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扬， 王　俞



《八家四六文钞》的刊刻及文献价值

陈志扬， 王俞

【摘要】《八家四六文钞》所收八家大抵为江苏、安徽、江西人士，与吴鼒均有交集，初刊于嘉庆三年。嘉庆二十四年增修本是完善可信赖的通行本。通行本《八家四六文钞》取材以嘉庆三年已刊的骈文集为主要对象，部分人物没有骈文专集，乃从其文集中选录，孙星衍与孔广森的取材则是个例外。《八家四六文钞》为保存曾燠与孙星衍骈文作出了贡献，并提供了曾燠早期诗文的结集信息。但从孙星衍骈文收集未齐全与汪中骈文散佚收集二点来看，吴鼒并不是一个极具文献能力与文献意识的学者。

【关键词】《八家四六文钞》 骈文 刊刻文献

吴鼒《八家四六文钞》是一部较早的清人自选本朝人的骈文选本，在推尊骈文思潮与张扬清人骈作自豪感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式善认为吴鼒此选“本色当行，骈俪家应奉为圭臬”*法式善:《陶庐杂录》卷四，第267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姚燮《皇朝骈文类苑》则曰：“于是《八家四六》《骈体正宗》诸选，抗衡千禩，鼓吹一时，鹄立逵通，藉存骚雅。”*姚燮：《姚燮集》，第五册，第126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吴山尊氏选而行之，脍炙海内。”*吴鼒编，许贞干注：《八家四六文注》，卷首许贞干“序”，光绪十八年刻本。此后，又有《后八家四六文钞》《十家四六文钞》等以“家”命名的骈文选本相继问世。在刊刻《八家四六文钞》后，吴鼒又与彭兆荪协助曾燠编选《国朝骈体正宗》。是后，《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同光骈文正轨》《骈体正声》等选本陆续出现。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类以“正”命名的骈文选本也可以看作是《八家四六文钞》影响的产物。

一、刊刻情况

吴鼒参与曾燠题襟馆文学雅集，与当时的骈文巨匠交往甚密。他善于从众多时辈贤者、大家之中兼收并蓄、吸取养分，加之他本人具有相当高的骈文修养，由此而形成了自己较为成熟的骈文理念。吴鼒将其在题襟馆中形成的骈文理念通过编纂选本的方式呈现出来。

乾隆五十七年(1792)，曾燠始任两淮盐运使。在扬州盐运使任职的13年间，他主持淮左风雅，群贤毕至。郭麟《灵芬馆诗话》记载：“扬州自雅雨以后数十年来，金银气多，风雅道废。曾宾谷都转起而振之，筑题襟馆于署中，四方宾客，其从如云。”*郭麟：《灵芬馆诗话》卷六，第 378 页，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05册。钱泳《履园丛话》“以人存诗”条记载:“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楚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唱，殆有过之。”*钱泳：《履园丛话》，第 215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曾燠诸人多次举行诗酒唱和活动，如“九峰园秋禊”“题襟馆雅集”“消寒会分咏”等，并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刊刻《邗上题襟集》，嘉庆二年(1797)又刊刻《邗上题襟续集》。

吴鼒曾客曾燠幕府，为曾燠所作颂述、进呈之篇，笔力雄健、文采斐然，其楮墨文字亦记载了曾燠幕府文人雅集、题襟馆文学酬唱盛况。嘉庆三年(1798)，吴鼒辑选袁枚、邵齐焘、洪亮吉、吴锡麒、刘星炜、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八人的骈文为《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九卷，其中收录袁枚《小仓山房外集》一卷25篇、吴锡麒《有正味斋文续集》两卷54篇、刘星炜《思补堂文集》一卷12篇、邵齐焘《玉芝堂文集》一卷18篇、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一卷19篇、孔广森《仪郑堂遗稿》一卷7篇、曾燠《西溪渔隐外集》一卷13篇、孙星衍《问字堂外集》一卷5篇，共计选入153篇骈体文。同年即由浙江较经堂刊行。《八家四六文钞》编纂的最初动机是应生徒之请。《八家四六文钞序》云：“兹集发于生徒之请，综为骈俪之则。采片石于抵鹊之山，挂只鳞于游龙之渊，所业在此也。”总集有两种形式：“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第168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由此可见，《八家四六文钞》属于第二种类型。

