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乐

(山东大学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科幻电影研究专题·

牛顿、黄飞鸿、东方不败与阿凡达
——以电影论机械主义世界观以及文明碰撞

许 乐

(山东大学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本文简单介绍了牛顿机械主义世界观的源起，回顾了以这一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与中华文明的碰撞，并从这一视角对徐克的武侠电影以及西方科幻电影进行了新的读解与阐释。文章认为， 从《黄飞鸿》、《东方不败》一直到《狄仁杰》，徐克电影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经历了从焦虑、狂想，直至泰然自信的变化。西方电影中对待机械主义世界观的态度各不相同，既有《阿凡达》式的全面否定，也有《星际迷航》式的肯定并将其升华为技术主义。

机械主义；徐克电影；科幻电影；《阿凡达》；《星际迷航》

一般的历史学观点认为，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始于16世纪。自1500年以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让沉寂于中世纪达千年之久的欧洲文明重获生机。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近代科学的孕育发展、工业革命的摧枯拉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诸多因素的合力，更是让欧洲文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狂飙猛进，并且迅速向全球范围扩张，把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都裹挟进来。不少文明因此而卷入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当中。在美洲，曾经延续了几千年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被西班牙人彻底夷为平地；在亚洲，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刻骨铭心之痛的近现代屈辱历史……时至今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形态甚至唯一形态，而其他文明或灰飞烟灭或改弦易辙；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差不多都已加入到了全球化的队伍行列，文明形态正在变得日趋单一化和同质化；各个国家都在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差别仅在于起步的时间或早或晚而已。

历史事件虽已烟消云散，留下来的问题与争鸣却依然会长久存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源起、本质、侵犯性、利与害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等问题，始终是许多知识分子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类规模宏大的严肃问题虽然也经常被电影涉及，但相比之下，主流电影终归是一项以娱乐属性为主的文化商品，在思辨层面难免流于肤浅或夸张，更有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带来的炮制美梦和粉饰太平。即便如此，这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对某些主流电影进行切入和剖析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牛顿与机械主义的胜利

西方现代文明的源起说起来自然千头万绪，这里只说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对待自然这一问题。以原始文明来说，尽管在形态方面各有差异，但基本都会用一种生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认为天地、日月、森林、流水等自然事物都和人一样拥有生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泛神论或者泛灵论的世界观。原始人的这种世界观在各个古文明中的发展和演变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相通。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古文明，普遍都会用一种神秘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世界以及天地万物，这一点从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中便可以看出。到公元前后，在中国，汉代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之说，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泛神论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延续。在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尽管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思想彼此争鸣，尽管大众思想中的迷信成分在日趋减少，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是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甚至到袁世凯称帝时也要按照传统仪式到天坛去“祭天”。

