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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的主体性焦虑与国家身份建构——一个“匿名”的视角

2016-03-09陈彦旭

李 增,陈彦旭,2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司各特的主体性焦虑与国家身份建构
——一个“匿名”的视角

李增1,陈彦旭1,2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匿名创作是文学史上的常见现象,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个人心理等多重因素,对于作家匿名动机的考察对全面评价作家的艺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司各特匿名创作小说达13年之久,其作品中流露出了一种“匿而不隐”的矛盾意识。这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之结果,体现了司各特对当时过度张扬的“浪漫主义主体性”所带来的文学创作趋向以及“文学传记批评”这一批评范式的一种无声的反拨与抗拒,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苏格兰作家的民族身份焦虑意识。

[关键词]司各特;匿名;国家身份;主体焦虑

英国文学史上,小说家的匿名创作是个常见的现象。从启蒙时期算起,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就曾匿名写下了《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这部举世闻名的游记体讽刺小说。此外,读者耳熟能详的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简·奥斯丁(Jane Austen)、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勃朗特三姐妹(Bronte Sisters)、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有过匿名创作的经历。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当属司各特。他于1814年匿名发表了他的首部小说《威弗莱》,在随后长达13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他又陆续创作了多部著名作品,均以化名或匿名的方式出版,直到1827年才吐露实情。

令人心生疑虑的是,在隐名埋姓长达十余年中,司各特在小说中留下了种种似乎在故意暴露其身份的蛛丝马迹而带来的疑点。在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坊间传闻将威弗莱系列小说的真实作者身份均指向司各特的时候,他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对此说法给予坚决否认,但却在小说中通过叙事者之口作出了不一致的回应。如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作者借一位律师之口说道:“我们司法界的前辈们,律师也好,法官也好,都有爱看小说的;如果外边传说的话不是瞎说,他们之中还有写小说的哩。”[1]13考虑到司各特当时所担任的爱丁堡市高等民事法庭庭长的身份,这段话分明就是在坦白自己的作者身份。类似的例子亦存在于《威弗莱》、《古董家》、《红酋罗伯》、《一个医生的女儿》等多部小说的情节之中。由此可见,司各特隐藏作者身份的愿望与暴露该身份的愿望同等强烈,从而在两者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矛盾张力,这意味着司各特的匿名行为具有深意,对其动机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位经典作家的心理活动及艺术特色。

一、司各特的“匿而不隐”

《威弗莱》(Waverley)是司各特第一部匿名小说。据司各特本人声称,他只是随意想了一个“不太好听,也不太难听的名字”[2]1。然而,该词与英文单词Waver词形的极大相似性,还是引导读者产生与“摆动、踌躇”相关的“不确定性意义”联想,与作者匿名身份的不确定性相联系起来。

他接下来创作的多部小说,如《罗伯·罗伊》、《中洛辛郡的心脏》、《古董家》、《艾凡赫》等都延续了《威弗莱》的辉煌。与此同时,这一匿名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所有小说的署名均为“《威弗莱》的作者”(“Author of Waverley”)或是“某某传奇”(“Tales of…”)。英国读者对这位神秘作家的身份十分好奇,称他为“伟大的未知作者”*见Edgar Johnson的著作《沃尔特·司各特:未知的伟大作者》(Sir Walter Scott:the Great Unknown)(the great unknown)。期间学术界对于真实作者的身份曾有过数个版本的猜测,除了司各特本人是重点“嫌疑对象”之外,他在美国的兄弟托马斯·司各特(Thomas Scott),托马斯的妻子,以及某位“福布斯先生”(Mr.Fobes),还有几位不知名的作家都被当作是威弗莱系列小说的作者,被认真地调查过[3]4。

司各特身份之谜直到1827年才由自己亲自揭开。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之镜》(The Mirror of Literature)记载了这一事件:“在爱丁堡戏剧基金年会的庆祝晚宴上,二月二十三日,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伟大的未知作者’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他向公众承认自己就是威弗莱系列小说的天才作者。这真是非常让人激动的一刻。”[4]155

司各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公开自己隐藏了13年之久的秘密,绝非一时兴起的主动事件。1826年,由于名下的出版公司倒闭,他本人负上了高达13万英镑的债务,急需用钱的司各特一方面提高写作速度赚取稿酬,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出版一部作品全集,而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一致的作者姓名,而且他公开真相的这一事件也必将形成一个人们聚焦的文学事件,起到免费广告的作用,进而增加作品的销量。由此可见,司各特是迫于现实的经济压力不得已道出真相,并不是主动情愿而为之。据《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同年对司各特的独家采访,司各特说道:“我原本打算,在我本人的有生之年,都不会泄露这个秘密”[5]411,但是“我感觉就像一个被发现了带着假面具的人,这是我卸下伪装的最好机会了。”[5]411