该选本自嘉庆三年初刊后，一再刊刻。此后的刻本有嘉庆二十四年紫文阁补刻本、光绪五年江左书林补刻本、光绪五年京都琉璃厂肄雅堂刻本、光绪九年紫藤花馆刻本、光绪间四川绵竹大文堂刻巾箱本、光绪十八年上海图书集成局排印本、光绪二十四年上海纬文阁石印本。光绪年间，许贞干和陈衍首次为该选作注，注本有光绪十一年许贞干注本、光绪十七年江苏味青斋许贞干注本、光绪十八年许贞干注陈衍补注本。

值得注意的是，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安徽紫文阁补刻本始，该选本的文章收录的篇数由153篇变为169篇。八家的选录情况变为：《小仓山房外集》25篇、吴锡麟《有正味斋文续集》54篇、刘星炜《思补堂文集》12篇、邵齐焘《玉芝堂文集》18篇、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19篇、孔广森《仪郑堂遗稿》19篇、曾燠《西溪渔隐外集》15篇、孙星衍《问字堂外集》7篇。与初刊相比，孔广森文增加了12篇，曾燠文增加了2篇，孙星衍文也增加了2篇，计增14篇。此后，所有的版本大体依据嘉庆二十四年版本刊刻，嘉庆二十四年的增补刻本遂成为通行本。

紫文阁是一个怎样的刊书机构，已不得而知；吴鼒参与这次补刻与否，也不得而知。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嘉庆二十四年这个增修本是一个较嘉庆三年为完善、可信赖的本子。其一，嘉庆三年这个本子应生徒之请而编，似嫌仓促，故该版本在书前自弁序言之后加了一则孙星衍在乾隆五十二年为孔广森《仪郑堂遗稿》写的序文：“感逝伤怀，乃取向所寄文，先刊以问世，且将续求全稿。”*孙星衍：《八家四六文钞·原序》，见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二十四年刻本。这本非序言而放在该书的序言位置，看似不伦不类，实则在昭示本书所收精华同《仪郑堂遗稿》一样，有待“续求”。另有一处可证是，嘉庆三年本收录孔广森骈文5篇时明显吐露出遗憾之意。吴鼒在《仪郑堂遗稿题词》中云：“《集》中韵语骈体，未遵绝诣，其犹子顨轩太史四六文，乃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常从戴氏受经，治《春秋》、《三礼》，多精言，故其文托体尊而去古近，惜奔走家难，劳思天年，所艺不传，传者不及十之三、四……元瑜、德琏皆作者，其文行世绝少，艺林有憾焉。然斯文光气郁久乃发，吾知他日必有如魏文以金帛募录文举之文者。读是选者，尝鼎脔窥豹斑可乎！”这些都为后来的增补埋下了伏笔。

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选本而言，八家文章的配置尽管不追求篇幅数量的绝对一致，但保持数量上的相对均衡是必要的。对比两个版本可以看到，嘉庆二十四年版增加篇幅的都是嘉庆三年版本中篇幅较少的。增加文章的人有孔广森、孙星衍、曾燠，他们三者因早逝或重视经学，所留存下来的骈体文极少。当吴鼒发现新篇目时，便力求在增刻本上补进去。在嘉庆二十四年版本中，八家所收文章数量大体趋于一致，对比合理。至于孙星衍《问字堂外集》只有7篇，与其他家所收篇目相差悬殊，实属“材料不足征”的无奈。

