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波

(1.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9；2.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班固《汉书·礼乐志》的音乐批评思想

李 波1，2

(1.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9；2.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班固《汉书·礼乐志》所涉及的音乐批评思想较为丰富。首先是对汉代及之前制乐历史的评价，除了对衰乱之世不德政治及其音乐的批判，《礼乐志》对汉代之前的制乐历史予以充分肯定尤其对周代礼乐推崇备至。《礼乐志》对汉代音乐(雅乐)发展的历史采取了较为隐蔽但却是严厉的批判。在对雅郑音乐的评价上，《礼乐志》严格坚持着传统儒家崇雅贬郑的一贯原则。其坚持儒家音乐批评思想的立场还体现在对孔子音乐观念及活动的关注和推重。另外反复征用儒家经书为其评价依据，也是其音乐批评的重要特点。

班固；《汉书·礼乐志》；音乐批评

学界从音乐学角度对司马迁《史记·乐书》(以下只注篇名)展开的研究已较为丰硕，但是针对班固《汉书·礼乐志》(以下只注篇名)音乐思想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目前，李琼的硕士论文《<汉书>中的音乐思想》[1]对此有专门讨论，郑祖襄《<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2]和詹璐的硕士论文《音乐史与建构：<吕氏春秋>与<汉书·礼乐志>的叙事研究》[3]对此也有所涉及。作为《汉书》重要篇什之一的《礼乐志》，其文化思想包括音乐思想应该受到重视。而要全面了解《礼乐志》的音乐思想，对其音乐批评思想的揭示就必不可少。有鉴于此，笔者在对司马迁《乐书》音乐批评思想有所阐发的基础上，尝试对班固《礼乐志》中的音乐批评思想略作讨论，以期揭示班固音乐思想观念之深层面貌。

一、对制乐历史的评价

班固在《礼乐志》中对汉代及之前的音乐历史即制乐历史有较为详尽的记述，与司马迁《乐书》一样，这种历史性的记述明显带有史学家的评价态度，故而《礼乐志》中的音乐批评思想首先就体现在班固对古代制乐历史的评价。这个评价可以根据班固《汉书》十志“断代为史”而又“通古今”的特点，分为汉代和汉代以前两个部分来阐释。

(一)对汉代之前音乐历史的评价

与司马迁阅读君臣事迹而感受到音乐价值的切身体会相比，班固对古代音乐(实际上是雅乐)历史的建构更多是借助古代经典语录即六经的记载来完成的。《礼乐志》首先引用《周易》的观点指出“作乐崇德”的制乐传统。接着对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武王、周公制作的音乐进行了介绍。其介绍的方式与《礼乐·乐记》《乐书》中的方式如出一辙。不外乎通过音乐作品肯定制乐者的崇高品德和圣明统治。而更为突出的是，班固在梳理音乐发展历史的同时还重点对周代的音乐历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和大力的推崇。其文曰：

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4]140

这可以看做是对周代创作雅乐音乐作品的批评。这里的评价角度是相当丰富的：既有从作品角度、诗乐舞层面进行的评价，也有从音乐使用效果层面进行的评估，还有从接受者感受及社会影响角度进行的肯定。可以说班固在《礼乐志》中将周代雅乐奉为最高典范。所以他在记述中反复地引用《尚书》、《诗经》的记载来验证这种音乐的典范意义，其推崇之意显而易见。这当然与班固生活在经学时代从而具有尊经崇圣思想密切相关。班固对汉代之前的音乐也并不是一味的肯定，对那些政治衰乱时期的音乐，与传统观点一致，班固也从社会治乱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所以他引用《尚书》关于商纣王“断弃先祖之乐”的记载加以批评。继而又对春秋时期“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4]140的状况进行了否定。所以不难看出班固以音乐作品的文化政治含义来评价音乐优劣的原则。正如他在批判汉代掌管音乐的大乐官时所言“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4]14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班固音乐批评的基本标准和原则，这与孔子建立起来的儒家音乐批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二)对汉代音乐历史的批评

