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析

2016-03-13康桂英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1期

关键词：探析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　232001)

何干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析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安徽淮南232001)

摘要：何干之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研究广泛，著述丰富。深度剖析何干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有助于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又可以在实践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关键词：何干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圭臬，广涉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诸领域，撰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史学著述。深度剖析何干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既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又可以在实践中增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一、经济基础的决定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的反作用。人类社会正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由低级走向高级。“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领域，就要求我们从经济角度去解说和诠释人类历史”[1]。

何干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认识深刻。他视经济因素为解释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非常注重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方面解释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何干之尤其重视近现代历史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切入点。何干之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唯物论的ABC”[2]249，生产力的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劳动力在生产中居于决定地位，生产关系“是划分历史上各种社会结构的基准”[2]247，“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交互作用着的，生产力是生产关系成立的基本条件，同时生产关系又是制约着生产力运动的形式，使它循着某种历史法则而发展着。没有生产力要素的结合，也没有生产关系，离开了生产关系，也认不清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性”[2]249。1947年，何干之在华北联合大学讲授“思想方法论”一课时，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阐释了这一原理的实质内涵，通俗易懂。他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物质与存在在先，精神与思维在后”，“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例如，“中国农村童养媳的风俗还有，而且一般夫妇之间，女人的年纪大于男人。由今看来，这当然是不合理的风俗，而且家庭中往往因此而种下悲剧和喜剧的根苗。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社会原因的。小农社会里，农民被剥削被掠夺，结果生产力很低，所以娶大媳妇，聘童养媳，原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多一个人口增一分劳动，由此幸而免于饥饿和死亡的袭击。因而童养媳就成为这样社会里的一种习俗了。社会的意识在自己的发展中落后于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存在是第一位，而社会意识是第二位”[3]185。他还说：“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不过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推动或保障经济制度发展的。但社会发展是无间断的，在某种社会的勃兴期，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是推动着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可是到了衰落期，经济关系就变成社会发展的桎梏了，社会要发生大变革。但是，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必须从保障旧的生产关系的政治形态开始，换句话说，经济变革是从政治变革开始的。不过经济是政治的决定者，因此，要了解政治运动的形式和动力，必须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入手”[2]79。

追寻社会经济的性质进而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何干之研究社会经济性质的根本目的。针对中国革命的实践，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并以此作为探究革命道路的起点。何干之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向中国输入资本，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独占煤炭、铁矿、制铁业等重工业的基础，使中国没有重工业而无从建设中国资本主义，即使在纺织、面粉、火柴等轻工业领域，外资也占有很大的优势。金融业方面，外国银行“不但统治中国的金融市场，统治中国的工商业，甚至于连中国的政府，也发生支配作用”[2]55。这种无重工业、轻工业和金融业又受控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态势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他还说，虽然外国资本的到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方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的经济运作方式，中国只是出现了一些新式的企业而已，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封建剥削、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就成为中国经济的两个突出的特征。据此，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自然决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中国的生产力，永远没有合理地发展，使中国陷入慢性恐慌的深渊中，在深渊中呻吟的是极少数的买办、地主，军阀以外的全民族。所以中国的被压迫的民众，无论是民族资本家、商人、工人、农民，都要起来打倒横暴的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束缚，争取民族产业的自由发展”[2]162。

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状况，何干之指出：“中国经济壁垒，在东北失陷华北危亡的时候，早已支离破碎了”[2]174，东北、华北的矿藏、石油、农作物、对外贸易统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的资源已“渐渐变成敌人国防经济的命脉”，此种经济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建“汉奸以外的全民族大联合的抗敌阵线”[2]175，同仇敌忾，抗击日寇。自然，当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其特定的经济状况也决定了政治和文化的表现形式，新民主主义最终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经济态势决定了政治的表现形式。

二、历史发展的贯通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4]马克思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变的过程，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毛泽东也说：“不要隔断历史。不但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是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他还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6]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肯定历史发展连续性、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方面的基本要求。