此外，紫文阁与吴鼒同属安徽一地;吴鼒卒于道光元年，卒年略晚于嘉庆二十年的增刻本。无论在属地上还是在时间上，吴鼒都具备参与或认同增刻本的条件。

《八家四六文钞》的编纂体例因人系文，即先确定选录八位作家，然后按一定的编选宗旨辑入其文章，在每卷之前还有《题词》介绍集主其人与其文。在《小仓山房外集题词》中，吴鼒明白无误地写着：“以科第先后为次序。”*③④⑤吴鼒：《小仓山房外集题词》，见《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二十四年刻本。因此八家的次序应为袁枚、吴锡麟、刘星炜、邵齐焘、洪亮吉、孔广森、曾燠、孙星衍。*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吴锡麟，乾隆七年(1742)进士；刘星炜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邵齐焘，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洪亮吉，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孔广森，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曾燠，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孙星衍，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但是，在《八家四六文钞》诸版本中，除嘉庆三年的初刻本遵守这一次序外，在其他版本“八家”的编次都偏离了这一编纂规则，殊不可解。如嘉庆二十四年刻本的编排顺序为袁、吴、刘、邵、孙、洪、孔、曾；光绪五年江左书林补刻本的编排次序为袁、吴、孙、洪、曾、刘、孔、邵。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一“论袁枚吴锡麒骈文注”：“道咸以来，最通行骈文，莫如袁简斋明府枚、吴谷人太史锡麒两家。良以词旨儇陋，易于摹仿，为俗人所悦目，遂不觉风行一时，流传极盛。袁文嗜之者尤多，注本约有(六)家。”吴锡麒的骈体文亦颇受重视，有王广业《有正味斋骈体文注》和宣陈奎《吴谷人四六文注》。光绪年间，许贞干和陈衍为该选作注，仅注六家。袁、吴二家主要采用旧注。因此，注本将袁、吴二家置于书末，但其他六家排次亦与初刻不同，变为孙、洪、孔、刘、邵、曾。

二、取材来源

吴鼒在序言中指出：“兹就鼒师友之间，钻仰所逮，或私淑诸人，所知在此也。”③即取材限于他所知道的师友之作。《八家四六文钞》初成于嘉庆三年，录取的对象主要是嘉庆三年之前已经刊刻的诗文集或骈文专集。即便到了嘉庆二十四年的增修本，虽然新的诗文集或骈文专集已经刊出，但它仍然保持取材原集不变。

袁枚(1716—1797)，喜称人善、奖掖士类，为当时诗坛、文坛所宗。在反对桐城派攻击骈文上，袁枚持论较早且其观点较为公允。袁枚以文伏世，在文坛享有盛誉，吴鼒及其余“七家”多以袁枚为前辈、宗师。袁枚对吴鼒及其文章赞誉有加，有“才如大海，情重如山”④之评，曾对其婿蓝嘉瑨说：“山尊不愿在弟子之列，而余集中四六文衣钵当授之。”⑤乾隆四十年袁枚编《随园全集》六十卷，其中《小仓山房外集》为骈文集，计六卷。李英序云：“以骈体六卷为《外集》，命英序之。”乾隆五十五年随园刻本，系第一次补增，骈文增至七卷。嘉庆元年随园刻本，骈文集又增至八卷。

邵齐焘(1718—1769),年三十六罢归，主讲常州龙城书院，黄景仁、洪亮吉皆从其学。邵齐焘工骈文，王太岳初亦好为骈文，见其所作，“叹为天授，遂辍不作”*易宗夔：《新世说·文学》， 第127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有乾隆刻本《玉芝堂文集》六卷、《玉芝堂诗集》三卷。吴鼒在《玉芝堂文集题词》中云：“余不及从太史游,读诸公誌传，想见其人。既识其子培惪，意思踈散，有大家韵。又从洪君稚存得闻太史奖借单门，许与士类之实，不禁憬然生尚友之思也。”吴鼒虽未与邵齐焘谋面，但结识其子与弟子，遂从《玉芝堂文集》中录文18篇入《八家四六文钞》。

刘星炜(1718—1772)，屡典乡会试，号称得士，提倡风雅，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以工词章擅名，蒋士铨谓其文“雅懿鸿穆,润烁纶绂,垂光典林”*将士铨：《资政大夫工部侍郎圃三刘公暨夫人余氏合葬墓志铭》，见《忠雅堂文集》卷五，第2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朱一新则认为“至如雍客揄扬之作、铿锵镗鞈之间，源出于颂，别是一格，以骈文论则曾选中、刘圃三最工此”*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答问骈体文”条，第92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有乾隆刻本《思补斋文集》四卷。吴鼒词述私淑于刘星炜。吴鼒年二十一向表兄汪存南学习骈文，而汪存南也师从刘星炜，并得刘氏雍容华瞻赋颂之真传。吴鼒私淑刘星炜，从《思补斋文集》中辑录刘星炜的骈文入《八家四六文钞》，有维护师门、扩大师门影响之意。

