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艳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具有宗教一样的作用。然而，时代更迭，科技发展，诗歌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在这个事事讲求功用的社会，读诗、写诗常常会遭遇这样的嘲问：“诗歌有什么用？”本文对此问题深入探讨，以解读诗歌的无用之用。

关键词：诗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无用之用；诗意栖居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特别深刻的血液里的基因，纵观中国诗歌的发展，我国古典诗歌大致经历了从《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古诗到唐代的格律诗再到宋词、元曲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谈到“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的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我所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1]宗教的本质是人对超越于自然界与人自身的神的敬拜和遵从，中国历朝历代诗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大都能通过诗歌获得超越现实的宗教般的力量。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归隐，安贫乐道、过着简朴困顿的农耕生活，为后人留下《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等传世名篇。对于这位山水田园诗人来说，写诗作文章所带来精神的愉悦已远远超过现实人生的窘迫和不堪。在诗人的笔下，田园是与浊流纵横的官场相对立的理想洞天，诗人将自己的生活理想、人格情操都融入山水田园中，在不如意的现实之上，用诗文创建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宋代豪放派诗人苏轼年老时，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位备受后人敬仰的文学巨匠，在其从政为官期间竟三次被排挤陷害遭贬，黄州惠州儋州皆是其被贬之地，然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绝唱恰恰创作于别贬之时，在劫难和困境面前，他始终笑看得失荣辱，以一种旷达的胸怀面对，这无不得益于诗词带来的巨大精神力量。不难理解，在古典中国，诗歌成了中国人的宗教，是人们自我升华，自我超越、自我满足与自我和谐的渠道与工具。具有中国式宗教情怀的作家史铁生说的很好：“文学不是拳击，要打倒什么；文学更类似跳高，是人不断地自我超越。”[2]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古典诗歌宗教般神圣的光环却渐渐褪去，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可有可无，至多是一小撮文人间聊以自慰的风雅。就像《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兰德，人们都只看到地上的六便士，只有他看到天上的月亮。若你还执着于读诗、写诗，就总会听到如此的嘲问：“写诗有什么用？写诗可以买房买车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于诗歌的功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有了“兴”“观”“群”“怨”之说，也就是从诗歌的功用上来说，诗歌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可以观察社会，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表达不满。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故事来深入地寻求答案。这是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说的是庄子与弟子，走到一座山脚下，见一株大树，枝繁叶茂，耸立在大溪旁，特别显眼。但见这树：其粗百尺，其高数千丈，直指云霄；其树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庄子忍不住问伐木者：“请问师傅，如此好大木材，怎一直无人砍伐？以至独独长了几千年？”伐木者似对此树不屑一顾，道：“这何足为奇？此树是一种不中用的木材。用来坐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做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作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作柱子，则易受虫蚀，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听了此话，庄子对弟子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无为而于己与有为？”弟子恍然大悟，点头不已。（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3]）这棵树在世人看来正因为一无用处，才免遭砍伐，得以长成参天大树，这岂不是无用之用。同样，诗歌之用在当今世人看来也是无用的，诗歌之用并不是世俗的眼光所能评判的。就好像先哲庄子活着的时候，最高的官职也只做到区区的小官漆园吏，“濮水钓鱼”又放弃了做大官的机会，最后弄得自己穷得揭不开锅，衣衫褴褛如乞丐一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吃不好，穿不暖，没有地位权势，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俗世之人大多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得失，却很少有人理解超越现实生活之上还有一种无形的、更有意义的生命层面的东西。物质上的富有我们称为“富”，而精神上的富有我们才能称为“贵”，无疑，穷困却不潦倒的庄子是精神上的贵族。

