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麟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中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
——《卡洛林·莫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

姜麟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卡洛林·莫当》是英国女作家玛丽·玛莎·舍伍德后期的重要作品。小说以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小说既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男权社会的批判和抗争，又展现了女性话语权威以及女性意识。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声音及叙述视角两方面着手，对小说进行解读，可以发掘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话语权威及女性意识，从而更深入的对作品进行剖析。

[关键词]叙述声音；叙述视角；话语权威；女性意识

《卡洛林·莫当》是英国女作家玛丽·玛莎·舍伍德的小说，发表于1835年。它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被迫成为家庭女教师并从一个轻浮、懵懂的少女演变成一个值得信赖又懂得满足的成熟女性的成长历程。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展示了她独特的叙事艺术。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分析这部小说的叙事艺术。

女性主义叙事学综合了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的理论，把结构主义与性别政治联系起来，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虽然在西方已经经过了20年的发展，但迄今为止仍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学者苏珊·S·兰瑟、罗宾·沃霍尔以及艾丽森·凯斯等。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的关系，本文将以《卡洛林·莫当》为文本依托，探讨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中所体现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话语权威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1]5话语权威由叙述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越贴近主导社会权力就越具有权威性。同时，话语权威也受文本写作策略的影响。女性意识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2]1

一、叙述声音与话语权威

兰瑟在其著名论著《虚构的权威》中把叙述声音(narrative voice)分成三种，分别是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兰瑟认为这三种叙述模式代表了女性为了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必须建构的三种不同的权威，“每一种权威形式都编织出自己的权威虚构话语，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而让其他意义保持沉默。”[3]8

兰瑟提到的第二种叙述声音，也就是“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故事中的叙述者与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它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下的，是一种有意识讲述自己故事的叙事声音。这种叙述声音在19世纪的女性作家作品中有所体现。而家庭女教师小说是运用这种叙述声音最多的小说类型。家庭女教师小说让女主角成为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可以通过女主人公的声音和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让她说出自己想让她说的话。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被认为应该服从于男性，并保持沉默，当这一现实被反映在小说中时，女性形象便在作品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她们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男性作者控制了女性的话语，女性只能说出男性授意她们的话语内容。甚至有的女作家，为了获得话语权，匿名或者模仿男性作家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识。作为女性作家的舍伍德，突破传统地让女性形象拥有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说话。在建构公开的叙述声音方面，舍伍德的《卡洛林·莫当》属于最早期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采用了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女主角用女性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反抗不公正的待遇，抵抗性别歧视，解构了男性话语，并建构了女性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1]203。

《卡洛林·莫当》采用的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个叙述声音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卡洛林·莫当的声音。大多数文学作品一般都是以作者型叙述声音为主，而舍伍德独辟蹊径地运用了个人型叙述声音，让主人公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以她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来看待周围的人和物，用她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不管她们是否相信你，实际上你确实讲述了故事……这就会刺激其他女性也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表达内心的想法与愿望。”[4]27在小说《卡洛林·莫当》中，作者通过个人型叙述声音向读者展示了女主角由幼稚单纯的女孩转变成成熟女性的心路历程，描绘了作者所处时代女性尤其是家庭女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表达了作者的女性抗争意识及其对当时社会不公正对待女性的批判。《卡洛林·莫当》是舍伍德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成功与舍伍德高超的叙事技巧是分不开的。由于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在叙述故事，所以读者所接受的内容都是通过“我”传达的，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叙述者的所见、所闻，甚至是叙述者也参与其中的。如此，文本的接受者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甚至觉得自己就在现场，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兰瑟认为，个人型声音这种叙述形式，能够体现出一种强制性，强行把叙述声音摆在最明显的位置，让读者可以直面这种原本十分个人化且私有化的声音。可以使女性公开化地为自己言说，争取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追求话语权威。“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可以管理其他角色的声音，这就显示出一种叙述结构的优越感，凸显了“我”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而使其他声音保持沉默，因而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威。

由于在当时的英国，在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中，公开的个人叙述声音还未被广泛接受，所以舍伍德就运用一些叙事技巧来支撑自己的叙事权威并且对叙事行为中的自我中心意识加以掩饰。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在许多章节的开头和结尾发现一种介入性的叙述声音。也就是，叙述者短暂休止对故事的讲述，直接和受述者讲话。比如在小说第八章的开头部分，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我几乎有点害怕我认真的读者们可能已经对我的赘述感到厌倦了，并且可能还会有一点担心，因为我已经讲述了自己在六个不同的家庭的家庭女教师经历……”[5]252叙述者把受述对象设定为需要迎合、安抚或教诲的法官式人物。卡洛林·莫当在叙事中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询问她的读者是否已经“听累了”[6]232，或者已经“烦我了”[6]252，并且还会兴致勃勃地向读者讲述一些她自己认为读者喜欢听到的事情[1]204。例如“我虔诚的读者可能会很高兴地听到我一读到那封信的时候，就跪地感谢上帝……”[5]263叙述者以这种谦卑的声音表现的不仅是对获得话语权威的冲动，而且是保持话语权威的不易。