吴鼒与孔广森(1751—1786)没有交集，吴鼒始从洪汝登太史处得知广森，又与广森的外甥朱沧湄是同乡，加之吴鼒的妻兄孙星衍与广森交厚，遂知广森四六文之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孔广森早逝，乾隆五十二年，其甥朱沧湄刻其遗文十余篇，名《仪郑堂遗稿》。吴鼒嘉庆三年版本从中辑录全部的骈体文，计7篇，分别是：《武城颂》《元武宗论》《书屋岩图后》《送同年洪员外督学湖北序》《张舍人热河集序》《闺秀王采薇〈长离阁诗集〉序》《蓬莱县令吴君尊人双寿序》。《仪郑堂遗稿》原集并非骈文专集，吴鼒“哀比部之志”,收入《八家四六文钞》的骈文仍其名曰《仪郑堂遗稿》。嘉庆十七年曲阜孔氏仪郑堂刻《顨轩孔氏所著书》，第七种为《骈俪文》三卷，计49篇。嘉庆二十四年《八家四六文钞》所增补的孔广森的骈体文12篇殆来源于此。

吴锡麒(1746—1818) 是吴鼒的同乡兼授业恩师，所作骈体文甚富。嘉庆间(大约是十三年)刻本《有正味斋全集》七种，其中有《有正味斋骈体文》二十四卷，《有正味斋体文文续集》八卷，共计四百多篇骈体文，在清代甚至整个骈体文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吴鼒于嘉庆三年编纂此选时，其《有正味斋骈体文》已经于乾隆年间刊刻，《有正味斋体文文续集》则正在生成当中。*《有正味斋续集题词》：“己卯(乾隆六十年)，在都门始从先生游。一日饮法司成时帆所，既罢，同车至澄怀园，折荷行酒，谈艺达旦。又得读未刻稿四十首，合汉魏六朝唐人为一炉治之。”“余钞《八家四六》，以先生初集海内皆有其书，乃专录续集付梓，以贻同好。”所以吴鼒从《有正味斋体文文续集》共99篇骈体文中选取了54篇作品。

曾燠(1759—1831)历任地方大员，嗜吟诗，至老不倦，尤工骈体文。徐珂《清稗类钞》谓其骈文云：“曾燠之味隽声永，别具会心，是皆遵循轨范，敷畅厥旨，堪为一代骈文之正宗。”*徐珂：《清稗类钞》，第388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吴鼒曾为曾燠幕僚，与其游最久，并由此得读其诗文。嘉庆十一年，吴鼒助曾燠编定《国朝骈体正宗》选本。《西溪渔隐外集》是曾燠生前的骈文集刊本，今不见著录。《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三年刻本从中收录曾燠骈文13篇，嘉庆二十四年版本又从中补加《秋禊诗序》《仪征张孝女庙碑》2篇作品。曾燠主要擅长诗与骈文。后来他又将平生所作骈文编为《赏雨茅屋外集》，吴鼒为之作序，全文是对嘉庆三年为《八家四六文钞》之《西溪渔隐外集题词》的照搬，只是将文中所举篇目对应本集作了调换。