在欧洲历史上，由基督教描绘出的是一个一神论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同的发展走向。在基督教文明中，天地万物都是由绝对唯一的神创造的，神先创造了宇宙万物，最后创造了人。按照这一逻辑，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要高于万物仅次于神。过去的科学史习惯于认为宗教和科学水火不容，而今天的科学史家们开始重新挖掘这段历史，更倾向于认为近代科学恰是在基督教文明这样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中孕育出来的。因为世界是由一个理性、智慧、全能的神创造出来的，所以世界必然有其内在的理性秩序；因为人高于万物，所以人必然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精神来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和秩序。牛顿的力学体系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对于生活在17世纪的牛顿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位像布鲁诺一样反宗教的斗士*布鲁诺因捍卫“日心说”这一科学真理而被邪恶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这实际上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要捍卫科学，而是因为他鼓吹“太阳神”教，宗教裁判所视其为邪教而将布鲁诺烧死。详情可参《科学的灵魂》等科学史著作以及《宇宙：穿越时空的冒险》等科教片。。牛顿撰写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原本是一部极其晦涩难懂的科学著作，然而这却完全没有阻止牛顿的影响波及到科学以外的各个领域。在牛顿看来，他的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恰可以用来证明神的存在和神的伟大。而历史的发展和牛顿的预期恰好相反，恰是牛顿的力学体系摧垮了欧洲人基督教大一统的世界观。自牛顿以后，欧洲的知识精英们逐渐开始认为，既然宇宙万物都像机械一样遵循力学原理运转，那么根本就无需神的存在*科学史上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有着“法兰西牛顿”之称的拉普拉斯把自己的新作《天体力学》献给拿破仑，拿破仑指责他说：“拉普拉斯先生，有人说你这部书中，从未提到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幽默的答道：“陛下，我不需要作这个假设。”这个故事虽然很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但它标志着欧洲近现代思想史上由崇拜上帝到崇拜人的理性的悄然变化。。牛顿以后的欧洲，基督教的世界观逐渐被牛顿的“机械主义世界观”*这里的“机械主义世界观”不是指哲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而是指推崇机械，用理解机械原理的思维来理解宇宙万物，把宇宙看作是如同机械般运作的世界观，有些地方将其表述为牛顿机械论世界观或机械论自然观，和有机论自然观相对，但这样说时多带有批判色彩。本文采用“机械主义世界观”这一说法，取中性立场。所取代。

这便是牛顿机械主义世界观的源起。倘若没有这样一种世界观的胜利，或许便不会有日后近代科学上的各种理论发现(无论是物理化学还是生物医学)，也不会有日后技术领域的各种探索实践，不会有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甚至不会有现代文明的出现。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或可以说明这一道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电报、火车这两样足可以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东西，曾经一度极难普及，因为无论是当时的清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的老百姓，都认为架电线、铺铁路这样的行为会破坏风水。清政府甚至曾花钱把英国人在上海铺的铁路买下然后拆掉。以我们今天的思维来看这段历史，自然会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愚昧落后不开化；但换一角度来说，电报火车背后隐藏的是牛顿机械主义的世界观，而风水之说背后隐藏的是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已经成为文明的主导思想，而对于清朝末年的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种相当陌生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立即取代延续了两千年的“天人感应”思想，更何况还有根深蒂固的汉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作祟。这两种世界观在当时好比水和油一样融不到一起，恰是世界观的差异导致电报火车这些东西在当时难以进入中国。

二、“黄飞鸿”的迷惑和焦虑

顺着这一思路重看徐克当年的《黄飞鸿》系列，或许会有许多新的洞见。这一系列中涉及到这一话题的属《黄飞鸿》(1991)、《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1992)、《黄飞鸿3狮王争霸》(1993)、《黄飞鸿4王者之风》(1993)这几部最好。片中的黄飞鸿生活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晚清之前，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需要应对的外族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冲突的结果无非两种：一是当中央政权足够强大时，凭借军事力量主动出击击溃对手，如西汉对匈奴，唐代对突厥，明朝对蒙古；其二是在军事力量不敌对手的情况下，凭借汉文化的力量逐渐同化外族，如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明代以后，中华文明处于“高水平停滞”状态，而同时期的欧洲文明却在沉寂千年后一路狂飙猛进；到清代，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文化上，西方都已经胜过东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症结恰在于此，这是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一个在军事和文化上有着双重优势的外族文明，而这一点需要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掺杂着剧痛开始一点一点的渗入进国人意识。