何干之对这个观点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历史是贯通联系的，“凡是忠实于科学的历史观的人，都承认由原始共产制而封建制，再而资本主义制，乃历史的普遍法则，中外古今都没有例外”[2]12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虽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缺乏可靠的史料和缺乏有价值的著作，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天才的提示，具体的问题，还等待着我们后来者的集体创作”[2]121。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以“历史贯通”思想为指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面对苏联、日本和中国学界的一些学者否认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以及隔断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联系，在其间横插一个所谓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学说，何干之逐一予以驳斥。他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确定的历史范畴，虽然东西方社会由于自身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却遵循着相同的社会演进规律。割裂人类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必定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日本历史学家森谷克己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缺了奴隶制度，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跳到封建社会的，这样的认识没有“具体的从氏族社会内的社会分化和进贡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去寻求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础”[2]306，所以不能很好地说明殷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当然，对于不同阶段的历史分期可能会有不同，比如郭沫若的西周奴隶制说、吕振羽的殷代奴隶制说，但他们都肯定了奴隶社会的历史范畴，这无疑是正确的。

何干之还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奴隶社会因为进贡制关系的存在，“使奴隶制的生产力的发展滞后，不如希腊、罗马那样，奴隶大批大批地参加生产，而只停留在家内奴隶制的阶段”[3]93。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欧美国家在本质上完全一样，但形式上却有很大差异：欧美是分权制，而中国却是集权制。原因在于农村公社的反复再生产，加强了农村的孤立性，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前夜。此后的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有发展，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何干之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依我个人读史的意见，我以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制，夏、殷是奴隶制，周、秦以后是封建制”[2]121，鸦片战争以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而中国的未来则是通过“新的民主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走向新民主主义，并最终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后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坦言，只有“明白了这些微妙的关系，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中国的解放运动，才有了正确的认识”[2]266。虽然何干之对中国历史的分期缺乏更为可靠的史料支撑，但他却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规律性的现实政治意义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据此，何干之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历史是有机地连贯着，‘现在’由‘过去’而来，‘现在’又产生‘未来’，‘过去’的曾当过‘现在’，‘现在’的又可变成‘过去’，‘未来’的也终有‘现在’和‘过去’的一日。总之，‘过去’、 ‘现在’和‘未来’，乃绝对分不开。要知道‘未来’，先要知道‘现在’，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 ‘现在’。”[2]121-122这样的见识体现了何干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历史发展贯通性”的深刻理解。

三、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性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既往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非常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他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各部分内容之间的纽带，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摧毁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7]29。同时他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只“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7]30。张闻天也认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绝不是什么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必然产物”[8]。毛泽东更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划分史观的界限，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9]。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那么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10]。何干之对阶级斗争观点的认识也很深刻，可以三大“论战”为例进行说明。

何干之充分认识到了三大“论战”肩负的政治使命，从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指出了它们的阶级性。他说：“思想上的争论，并非天外飞来的高调，乃当时当地处在不同经济环境和政治地位的人们的呐喊。”[2]18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就是当时国内社会政治情势的一种反应。因为“为了检阅革命失败的原因，规定革命的政纲，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各党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也不得不争论中国社会的性质”[2]210，故站在新的革命起点上，最先需要认识的是社会的性质，之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大谈改造之路。又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各异，所以改造的主张不尽相同，“要是承认中国是一个金瓯无缺的封建社会，那么资产阶级自然是时代的骄子，工人农民休想插嘴！要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革命形式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执行者必然也是下层势力。要是以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当然是唯一的革命主力”[2]209-210。不同的社会性质认识、不同的革命主张引来激烈争辩，使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参杂了浓厚的政治因素，需要从阶级斗争角度去理解。何干之的这一认识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阶级性特征，事实亦确实如此。

鉴于党内陈独秀和党外陶希圣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新思潮派参与论战，各方都在自己的阵地(中共以《新思潮》杂志、托派以《动力》杂志、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表达自己的认识，唇枪舌剑，互相抨击，可谓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阶级斗争的韵味很浓厚。不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转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各派人士开始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各自的政治主张寻求历史的依据。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也完全不同。何干之认为他们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是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阶级属性，无论是李季的“前资本主义”论、陶希圣的“先资本主义”论，还是胡秋原、王礼锡的“谜的时代”，都隔断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其目的就是否认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自然就否定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而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何干之认为它自然也是一场充满了政治色彩的阶级论战，“不同的立场，得出不同的经济观察，不同的经济观察，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2]239，中国经济派与中国农村派之间争论的焦点依然在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三大“论战”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最终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来看，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取得了胜利。而何干之从阶级立场出发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特征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与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起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

何干之以中国社会史论战为平台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路。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较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显示了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也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近年来思想界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打着“学术反思”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众视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颇多非议，“随意剪裁和拼凑史实，牵强附会，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指鹿为马，糟蹋历史”[11]，淡化经济基础的决定性，隔断历史发展的贯通性，否认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性，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是一种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何干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为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历史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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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22.

[11]田居俭．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J]．求是，2013(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