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正明，李　平（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启示

蒯正明，李平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主要有：一是“自愿的”同意是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市民社会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战场；三是“有机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力军；四是“阵地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取策略。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高度注重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同时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并注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市民社会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在长达20年监狱生涯中的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并对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社会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且对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途径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梳理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不仅对于深化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新形势下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自愿的”同意：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政权的维护不仅需要国家秩序的建立以及国家的强制力量的实施，同时还需要把国家的权力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前提就是同意。当然，在葛兰西看来，“同意”本身两种，一种是发自内心“自愿”的同意；另一种是由选举所创设的同意。两者同意的成因以及其带来的效果有着很大的差异。

葛兰西认为前一种“同意”主要来源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体验，是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未加批判的“世界观”，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直观感觉，并构成了大众实践的非反思意识。这种意识既作为日常实践的文化背景，也与日常实践融为一体，因而它是一种自发的意识形态。“它的出发点是在一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情感、观点以及不成体系的世界观等的现实的人。”［1］389当然就这一层面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言，统治阶级要进一步取得民众的认同，必须正确处理好作为总体意识形态与自发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方面总体意识形态的构建要建立在符合群众经验性“常识”的基础之上，并实现对自发意识形态的引导，使常识中健康的东西发挥出来，并与总体意识形态统一。“这种‘自发性’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更不能加以鄙视，而是要进行教育、引导、清除外来的污染，使它符合‘现代理论’。”［1］389另一方面需要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从思想体系推广到社会心理和群众日常生活之中，对此笔者在后面还要进一步的论述。

从选举所创设的同意来看，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民主选举的途径获取民众同意的一种政治运作方式。但在葛兰西看来，与前一种同意相比，选举所创设的同意具有很强的表面化色彩，其背后的主体的意愿与公平性问题都难以得到很好的反映，因为“在这里数字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而“任何会写字的白痴（在有的国家干脆是文盲）的意见都是有效的，在实际决定国家政治进程的时候，居然可以和那些把主要精力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意见等量齐观。”［2］88因此，“数字在这里也只是具有工具的价值。”［2］88并且，这种领导权本身内在地掩盖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质，具有欺骗性。从这个层面来看，选举所创设的同意是一种消极的认同，难以取得长久效应。

而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要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同必须努力取得群众“自愿”的同意，最终达成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集体意志”，为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提供理论基础。在葛兰西看来，“集体意志”形成是有一个过程，其形成的关键在于对旧的世界观的批判，汲取其合理的成分，并形成思想理论体系，“通过这样的批评，我们就能够对种种旧意识形态的因素曾经拥有的相对影响力逐渐加以区分和改变：以前是次要的、从属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东西，现在却被当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变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综合体的核心。”［2］92对于政党来说，“集体意志”是该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集体行动路线，它体现的是：“这个党最开始是怎样被创建的呢？它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等等。”［2］91而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意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表达，它是建立无产阶级利益基础之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行动路线，“强调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集体意志的整合，具有总体化的意味。”［3］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对于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增强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市民社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战场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与其国家学说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他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别属于各自不同的领域，国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市民社会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生产的组织化越来越强，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也明显增强。对此，葛兰西一方面承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认为“虽然经济还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作用，但平面化的地形图已经让位于社会运动中复杂的互动模式。”［4］与此相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分离关系，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市民社会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他更是明确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1］222由此可见，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是不同的，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统一。

就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兴办学校、报纸强化教育宣传等方式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社会，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过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可以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也可以掌握在被统治者的手中，而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人民的“同意”。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展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通过借助于“毛细血管似地”、“一点一滴地”“渗透”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

当然，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对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重要性的认识是无产阶级的发展突破狭隘的经济利益限制，并随着无产阶级逐步对自身的历史地位、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解放的途径和道路等形成清晰的意识而逐步深化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夺取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形成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有机的意识形态”。这与列宁“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的论断是一致的。

三、“有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力军

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作为一个“自由的”交流平台为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域，但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还有赖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传播作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明确指出：“知识分于是统治集团的‘管家’”［1］425，进一步说，任何社会集团都产生于经济生产基础之上，在其诞生的同时就有机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为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辩护和论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行使领导权，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宣传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知识分子。同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应及其被群众的接受程度还有赖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所要依赖的知识分子是“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与建立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是那些旧制度残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界最典型的就是教士，他们在漫长的时期中（在也具有这种垄断权部分特征的整个历史时代），篡夺了某些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的地位。”［1］420有机知识分子同新的阶级是“同质”的，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意识到自己的职能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关系密切。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明确地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能够明确地向大众传达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

当然，两种类型知识分子是相对性而言的，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知识分子的范围与性质也会随之发生转变。统治阶级可以将建立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整合到本阶级之中，转化为本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因此，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要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做到：一是建立的是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分子去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培育新生力量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转化，以此将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之中，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提供人力支持。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那么，政党就是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葛兰西认为，政党是一个阶级造就、培养、转变知识分子的一种最有力的组织。政党之所以能完成这个任务是和它担当的基本职能分不开的。政党的基本职能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分子。”［1］428同时，政党还担负着征服和转变传统知识分子的任务。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必须要具备三个必备条件，包括群众、领袖和一个中间要素［2］145。其中，“这个‘中间要素’就是现代革命政党的‘有机知识分子’”［2］146，在这里，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这支队伍需要同时执行着“破”与“立”的职能。所谓的“破”就是在市民社会中，展开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以此抵消和瓦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的“入侵”。所谓的“立”就是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灌输到本阶级成员之中，同时在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实践经验，并将经验上升为理论，进一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四、“阵地战”：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取策略