徐克的《黄飞鸿》系列采用大胆的历史演义的手法，不拘泥于考据历史的细节，而是把晚清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的各种元素都杂糅一处，描绘出一幅大变局时代的浮世绘。面对既强势又带有侵略性的西方文明，清政府早已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即便是像李鸿章这样既有才能又有魄力的一代名相也不能力挽狂澜。面对内忧外患，顽固派依旧沉浸在汉文化中心主义的迷梦里，认为洋人的玩意终究不过是奇技淫巧，汉文化才是正统。这样一种对待机械的轻视和否定态度可以追溯至庄子*《庄子·天地篇》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在这段话里庄子表达了反对使用机械的态度，这一思想在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影响极大。。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向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反机械主义的思想脉络。开明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同治中兴”都可以说是这一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看来，西洋文明最为厉害之处便在于坚船利炮，所以中华文明要想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中这些机械的现实力量，花重金买来坚船利炮以为己用。从顽固派的轻视机械到开明派的重视机械、引入机械，这已经算是历史进步了。作为对历史的理解之同情，我们不应当过分苛责即便是开明派也如此目光短浅，他们只看到了机械，却看不到这些机械背后的东西方世界观的差异，以为只要学其皮毛便可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虽不周全但毕竟理性的思路，在甲午战争惨败后也被淹没于众声的喧嚣。

这些正是黄飞鸿的迷茫与焦虑。首先，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人，他必然以“修齐治平”为己道，而不可能是一个反政府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他比一般的愚民要更加认同社会秩序，比如抓到坏人应该送官府，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求见李鸿章等。其次，黄飞鸿也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比如虽然精通中医但并不排斥西医，对火车、蒸汽机等西方来的事物也虚心接受，只是因学习能力有限而闹出不少笑话。最为可叹的是，即便是像黄飞鸿这样的开明人士，对于西方文明也是处于几近完全无知的状态，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像蒸汽机这样的东西必然要来不可阻挡，但对于机器背后隐藏的那个虽远已近的西方文明则一无所知。面对内忧外患，怎样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飞鸿3狮王争霸》的片尾实际上已经道出了黄飞鸿在迷茫焦虑后的思考答案，其实真正的出路并不在于什么举办赛狮大会震慑洋人扬我国威，也不在于盲目的花钱买进那些坚船利炮，而在于“广开民智”！换成一个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听过的说法就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唯有愚民不再是愚民，未来才有希望。再举前面电报火车的例子来说，唯有普及教育，才可以让民众接受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接受科学的世界观，然后才可以有电报火车标志的现代文明在古老中国的生根生长，才可以有真正“中国梦”的实现。

过去的中国近代史在书写上，一般都将焦点集中在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人物身上，对于愚昧民众造成的混乱和破坏至今重视和反思不足。实际上，在《黄飞鸿》系列里面，西方文明虽具有侵略性但还不至于穷凶极恶，“癫狂的民众”才是比坚船利炮更加可怕的破坏力量。《黄飞鸿》和《黄飞鸿3狮王争霸》里的地痞恶霸，《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里的白莲教，《黄飞鸿4王者之风》里的红灯照，都可以说是潜藏在中国社会底层最具破坏力的可怕力量。地痞恶霸自然是唯利是图，不可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家国观念和忧患意识。比地痞恶霸更为极端的是白莲教、红灯照以及义和团这样的民间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民众眼里，西方文明好比是一个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外星文明，于是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最为极端的应对策略，无论是电报火车，还是教会学堂，凡是从西方传来的东西都统统销毁，让西方文明在东方的土地上彻底消失。这里面除了底层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惨剧，多半因这些癫狂民众的过激主义而起。这种过激主义的潜流日后同样在知识分子阶层甚嚣尘上，只是矛头所指方向截然相反。癫狂的民众试图抹去西方文明的存在痕迹，而某些过激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应该彻底否定传统全盘西化——这是民国以后的事，不在徐克电影里，故不做赘述。总之，过去一百余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伤与痛，有多少是源于西方列强的欺凌，又有多少是源于这种过激主义的自戕？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理性深思。

三、“东方不败”到“东西方不败”

从《黄飞鸿》、《东方不败》一直到《狄仁杰》，徐克电影里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经历了从焦虑、狂想，直至泰然自信的变化。当然，所谓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在这些电影里统统都是附带甚至无意识之笔，不是影片最核心的着眼点。