司各特这个“假面具”带了整整有13年之久。期间他为了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可谓煞费苦心。在向出版商提交小说的稿件时,由于害怕自己的笔迹被认出来,他每次都雇人誊写,并为之付出高昂的费用也在所不惜*1817年,司各特在Rob Roy的誊写支出就达到了378英镑,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同时,他对自己的家人也守口如瓶。他的小女儿安曾经数次问询司各特,他在出版业的合作伙伴詹姆斯·巴兰坦(James Ballantyne)是不是这个传说中的“未知的伟大作家”[6]26。司各特不置可否,没有给予正面回答。

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司各特对于“匿名”这项保密工作是坚决的,持久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他的小说中,或是在前言部分,或是正文情节部分,他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向外界释放着“我是作者”或“我与作者有关”的微妙信号。

譬如说,在《威弗莱》的第三版序言中,他对无辜被卷入“匿名作者事件”的几位绅士表示歉意,同时又说“作者处境特殊,顾虑重重,以致未能在扉页上署名”[2]8。然而,他又向读者提供了几种可能的原因:“他也许是初次发表作品的信任,不愿意承认他还不习惯的身份;也许是让读者腻味了的作者,不好意思老出头露面……也许他从事太严肃的职业,小说家的名声可能有损尊严……”[2]8这一切的描述均在某种程度上与司各特的身份暗合:初次发表小说、作为诗人的他不习惯小说家的身份、从事律师与法庭庭长这类严肃的职业工作,等等。

事实上,在小说中司各特从不尝试隐瞒自己对法律条文方面的精通,甚至还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性。譬如他在《一个医生的女儿》中详细探讨了米德尔马斯在法律上继承权的法理性问题,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讨论爱菲涉嫌杀婴的刑法定罪问题,以及在《红酋罗伯》中提及的莫里斯诉讼的抢劫形式罪问题,其间表现出对法律条款的熟悉运用程度,都不是非法律专业人士能够把控的。这实际上暗示了他在法律行业工作的背景。

除此之外,司各特针对1819年彼得卢广场大屠杀事件,曾以“梦预言诗”的形式撰写了三篇文章,曾独立刊登在Edinburg Weekly Journal上,署名为“L.T.”。而恰恰在同一年出版的小说《艾凡赫》署名也没有采用以往的“威弗莱小说作者”这样的名称,而是采用了一个“劳伦斯·坦普尔顿”(Laurence Templeton)的笔名。显然,这两个名字是一致的。司各特的这三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在一本题为《空想》(visionary)的小册子里,署名便是他本人。由此,人们不难推断出《艾凡赫》的真正作者就是司各特。这是他对自己身份最为直接的一次暴露。

司各特这种对于“匿名”的矛盾态度使得他的真实作者身份呈现出一个“匿”而不“隐”的状态。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背后,到底隐藏了司各特何种动机?本文提出,“匿名”这一行为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焦虑,他自相矛盾的行为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焦虑之结果。

二、司各特的“主体性焦虑”

司各特的匿名行为,是对于当时过度张扬的“浪漫主义主体性”所带来的文学创作趋向及批评范式的一种无声的反拨与抗拒。司各特在国内外各个版本文学史教科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部分均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多编年体文学史将司各特逝世的1832年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终结点。在易弦更张创作小说之前,他在1812年所写的诗歌《芮尔曼的新娘》(The Bridal of Triermain)也选择了匿名出版。为了掩人耳目,他请求好友威廉·厄斯金(William Erskine)为该诗作序,并且“在作品中的好几处都故意模仿我这位朋友的情感与文风”[7]44,给人造成一种后者是这本书的真实作者的假象。

在这部诗歌的前言中,借朋友之口,司各特对浪漫主义诗人作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他是他的国家以及其中居民的毋庸置疑的主人,没有什么对他是不可以的。”[8]347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诗人的情绪完全地掌控着诗歌的内容与框架。何时开头,何时结尾,全靠诗人的个人喜好所决定。司各特以上的这段评述实际上是对浪漫主义诗人过于个性化而表现出的一种张扬的主体性的批评。诚然,作为法国大革命所催生的社会思潮,浪漫主义的价值内核就在于个体独立以及个性解放。同时,注重于诗人想象、天才与情感的原则使得诗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彰显,诗人被视为文学活动与意义阐释的终极源头。作家的主体性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曾发出过“诗人是祭司,对不可领会的灵感加以解释……诗人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的慨叹。著名浪漫主义文论家艾布拉姆斯也说过:“任何一首诗所必须通过的首要考验……是它是否符合诗人创作诗的意图、情感和真实的心境。”[9]21

