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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族学视角介入艺术人类学研究
——色音研究员访谈

2016-03-09王永健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16年6期
关键词:萨满教人类学学者

王永健,色 音

(1.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由民族学视角介入艺术人类学研究
——色音研究员访谈

王永健1,色 音2

(1.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色音老师,您好!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的委托,对您做一个专访。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蒙古族萨满的研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最早发起成立到现在,您也一直参与其中,现在也是学会的副会长,可以说见证了学会的成长历程。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认识艺术人类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它与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概从您的角度先来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后面咱们陆续再展开。

色音(以下简称色):关于学会的发展历程,我还比较清楚。我一开始就参与学会的成立,包括成立大会在内的历年的学术年会,我基本上都参加了,有那么两次,因和别的会议冲突了,没参加成。学会当时成立的时候,国家层面上还是非常重视的。首先费孝通先生比较支持成立这个学会,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中国应该有把人类学和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学科,他建议成立这样一个学会;然后,国家层面上当时文化部的孙家正部长也非常支持,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文章院长也是非常支持。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来讲,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字头的一级学会是比较难的,审批比较严。但是由于我们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以及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个学会,所以就比较顺利,民政部审批下来也比较快,同意成立这个学会。成立的时候,文化部的孙家正部长都亲自去参加,所以跟一般的学会还不一样,这个学会的起点还是比较高,虽然是成立得比较晚,但是起点比较高。

从近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发展比较迅速,学会的会员差不多有将近1000人了,这个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可喜的,这说明还是很多学界的朋友们、学界同仁,还有一些年轻的研究生比较关心这个学科,他们对这个学科比较感兴趣,所以积极参与这个学会的活动。这个学会的成立,我觉得还是意义比较重大,因为过去艺术学领域的研究和人类学包括民族学领域的研究有点脱节,各做各的,但实际上在这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过去很多学者都在做类似艺术人类学这样一个视角的研究,过去各做各的,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是比较偏重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视角,艺术学的包括艺术起源的研究,民间艺术的研究,也是基本上按照传统的艺术学理论方法和一些美学的理论方法等等来研究,相对来讲第一手的实地调查比较少。从艺术学的视角做艺术人类学和人类学角度去做艺术人类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在方法上还是有些差异,过去有这样一些学科上的区别,但通过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过去在艺术学领域,包括美学领域,做艺术人类学方向研究的学者和人类学领域的关注艺术人类学,以及有关原始艺术、民族艺术、民间民俗工艺这样的一些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在学会这样一个平台上,大家共同参与到各种学术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每年的学术年会,把过去在各自领域、各自专业的角度做艺术人类学的一些学者聚集到这个平台上,做同样一个艺术人类学主题的研讨,互相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借鉴,这样就更好地推动了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所以,这些年来我感觉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发展比较快,而且跟国际上相比,队伍也比较庞大。

