式进行了更新。《周生传》受“始乱终弃”模式的影响，但又不是这种模式的翻版，而是有意识地改变了一些内容，如男子抛弃或厌弃女子的原因。在《霍小玉传》中，李益对霍小玉的抛弃是由于外部的压力，是受制于封建社会家长制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道德压力而并非发自本心。在《周生传》中，周生对裴桃的背叛，完全不同于李益是出于对寡母的顺从和对前途的考量，而是一种“自然”的力量——男性为女性美所吸引的自然力量。如周生初见仙花，就被贵族少女独具的明丽脱俗之美瞬间击中，不禁“魂飞云外，心在空中，几如狂叫突入者数次”［5］。在贵族闺阁中的清水出芙蓉般的仙花的映衬之下，风尘女子裴桃则“不啻若鸱枭之于凤凰，砂砾之于珠玑也”［5］。这种对比，固然表现了男人喜新厌旧的心理，凸显了情感的脆弱与易变，同时也反映了男性追求美好纯洁爱情的本能愿望，绝非是做作和矫饰的感情可以解释的，而是具有真实感和普遍性的男性心理和行为。

再次，权韠还改变了人物的性格和处境，突出了女性的主动性和行动力。霍小玉和莺莺的总体行为是被动的，特别是莺莺，甘于被遗弃的命运。霍小玉虽然多方寻找李益，却也只是在黄衫客的帮助下得以见李益最后一面。裴桃的性格和处境与霍小玉大为不同，她始终是个行动者。裴桃不仅在二人定情之夕主动要求周生盟誓，为守住自己的感情设立了防线，就是在她入丞相府发现周生变心时，为了保全自己的爱情，她也进行了一番抗争。裴桃在事件中的行动力和所发挥的作用远高于霍小玉，体现了女性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裴桃虽然也处于被弃的状态，但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被弃，她在现实处境上显然是不需要被救助的，甚至在道德层面上还处于优势。裴桃的行为和个性，是元稹和蒋防笔下的莺莺和霍小玉所没有的。

二、权韠小说对唐传奇的超越

如前所述，强调《周生传》与唐传奇的互文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作者的创新性。《周生传》的创新之处折射出作者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妨结合权韠的个人身世和《周生传》文本来阐明其小说的新特质。

（一）《周生传》传达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周生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封建社会晚期儒家正统观念的松动和儒生价值观的多元，这是他俨然不同于张生和李益之处。尽管从人物谱系来说，周生和张生、李益同是封建社会的儒生，但张生与李益是封建隆盛时代——大唐正统儒生的形象，是封建社会中的主流士子，他们与女子的结缘或分手都必须服从于他们要走的康庄大道——科考求仕。在他们的观念中，科举求仕乃是最高价值和人生目标，男女私情不过是插曲而已，这一点在张生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的“忍情”说不过是为自己的负心行为开脱。张生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作者元稹的观念。据《辨传奇莺莺事》，王性之以翔实的考据证实《莺莺传》为元稹之自传体小说，小说中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8］。与此相反，《霍小玉传》中涉及李益生平的部分，多与史书记载不合，卞孝萱认为这是作者蒋防因与同在朝中做官的李益政治立场不同而故意为之，当时史书均记载李益性猜忌、少有疑病，但蒋防突出的是李益的重色与负心，是出于攻击李益的政治目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9］。权韠笔下的周生则是明朝的一个怀才不遇、连举不第的失意士子，有历史意味的是，在他的观念中，科举已不是读书人的必经之路，他在科考不中后主动绝意于科举，买了小舟，过着贩卖杂货从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他在裴桃家里和相府也读书，但读书的目的是自娱，并不是为了科举。作者权韠将这种背离传统儒家观念的选择视为周生的适意人生，恰恰体现了他认同的是周生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周生的人生融入了作者的个人经历