这种趋势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读者开始愈发重视诗人本人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文化教育程度,文学批评的对象也从作品本身偏离开去,诗人的个人传记的重要性显得越发重要起来。18世纪晚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著的《诗人的生活》(LifeofthePoets)所采用的体例均是作家生平开头,继而在此基础之上对其文学成就进行剖析评价,这使得文学传记(literary biography)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变得流行起来。约拿·西格尔(Jonah Siegel)在《欲望与无节制:19世纪艺术史》一书中提出,19世纪上半期,英国掀起了一股“崇拜作者”的潮流,其势头比过去所有世纪之总和还要强烈。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对作者的生平感兴趣,从而对作者的文化身份中的要素形成了威胁,造成了破坏。”[10]96

司各特对这种批评范式十分反感。其创作的匿名行为可视为对于当时浪漫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主体性,及其引发的文学传记批评范式转向的一种反拨或挑战。这一行为所体现出的意识对于文学批评范式有重大的意义,按照近现代文论家巴斯的观点来看,作者并不是文本的起源或创造者,因此作者特殊的权威地位应该被推翻。而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甚至提出,写作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可供书写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由此可见,匿名的意义在于彰显一种态度,即作者主动退场,放弃主体性下的文本统治权与领导权,并消除读者因作者本人而产生的阐释定见。

匿名,作为一种外化的、直观的行为,在小说内部进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匿名意识与文本策略,即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呈现出一种身份模糊不清的状态。如在《艾凡赫》中最初主人公就是以一个乔装打扮的游方僧人的形象出现的,骗过了所有人;又如在《医生的女儿》中米德尔马斯的犹太母亲一直都神秘地蒙着黑面纱,真实身份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才得以揭露;又如《城堡风云》中的路易国王在小说的开端是以“平民皮埃尔大叔”的身份出现,使得昆丁险些和他起了冲突;又如《古董家》中的内维尔少校化名为神秘的年轻乡绅洛弗尔,身份遭到麦金太尔上尉的质疑,两人为此而决斗;再如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卜丢斯暴动中的领导人名叫“野火”,一个“强壮的雌雄莫辩的女英雄”。从叙事学的观点来看,大量“未知身份人物”的出现则否决了“全知”视角的存在,叙事者不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也往往被当作是作者本人,因此这在客观上也瓦解了司各特所批评的“他是他的国家以及其中居民的毋庸置疑的主人”这种鲜明而强大的浪漫主义作者主体性。

另外,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提出,传统的影响对后来的诗人形成巨大的压抑,若诗人屈从这种影响,他便无法创造出杰出的作品。只有通过否认、挑战与贬低等方式来否定传统观念,后来者才可能克服被压抑的焦虑,成长为新一代的伟大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司各特是焦虑的,他与他的作品都低调而内敛,不喜张扬,与以“主体性”为鲜明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主张的个性与激情格格不入。试图超越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他也是焦虑的,“匿名”是司各特焦虑的生动外化表征。