在小说中，卡洛林·莫当运用个人型叙述声音，自己讲述自身的亲身经历，讲述自己放弃不喜欢的工作环境，追寻着发自于内心的理想，在十几个不同的家庭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中，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积极主动地进行着，发挥着女性的天性，呈现着女性的主体性。女主人公能够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工作环境，重视自我感受，以自我认可为中心，充分体现了女性注重自我主体性的意识。比如，在小说的第二章，有这样的一段介入性独白：“但是我的读者必须理解，我在那个阶段完全不了解宗教，所以宗教并未对我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我决心所做的事情也只是按照我堂兄所希望的那样，而且毫无疑问，我应该克服一切困难，通过容忍来让学生对我更加尊重。”[5]280女主角勇于克服困难，希望得到学生的尊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这段心理描写通过卡洛林·莫当的自我陈述，也就是个人型叙事声音，充分展示了她作为当时的女性的先进性，这也正是她重视自我感受，以自我认可为中心的女性意识的充分体现。而且，从字里行间，读者也能微弱地体会到作者也就是舍伍德对这种勇气的赞赏。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无疑是一种进步，在这部作品中，女性不再甘于被动，而是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状态，主动地言说自我。在这里，女性改变了以往的边缘性角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意识的女性主体。这正是作者挑战男性权利话语的霸权，积极主动地书写自己的生命体验，追求女性话语权威的表现。在当时的男权社会，卡洛林·莫当的这种勇于挑战自我，由被动变主动的意识体现了该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体现出了作者对女性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追求。

另外，《卡洛林·莫当》的叙事声音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叙述者以“逢时便短促地说几句”[7]34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意愿。比如在小说的第二章的中间部分，叙述者就见缝插针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观点。“我总是认为一个女性应该拥有良好的素质来承受孤独。有很多女性都在一生中经历孤独。而且肯定的是，如果那些已经获得一些成就或者年轻时就热爱文学的女性都不能在孤独的时候使自己感到充实，那我们就更不能期望那些未受过教育或者愚钝的女性能做到，更别提那些没有宗教意识的人了。”[5]211从这段叙述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提倡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得到良好的教育，并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在整部小说中，像这样适时的评论性声音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经常出现。叙述者用这种时有时无的声音，不断地向读者灌输她的女性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小心翼翼地建构着女性话语权威。

这样，作者带有女性特质的叙述声音以及她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不但展现了女性的反抗意识，而且在客观上起到了建构女性话语权威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权威却是虚构意义上的女性权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男权中心意识的受述者看来，卡洛林·莫当仍然摆脱不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定义，在她父母过世后需要亲戚抚养并被迫成为一名家庭女教师，最终的幸福也是通过婚姻实现的。然而，作为对男权社会与男性霸权有着清醒的反省和认识的受述者们，他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种具有鲜明的女性立场的叙述声音，以及女性对生存的渴望、对命运的抗争、对平等的追求的合理性。所以《卡洛林·莫当》这部小说是一个女性敢于争取话语权威的例子。