《东方不败》系列包括《笑傲江湖》(1990)、《东方不败》(1992)和《东方不败2风云再起》(1993)这三部，前两部已经成为武侠经典，而第三部《东方不败2风云再起》却是徐克电影里经常被忽略的一部。这部影片已经完全脱离了金庸原著《笑傲江湖》的底版，甚至脱离了武侠电影一般的类型模式，成为徐克电影里一部独一无二的狂想之作。影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明朝末年，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刚刚开始通过海路接触，此时代表西方文明的是西班牙人，但这里面的细节已经与历史无关。可以说，《黄飞鸿》偏历史轻武侠，而《东方不败》偏武侠轻历史。现代武侠文化的兴起，和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冲击不无关联。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武侠文化实际上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时期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创作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一样，都属于当时的大众流行文化。这些小说的普遍特点是，看似传统，实则现代。可以说，恰是在上海租界这样一个最先接触和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地方，在经济和生活等方面开始出现“西化”之后，才出现了像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这样一种文化的“复古”。这样一种形式的“复古”，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去挖掘传统复兴传统，而是改造传统古为今用。可以说，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的武侠小说，以及紧随其后出现的武侠电影，开创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武侠世界，缔造的是一个又一个属于成年人的童话故事，而满足的恰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人心底里对于传统文化的那份失落感。

另一方面，东西方文明在时间观念方面的微妙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东方的武侠文化和西方的科幻文化的各不相同。大体上说，基督教文明设定的是一个单向向前的时间观，时间起始于创世纪终止于末日审判，这样的时间观念和强调进步发展的现代文明的时间观相比，虽然描画出的未来景象不同，但在单向向前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相比之下，佛教的时间观更趋向于强调时间的轮回循环；而儒家文化里的时间观则倾向于“尚古”，不是向未来看而是向过去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思想认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在过去而不是在未来，我们的社会理想应该是回到过去而不是开创未来。这样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想象思维。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更擅长用回溯过去的方式创造武侠，而不擅长用畅想未来的思路创造科幻。可以说，武侠文化是一种带有“尚古”时间感的东方文化，而科幻文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西方文化。清朝末年也出现过中国人写的畅想未来的科幻小说，但数量不多影响有限。时至今日，这种东西方的差别已经日趋淡化。

武侠文化中经常会幻想个体战斗力的提升，其提升方式多是通过道家或佛家式的修炼，但是在徐克的《东方不败》里却完全不是这样。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展现的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超能力哪里还是武功，分明是把坚船利炮的巨大杀伤力移植到了个人身上。比如《东方不败2风云再起》里东方不败徒手接子弹徒手接炮弹，一个人打垮数个战船，并且自信地对西班牙人说“你有科学我有神功”，都可以看做是一种非理性的狂想。面对坚船利炮，既然免不了有人会想出什么“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昏话，那就索性顺着这一思路想的再彻底一点，这正是《东方不败2风云再起》的创作思路。这样一种想象其实是被动的，其背后的价值观依然是认同坚船利炮的强大力量。片尾东方不败改名叫“东西方不败”，更是把这一狂想推向极致。可以说，“黄飞鸿”和“东方不败”代表了中华文明面对陌生而又强势的西方文明时，表现出的理性和非理性这两个极端。对中国近代史的伤与痛越是熟悉，便越是能够对这种理性和非理性多一份理解与同情。

斗转星移，在《黄飞鸿》和《东方不败》这批影片上映后的这二十年里，中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华民族正在迈向伟大复兴，东方巨龙正在重新崛起。反映在电影里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表达。在冯德伦导演的影片《太极》(2012)中，反派制造出一个体型庞大的蒸汽机器，既可以用来铺铁路，又可以作为战争武器来使用。这一怪物可以看做是工业文明的化身。机器怪物的到来打破了陈家沟的宁静，双方冲突，最后主角凭借太极拳战胜了机器怪物。《太极》这部轻松幽默的动作片实际上暗含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世外桃源般的农业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拒绝与嘲弄。这样的价值认同和当年的《黄飞鸿》系列正好相反。《黄飞鸿》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都刚刚进入一个新起点。《黄飞鸿》系列在夸大东方传统文化的同时，整体上还是认同于蒸汽机代表的西方文明，认为机械主义的西方文明才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人应该顺势而为奋发图强；而《太极》诞生于2012年，此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已取得一定成就，这时创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在影片中一厢情愿的美化农业文明，拒绝和嘲弄工业文明。所以说，从《黄飞鸿》到《太极》，这一前一后的反差着实令人玩味。