于丹说“我们今天其实对诗歌有一点点偏见，觉得好像闲人才去写诗，在一个建功立业的时代里，我们觉得风花雪夜已经是非常边缘化的东西，真的是如此吗？越是一个人要发愤图强，他越要有一种悠扬的心灵的力量。因为人在社会上去建功立业的时候，更多的是要顺应规则，是要承担使命。我们很多的功业是属于生活层面的，并不属于生命层面。但诗意流连是一件生命层面的事情。” [4]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5]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在自我实现需求之后，还有自我超越需求，但通常不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必要的层次，大多数会将自我超越合并至自我实现需求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忙碌追求，生活富足了，地位提高了，却没有幸福感？因为他们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丢失了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东西----心灵的家园。诗歌其实是属于较高层面的自我实现，是自我超越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钱理群说：“在众多的文学形式中，诗是最有精神性的，诗歌追求的是真、善、美，使人心回归本性、本真。”[6]笔者认为，古往今来，唯有蕴含了真、善、美的诗歌才能历经岁月变迁而永驻人心。纵观世界文学发展史，诗歌先于一切文学体裁出现，是一切文学之母，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纯粹的一种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公元前1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第一部史诗——《荷马史诗》，与中国的《诗经》抒情性诗歌不同的是，《荷马史诗》虽然是叙事文学，但却用诗体写成，随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无不以诗的形式面世。《诗经》何以被奉为经典而不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孔子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就是说，《诗经》中的诗句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思想纯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等，《诗经》中无数名篇佳句千年传颂不衰。清代文学理论家刘熙载曰：“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7]真情所至，方有高格，正是这种“真”让《诗经》天荒地老，永驻人心，正是这种“真”让《诗经》历经时光的洗礼定格其价值的永恒。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诗歌把全国人民的爱凝聚起来，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空前的团结。爱既是诗，有爱才有诗，为纪念舍身救人的女教师袁文婷，诗人写下《那个我偷偷爱上的女孩》，李小洛创作了《明天——给5·12汶川大地震灾难中痛失亲人至爱的同胞》、马丁林创作了《废墟上的书包》、王家新创作了《无人认领的孩子》、雷霆创作了《给汶川地震中遇难的孩子们》[8]等等，人性深处的大爱，在危难的时候以诗歌的形式安慰和鼓舞着人心。“国家不幸诗家幸”，诗歌在一夜之间苏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诗歌，感受到诗歌爱的力量。

好诗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好诗是人间的大爱，好诗是美的化身。美国诗人爱伦·坡说：“文字的诗可以简单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9]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被喻为文学的精灵，还被喻为文学的天使。她轻盈灵动，因而也就呈现出了别类文学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许多独特的美。诗歌是一个美的综合体，诗歌讲究意境美、音乐美、语言美和形式美，其内容的精练，境界之开阔，情感之丰富，抽象的文字与具象的画面的结合等都给人以美的享受。纵览古今诗歌，从古典诗歌李白的《将进酒》、苏轼的《水调歌头》、白居易的《长恨歌》、陶渊明的《饮酒》、张若虚以孤篇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到现代诗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徐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等等脍炙人口的诗篇，无不让读者感受到真、善、美带来的力量。诗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真善美的世界，把我们从现实的假丑恶中拯救出来。

20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认为：“迄今为止的西方史至少有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技术世界和艺术世界，后者是看护大地的世界。诗意地栖居则是对立于技术地栖居的，这两种栖居的不同在于对于万物的态度。”[10]在技术世界技术的控制下，世界在征服自然的理念上建立起来，其后果是：世界越来越精彩，大地越来越荒芜，诗意地栖居是对立于技术地栖居的。人类对大地无度地掠夺、占用和耗费，以为可以征服一切，主宰一切。人真的可以主宰一切吗？作为有限而死的人在根本上是无知的，他的知是被万物给予的，是有限而不可靠的。因此，人必面对大地万物而承认自己的无知。作为有限而必死的人在根本上是肉体的，他的肉体存在规定着他们的自然性和大地上的旅居，他来于自然终又归于自然，自然才是他最终的家园，因此，人必得依存于自然万物，与万物共在是他的本质规定。“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与诸神共在，接近万物的本质，就在于诗之中隐含了一种全然不同于技术的眼光和态度。”[11]这也是诗歌的无用之用所隐含的深层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2]史铁生.灵魂的事[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

[3]庄子故事[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8.

[4]于丹.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J].辽沈晚报，2012.1.

[5]亚伯拉罕·马斯洛[J].人类激励理论，1943.

[6]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上海：三联书店，2006.

[7]刘熙载书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汶川大地震诗歌经典[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9]爱伦.坡.诗的原理[M].北京：北京华文时代书局有限公司，2004.

[10][11]海德格尔谈诗意地栖居[M].北京：工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