二、叙述视角与女性意识

叙述视角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把叙述视角与性别政治联系起来，探讨其中的关联。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性别的作家选择特定的视角模式也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问题。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被女性主义叙事学家们认为是一种权利关系，一种意识形态关系。性别因素通过叙述视角影响文本，叙述者的“眼光”和“凝视点”都受到叙述视角的影响，也就说明“看”谁和在什么位置“看”都由叙述视角决定。在《眼光，身体和女主人公》这篇文章中，沃霍尔指出，文本中的“看”和“被看”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它能够体现出一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权力的争夺。女性从自身的性别身份出发，来解构男性的话语，重构女性的话语。所以，女性由被“凝视”的客体变成了主动“观察”的主体，于是她们在文本中的地位就得以提高。作为“凝视”的主体，女性叙述者统领着叙事行为，通过叙述话语传达自己的女性观点与意识形态，使得叙述的主动权有力地提升，话语的权威得以确立。这样，传统的男性叙述视角被女性叙述视角取代，“看”和“被看”的对象互换了角色，女性不再认同于传统对她的定位，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得到彰显，争取性别权威的意识得到加强，女性的主体叙事地位得以确立。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作者多数采用的是男性的视角，而被观察者则往往是女性，也就是说女性是被凝视的对象，以至于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都是男性的意识形态，女性意识却被压抑。基于男性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审美眼光，女性只有屈从于男性赋予她们的气质与道德准则，才能在社会中得到认同。可见，男性中心的聚焦叙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压迫性，女性身份陷于尴尬境地。然而，舍伍德却另辟蹊径，在《卡洛林·莫当》中改用女性视角，用女主人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并推动故事的发展。舍伍德在小说中将女性推到了叙事的主体性地位，给与女主角卡洛林·莫当这个女性叙述者以女性的叙述视角与聚焦眼光，给于女性“观察”与“言说”的权力，男性不但沦为被“观察”的客体，也成为被“言说”与“评论”的对象，女性争夺了原本属于男性的叙述主体地位，通过女性特有的“眼光”观察世界，将女性的生命体验娓娓道来。女性叙述者不但掌握了叙述的主动权，表现了女性的自主意识，更树立了女性的话语权威。同时，读者观察故事的视角与女性叙述者的视角融合为一体，并通过女性叙述者的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因此，女性叙述者作为女性意识的载体，传达女性思想的媒介，文本叙述的中心，她掌控着叙述的进程，她的视角决定着叙事行为，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叙事地位。在这部以女性视角书写的小说中，女性争取到了“看”的权力，男性被女性“观察”和“评判”，男性的话语权在消解，主体地位在丧失，与之相对的是女性的话语权在加强，主体地位在提高，自主意识也在自我言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同时，她们也获得了专属于女性的凝视视点与评判标准。女性叙述者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观察”男性的形象、行为与气质，洞察他们的意识，审视他们的思想，批判他们的灵魂。以高高在上的女性主体叙述地位讲述故事，抒发情感，发表见解。女性的人生经验得以书写，女性的自我意识得以表达，女性的思想得以升华。

在《卡洛林·莫当》中，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通过女主角卡洛林·莫当的眼睛在看，而被“看”的对象却在男性和女性间转换。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被定格在观察客体位置的男性霸权，从而导致了传统人物权力关系的变化。在这部小说的文本中，卡洛林·莫当是“聚焦者”，男性则在她的“聚焦”下，沦为凝视的对象，观察的客体。《卡洛林·莫当》以女性视角描写了小说中出现的男性形象，对于男性高傲与虚伪的姿态进行了大胆而直接的刻画，使得小说中的男性人物成为被“聚焦”的观察对象，被批判的客体。女主角卡洛林·莫当善于观察，勇于表达，用她那灼灼的目光审视男性的丑恶，用她那平静却真实的话语批判男性的虚伪。在对男性人物的外貌及身型进行描绘时，女主角对于男性的厌恶之情丝毫没有被掩饰，直率的言辞并无太多的修饰，表现出女主角对男性霸权的不满与反抗。这是一种情感的抒发，情绪的宣泄。比如女主角曾经任职的家庭中的男主人就成为她的凝视对象。女主角在与巴罗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他的一段描写，就非常直接、大胆、公开地表达了她对巴罗先生的看法。“巴罗先生个子不高，从他的腰围能看出他家厨师高超的烹饪技能。尽管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呆板面容，他和我的第一次对话却暴露了他极其喜欢被认为自己是有着高贵血统的聪明人的想法”[5]221。在这段描写中，女主角用审视的眼光观察了自己的雇主，“呆板”是这个男性在她眼中的状态，而“他和我的第一次对话却暴露了他极其喜欢被认为自己是有着高贵血统的聪明人的想法”又和女主角率直、真实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女性的视角下，男性是这样的虚荣与虚伪。女主角并不完全屈从于男性雇主的威严，并大胆地向读者说出了自己对男性的想法。可以说这段对男性雇主的描写与小说中提到的对女性雇主的描写大相径庭，作者对女性的赞赏和对男性的鄙夷跃然纸上。而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到舍伍德在为提高女性地位挑战男性权威所做出的勇敢的尝试。用这样的女性视角，小说表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需要真实的客观的认识男性，不再自卑、自弱，应该自尊、自信、客观而真实。