再看徐克二十年后打造的武侠新作《狄仁杰》系列，包括《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和《狄仁杰之神都龙王》(2013)，片中那个辉煌璀璨的洛阳城哪里还是一个古代城市，简直与科幻电影里高度发达的未来文明无异，万邦来朝，盛世空前。当然，历史上盛唐时期的中国本来就是当时国际社会秩序中的尊主，唐太宗本人既是中国的皇帝，又被周边的游牧民族奉为“天可汗”。这一盛世从唐太宗经武则天一直到唐玄宗，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左右。从这一角度来说，《狄仁杰》里面的中国终于算是实现了“东西方不败”的梦想。这自然是徐克电影为我们炮制出来的美梦。真要把这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光荣感放在21世纪，则是愚蠢之极。相比之下，成龙的影片《天将雄狮》同样涉及到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汇，但始终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片中的古罗马文明在机械工程学方面胜过东方一筹，而中华文明中的仁爱、兼爱等价值观同样可以感化对方，彼此之间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可以说，《天将雄狮》以一种相对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描绘和思辨了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四、西方电影中的文明思辨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的过程漫长而痛苦。明代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曾经给东方文明带来过一次规模微小的科学启蒙，可惜因“礼仪之争”*“礼仪之争”的历史细节较为复杂。粗略的说，明末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也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天文学、几何学等科学启蒙。及至康熙年间，罗马教皇下禁令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祭祖和祭孔，康熙则下令禁止传教士在华传教。“礼仪之争”狭义上看是儒教与天主教的教义之争(“儒教”之说历来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里不做细究)，但东西文明间的文化交流却由此中断，而康熙年间正是欧洲近代科学孕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历史上的“礼仪之争”持续了三百多年，一直到1939年罗马教皇颁布解除禁令才算告终，此时儒教、天主教均已势微。而未能成型。第二次大规模的西风东渐则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在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看来，所谓西方文明其厉害之处恰在于坚船利炮，对于这一文明背后的科学主义、理性精神、自由理念等几近于无知。苛责古人没有太大意义。时至今日，西方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和自由观念也未见得真正融入进中国社会。西方人对于东方文明的认识同样充满误读。曾经在欧洲畅销一时的《马可·波罗游记》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及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指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伏尔泰等旗手们为了抨击当时欧洲的社会秩序，继续大肆鼓吹中国的富足和完美。这一迷思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觐见乾隆皇帝以后逐渐破灭。有趣的是，又过了一百多年，当欧洲陷入一战、二战的泥沼时，如罗素、李约瑟等欧洲知识分子在贬斥西方文明之弊病的同时，再次把中华文明予以想象性的美化，认为西方文明的出路在东方。殊不知，为罗素等人痛恨的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恰是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渴望了几十年而未能实现的；而罗素眼中的世外桃源般的中华文明及其文化，又恰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猛力批判和想要彻底砸毁的。

