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雨宸，王艳华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及其批判

袁雨宸，王艳华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摘要]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是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之一。在当今社会中，随着社会结构及其组织原则的个体化，精神生活中“个体主体性”与“公共主体性”的矛盾尤为凸显，其具体表现为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精神生活公共性向度的式微、精神生活的虚无化及自由个性的缺失。超越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重在坚持对资本逻辑的持续批判，使“个体主体性”与“公共主体性”之间葆有辩证的张力。

[关键词]精神生活；个体化；资本逻辑

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场域，它内蕴着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类等矛盾关系。由于现代性的挑战，生活世界中这些矛盾所处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表现为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僭越和个体主体性对公共性的践踏。物化与个体化已成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症候。就研究现状来说，国内学界往往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分论题，针对精神生活的个体化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将个体化作为精神生活的独立课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主要基于下述的事实：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个体日益脱离集体、家庭、社区等成为独立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过去自然而然的道德共识、生活理念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可累加，当代人不得不独自追问生命的意义，孤独地探索生活的价值。因而，如何超越及扬弃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重构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成为我们在反思精神生活现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个体化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

在当今社会中，个体化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思考并非偶然，它与现代性进程所产生的问题密切相关。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解读莫衷一是，但都承认现代性社会指代了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样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推动使“一切固定的僵化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403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现代性影响的经典解读，隐含着三层意味：一是现代性对神圣形象的袪魅赋予人们拒斥绝对本体、解构形上理念的合法性，为具有个性化色彩的精神生活敞开了可能性空间；二是这一袪魅过程也伴随着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之一，富有个性的精神生活成为人们期许的理想形式；三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既受全面竞争的推动，又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带有鲜明的局限性。具体地讲，资本主义境况下的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1]196人的单子化与社会的原子化成为当前时代下构筑精神生活的一道难题。

上述的处境构成了人们对个体化思考的现实条件。就研究现状来看，学界阐释精神生活与个体化的关系往往从以下三个层面出发：一是从精神生活的本源意义解读，将精神生活个体化类同于精神生活所具有的本己性，即精神生活的建构发端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并以满足自身精神需要、提升自身精神境界为目标；二是从社会学概念出发理解精神生活个体化，认为精神生活的个体化是个体化趋势作用于精神生活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三是从文化病理学角度入手，批判性地分析在精神生活个体化进程中产生的公共性式微、意义性失落等文化困境。在我们看来，这三种不同视角都隐含着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性的相互指涉，这实质上表征着人的精神生活构成的双重维度。首先，精神生活是主体在精神层面通过精神生产与享受，追寻生命意义、生存价值和心灵安顿的生命活动。它具有鲜明的本己性特征，要求人们在建构自身的精神生活时，需不断考问自身的精神现状，不懈追求更加超脱的人生境界，还原符合人之本性的精神世界，塑造富有人性魅力的人格品质。其次，精神生活作为主体精神活动的结晶，它并不能产生于“孤寂的头脑”中，而是根植于具有总体性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阐释同样也适用于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完善与精神境界的提升都离不开社会塑型与主体交往等公共性向度的支撑。因而，属人的精神生活总是需要主体依托公共性以“有限之身”追寻“无限之道”，从而使自身生命样态由“自在”超拔至“自为”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张力赋予了精神生活以明确的主题、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生产力的发展及交往的普遍化与多样化，在改变人们的物质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的精神生活。受现代性浪潮的推动，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前社会结构及其组织原则日益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这间接导致了个体主体性在精神生活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区别于以往文化形态的“自我文化”(贝克)。按照贝克的理解，“自我文化”包含了解放、风险、控制三方面的含义：首先，“自我文化”使个体摆脱了家庭、社会、国家的束缚，能够以主人的姿态审视并建构自身的精神生活；其次，个体从旧有关系中的抽离，“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2]2，导致构建精神生活活动充满不确定的风险与危机；最后，“自我文化”并非真正的个性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主体追求个性的过程中，以“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强加于个体”[2]3，进而导致精神生活的外在化与同一化。

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自我文化”(即以社会结构及其组织原则个体化的文化形态)中，精神生活方能以个体化的形式显现。然而失去群体依附的个人，慢慢将自我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对公共性问题采取漠然态度，使个体主体性与公共主体性问题逐渐凸显，形成了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这一困境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精神生活的本己性是否必然排斥其公共性向度？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何以产生？在个体化的时代，超越个体化困境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既然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源于现代性，那么对该问题的反思也就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解读。现代性发轫于资本逻辑的运演，当代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影响，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分析就成为我们破解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的“钥匙”。