这几年方李莉研究员和李修建博士在梳理国外的相关成果,罗易扉博士系统地梳理国外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历程和发展脉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国外的一些艺术人类学研究,从国别的角度来讲,各个国家研究队伍不是那么庞大,不像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学术队伍,即使在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做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学者不是很多,不过也有确实很出色的学者像范丹姆先生、莱顿先生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像他们这样的杰出学者毕竟人数较少。在中国,实际上过去民族艺术学、民族音乐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学者在长期从事研究一些类似艺术人类学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过去他们不叫艺术人类学,比如说音乐领域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历史较长,并且还比较成熟,后来也分出来一个音乐人类学,在音乐人类学领域早在我们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了。我们成立这个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之后,过去在各自的音乐学领域、民间美术领域做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比较关注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的学术活动,他们也相继入会,也参加到我们学会的活动当中,这样的话,等于是他们也应该是说接触到人类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方法和前沿的一些动态。同时,他们的一些研究,对我们这些过去主要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者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过去我们各自做各自的,很少有机会与从事音乐、美术、舞蹈研究的一些学者去交流。有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个平台之后,就有了比较频繁的交流和互动的机会,不同学科的学者互相之间有一个促进的作用。总体上来说,中国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现在发展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像王永健博士系统梳理过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几个阶段,我觉得分得很到位,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是一步一步从早期的、初步的酝酿的阶段,逐渐发展到现在的成熟阶段,目前已进入到能够跟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一方面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将来我觉得应该还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对国家相关部门的有关决策提供学理依据等应用对策研究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在我们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非常关注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一些国家各级政府比较重视的一些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域,我们通过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也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学理上的一些依据,今后可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去发挥它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色音老师说的是。学会与民俗学会、民族学会,人类学学会相比较起来,人数现在也不算少。而且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是非常复杂而多元的。甚至这种多元性可能要比人类学学会、民族学学会还要复杂,因为这里边既有美学的学者,又有哲学的学者,还有文学的学者、历史学的学者,以及各个门类艺术的学者。所以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样一个学术平台的建立,它具有一种高度的统合性,能把复杂学科背景的学者有机地统合在一起,虽然大家学科背景不同,但是共同讨论艺术这个研究对象,讨论共同的问题,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这样的研讨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介入艺术研究,这种跨学科的和多元的学术背景的交融,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研讨的全面性和深入性。还有您当时在日本留学有好几年的时间,在日本也有类似的学科,可能不叫艺术人类学,叫民族艺术学,他们的研究状况,您当时在日本有没有了解他们那边的情况是怎样的,请您简单说一下。然后,咱们学会也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这中间我们取得很多成绩,同时我们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您觉得应该怎样去规避这样一些问题,包括您怎样认识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规避,大体说一下这两个问题。

色: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它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是艺术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相互结合的产物,有跨学科的性质。在艺术这个门类下面又分很多具体的艺术类型,像这个音乐、舞蹈、美术,还有民间工艺等等,这些涉及面比较宽,领域比较宽泛,它们虽然都是在艺术门类下面,但不同的艺术类型区别比较大,像这个舞蹈造型、美术这样一些艺术和民间工艺等。对于民间工艺而言手工艺技术是它的核心。在艺术门类下面不同的艺术类别,其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不一样,像音乐这个领域,比较专业,如果没有一定音乐学的乐理、声乐这方面理论方法和基础很难介入,所以目前在音乐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的音乐方向的这个领域当中,大多数还是原来学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在做。那么,我们从人类学角度去做研究时,可能更多关注仪式,有一些民间的宗教仪式、民俗仪式,它与民间艺术的一些关系,相互之间整体的一些结构关联性和仪式本身的结构,以及在这些音乐舞蹈,包括一些民歌、歌谣,在整个仪式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从这些角度去研究,真正的音乐本体的研究,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专业上的一个素养和训练,可能就没法深入去研究这些领域。在人类学和艺术学的结合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专业背景都不一样,所以研究的角度、侧重点,在某些方面深入程度都会有些区别。那么将来我觉得,还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合作的研究,是非常可行的,国际上也是比较流行做这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的、跨学科的研究,国际上也是有不同表述的术语,像日本和韩国叫“学际研究”,就是学科和学科之间的;像台湾地区,他们叫做“科际研究”,日本和韩国重点突出它的“学”字,他们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用这种“学际研究”或“科际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一些交叉的领域。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叫做“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目前好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这几个提法基本上说的是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跨越不同学科,去交叉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近代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很多学科,早期都在西方国家兴起,门类形成之后,它越分越细,就是近代以来各个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趋势,就像人类学,除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这样两大块的分类之外,文化人类学之下还分成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饮食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在文化人类学这个范畴内,从人类学角度来讲,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过去是这么分,越分越细的一个发展趋势。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里面的各个门类之间,过去分得很细,学科的边界划得很清楚,所以,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就很难有这个跨界意识,我是搞法学的,我是搞社会学的,我是搞历史学的,我是搞哲学的,我是搞文学的,这分得很明确、很细,而且他们也有一种学科的自觉意识,觉得我就是这个领域的,其他领域我不太懂,所以不敢去碰它,有意约束自己的学科视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学科意识开始有所突破,这种跨学科的交流研究逐渐兴盛发达,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已经是很多交叉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如人类学和艺术学这两个学科交叉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艺术人类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但同样是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从艺术学领域介入到艺术人类学的学者和从人类学领域介入到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学者,他的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人类学视角的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学视角的艺术人类学,虽然同样是说的一个交叉学科,但在侧重点及研究方法上还是有所区别,这从目前的状况来讲还是比较明显,还没有大的改观。比如,像过去从艺术学领域比如文艺评论、美学领域做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的方法或视角,还是偏重原来他们所做的艺术学、美学等学科的一些方法,比较形而上的抽象的理论思辨、理论探讨多一些,缺乏一些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强调长期的田野调查,根据田野调查掌握的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来去研究艺术,更关注活态的艺术事象,在民众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当中的艺术,这些民间的艺术在民众现在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些艺术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在整体的生活文化当中,一些民间艺术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功能,它的表现形式怎么样等等,所以它首先要关注活态艺术的活生生的样态和它的传承发展,同时也比较重视它的语境,这些不同的艺术门类、艺术表现形式在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当中,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下,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可能有差异,在根据不同的情境当中,动态地去把握艺术形式。人类学是从艺术和社会的互动,艺术和其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互动,这样一些动态的过程当中去研究各种艺术,尤其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对活态传承的艺术研究比较关注。