尽管西方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有机会活得健康、体面并且长寿，然而我们在西方的电影里却甚少看到现代文明的正面形象。只要看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1936)，便可以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对于人性是何等的摧残。然而出路在哪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也想不出答案，片尾只好携爱人离开城市回归田园。同样是面对现代文明的大机器，维尔托夫的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29)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片中的机器表现出的是一种“未来主义”*“未来主义”是上世纪初现代主义思潮下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之一。意大利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最早于1909年发表《未来主义者宣言》一文总结了未来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对陈旧思想的憎恶，尤其是对陈旧的政治与艺术传统的憎恶；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汽车、飞机、工业化的城镇等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苏联蒙太奇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未来主义的影响。式的金属美感。这样一种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同样影响到了中国的十七年电影，比如在影片《护士日记》(1957)里那首至今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插曲《小燕子》，其歌词便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机械，西方人因为已经拥有而痛恨，而东方人则因为渴望而觉得美好。更全面的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有一股自庄子而始的反机械主义的思想潜流，在经历了近现代历史的阵痛之后，当代中国人的心态由反机械转向渴望机械，以及渴望机械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甚至一度以为拥有了机械便等于进入到了现代文明)；近代西方人则在牛顿而始的机械主义世界观中顺利进入到了现代文明，18、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们一度坚信理性的力量将带领人类不断进步，然而20世纪以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伤痛西方人转而开始厌恶现代文明，以及批判现代文明中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反映在电影里面，20世纪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多歌颂机械，而资本主义阵营的电影多痛恨机械。

西方电影里对西方文明的各种反思批判不计其数，不过，彻底将现代文明描绘成一幅邪恶面孔的却不多见。这样一种正邪角色的转换最著名的当属《与狼共舞》(1990)和《阿凡达》(2009)。在《与狼共舞》之前，美国西部片里的印第安人多是毫无理性可言的蛮族，而白人移民则是积极进取、富有探险精神的西方文明的化身。《与狼共舞》里这两种角色互换了位置，白人的西方文明表现出的是野蛮、侵略、杀戮和破坏，而印第安人的原生态文明则代表着淳朴、善良、率性、勇敢。这一思路延续到了日后的科幻电影《阿凡达》里面。可以说，《阿凡达》是一个科幻升级版的《与狼共舞》。影片中的两种世界观冲突耐人寻味：地球文明呈现的是牛顿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在地球人眼里纳美星不过是一个可供开发的矿产资源，代表的是没有生命、无须给以尊重的物质世界，坚船利炮成了地球文明的邪恶化身——回溯当年西班牙人毁灭美洲文明的残酷历史，这样的设定其实并不夸张；而片中的那个纳美星则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可以说是一个“盖亚假说”*“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之神。“盖亚假说”认为地球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形成了一个可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该假说又分为强盖亚假说和弱盖亚假说。其中弱盖亚假说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在生物体影响生物环境的同时，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生物进化的过程。强盖亚假说更进一步认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盖亚假说”最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科学家提出，至今仍有争议。的外星版本。纳美星的原型自然是地球上笃信万物有灵的原始文明。值得补充的两点是，其一，原始文明虽然笃信万物有灵，但他们眼中的宇宙空间范围极其有限，不可能有星球、太空这样的画面，片中的纳美星实际上是原始和现代两种宇宙观的糅合；其二，真实的印第安文明或许并不像《与狼共舞》或者《阿凡达》里表现的那样纯真美好，影片《赛德克·巴莱》在展现这类原生态文明淳朴率真的同时也展现了其血腥残忍的一面，相比之下更接近真实。总之，《与狼共舞》和《阿凡达》都不过是好莱坞一厢情愿的美梦制造而已。在电影之外，就目前来说，“盖亚假说”式的有机论世界观虽然批判牛顿机械论世界观的诸多缺失和弊端，但二者并不是针锋相对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机论世界观是科学在牛顿机械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发展。此外，科学意义上的有机论世界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相比，虽有相似但并不等同，而且目前来讲前者还极不成熟。