吴鼒是孙星衍(1753—1818)的妹夫，两人交情最深，踪迹最密。孙星衍熟选学，擅骈体文，早期骈体文与洪亮吉齐名，同为常州骈体文的代表。自乾隆四十五年冬至乾隆五十二年春，孙星衍客游毕沅幕府八年，甚得毕沅礼遇，与毕沅“叹若平生”*孙星衍：《三辅黄图新校正序》，见《问字堂集》卷二，第51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因得益毕沅幕府内海量藏书、众多实学之士相助，遂一其志治经，取所撰年谱、少作尽弃之。孙星衍所为文每数年辄自订为一集。乾隆五十九年撰《问字堂集》六卷，嘉庆三年撰《岱南阁集》二卷，七年四月刊《五松园文稿》一卷，十一年撰《平津馆文稿》二卷，十四年辑《嘉穀堂集》一卷。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正月。是年二月，严可均辑其杂文之未刊者为《冶城山馆遗稿》。嘉庆二十五年,弟孙星衡裒集其平日所存诗草十卷为《芳茂山人诗录》。上述刊本均并未收孙星衍的骈体文作品。从孙星衍的文稿整理出版情况来看，吴鼒嘉庆三年本《八家四六文钞》辑录《补三国疆域志后序》《大清防护昭陵之碑》《国子监生洪先生妻蒋氏合葬圹志》《祭钱大令文》《国子监生赵君妻金氏诔》5篇骈文，应是吴鼒广为搜罗的结晶。编于乾隆五十九年的《问字堂集》收录全为考据文章，吴鼒将5篇骈文命名为《问字堂外集》，明显是沿用编辑的一般原则，顺《问字堂集》而来。嘉庆十一年，曾燠在吴鼒协助下编纂的《国朝骈体正宗》辑录孙星衍骈文6篇，其中《关中金石记跋》《洪节母诔》为嘉庆三年版《八家四六文钞》所无，另4篇则与嘉庆三年《八家四六文钞》本同。《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二十四年所收之《八家四六文钞》本收孙星衍7篇文章，其中所增补的《关中金石记跋》《洪节母诔》2篇殆来自吴鼒协助编纂《国朝骈体正宗》时所得。从上收集情况看，孙星衍并未有名为《问字堂外集》的骈文选本。《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三年版的所收之5篇，至嘉庆二十四年版所收之7篇，全部为吴鼒搜集的篇章。

洪亮吉(1746—1809)的骈文主要收录在《卷施阁文乙集》和《更生斋文乙集》中，计有138篇。《卷施阁文乙集》八卷，乾隆六十年刊于贵阳节署；《更生斋文乙集》四卷，嘉庆七年刊于洋川书院。初刊于因嘉庆三年的《八家四六文钞》从洪亮吉前期创作的《卷施阁文乙集》71篇骈体文中辑录了19篇。嘉庆二十四年增修本保持原选文不变。吴鼒与洪亮吉是至友。吴鼒认为，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汪中四人是其生平师友中工词的经生；尤其是洪亮吉，达到了“于经通小学，于史通地理学，自叙所著书与他人说经之书，多用偶语述其宗旨”的程度*吴鼒：《卷施阁文乙集题词》，见《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二十四年刻本。，对洪亮吉骈体文的喜爱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三、文献价值

吴鼒《八家四六文钞》是从各家文集中选录出来的，其用意主要在于将骈体文佳作综为一集，以示轨辙，指导骈文写作。但在客观上，《八家四六文钞》还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价值。

曾燠早期骈体文有赖这个选本才得以留存一部分。曾燠著作出版情况较为复杂。《赏雨茅屋诗集》与《赏雨茅屋外集》有嘉庆八年刻本、十五年刻本、二十四年刻本，道光三年刻本。在四个版本中，《赏雨茅屋诗集》卷数变化较大，《赏雨茅屋外集》一卷则维持不变。较为通行的版本是嘉庆二十四年增刻本《赏雨茅屋诗集》二十二卷，《赏雨茅屋外集》一卷。曾燠是乾嘉时期的骈文名家，《八家四六文钞》选录了他的《西溪渔隐外集》一卷，计15篇。从《贩书偶记及续编》《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清人别集总目》等书目著录情况看，曾燠骈文集《西溪渔隐外集》或已亡轶，现仅存《八家四六文钞》选录的《西溪渔隐外集》一卷。前人谓曾燠有骈体文二卷。如缪荃孙《续碑传集·曾抚部别传》云：“公著有《赏雨茅屋诗》二十二卷，骈体文二卷。”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曾燠传》亦云：“燠著有《赏雨茅屋诗》二十二卷，骈体文二卷。”所说的“骈体文二卷”应指《赏雨茅屋外集》一卷与《八家四六文钞》本《西溪渔隐外集》一卷。