关于日本的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过去我关注得比较少。我是1995年去日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客座教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当时这个博物馆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学的学者,这位学者当时在世界上还很有名,但是他退休以后,有一段时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这个方面研究的学者就断了,前几年好像又进了一个年轻的搞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者。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这方面是做得比较早也比较强,还有多摩美术大学有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还有一些研究非洲的学者,必然要关注一些他们的民间艺术,在非洲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因为实际上有些民族和族群当中,一些民间艺术跟他们的生活是融在一起的,要研究他们的文化,要整体把握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的话,不关注艺术是肯定不够的;还有包括东南亚的研究,像巴厘岛这些地方,民间艺术、民间舞蹈等等非常发达,所以他们也有一些从国别角度做比较专门的研究成果,他们不一定叫做艺术人类学,但他们做的一些很专业的民间艺术的研究,都属于艺术人类学的这个范畴。

王:其实在国内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学者做艺术研究,他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并不一定把自己的这个研究定义为艺术人类学。他对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使用是不自觉的,他把这种方法和理论借鉴过来之后,是为了自己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所以说,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践行,而真正有意识地去使用,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艺术研究领域有好多学者开始主动地去学习和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有的学者把自己的研究冠名为艺术人类学。莱顿先生的那本《艺术人类学》,1991年由中国社科院的靳大成先生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译介到国内来,今年在长沙开学会年会的时候,我也请教了一下莱顿先生,这本书是否是世界上第一本冠名为艺术人类学的著作?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学会成立以后,发展势头就更好了,因为大量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到学会这个跨学科的平台上来,讨论共同的问题。虽然学科背景不同,但是为什么又能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共同讨论问题、相互交流对话呢?按理说,从现代学科分野以来,好多学科之间是自立门户的,彼此之间是不交流、不沟通的。所以说,学会的成立给大家提供一个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平台,是人类学的这个理论方法把大家统合到一起了,大家到这个平台上来,没有了学科和专业的隔膜,可以互相交流与借鉴。这可能也是未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淡化学科,突出问题”。所以吸引着更多学者的加入,他们能够从学会这个平台上获取需要的理论和方法,来真正解决他们实际想要研究的问题。刚才您提到的日本的那段经历,我觉得非常好、很重要,因为您在那留学多年,视野非常开阔,对这个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了解得非常透彻,刚才您提到的日本多摩大学,今年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开北戴河艺术论坛研讨会的时候,其中就请了一个日本多摩大学的教授,叫椹木野一,他就提到在他们学校就有一个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他本是也在该所工作。我看他的研究就像您所说,大量都是关于艺术评论、艺术展览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做策展人的一些事,包括在日本的濑户群岛做一个大地艺术祭,濑户群岛原先成为了一些堆砌废弃垃圾的岛,他想把这些岛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复活这些岛,然后在岛上建立美术馆,吸引游客去旅游,最终使这些岛屿重新复活。他做的这些事情也很有意思,可能跟我们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稍微有些出入。咱们学会成立这么多年以来,每年都有大量新加入的研究者,您觉得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哪些问题,您觉得这些研究者应该怎样去规避这些问题?