《阿凡达》可以说是直视人类文明之恶，痛斥人类文明之弊，但这并非西方电影中反思现代文明的唯一方式。自1967年首播的科幻剧《星际迷航》便开启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如果说《阿凡达》是破大于立的话，那么《星际迷航》则可以说是立大于破。当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冷战泥沼、种族争议等各种问题时，《星际迷航》幻想的是23世纪一个乌托邦形态的人类文明，科技进步帮助人类解决了食物、能源、人口、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实现了和谐共处，星际联邦的人类积极进取，探索银河系的未知世界。《星际迷航》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主义的价值观取向。技术主义者们坚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切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必然将人类文明领向越来越美好的未来世界。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说是牛顿机械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升华版本。当然，在电影之外，技术主义还远不能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只是在小众范围内受到认可，尤其受到某些理工科知识分子和科幻迷的热捧。对于原始落后的异族文明，《星际迷航》既没有像传统西部片一样将其丑化，也没有像《与狼共舞》和《阿凡达》一样将其美化，而是把尊重和不干扰这类文明的自身走向作为星际联邦最高指导原则。

大浪淘沙，以中国视点回顾百年历史，过去数代人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当年“黄飞鸿”式的焦虑、“东方不败”式的狂想，如今正在被“狄仁杰”式的美梦所取代；而以世界视点审视当今文明之利弊，西方电影既给我们呈现出《阿凡达》式的现代文明之恶，也为我们描绘出《星际迷航》中技术主义直达的美丽新世界。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幸生活在当今的美好时代，我们必然应该努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于未来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

Newton， Wong Fei-hung， DONG-FANG Bu-bai， and Avatar: the Mechanical Outlook and Collision of Civilization Based on Films

XU Le
(SchoolofMechanical，Electrical&InformationEngineering，ShandongUniversity，Weihai，Shandong264209)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Newton’s mechanical outlook which is the basi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reviews the collision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n it rend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ark Tusi’s swordsman films and Western sci-fi film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argues attitudes toward Western civilization evolve from certain angst， fantasy to a self-possessed confidence in Hark Tusi’s films such as， Wong Fei-hung， The Legend of the Swordsman and Detective Dee， while attitudes to the mechanical outlook vary in Western films， for instance， it is totally negative in Avatar whereas there is a positive exaltation to technicality in Star Trek.

mechanism; Hark Tusi’s films; sci-fi films; Avatar; Star Trek

2016-11-17

许乐，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香港电影，科幻电影。

龚 艳

10．15958 /j．cnki．gdxbysb．2016．06．002

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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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主持人

随着科幻类型的热潮，科幻电影成为近几年国产类型的关键词。从《三体》(2006-2010，刘慈欣)小说获得雨果奖开始，国产的科幻IP拉开了新的一页。一般认为，中国是缺乏科幻电影，甚至可以说是缺乏科幻精神的国家。1980年代曾经短暂地兴起过一股小小的潮流，如《霹雳贝贝》(1988)、《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等，但严格意义上它们和西方的科幻类型相去甚远。此三篇作者中有理科背景的学者，许乐博士的题目就颇有意思：《牛顿、黄飞鸿、东方不败与阿凡达——以电影论机械主义世界观以及文明碰撞》，文章以牛顿机械主义世界观作为源起，以几部中外电影为例，简析了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史上与中华文明的碰撞。崔辰博士则以最新的一部超级英雄片《奇异博士》(2016)为例，从美国超级英雄电影的类型、社会诉求、文化心理等层面进行分析，阐释了其作为当下美国的一种主流的电影类型样式的原因。另一篇《人类镜像：赛博格幽灵——对科幻电影中赛博格寓言的一次文化阐释》是袁海燕博士论文阶段性研究成果，就科幻电影中涉及到的自然与人造、生物与机器、有机与无机互相渗透等赛博格问题进行了讨论。《银翼杀手》(1982)作为科幻电影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让科幻电影制作者高山仰止，因其在银幕上极尽所能地用当时可能的技术手段呈现了对未来的想象，对科技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勾勒了一副诡异、熟悉、交杂的末世图景。而今天的我们已经置身于赛博格的时代，电影对科技的回应更应显示出时代的差异性和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