《八家四六文钞》本《西溪渔隐外集》与《赏雨茅屋外集》所收骈文有4篇重合，分别是：《仪征张孝女庙碑》《书徐阆斋桃花夫人庙碑后》《重修曾襄愍公祠碑文》《例赠文林郎太学生依岩吴君墓表》。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推测如下信息：《西溪渔隐外集》是曾燠早年出版的一个骈文集，卷数不详，数量应在15篇以上。曾燠对自己的著作精益求精，嘉庆八年刻《赏雨茅屋诗集》十八卷，嘉庆二十四年自删诗集为15卷。*道光三年王嘉禄《赏雨茅屋诗集跋》：“《赏雨茅屋诗集》旧刻十八卷，嘉庆乙卯公里居之暇，手自删缉，汰为十五卷，削版重刊。” 曾燠：《赏雨茅屋诗集》，第222页，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84册。《赏雨茅屋外集》一卷亦当如是观。它是曾燠后出的一个骈文集，是对平生所作骈文删汰的结果；它涵盖《西溪渔隐外集》，又对《西溪渔隐外集》予以删减。曾燠个人诗文集出版属于不断修订型。

由《西溪渔隐外集》的命名，我们又可以推导出：曾燠早年应出版过《西溪渔隐诗集》，《赏雨茅屋诗集》是后出的本子，涵盖《西溪渔隐诗集》，又对《西溪渔隐外集》予以删减。

由《八家四六文钞》收曾燠的骈文情况推导出曾燠早年应出版过《西溪渔隐诗集》与《西溪渔隐外集》的结论还可以从外证得到支撑。曾燠少年得志，乾隆四十六中进士，历任地方大员，好风雅，编辑过书籍较多，如《续金山志》十二卷、《苏文忠奏议》二卷、《江右八家诗》八卷、《朋旧遗诗》十八卷，《江右诗征》一百二十卷、《国朝骈体正宗》十二卷等等，以其地位与性格，不至于迟至嘉庆八年(年44岁)才出版诗文集。张之洞《书目答问》载：“《赏雨茆屋诗集》二十二卷，骈体文二卷。曾燠撰。”叶德辉《书目答问斠补》针对此条云：“乾隆乙卯刻本。道光三年重印本，诗十六卷，外集一卷。”*来新夏、韦力、李国庆:《书目答问补汇》(下)，第85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道光三年重印本指《赏雨茅屋诗集》与《赏雨茅屋外集》无疑；而乾隆乙卯刻本所指不明，推测应是叶德辉曾见到过曾燠于乾隆乙卯刊刻的《西溪渔隐诗集》与《西溪渔隐外集》。

《八家四六文钞》的文献所价值还体现在保留孙星衍骈体文上。孙星衍中年后“一其志治经，取少作尽弃之”。乾隆五十九年，孙氏辑刻考据之文为《问字堂集》，不收骈体文的文学性作品。当时就有人对孙氏摒弃骈文不收持不同意见。阮元致书云：“以鄙见，兄所作骈体文并当刊入，勿使后人谓贾许无文章，庾徐无实学也。”*阮元：《寄孙渊如书》，见《孙渊如先生全集》，第386页，《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77册。《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三年本保存孙星衍骈文5篇，嘉庆二十四年本增至7篇，可谓弥补了这一缺陷。孙星衍所作骈文以近人王重民编辑《孙渊如外集》所收录最全，《孙渊如外集》附录收骈文计10篇*又《孙渊如外集》有《续古文序》，此篇亦为骈文，若计《续古文序》在内，王重民编辑《孙渊如外集》实收骈文11篇。，《八家四六文钞》是其重要文献来源出处。王重民乃是在嘉庆二十四年版《八家四六文钞》7篇的基础上增加3篇：《上孔子集语表》《仓颉篇初辑本序》《平津馆丛书序》。可见《八家四六文钞》为孙星衍骈文避免散佚不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四、余论

由上述可知，《八家四六文钞》所收八家大抵为江苏、安徽、江西人士，与吴鼒均有交集。通行本《八家四六文钞》取材以嘉庆三年已刊的骈文集为主要对象，部分人物没有骈文专集，遂从其文集中选录。孙星衍与孔广森的取材则是个例外，前者录文7篇全为吴鼒搜罗的散文逸篇；后者即取材于嘉庆三年之前的刊本，又取材于嘉庆二十四年前刊本。由此难免会延伸出两个问题。