色:这个你刚才谈到一个是1980年代开始,我刚才也提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渐的学术氛围比较活跃,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被介绍到国内,当时一些中青年的学者也是吸收了国外最新的理论方法,因为文革期间,很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断了,还有国家开始封闭之后,接触国外的理论方法的机会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有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已经比较了解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各种不同学科的动态,所以当时还是比较活跃的。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我是1986年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那么正好这个时期1980年代中期,像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时是非常活跃的,学术很多前沿的理论方法的讨论也是非常活跃,当时已经有一些研究美学的专家,写过一些关于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文章。当时有个叫彭富春的年轻学者,现在应该在武汉大学工作,他是先师从刘纲纪先生研究美学,后来师从李泽厚先生,他当时在美学领域已经很活跃了。我记得是1987年他写了一篇题目为《美学的人类学转向》的论文,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比较早的关注从美学转向艺术人类学动向的一篇论文。这说明,确实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有人从事这个研究,从国内来讲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就有这样的研究了。当时美学比较热,1980年代有几个特点,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叫“文化热”时期,这个“文化热”当中有“美学热”、“考古热”,这当时都是很热门的一些专业,其中比如像张光直先生的考古人类学的一些成果,对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影响也很大,他是把考古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国外出了名的,又做考古又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把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跟一些现实的民族、族群当中还在用的,日常使用的一些道具、皿具结合在一起来去研究分析,然后在古今对比中解读那些出土的早期文物的功能等,这种把考古学和人类学结合的研究大致从1980年代开始,很多学科的交叉已经产生了一些很好的成果。当时“美学热”,李泽厚、刘纲纪先生、还有叶朗先生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还有些中青年学者非常活跃。走到今天,“美学热”有所降温,我不研究美学,但是我认识一些我们的同学,还有一些师兄弟也有做这个研究的。目前来看,“美学热”开始降温,因为它研究取向,依我的感觉比较形而上的,可能过于抽象,脱离一些实际,谈来谈去,反正是很少有新的东西出来,很难提出一些新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新成果还在出版,但它那个热劲有点降温了。这种情况下,过去做这种传统美学研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转入到艺术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开始注重民间工艺的美学特征、美学价值,也做了一些实地考察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下的大转向。到现在我们的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这么快,这说明了它还是逐渐成为了一种显学。实际上人类学这个学科传到中国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但在中国人类学的地位、影响力,现在还是很有限,反而人类学和艺术学交叉当中产生的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这些年成为很热门的学科,我认为正在成为一种显学。这说明了,过去艺术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做艺术研究的专家还是很多的,那么现在跟人类学一结合,这两个学科交叉当中、碰撞当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对艺术研究领域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新的视角。过去因为文艺学和艺术学基本上是交叉的,可能侧重点有些不同,文艺学也包括文学评论、文艺作品等等,毕竟因为文学领域和艺术领域的研究学者很多,一旦在这个领域当中利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出一些新鲜的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以后,关注的人自然就多,影响力就大,并且像现在艺术跟社会的关系,跟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很密切,这样反而这个学科现在发展得也快。发展得快,包括我们这个学会逐年壮大,会员逐年增多,这是个好事,包括建筑领域的,很多艺术门类的学者都进来了,这是一个好事。但是,目前对艺术人类学的理解上,有一些学者可能还是比较浅薄,处于初级的这样一个阶段,还没有真正理解人类学是什么,艺术人类学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学科是逐渐积累经验,才能有一个感悟、感受、感觉的这么一个学科。人类学家研究的有些文化现象或艺术现象,有的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么一个无形的东西,你把握这些无形的、很潜在的文化的或艺术的内涵背后的深层的意蕴,没有一定时间的人类学,或者是艺术人类学的这种训练,以及这个学科的知识背景,很难做到很深入的研究,有些东西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做人类学的学者做的时间长了,很熟练了,就知道这个现象、这个艺术事项是值得研究的,别的学科研究不了,但有可能人类学者能做出一些解释。今年2016年在长沙召开的学术年会上,也有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了,过去像建筑、建筑艺术方面研究的学者参会比较少,今年增多了几位,包括长沙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的一些老师和研究生也来参会,这是一个好事,但相互之间还是需要一个磨合,跟不同学科的人还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对他们来说,之所以关心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视角、研究方法对他们有用,所以我们这个学会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交流发展的机会,同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聚在一起,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互相之间肯定都有启发和借鉴。我们的艺术人类学学会还是比较包容,它是新成立的一个学会,它首先会员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化,比较开放,包括学会内部比较团结,所以整体上到目前为止,是比较包容的这么一个学会,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发挥学会的优势和传统,还是要包容发展,只要关心这个领域方向的学者我们都要吸纳,这个过程当中互相磨合,互相学习,逐渐成熟,是我们将来下一步重点加强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艺术家如何参与到社会现实和当下的社会建设,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把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艺术家作品,转化为对现实有用的活动,这种艺术人类学的实践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年以学会的名义召开的北戴河艺术论坛,这种活动过去比较少,现在因为地方政府,包括一些城镇,不同层级的一些政府领导负责人,也在关心把这些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如何跟当下的城镇发展、社会建设,包括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如何结合方面,都在探索一些比较可行的结合模式,这个过程当中,艺术人类学大有可为。通过今年的北戴河艺术论坛,也能够发现我们这个学会发挥了很好的平台作用,一方面促进地方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支持他们的一些做法,给他们出谋划策,出一些点子;同时邀请一些这方面有经验的,像日本的椹木先生,还有国内已经做得比较不错的798的,当时实践参与过的这方面一些艺术家,当地的一些决策者,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学者,互相聚在一个平台上去讨论,各有所获,各有所得,相互之间是一个促进、影响的关系,这就是说以后这方面多发挥一些作用,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一级学会,它应该为现实、为社会服务,这也是它的一个主要职责、功能之一。