班固《汉书》当然是以汉代为写作重心，所以在《礼乐志》中有大部分篇幅是对汉代音乐历史的记载。这些文字所反映出来的音乐批评思想同样是清晰的。首先是对汉高祖时期“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4]141的评价。这里的评价态度当然也是潜在的，但是并不妨碍它的明确性，这大概就是史家音乐批评的主要方式。如“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4]141这里看似客观的描述，实际上是有态度的。班固把汉高祖时期的音乐作品与古代的宗庙乐相提并论其推崇之意显而易见。不但如此，对《永至》、《登歌》等雅乐作品的评价亦是如此。结合文章之前对汉以前雅乐的肯定和推崇，班固将高祖时期的宗庙乐与古代雅乐相比拟，其肯定态度就十分明确了。为了进一步表明对汉高祖时期音乐作品的肯定，文章直接指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4]141这里以高祖创作《房中乐》来印证制乐原理，显然也是对音乐作品和制乐者的认可，与文章对汉高祖时期音乐的肯定也完全一致。另外，《礼乐志》对汉代乐舞的评价也遵循了这一思路和基本态度。文中指出：“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4]141这里对汉高祖时期制作《文始舞》的肯定正是通过该作品与古代圣王时期《招舞》的比较来实现的。为何会采用这样的批评方式？实际上这又与《礼乐志》秉持的音乐批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4]141作为开创汉代基业的高祖刘邦，其制作音乐的方式恰恰体现这样的原则。所以此处即是对雅乐制作原理的阐发也是对汉高祖时期乐舞制作的极力推崇。

对汉高祖后继者的制(雅)乐历史，《礼乐志》的记述则有所侧重。对汉惠帝和文景时期的音乐，班固以为仅仅是循旧而已，这与司马迁在《乐书》的记载也完全相似。而对汉武帝时期的郊庙音乐，《礼乐志》则记述甚详。从音乐使用场所到音律、音调的创作以及歌词的写作都有详细的交代，更难能可贵的是，班固在《礼乐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音乐歌词，这些歌曲是汉代人创作的，但是班固将其悉数记载于史书，就让人领会了他的推重之意。结合班固推重汉代，不以后代为薄、具有反对崇古非今的意识倾向，我们似乎可以相信班固对汉武时期郊庙音乐的推崇态度。但是，《礼乐志》随后对汉武雅乐的评价与这样的结论又难以吻合。

在详细记载了《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之后，班固《礼乐志》突然笔锋一转，文章写道：“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4]146看来班固对郊庙之外的音乐是比较轻视的。然而他对汉武帝时期制作的郊庙雅乐是否推崇呢？汉武帝任用李延年创作新歌的事迹在司马迁《乐书》当中同样也有记载：“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5]1177因为崇尚节乐，司马迁对汉武帝制作繁缛新乐的做法颇有微词，甚至在提及郊庙乐《太一之歌》时“他引用汲黯的话间接指出了汉武帝以祭祀祖先为借口而制作新声的目的。”[6]65那么，班固对汉武帝制作新雅乐到底持什么态度呢？一方面他对汉武帝制作反映巡狩福应之事的音乐作品忽略不论，另一方面他又将包括《太一之歌》在内的郊庙新乐记载于史。班固在《礼乐志》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评价，但是他的批判态度却是鲜明的。《礼乐志》记载了汉武帝对河间献王所献雅乐的态度：“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4]146原来汉武帝只是将传统的雅乐用来充充数而已，在郊庙场合仍使用他新制的音乐。在这个问题上班固则是个地道的“崇古派”，他明确指出“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4]146实际上是否定了汉武帝制作郊庙音乐新作品的行为。《礼乐志》随后将古代雅颂之乐的记述内容与汉代郊庙诗歌做了今昔对比，它甚至指出了汉代郊庙诗歌在音律上的缺陷，其褒贬态度自然是一目了然。至此，班固对汉武帝制乐行为的批判之意也就溢于言表了。只不过与司马迁直截了当的批判相比，班固的批判态度要隐蔽得多，但是其批判态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班固《礼乐志》这一音乐批评思想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二、对雅颂、郑卫之音及地方音乐的批评

说班固《礼乐志》具有儒家的音乐思想倾向一般人们都比较认同，但谈到班固《礼乐志》对雅颂与郑卫音乐的批评态度，研究者的认识就存在较大的分歧。显然，人们对班固《礼乐志》音乐批评思想的关注和研究略显不够，尤其在班固对雅颂和郑卫音乐的批评上人们的解读还需进一步细化。

金文达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曾指出：“《汉书·艺文志》对所谓雅乐可以对庶民起德化教育作用一说的否定，也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通观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说确实没有哪个封建王朝通过演奏雅乐来收到德化教育的效果。”[7]133意思是说班固对雅乐的社会教育作用也是否定的，笔者以为这不符合班固《礼乐志》的原意。班固对汉代郊庙音乐的评价上文已经分析过，他对汉武帝制作新雅乐并不认同。《艺文志》对汉代雅乐的记述其评价态度也是相当明朗的。其文曰：

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河间区区，小国籓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其罢乐府官。[4]146