对权韠而言，“宦途并非其所求，他的志趣在于放浪湖海，危言骇论，讥刺时政得失”［2］。权韠生活在李氏朝鲜宣祖（1567—1607）和光海君（1608—1622）时期，从燕山君四年（1498）的戊午士祸到1545年明宗即位而发生的乙巳士祸，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四次士祸，每次士祸都使士林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士林政治中，一旦均衡与牵制被破坏，政治和权力的核心就会下移，从而导致党争的出现。”［10］宣祖时代的党争空前激烈而复杂［11］。诗人权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士祸不断、党争激烈的时代，而他又是个特殊的文人，一生未应科举，在宣祖时期曾以布衣拔擢为制述官，其诗稿被征用，后来担任蒙童教官，以此为业，即使如此，也未能保全自己，最终死于诗祸。他笔下的周生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失意儒生，是部分弃绝了传统观念的士子，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弃儒从商的读书人，是与作者一样的蒙童先生，对传统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作者权韠生活的那个时代相符合，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三）权韠规避了道德说教和神异色彩，观照了复杂的人性和生活的真实逻辑

作为一个韩国文人，权韠虽然受到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但是朝鲜固有思想的影响亦不容小觑。同时，权韠也更注重现实的因素，不太相信自然中的神秘力量。《莺莺传》道德说教的色彩浓厚，《霍小玉传》有梦兆、咒语、鬼魅等诸多神秘元素，权韠创作的《周生传》舍弃了这些内容，更多地关注了现实处境中人物的复杂性和生活的真实性。张生抛弃莺莺时的说辞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6］，将莺莺视为害人作恶的妖孽，男性在纵情之后又带上了道学家的假面，这样的措辞和观念既虚伪又无情，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说的感染力。相形之下，《周生传》在对人性的揭示上更为真实，周生的移情是自然力量，是目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清纯少女后对风尘女子裴桃产生不满而负心。小说对周生情感变化的描写细腻可感，对人物心理的展示也是可信的。同时，小说对裴桃的描写也很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逻辑，裴桃最初担忧周生对自己变心，要周生写下誓言，及至发现周生已经变心时，她的处理方式符合她的身份和处境，但是当她意识到周生因为笃念仙花而日渐憔悴时，她受到了致命打击而一病不起，临终时却表态希望周生能娶仙花为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一个处境低微，有几分算计但又重情、善良的女子的丰富的内心富有层次感地展示出来。蒋防写霍小玉冤魂复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霍小玉形象的裂痕，非现实因素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带有明显的善恶相报、惩戒人心的因果轮回的意味。《周生传》的现实感更强，“作家采取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叙述态度，没有像许多韩国古小说那样对人物进行主观的、直接的道德评价”［12］，而是在真实的生活逻辑中表现了真实的人性和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灵世界。尤其可贵的是，小说表现了人物内心的纠结，展示了饱受道义与感情尖锐矛盾折磨的困境，在这个层面上，周生的形象已经不再是扁平的了，而是成为立体而丰满的圆形人物，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提升了小说的艺术性。

三、文本的差异所折射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

权韠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作为在韩国固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韩国文人，又是朝鲜半岛大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其《周生传》既反映了韩国人的历史文化观念，也突出了大时代背景下韩国文人的悲剧意识。

（一）《周生传》对朝鲜的社会痼疾——身份等级制度的反映

李氏朝鲜时期，身份等级制度十分森严，明文规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得通婚。在《周生传》中，以裴桃的诉求微弱地表达了对朝鲜社会身份等级制度的不满并寻求突破。裴桃在与周生定情前表达了希望周生科考成功后能把自己从妓籍中拔擢出来，改变自己的贱民身份的期望。身份制度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与权韠同时代的著名文人许筠（1569—1618）创作了长篇小说《洪吉童传》，抨击的就是不平等的身份制度的另一表现——嫡庶差别，他的恩师——被誉为“三唐诗人”之一的李达尽管才学过人，只因是庶出，无权参加科举，终生不得志。许筠父亲许晔是花谭徐敬德的弟子，哥哥许韠和姐姐许兰雪轩都是享誉文坛的诗人，他本人文章独冠当世。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许筠参与对当时社会制度不满的庶流的起义，因消息泄露，在光海君十年（1618）被杀。权韠不像许筠那般激烈，在小说中隐晦地表现了当时社会身份制度的不合理、不平等，裴桃的诉求落空固然可以归因于她的希望与周生的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完全背离，但是也可以看作权韠对朝鲜的身份等级制度这一社会痼疾难以根治的清醒认识。权韠用小说、许筠用生命来表现个人力量难以改变不合理的身份制度这一残酷现实。