王:说的是。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蒙古族萨满仪式相关方面的研究,我也看过您曾写过的一篇文章,关于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的,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结合您的萨满研究来谈一下,您是如何介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有哪些好的研究心得和经验分享一下。

色:我是从读硕士时候就开始去关注这个萨满教,尤其是蒙古族的萨满教。我是本科学的哲学,在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哲学,然后到四年级毕业的时候,当时就有要求写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哲学比较抽象,当时我觉得写哲学方面的论文还是很费劲,尤其很多理论包括西方哲学的一些抽象的理论、黑格尔哲学等等学起来比较费劲。我对宗教比较感兴趣。中国哲学史,它离不开宗教。我就觉得宗教也是哲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写宗教方面的。定了大致方向后我去图书馆查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时有一本书叫《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1986年年初看到这本书,这个是一个叫吕光天的先生写的,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现在我工作的这个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是大调查课题北方组的成员。他负责北方的鄂伦春,鄂温克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调查,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根据他解放初期的一些调查,整理出一本论文集。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就是论述萨满教,我看了他的这本书,读到其中一些相关萨满教的论文之后,才发现我小时候在老家那边经常听到的那个“博”(bo)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萨满。从此我就决定写有关萨满教的论文,接着就查资料,当时也没条件下去做田野,就是查文献,把那些跟蒙古族相关的《蒙古秘史》、早期的波斯人拉施特写的《史集》、伊朗人志费尼写的《世界征服者史》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认真阅读,从中把那些跟萨满教有关的记载做摘录,做笔记。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写了题目为《论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本科学位论文,这个论文当时就是为了对付毕业嘛,但是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结果指导的老师也看中了。他觉得这个论文写得不错,他也帮我修改提炼一些修改意见,鼓励我再完善。这个论文作为大学本科毕业论文通过了。1986年9月我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时到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有不同研究所的,不同专业的,人文社科的硕士生都编到一个班级里。所以,历史学的,考古学的,文学的,哲学的,都在一块儿。我们上课都在一块儿。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叫赵光远的老师开设《民族与文化》的课程,刚入学就开了这样一门课,他讲的基本上都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我原来是学哲学的,没接触人类文化学这些理论方法,到了北京中国社科院以后才学这门课,还能读到一些相关文章。当时有个叫中国民间文艺家出版社,已把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等经典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了,能读到这些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接触到日本等国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我跟赵光远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了解到我本科论文写的是萨满教,就建议修改后投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就这样该论文很快就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5期上。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我们同学也看到了,其中,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同学比较感兴趣,跟我交流,探讨一些与萨满教相关的问题。因为当时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提到的中国早期的文明是一种萨满式文明的观点在国内学界很有影响。张光直毕竟是国际上很有名的考古人类学家,所以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同学们都想了解萨满教。