问题一：人选问题。法式善在《陶庐杂录》中指出：“《八家四六文钞》，全椒吴鼐选刻。八家者，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吴锡麒、曾燠、孙星衍、洪亮吉也，八人皆鼐师友，骈丽家应奉为圭臬。”《八家四六文钞》行世后，有人不满吴鼒所选取的八家，谓其过于狭隘。谭献谓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定八家之文逸二汪(容甫、存南)”*谭献：《吴学士文集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87册。。徐珂因未辑录胡稚威、汪容甫之作，曰其“去取较隘”*徐珂：《清稗类钞》，第389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就艺术水平实际情况而言，谭献宰全椒，回护全椒人士汪履基(字存南)，不可尽信。但确实，吴鼒该选如若将胡天游、汪中选入的话，会更具乾嘉时期骈文的代表性。《八家四六文钞》在性质上是一部师友骈文选本。这一点吴鼒在《八家四六文钞叙》中有申明：“兹就鼒师友之间，钻仰所逮，或私淑诸人，所知在此也。”*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叙》，见《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二十四年刻本。胡天游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已去世，吴鼒与其后人又无交集，因而没有选录胡天游的骈文。汪中的诗文创作卓荦成家，骈文创作更是冠绝一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吴鼒与汪中交好，甚推服汪中的骈文，但汪中一生“以笔札供菽水”，游幕四方，于文学创作又不太在意留存，所以他的诗文残缺和散佚者不少。吴鼒编纂该选本时对无法收集到汪中的骈文深感惋惜：“容甫遗文有《述学》内、外篇，经术、词术并臻绝诣。所为骈体哀感顽艳，惜皆不传。”*吴鼒：《卷施阁文乙集题词》，见《八家四六文钞》，嘉庆二十四年刊本。更何况，《八家四六文钞》之命名明显有对抗古文谱系《唐宋八家文钞》之意，“八家”之数是不能任意扩展的。

问题二：文章选录。吴鼒本人精于骈文，以行家操选事，当明于鉴衡。由于《八家四六文钞》取材对象主要局限于嘉庆三年之前，在嘉庆二十四年增修本时，已有新的刊本出现，却未能及时更换篇目，无疑会导致选文的“精选”性大打折扣。以曾燠《西溪渔隐外集》为例。嘉庆八年左右，曾燠刊出骈文精选集《赏雨茅屋外集》一卷，此前的《西溪渔隐外集》中部分文章被删汰，可见作者本人并不看好这些文章，大有毁其少作之意。《八家四六文钞》收录《西溪渔隐外集》的15篇文章中，多达11篇是《赏雨茅屋外集》淘汰之文。又如洪亮吉《更生斋文乙集》四卷于嘉庆七年刊出，《八家四六文钞》未从中录选一篇。故而姚燮认为《八家四六文钞》有“雅俗杂登，菁华多落”之弊，此话多少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话说回来，嘉庆二十四年增修时或是为了尽可能保持嘉庆三年的原貌，取材对象不太可能任意更换。再说，吴鼒也正是因为取材于前，才为我们保留下了曾燠早期创作的11篇骈文作品，收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效。

清代是一个文献意识与文献能力极强的朝代，大型丛书、辑佚书、师友诗文集等的出现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在前文，我们已经肯定了《八家四六文钞》的文献价值，但不等于说吴鼒是一个极具文献能力与文献意识的学者。八家选文当中，在孙星衍入选之文悬殊甚大、急需补充篇目的情况下，吴鼒对孙星衍创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前的《上孔子集语表》《仓颉篇初辑本序》《平津馆丛书序》三文却未能收齐*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由是可知《上孔子集语表》《仓颉篇初辑本序》《平津馆丛书序》创作时间下限是嘉庆二十三年。，这是检验吴鼒的文献能力与文献意识的试金石。在汪中散佚骈文收集这个问题上，也多少说明了吴鼒文献能力与文献意识有所欠缺。

【责任编辑：赵小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文体形态与文体观念研究”(13CZW01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收稿日期】2016-01-20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3-0163-06

(作者简介:陈志扬，湖北黄石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俞，江西赣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