二、资本逻辑宰制与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

纵观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公共性对个人主体性的统摄”和“个体主体性觉醒和扩张”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人类社会是一个群体本位社会，它既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也表现为一元排他的价值理念。此时个体的精神生活不过是群体意向的表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伦理秩序不断消解，一元的价值理念不断受到质疑，人的精神生活逐渐呈现出个体化的征象。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着人的意识的表现样态，形塑着精神生活的历史性处境。马克思通过对构成人类社会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的考察，敏锐地发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打破旧有关系的同时，将人类的各个领域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资本逻辑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演的深层根源。因而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入手来剖析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精神生活问题的独特视阈。

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为实现自身的增殖，必然促使人们摆脱狭隘的地域局限性，投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中。这样，个体就从血缘、地缘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获得了独立性。但这一历史进步又是以人对物质力量的依赖为前提的，因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反映了现阶段人的生存方式。物化与个体化相纠缠构成了精神生活的当代境遇。对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15与之相应，人的精神生活沉入物质生活之中。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由于无法将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个体只能将自己特殊的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其价值取向逐渐呈现出片面化、极端利己主义及功利主义的症候。个体的精神生活逐渐蜕变为“自我的精神享乐”，人的精神生活的家园感面临着失落的危机。

公共性向度的式微也加剧了个体的孤独体验。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孤独源自人与他人客观关系的缺失，这一“客观关系”本身是建立在公共生活的基础上的。在个体化社会中，由于缺乏共同目标与共同经验，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流尽管可以清晰表达逻辑上的意义，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密语”[3]106；尽管个人仍可获得他人陪伴，但“陪伴者只能告诉你如何经受住自己无法逃避的孤独”[2]序二25。公共性并不仅仅提供人类生活的现实场域，也为个体的精神生活提供意义支撑与价值引导。公共性的衰落预示着本体论承诺的缺失，精神生活失去了安顿栖居之所，被无根性、不确定性与虚无感所侵蚀。雅斯贝斯将这一精神状况指认为“时代精神的虚无转向”。在他看来，精神生活的虚无化表现为“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4]21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本作为物质力量在生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外，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关注形上价值。因而受资本逻辑所推动的个体化进程，尽管使个体具备多元化的选择权利，却消解了这些选择可以凭借的参照，从而导致个体的生命历程从“可选择的生活”随时可能变为“风险人生”(贝克)或列维—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拼凑人生”。失去形上理念承载的个体化进程，尽管带来了感性的解放，却使人的丰富的感性活动囿于肉体的感官享受，使人全面的情感单纯异化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感。另外，资本逻辑所仰仗的高强度的市场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1]194存在主义所揭示的“烦”、“畏”、“焦虑”、“荒诞”等等生存论体验，隐含了当代人渴望摆脱“沉论”的日常生活及寻求心灵安宁的诉求。在这一诉求的驱使下，因意义缺失而焦虑的个体很可能重新遁入宗教或新的权威之中。

不难看出，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个性”与真正的“自由个性”相差甚远。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个性”表征着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体现为人追求不断超越的价值理想与审美旨趣。它要求精神生活在面向社会现实时葆有批判性精神和超越性向度。然而，在资本逻辑所宰制的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通过对大众媒介和文化工业的操纵，使个体服膺于消费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失去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致使“现代人陷于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也许是他的最本质特征。”[5]58

资本逻辑由于其本身的流动性与扩张性，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了不同的表现。当前的个体化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社会。与之前社会通过政治、经济领域所实现的直接强制同一不同，资本逻辑通过对商品背后蕴含的符码差异的操持，深入到文化领域成为“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的权威”[6]126，以塑造典范的方式，左右着个体的生命期许与奋斗目标。它将成功与“消费主人公”的形象相联(鲍德里亚)，使个体误将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及消费作为确证自身价值的唯一准绳。它还进一步通过光影技术营造出“剧场效应”使上述目标固定下来。在鲍德里亚看来，广告成为了现代商品的言说方式，它通过对意义空间的营造，使个体陷入“寓言与跟从的逻辑”*“寓言与跟从的逻辑”是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广告尽管对消费者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效力，但却使消费者在其中感觉受到关注与恩赏，满足了消费者渴望获得重视及保护的心理。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逻辑实质上遵从着“信仰与心理退化的逻辑”。之中。不仅如此，现代商品还以体系的形式出现，使个体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无暇也难以超脱出来。体系化的商品表现为数量上的丰盛的同时，也“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7]3

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性进程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的社会现实。应当看到，个体化进程中的精神生活困境本质上仍然是人的异化处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当下我们分析精神生活问题仍有着巨大的启发性意义。如何在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之后，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在个体化的时代如何摆脱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成为了不容忽视的时代课题。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扬弃个体化困境的可能路径