后来,硕士阶段就开始研究《蒙古秘史》,主要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的。因为我学的哲学这个学科比较庞杂,哲学系的学生还要学逻辑学、伦理学、教育学,包括法学、心理学都要学。我认真读《蒙古秘史》后发现它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当时的学界,学文学的人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文学经典,学历史的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历史文献,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强调它的,把一个本来是很整体的庞杂的文献给分解了,这样对它的评价就很片面了。在读《蒙古秘史》的时候发现,它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也不只是一个历史文献,它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百科全书似的历史巨著,记录了13世纪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了蒙古文化的哲学、宗教、法律、伦理、教育等诸多领域。我就从这些角度去研究它,写了一本《蒙古秘史的多层次文化》。1987年我在读硕士阶段就完成了初稿。写完后就投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当时的出版社效率和印刷速度比较慢。1990年才得以出版。

1988年我考上了北师大民俗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张紫晨先生。考上以后导师就说研究题目早点定为好。问我你对什么感兴趣,我就回答说我本科阶段写过萨满教的论文。听了后他说那太好了,感兴趣的话你就研究萨满教吧。张先生当时正在写《中国巫术》,他对萨满教巫术也比较了解并特别感兴趣。就这样,我就开始准备博士论文。当时国内能看到的萨满教研究著作特别少。1985年出版了秋浦先生的《萨满教研究》,是他主编的。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国外的一些萨满教研究著作,有苏联、土耳其、蒙古国学者的萨满教研究成果,还有两本蒙古文的书。当时整体上对萨满教的研究还比较保守,还是在一种叫迷信,封建迷信这样一个话语下研究萨满教。而且对萨满教的理解,当时了解国外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的人不多,因为文革时期中断了以后,关于这个方面,包括一些文献都没有外文的。

1989年,我被选入国家教委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把我派到日本筑波大学,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日本学者已经把西方的很多萨满教研究成果都翻成日文了。还有日本的学者也出了很多成果,一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据广义萨满教概念,咱们国内当时的研究还是比较狭义的,只是局限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教研究,其它地区像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当中类似萨满教的信仰并不研究或者不认为是萨满教。我到日本以后发现,实际上国外的萨满教研究已经是一种叫广义上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叫不叫萨满,是次要的,但它只要是有萨满教的特征的一些民间信仰都纳入到shamanisim概念的研究.

我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萨满教研究基本上是民俗学、宗教学这种范畴的研究,很少关注它的艺术层面,把它当作一种民俗现象,当成一种民间信仰来研究,当作一种宗教形态来研究,很少关注它的艺术层面。当时我觉得我也没有受过艺术学的训练,很难研究它的艺术层面,但是后来做萨满仪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萨满仪式的很大一块,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都是由它的歌舞仪式组成的,它的神歌,边唱边跳,很多神词啊,请神啊,送神啊,都是用歌词,神歌来表达,所以感觉到研究萨满教把这个艺术层面的部分都忽略了,等于这个萨满教研究是缺了很大一块儿。所以,我从1990年代末开始,进入到21世纪之后也是逐渐地去关注它的萨满舞蹈、萨满美术,各写了一篇论文。本来萨满音乐我不想去碰它,但不碰吧它确实很重要,没有它就缺一块,后来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萨满文化研究》中分析了一些萨满音乐方面的内容。通过近10年参与到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各种学术研讨会,我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以后我会进一步由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去关注萨满艺术。