基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葛兰西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首先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那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策略是什么呢？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由于拥有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成了统治阶级整个防御系统中最坚固的堡垒，所以，传统暴力革命的运动战不足以解决问题，无产阶级无法以闪电般的出击去破坏资产阶级对整个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因此，他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果用俄国式的运动战去直接攻击，结果只能是摧毁了其外在保护。因此，在西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需要采用与俄国十月革命暴力夺权的“运动战”不同的“阵地战”方式，通过“分子式入侵”，以及依靠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与宣传，逐渐瓦解、解构已有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得无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分子式入侵”是与“阵地战”相对应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夺取方式。它的实质是对民众心理认同的重视。这种心理认同是一种“批判性的自觉”行为，也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将意识形态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的结合，将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葛兰西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详尽无疑的、像对毛细现象那样极尽条分缕析的分子过程，它可以利用的文献包括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口头的交谈和争论，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2］146可见，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不是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单纯的理论形态，而是深植于群众之中，因此，要提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必须将意识形态与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结合，以此形成润物无声、水滴石穿的效果，使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中夺取一个个新阵地，最终夺取国家领导权。

“分子式入侵”是无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重要方式，但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得的关键还是要发挥宣传、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葛兰西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难以利用现有的教育宣传机构开展阵地战，因此无产阶级要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就需要着手建立自己的宣传机构，尤其是各类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对此，他在1917年所写的《朝着一个文化联系》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意大利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三大组织：党、劳动联盟和文化组织。”①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4.当然，为了提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效应，还有个创新教育方法问题。为此，葛兰西强调教育者要增进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互动，通过互动增加交流和共识。对此，他在《狱中札记》中就明确提出构建教员与学生之间的积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每一位教员同时就是学生，而每一名学生同时就是教员。”［1］33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增强本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增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有机的”知识分子就需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增加与群众的交流与沟通，以此进一步增进群众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

五、总结与启示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其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总体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阐述的，同时又作出了自己诸多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并实现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向。尽管葛兰西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做出这些思考的，但由于问题本身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被认识和重视，直到今天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同时，它对于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注重同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我国社会转型的期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使“一部分人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由认同走向怀疑和迷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趋于淡化”［6］；另一方面国内价值多元化的博弈也非常明显，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还有很大的市场［7］。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导多元化思潮的方针和原则；另一方面对各种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决不能听之任之、任由泛滥，而是要对其进行积极的批判，使人们认识错误思潮的本质，从而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

第二，加强和创新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是架设意识形态理论内化为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的基石［8］。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党的各级宣传部门要发挥好掌握大局、谋划长远、协调各方的职责，确保各项宣传教育工作围绕中央的大政方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来开展。在意识形态教育上，除了大力构建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之外，还要重视学校教育对塑造学生政治心理的关键作用，尤其要深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着力探索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课程体系。同时为了提高意识形态传播效应，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话语体系上，要改变以往那种以精英为主体的纯学术性，或政治性话语，提倡深入群众，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讲群众关心的问题，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根植于一般民众之中，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融入其血脉之中的、无意识的文化认同［9］。

第三，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一是着力培养一批资深专家型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队伍。通过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行业优势、阅历优势、经验优势等，不仅可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规划作出科学的设计，同时对于保证意识形态工作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中得到切实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党和政府要注重培养和选拔那些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扎实的中青年同志，充实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同时对于工作能力低，思想僵化，或者立场不坚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采取措施使其调离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以保持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纯洁性。三是把干部队伍建设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中来。党的组织不仅要加强对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而且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主动承担起意识形态工作的职责，而且切实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提高民众对党的认同；四是拓展人才队伍。可以考虑将民间一些优秀的理论和宣讲队伍纳入到人才队伍建设之中，并支持他们深入到社区、农村之中，用大众化的语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葆煦，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现代君主论［M］. 陈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仰海峰.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05，（11）：39-44.

［4］ 仰海峰.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效应［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46-53.

［5］ 列宁.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C］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2.

［6］ 张一，罗理章.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策［J］. 理论与改革，2014，（6）：120-123.

［7］ 曾长秋.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 求实，2014，（1）：39-42.

［8］ 孟宪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常态化论析［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12.

［9］ 黄思记. 论当前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症结：兼论世俗化进程中认知的偏颇与失误［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24-135.

（编辑：朱选华）

The Thought of Gramsci'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and Its Enlightenment

KUAI Zhengming，Li Ping
（School of Marxism，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China 325035）

The ideological hegemony of Gramsci's thought chiefly contains as follows：The first is the "voluntary" consent as the basis and the premise of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second is the civil society that acts as main battlefield to fight for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third is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s" who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 fourth is the "positional warfare" which is the strategy to win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se thoughts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ward today'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hegemon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and struggle against with the wrong ideas. Meanwhile，we should reinforce the ideologic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especially on the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Gramsci； Ideological Hegemony； Civil Society

D261.1

A

1674-3555（2016）01-0040-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6.01.00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5-05-2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DJ002）；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14JDSZK079）

蒯正明（1977- ），男，安徽肥东，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