身处“个体化时代”，反思个体化困境的超越路径绝非易事。一方面，个体化进程解放了被传统价值观念所压抑的人的感性需求，使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从冰冷的“彼岸世界”回复到富有生机的“此岸世界”之中。但当代人对感官欲望的过分推崇又简化了精神生活的内在丰富性，钝化了精神生活固有的超越意识，使其囿于物质享乐，难以觉察。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化进程所秉承的价值一元理念对个体自我意识的钳制及其所带来的动荡与灾难，招致了当代人对精神生活公共性向度的漠视与厌烦。可以说，个体化本身即是对社会化的极端形式的反抗。因其源发于当代人的切身体验，使人们在反思精神生活的当代境遇和探求超越理路时产生如下的困惑：面对物质生活丰裕、精神生活相对衰败的现状，我们是否应抛却已有的物质成果，回到精神生活的朴素原初状态？重塑精神生活的公共性维度是否需回到一元价值论的老路；换言之，在个体化进程中如何葆有精神生活的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对前述问题的回应，构成了我们扬弃精神生活个体化困境的起点。

尽管当前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相距百余年，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体化与社会化关系的辩证理解，对我们思考上述的问题仍富有启发性，其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把握精神生活动向的理路仍具有巨大的时代效应。

与同时代浪漫主义者出于道德激愤而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构成社会现实基础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考察，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虽然这一解放过程是以物的形式呈现，但它本身也体现出人的精神生活所具有的创造性特质。从这个层面讲，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亦是人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对自身本质的确证过程。其次，他指出精神生活并非完全超然与独立的领域，健全的精神生活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支撑。对此，他提醒我们“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166。最后，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分析，认为尽管在当前阶段人的独立性需以对物的依附为前提，但这也为人们超越当前阶段、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创造着条件。故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质文明本身，而在于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与使用物质力量。

我们应该警醒地意识到，当代社会发展的个体化进程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它以资本逻辑的运演为其深层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存在的根本条件(亦即资产阶级生存与统治的根本条件)在于“财富在私人手里积累”及“资本的形成和增值”[1]412。资本逻辑为巩固其生存根基，将自身的生存条件(资本的增值)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转化为个体的心理欲求，从而内化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当代人对物质利益迷狂式的追逐，对物质力量盲目的膜拜恰恰表征着资本逻辑在何种程度上侵蚀和控制着的个体精神生活。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个体摆脱地域局限性及传统精神生活的唯一性，为精神生活的个体化与社会化的统一提供可能，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私有制)，社会成员无法共享文明发展的成果，精神生活的个体化与社会化进程仍难以有机融合。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成为当下探求困境出路的首要工作。应当看到，资本逻辑具有着鲜明的流动性特征，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时代面貌。因此，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活动本身仍需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强调要葆有精神生活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首先，从生存论的视角出发，人的生存事实本身就蕴含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辩证张力。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为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就必然以“类”或“群”的方式生存，而这一“类”、“群”相对于个体来说又不是抽象的，它是由有血肉、灵魂的个体具体的生命活动所构筑起来的。因而，人既是富有生命的个体性存在，又是彼此相关的社会性存在。其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99这里的“个人自由”实质上指认的正是精神生活所内涵的人的自由个性。最后，马克思一再强调“不应将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8]84，明确地指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这要求社会在将个体纳入自身的同时，也应自觉地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终极关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的构想。在他看来，“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

精神生活的个体化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向。随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深入，精神生活的个体化亦是我们精神生活面临的现实处境。针对当前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坚持对资本逻辑的敏锐省察与不懈批判，使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葆有辩证的张力构成了扬弃困境的可能路径。马克思“立足人的生活实践，分析和批判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理性与信仰、个体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等诸多二元对立得以存在的现实生活基础，使其在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从宰制生活世界的各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步获得辩证的和解和从容的精神栖息之处”[9]16。马克思这种立足于人的生活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他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批判对于我们超越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困境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弊病，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 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6] 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 庞立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自觉与文明憧憬[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责任编辑：何宏俭]

A Dilemma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Its Critique

YUAN Yu-chen，WANG Yan-hua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The dilemma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spiritual life is one of the modernity conditions.In modern society，with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organizing principles，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public subjectivity” becomes especially prominent.Its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are decline of the dimension of publicity in spiritual life，nihilism of spiritual life and lack of free individuality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logic.To sublate the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contemporary people，what matters is persistence in the continuous criticizing to capital logic，which maintains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public subjectivity”.

Key words：Spiritual Life；Individualization；Capital Logic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1-0119-05

[作者简介]袁雨宸(1988-)，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王艳华(1968-)，女，辽宁锦州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A009)。

[收稿日期]2015-02-11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