沃霍尔提到过，观察属于身体器官的行为。因为“看”是眼睛的功能，属于身体行为。对“看”的描写总是十分重视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在小说的场景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身处于环境中有哪些身体及心理的反应与变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角色对女性的身体有何评价与表现。所以，女主人公的身体对于小说的叙事过程至关重要，它不只是叙述者或者读者主动“看”的载体，同时也是被凝视的对象，被观察的客体。因此，对女主人公观察的表述持续不断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卡洛林·莫当身上。卡洛林·莫当的身体不只是观察的媒介，也是被小说中其他人物“看”的对象。女主角一方面作为“看”的媒介，通过女性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人和事；另一方面作为被审美的客体，读者只能透过其他人物对她的评价才得以看见她，男性人物对她的看法是通过人物对话传达给读者的。比如下面这段男性雇主对卡洛林·莫当说的话，就表现出了他对女主角的看法：“在孩子们心性的修养方面我并未奢求太多，只要让她们成为有教养的女人就可以，这是你对于我的长期责任，而且这是金钱所不能回报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得到一个父亲的感激之情，对你欣赏的言语表述，这是你应得的。毫无疑问你有能力为我的女儿们做这些，这在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了。不要脸红，年轻的女士，我并不是要夸赞你的美貌。”[6]222在以往的小说中，女性作为被观察的客体，完全处于被动的处境，而在这部小说中，由于所有人物、事件都是通过女主角的视角来观察的，所以即使是处于被观察的情况下，女主角也同样不是完全处于被动之中，因为她本身是对话的行为者，也具有一定的主动权，只有通过对话，男性对她的看法才能被表达出来。在这种视角之下，男性的权威终于受到制约，女性的权威得以彰显。通过这样的视角，小说表现出了女性争取话语权，勇于打破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不再甘于沦为被动的客体，追求平等的女性意识。

在这部小说中，女主角卡洛林·莫当同时作为“观察”的主体与客体，在主动通过女性视角“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的同时，也被动地被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是男性“观察”。所以，在这部小说中，女主角的“主动”与“被动”、“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是并存的，甚至融为一体。由于《卡洛林·莫当》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小说中所有的“观察”或“聚焦”都是通过女主角的视角完成的，所以，在这部小说里，故事内与故事外的“观察”是统一的，也就是作为叙述“视角”，卡洛林·莫当的眼光与故事外读者的凝视合成一体，读者也跟着女主角的眼光来观察整个故事。这样的安排没有将男性放在一个主体的位置，而是把女性摆在了“看”的主体位置上。在《卡洛林·莫当》中，只有女主角卡洛林·莫当这样的女性人物才能客观真实地反应所“看”到的，并通过对身体外表的凝视来阐释其内在意义，以解读男性的想法和动机。女性眼光构成一种十分合适且有效的交流手段。这样就颠覆了以往小说中男性“凝视”的传统，这是对当时男权叙事传统的一种挑战和解构。舍伍德通过女主人公卡罗琳·莫当的叙述视角挑战了男性霸权，颠覆了男性权威，并建构了女性自我主体性意识。

结语

舍伍德从一个女性的立场出发，运用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成长经历。就是在这充满特色的女性主义叙事中，作者精巧地透露着她的女性观点，向男权社会及父权制进行质疑和挑战。尽管作者没能完全跳出男权社会的樊篱，但还是通过她独具特色的方式，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抗争。与此同时，通过小说，舍伍德也提出了自己的女性意识。总而言之，《卡洛林·莫当》这部小说运用独特的女性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很好的建构了女性的话语权威和女性主体意识，这对文学界及当时的社会都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然而，在小说中，卡洛林·莫当作为女性，在客观世界中仍是处于从属地位，即便女主人公一直积极地寻求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并试图和男性霸权的社会进行抗争，但最终即便她追寻到了渴望的生活与幸福，但这样的幸福生活还是来自于婚姻和丈夫。也就是说女主人公自身地位、作用和价值的实现还是没能摆脱男性主宰的现实，这是小说的局限性。

[参 考 文 献]

[1]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严玲. 解读《红字》的女性意识[J]. 时代文学，2010(11).

[3] 陆美娟，彭文娟. 《金锁记》的女性主义叙事解读[J]. 安徽文学，2008(4).

[4] Austin，Mary. A Moman of Genius [M]. 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12.

[5] Mrs. Sherwood. The Works of Mrs. Sherwood [M]. New York：Harpee & Brothers，1837.

[6] Sherwood，Mary Martha. Caroline Mordaunt，or，The Governess，in the works of Mrs. Sherwood [M].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35.

[7] Doody，Margaret. George Eliot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J].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1980.

[责任编辑：张树武]

Authority of Discourse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Narrative Voice and Point of View——An Analysis ofCarolineMordauntfrom the Feminist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JIANG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Caroline Mordaunt belongs to the later works of the British female writer — Mary Martha Sherwood.By using the special feminist narrative techniques，the author describes a governess’ experience of growing into matur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19thcentury England.The novel shows the author’s denial and resistance to the current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presents the female authority of discourse and her feminine consciousness.This paper，starting to read the novel from a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focuses on narrative voice and narrative point of view，and then explores the female authority and consciousness as displayed in the novel，with an aim to deepe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Key words：Narrative Voice；Narrative Point of View；Authority of Discourse；Female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1-0012-05

[作者简介]姜麟(1983-)，女，吉林吉林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工业大学教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15CWW030)；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5BWW015)。

[收稿日期]2015-11-2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