另一方面,这种焦虑情绪亦是作家在国家身份的表达与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隐晦的体现。就司各特写作的具体内容而言,其小说主要取材于苏格兰的历史,表现主题也往往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地因为政治立场、经济政策、宗教信仰而频频爆发的冲突,如《威弗莱》、《清教徒》、《罗布·罗伊》等多部小说都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小说的结尾往往以英格兰政府当局的胜利而告终。这样的情节安排与司各特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而形成的“进步的历史观”有一定的联系,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向上的、逐步完善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以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基础的苏格兰氏族社会必然将被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英格兰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所最终击溃与取代。司各特虽然出生在苏格兰,但作为商人,他所主办的刊物以及印刷公司均在英格兰运营,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当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地发生民族冲突时,他一向是主和的一派。这一思想倾向从他对两地在历史上签署的《1707联合法案》的力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也在小说中不惜笔墨大力渲染并赞颂了苏格兰人的淳朴品质、高尚道德以及英勇无畏的尚武精神,从而流露出一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缅怀之情,在小说中他也多次表现了苏格兰可能被英格兰所谓的“先进发明”所拖累,甚至玷污的焦虑之情。仅以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为例,其楔子中举了一个苏格兰引进英格兰快速邮车的例子,暗示了这一层意思,“没有比苏格兰境内的各地之间的交通工具变化得更快的了……这种车辆的赶车人也会遭到横祸。”[1]2另外,小说中原本天真纯朴的苏格兰少女爱菲离开故乡前往奢靡的大城市之后,被英格兰贵族青年斯唐顿所吸引,与之偷尝禁果并产下私生子,也是苏格兰文化受到英格兰文化腐蚀而导致堕落的生动写照。综上,司各特是焦虑的,一方面,深受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等人的影响,他深深地认同商业的力量,认为商业的繁荣会促使苏格兰与时俱进地发展与进步,从而赞同苏格兰向英格兰政府靠近并臣服之,以实现大不列颠王国的共同辉煌。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担忧商业文化的铜臭与腐败会淹没苏格兰纯真质朴的美好,因此从内心深处又极其渴望保留苏格兰传统文化的独立性与纯洁性。这种焦虑究其本质,又是作者对“大不列颠王国公民”与“苏格兰居民”这两个身份的认同纠结,而其作为个体的国家身份意识正是在克服焦虑情绪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的。

事实上,19世纪早期是司各特进行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对于现代英国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期间,虽然“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作为英国的全称被正式确定下来,但苏格兰与爱尔兰频频爆发的起义也见证了暗流涌动的分裂危机,“英国国家身份”(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充分关注。司各特小说有关本土与异域、城市与乡村、过去与未来、个人与君主等层面的纠结与冲突,体现了焦虑之中所蕴含的妥协与平衡思想。

三、结语

19世纪初,“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正式成立。然而,国土的统一并没能够完全消弭掉民族间的矛盾。在苏格兰、爱尔兰等地频频爆发的民族起义说明当时人们并没有对新建立起的王国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认同意识,“国”与“族”之间的矛盾对立意识仍然清晰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形象而又隐晦地表现了这一现实矛盾,代表着当时在社会上暗流涌动的、普遍存在的焦虑意识,从而吸引了大批读者。作为被册封的贵族,拥有大量地产与资本产业的保守党精英分子,以及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家,司各特本人的焦虑也是当时各个阶级的社会集体焦虑意识的缩影,然而他这诸多身份之间存在着内部的矛盾性,使得他也不方便在小说中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可能是其匿名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内在的主体性焦虑外化为“匿名”这种外在的形式与表征。学术界目前已达成共识:匿名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个人心理等多重因素,对匿名动机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评价作家的创作心理与艺术特色。本文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动态的思想,由作家“主体性焦虑”为研究视角,针对这一学术前沿领域所做的一次尝试性的探索。

[参 考 文 献]

[1] 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M].章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司各特.威弗莱[M].石永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 Hayde,John O.Walter Scott.The Critical Heritage [M].New York:Routledge,2003.

[4] Percy,Reuben.The Mirror of Literature [M].Tennessee:J.Limbird,1828.

[5] Scott,John & Taylor,John.Baldwin,Cradock,and Joy [J].The London Magazine,1827(9).

[6] Mullan,John.Anonymity:A Secre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2009.

[7] Allan,Cunningham.Some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 [M].Boston:Stimpson & Clapp,1832.

[8] Scott,Walter.The Poetical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With a Sketch of His Life [M].Philadelphia:Crissy & Markley,1847.

[9]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Jonah Siegel.Desire and Excess:The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of Art[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责任编辑:张树武]

Walter Scott’s Subjective Anxiety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A Perspective of Anonymity

LI Zeng1,CHEN Yan-xu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Anonymous writing is a commonplace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Lies behinds it are the combined factors of ideology,cultural power,and personal consciousness.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ully evaluate the author’s merits in literature.Walter Scott remained anonymous for as long as 13 years as a novelist,and his works embody a contradictory sense which is paradoxically hidden.It is the result of “anxiety of influence” as quoted from Harold Bloom,and demonstrates a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romantic subjectivity,which is too overwhelming,and the biographical criticism as a literary approach,as well as his anxiety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as a Scottish writer.

Key words:Walter Scott;Anonymity;National Identity;Subjective Anxiety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1-0007-05

[作者简介]李增(1958-),男,辽宁鞍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彦旭(1981-),男,吉林通化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WW059)。

[收稿日期]2015-09-1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