王: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跟费先生做博士后期间的一些学习心得和体会。

色:1992年我从北师大的博士生毕业后,先到社科院工作,后来得知费孝通先生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招博士后。我是1992年9月份入北大博士后流动站,费先生是我的合作导师,当时费先生正在主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大的课题,他让我结合这个课题来定博士后的研究方向,我当时就选了一个有关蒙汉经济文化交融的人类学研究的题目。重点研究的是清代中、后期之后蒙汉农牧文化的交融。从清代中后期之后,内蒙古地区包括东三省的蒙古族地区开始从事农耕,就是开垦,搞农业。在此之前,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还是主要靠游牧的生产方式,从事畜牧业,但是到了清代中、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清朝末期,内地的山东半岛、河北这些地方的农民通过“闯关东”的方式进入蒙古族地区,这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大,进入蒙古族地区的内地汉族人口越来越增多,这种情况下蒙古社会很难维持传统的畜牧业,它的农耕面积扩大后,草场面积缩小,所以畜牧业也迅速衰落。这样的情况下有一部分蒙古族开始定居,经营小范围的畜牧业,后来经营小规模的畜牧业也越来越难了,不得不开始转向农耕,蒙古人也开始种地。这样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迁,定居农耕成为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蒙古族地区的生计方式分成三个类型,一个是纯游牧地区,一个是半农半牧,还有一个就是纯农区,蒙古族地区蒙汉杂居的地方,就是基本上畜牧业很少了。我重点研究了社会文化变迁,除了梳理它的历史文化以外,还选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地方,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报告出来以后,费先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正式出版时费先生题了书名。这本18万字的《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199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的一些研究方法借鉴了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的研究方法,在北大读博士后期间,等于多学了一个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也就是社会学的这个视角,还有人类学这个方法。过去我在北师大读民俗学专业期间接触过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但是从系统地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还是在北大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受到费先生以及当时在北大工作的几位老师们的影响,所以北大这个阶段,还是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非常重要。

王:谢谢色音老师,无论从宏观的还是从具体的微观研究都做了非常好的阐述,分享了您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心得体会。最后借这样一个平台,对我们年轻的学者们,以及新加入学会的学者,给一些寄语吧。

色:就国内而言,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起步稍微晚一点,不过建国之前,20世纪初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原始艺术,图腾艺术等等,有一段时期还可以,但是后来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期,艺术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发展不是很理想,也有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在做零星的研究,但是真正有所起色,有所发展,是近十年的事儿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吸纳了很多年轻的学者,以方李莉会长为所长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也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这些年培养的年轻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了,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他们现在也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包括学会的工作,秘书处的工作以及梳理国内外的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在这个方面发挥年轻人的外语优势,还有思维敏捷这样的一些特点,已经把国际上很多前沿的最新的理论方法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学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学科水准目前来讲,跟世界一流的艺术人类学水准在同步发展,这是比较可喜的成就。下一步呢,希望这些年轻学者要广泛团结国内的同行,这个年龄层的一些年轻学者,要有一种团结、凝聚、包容的姿态来互相合作,互相促进,互相学习,共同促进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这是一个总体上的要求。那么具体到这个专业上的研究上来讲呢,理论方法上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积累,但是学科实际上还是不断在发展,所以还是要关注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刚才我提到跨学科这个方法,它是将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除了目前已经接触到的一些学科理论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像民俗学领域的表演理论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学者用的最新方法,比方说数字地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借助这些方法来研究艺术。此外,学风上要踏实,一定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实实在在地去做田野调查,挖掘更多新的资料,发现一些新的问题,继续扩展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掌握的知识越多,不同学科的知识越多,对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越有利,所以还是要坚持已有的学风,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规范,这样才能推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A Study of Art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 an Interview with Research Fellow SHAI YIN

WANG Yong-jian1, SHAI Yin2
InstituteofArtAnthropology,ChineseNationalAcademyofArts,Beijing100029;2.TheInstituteofEthnologyandAnthropolog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Beijing100732)

2016-10-09

王永健: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色 音: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研究方向:是民族民俗学和民间宗教学。

10.15958 /j.cnki.gdxbysb.2016.06.001

J021

A

1671-444X(2016)06-0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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