班固虽然于此记载了雅乐在汉代尤其是在武帝时期不受重视的情况，但是他本人在记述中的评价态度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抛开《礼乐志》对西周雅乐的极度推崇不论，此处对郑声盛行的恶劣影响的记述其实已经说明班固对郑声的批判之意。教化百姓、彰显功德的雅乐废弃不用，而“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4]140的郑卫之音却特别盛行，这恰恰是班固痛心疾首的事情。班固对雅乐的推崇之意和对郑卫之音的批判态度实际上是较为鲜明的。诚如郑祖襄先生所言：“《汉书·礼乐志》的音乐史是一种雅乐音乐史观， 它是西汉以来儒学文化思想在音乐史学领域中的体现。”[2]151班固在雅颂与郑卫之音的批评上的确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批评思想保持着一致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的确是个保守派。

当然，也有人认为班固《礼乐志》针对俗乐“给予了肯定的态度，”[1]28这与班固在推崇雅乐时极力贬斥郑卫音乐的说法明显存在抵牾，故而认为班固在俗乐的批评上具有二重性。这里首先需要辨明的是班固《礼乐志》到底对郑卫之音有没有持肯定的态度。班固对周朝末年的“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4]141是严厉批判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则，他对汉代地方音乐的兴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上文已经说明《礼乐志》记载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4]141班固对此是有不满的，原因是郊庙音乐需用雅乐，且必须有所祖述。故而班固《礼乐志》并没有对这些俗乐予以肯定。然而有人也指出《汉书·艺文志》对俗乐的肯定：“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4]342实际上《艺文志》此处是对诗赋作品的总结。但是当它提到汉武帝创立乐府，采集诗歌如代、赵、秦、楚歌谣时的确是予以肯定的。然而我们要仔细鉴别《礼乐志》肯定这些作品(注意是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角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主要是从文辞内容上说明乐府诗的特点。而“观风俗，知薄厚”还是主要从统治者治国理政的角度来分析地方歌谣的功能。因此，我们只要稍加辨析就会发现，班固《艺文志》此处对地方歌谣的肯定主要是从文辞内容而非音乐形式着眼。当然，既然是歌谣，这其中必然包含有音乐的元素。可惜的是这并不是班固《艺文志》推崇地方歌谣的主要所在，故而说班固《礼乐志》有肯定地方音乐的说法是有一定限度和条件的。

而实际上，班固《礼乐志》对郑卫之音的贬斥与他对具有地方音乐特点的歌谣的肯定本身也并不矛盾。首先，班固《礼乐志》所称的“郑卫之音”与“赵、代、秦、楚之讴”并不能等而视之。恰如冯洁轩《论郑卫之音》所说：“两汉以后，儒者所指的郑卫之音，含义已非常繁复，大体上可以包罗一切民间音乐或当时统治阶级认为不是真正的古乐、雅乐的音乐……郑卫之音已成为坏音乐的代名词。”[8]67事实的确如此，班固《礼乐志》提到郑卫之音或郑声的地方有12处。它是相对于雅乐而言的概念，但却与汉代时期的地方音乐没有直接关联。可见所谓的郑卫之音或郑声不但是一个音乐概念，它还具有历史性，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死概念。故此，班固《礼乐志》对郑声的严厉批判态度并不能表明班固对当时地方歌谣音乐的完全否定。其次，班固《艺文志》中对赵、代、秦、楚歌谣的肯定并不是完全从音乐层面的肯定，相反主要应该是从文辞内容层面的认同。其肯定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有利于统治者了解民情。最后，虽然不可否认班固《礼乐志》、《艺文志》对带有地方音乐特点的歌谣并不像对待郑声那样严厉贬斥，但这并不妨碍班固《礼乐志》对汉武帝采用地方歌谣为郊庙音乐的反对，甚至认为是“郑声施于朝廷”[4]146。通过以上辨析我们对班固《礼乐志》对雅颂、郑卫之音及地方音乐的批评态度就较为清晰明了了。

三、对孔子及儒家经书论乐的推崇

有学者指出：“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正是儒家正宗思想神学化的兴盛时期，班固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儒家正宗思想的影响。”[9]215的确如此，班固《汉书》的儒家思想倾向是尤为凸出的，这一点在《礼乐志》音乐批评思想中也有特别突出的体现。除了推崇雅乐贬斥郑声并以此评价汉代及之前的制乐历史，《礼乐志》音乐批评思想的儒家倾向还体现在它对孔子音乐活动的特别关注和推崇，处处以孔子等儒家圣人语录为音乐批评标准等方面。

《礼乐志》全篇论及孔子的地方有11处，其中6处直接与孔子的音乐活动及音乐观念相关。其中引用孔子的论乐言论有5处，分别是记载孔子对音乐功能、音乐本质、欣赏评价雅乐、整理雅乐、批判郑声的言论。还有一处则是记载孔子反对女乐而离开鲁国的事迹。班固《礼乐志》不仅援用孔子论乐语录来评价先秦时期的音乐活动，他同样也将孔子的论乐标准运用在对汉代音乐活动的批判之中。如他对汉哀帝废弃汉代乐府机构的记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4]147不难看出班固《礼乐志》对孔子音乐批评思想的尊崇和遵循是一以贯之的。将孔子对音乐的认识和评论奉为基本原则，引为至理名言，甚至运用于当代音乐活动的评价之中，这样的认识足以说明班固《礼乐志》对孔子音乐批评思想的尊崇。故而我们不难看出班固《礼乐志》对孔子音乐批评思想的尊崇和遵循。因此，也可以说班固《礼乐志》之音乐批评思想基本没有突破孔子音乐批判思想的藩篱。