（二）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小说背景和推动人物悲剧的主要力量

与《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主要书写男女情爱的个人生活不同，《周生传》的作者有意识地将影响韩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写进文本。1592年朝鲜受到丰臣秀吉率领的日军的入侵，朝鲜国力不敌日本，向明朝请援，明朝出兵支援朝鲜，战争持续到1598年结束，史称壬辰战争。长达7年的战争，对朝鲜而言，出现了李舜臣这样引以为傲的民族英雄，但是更多的是惨烈的破坏和伤痛的记忆。1592年，权韠23岁，与笔下周生年纪相仿，亲身经历了壬辰战争。权韠将笔下人物周生的经历设置成随明朝的援军进入朝鲜并且与作者相识，向作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壬辰战争是真实历史，权韠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借助文本的世界表现了历史大事件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也正是因为作者将重大历史事件写入文本，《周生传》出现了与其他两个小说完全不同的悲剧因素。

首先，在《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中，导致悲剧的主要因素是男子的负心，而《周生传》悲剧的根源则主要来自突如其来的战争。周生在裴桃死后，投奔了亲属湖州巨富张老，“生身虽安逸，念仙花之情，久而弥笃。辗转之间，已及春月，实万历壬辰也。张老见生容貌日悴，怪而问之。生不敢隐，以实告之”［5］。看似峰回路转，周生与仙花将柳暗花明，但壬辰战争爆发，周生被出征将军任命为书记，随军出行朝鲜。权韠将周生被征召入伍这一事件安排在周生克服了自身的种种障碍，似乎与仙花的幸福生活指日可待的节点上，突出的是当个人遭遇时代的大事件时，个人生活被摧毁的现实，面对历史大事件，个体是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的。

其次，将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置于壬辰战争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下，不仅表现了社会事件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与改变，而且突出了作者权韠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微尘栖弱草”的生存境遇与心理感受。

《周生传》的基调是淡雅、哀愁的，通篇弥漫着一种散淡、随性而又有几分悲凉的情调。正如小说开头，周生科举数次未能中举，心灰意冷地喟叹道：“人生在世，如微尘栖弱草耳。”［5］小说不单单是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张生、李益的周生的爱情故事，而且描绘了封建社会晚期朝鲜儒生的生存状态，借周生的故事传达了失意的普通儒生真实的情感和心灵的矛盾，他们在仁义道德和本性间挣扎，既有移情行为也有专情甚至痴情的一面，当他们面对社会时，个体是无力和脆弱的，对自身命运完全不能把握，在时代风雨中沉浮飘摇。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得这篇脱胎于《霍小玉传》《莺莺传》的小说具有了自家面目，在现实性的描绘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一篇具有独特文学贡献和价值的优秀小说。正如金宽雄先生所言，“艺术表现方面，此篇最大的特色，是使用了不带有叙述者主观意见或感情色彩的客观描写手法，这种手法对后世的爱情小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2］。

当我们以《霍小玉传》《莺莺传》这两篇唐传奇为参照对《周生传》进行观照和研究时，不仅发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更惊喜于《周生传》所具有的朝鲜民族文化特色。从审美的角度看，《周生传》与朝鲜其他古典小说相比也独放异彩，有专家如是评价：“此篇在审美风格上是悲剧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爱情小说，与后来出现的标举大团圆主义的爱情小说大异其趣。”［12］遗憾的是，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了。

综上所述，在对《太平广记》中唐传奇的借鉴基础上，权韠慧心创作的《周生传》因凝聚着中韩文学文本交流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而倍显珍贵，并因此确立了它在朝鲜古代小说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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