除了对孔子音乐思想的遵循，班固《礼乐志》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对儒家经典论乐思想和言论的遵循，这是其音乐批评思想的重要方面。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对西周之前的音乐历史是较为推崇的。但是和司马迁通过追溯先王的德行事迹来阐述音乐价值的思路有所不同，班固对五帝三王时代音乐历史的肯定是通过对经典古籍的相关记载来作证、说明的。这当然是他尊经崇圣思想的反映。仅在论乐部分班固《礼乐志》就先后征用了《礼记》、《周易》、《尚书》、《诗经》当中的论乐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些著作在汉代都先后被“列于学官”，作为儒家经典得到官方的认可。处处以儒家经典著作为音乐批评的依据，而这些书籍都是当时的儒家经典，因此《礼乐志》音乐思想及音乐批评思想的儒家倾向自然就更为凸显了。

四、音乐批评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从《礼乐志》的音乐批评内容来看，与之前的音乐批评相比似乎并没有多少新创。但它的历史贡献依然还是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乐志》是班固及其《汉书》音乐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蔡仲德先生认为班固《汉书》之《律历志》重在论乐律、《礼乐志》重在论礼乐。“如果说《律历志》主要反映了《汉书》对音乐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那么《礼乐志》主要反映了《汉书》对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10]418论音乐与自然的关系则偏重原理的分析，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则偏重于价值的判断，而价值判断就是批评。所以《礼乐志》最能呈现《汉书》的音乐批评思想。它可以说是班固及其时代音乐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次，班固对汉代及之前音乐历史的梳理和评价较司马迁《乐书》更为详细，作为“乐志”范本，其批评思路被后世史学家所继承。如沈约《宋书·乐志》就结合收录的音乐作品、征引经典文献对历代音乐历史进行批评。另外《礼乐志》对汉代音乐历史的批评观点也基本为后代论家所接受。再次，班固的音乐批评是雅乐音乐史观下的儒家音乐批评思想，它将儒家音乐批评思想运用于汉代音乐批评实践。同时，班固《礼乐志》对汉代地方音乐在某些层面上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也是它积极的方面。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固著成《汉书》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11]1334的事实。这说明《汉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声誉。而作为《汉书》精华所在的十志之一，《礼乐志》自当受人重视。故而，班固《礼乐志》的音乐批评思想也必然会随着《汉书》的显著影响而对后世音乐观念尤其是音乐批评观念带来深远影响。

[1] 李琼.《汉书》中的音乐思想[D].陕西师范大学，2014.

[2] 郑祖襄.《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J].文化艺术研究，2011(02):151-156.

[3] 詹璐.《吕氏春秋》与《汉书·礼乐志》的叙事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 李波.司马迁音乐批评思想初探[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23):63-68.

[7] 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8] 冯洁轩.论郑卫之音[J].音乐研究，1984(01)：67-84.

[9] 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Music Criticism in Records of Rites and Music i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LI Bo1， 2
(1.FacultyofLiberalArts，Northwest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59; 2.MoscowArtsCollege，WeinanNormalUniversity，Weinan，Shaanxi714099)

RecordsofRitesandMusicinTheHistoryofHanDynastywritten by BAN Gu contains quite abundant music criticism. Firstly it comments on the music history in Han Dynasty and that in the previous dynasties. Except for a harsh criticism of immorality and chaos of turbulent political period together with its music， it fully affirmed the music history， and particularly it worshipped the rites and music in Zhou Dynasty. Records of Rites and Music adopted a quite implicit but severe criticism on music (Court Music) history. In the judgment of Court music and Zheng music， it strictly adhered to the consistent principle of worshipping the Confucian court music and belittling Zheng music. Its insistence on Confucian music was also demonstrated in the concern and esteem for Confucius’ music concept and activities. Moreover， 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of its music criticism is that it cited Confucian classics for theoretical bases.

BAN Gu;RitesandMusicinTheHistoryofHanDynasty; music criticism

2016-08-11

渭南师范学院特色学科建设项目“秦东音乐舞蹈传承与创作”(项目编号：14TSXK012)。

李 波，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与音乐批评。

10．15958 /j．cnki．gdxbysb．2016．06．013

J601

A

1671-444X(2016)06-00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