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

杨义

【摘要】探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首先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厘清什么是“中国”，理解其“三千年一贯”和秦汉时期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沉淀在民族文学、文化、文明中代代相因的爱国精神脉络和民族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特点。考察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根和生命之源，有四个特性应引起注意：第一，中华民族文化根本的深厚性；第二，文化哲学的包容性；第三，文化血脉的充沛性；第四，文化景观的丰美性。这四个特性之耦合，使中华民族文化拥有博大的创造力和活跃的共享力，从而接通地气，生生不息。

【关键词】发生学爱国精神文化血脉孔学精华

一、发生学上的“中国”

讨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首先就要认识何为“中国”。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我们的心中，还要花心思去认识中国吗，这岂非“骑着毛驴找毛驴”？笔者的回答：是的，正因为你是中国人，才更应该把关系到自己从何而来的“中国”弄个一清二楚。要明白人，首先要明白自己。一百多年前的世纪交替之际，革命志士就曾经如此认识中国：“19世纪之中国，一落千丈于世界竞争之盘涡；若20世纪之中国，则一跃千丈于世界竞争之舞台，此理势之必然也。”*金天翮：《女界钟》，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一百年后已是中国在迅猛崛起的现时代，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历史和环境格局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因此，“何为中国”“中国何为”成了一个需要彻底思考的历史性的问题。宋朝释觉范《石门文字禅》卷六有一句充满机锋的话：“平生学牧牛，鼻索尝自把。而今失所在，宁复事鞭打。”*(宋)释惠洪:《注石门文字禅》(上册)，第391页，[日]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认识中国，就牵住了牛鼻绳；把握住问题的关键，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既然世界用种种术语理解或曲解中国，那么中国人就要从自身的文化因缘中认识和认同中国。我们需要完整地、直接地、通透地把握民族国家、宇宙人生的真实本质和精神风采。

“中国”这个称号的出现，起码经历了三千多年的苍茫岁月。拥有如此悠久的国名，证明它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有这么一个“三千年一贯”的名号的国家，举世唯此最是醒目。这是中华民族这个超庞大的共同体精神连接的纽带之所在，生存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今洛阳)的历史事件：“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载《文物》1976年第1期。周武王战胜殷商后，就祭告上天，要在洛阳这块中心国土上建都，由此来治理和安定国民。“中国”指周人居住的关中、河洛地区的中原之地。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也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汉)郑玄注、(唐)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四《梓材第十三》，见《十三经注疏》，第96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天既然已经托付周朝来治理中国民众，能够远拓疆土，于是先王之道就能广大。这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的国族称号，是“三千年一贯”“生不改名，死不改姓”的，蕴含着东方民族生命的天机。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第一点。

中国的称号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渐趋向民族共同体意识；迨至秦汉之世，民族共同体开始奠基。这是又一个关键，光有名号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坚固的历史实体。秦汉就是当时人类史上第一流的历史实体。这个实体具有超强的延续性和辐射力。“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关山，都姓了秦汉。其实，略早一些时候，“中国”的名称就进入礼乐制度，借助诗歌来表达国家意识和感情志趣，渗透到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中了。《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虽然郑玄说：“中国，京师也……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根本。”*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第11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标点本。但诗中关切人民的劳苦，追慕“小康”；主张惠及中国，安抚四方的诸侯和百姓，国族意识已不言自明；何况它一连四次提到“惠此中国”，只是一次提到“惠此京师”。这是公元前9世纪知识者的诗篇，中国与四方的国族意识已是呼之欲出。孔子在《礼运》讲“小康”“大同”，其中的“小康”就源自孔子非常熟悉、甚至经他整理过的《诗经·大雅·民劳》。中国理念的引入，使得“究天人之际”不再是“巫史”阶层的专利，“通古今之变”也非“王官”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理想。也可以说，从《诗经·民劳》《礼记·礼运》以来，小康之梦已为中国人追寻了二三千年。中国与理想同在，就有了心灵的光辉。到了战国中叶，《孟子》一书九次讲到“中国”，其空间意义已经拓展到了黄河、淮河、汉水、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孟子·梁惠王上》曰：“莅中国而抚四夷。”*③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6，12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③这就把中国的幅员与《禹贡》“九州”联系起来、与治理水患使民衣食饱暖联系起来。民以食为天。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食物的丰收离不开水利。《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第五》，见《十三经注疏》，第110页。这是关心中国的中央和东南西北四方风俗民性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的互相沟通。《礼记·礼运》又说：“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二《礼运第九》，见《十三经注疏》，第194页。这是记录下来的孔子之言，视天下人为一家，和睦相处、全国统一，蕴含着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其余如《大学》《中庸》等儒学主流文献，都使用“中国”一语，思考中国问题。如《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宋)朱熹:《中庸章句》，第三十一章，见《四书章句集注》，第3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里接触了治理中国的人文教化的历史命题。孔子传承尧舜和周文王、武王的道统，使人们的习见、言行莫不敬、信、喜悦。特别讲到喜悦，就是注重天覆地载、日月所照的广土众民的幸福感。到了汉代，“中国”一词就成了广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史记》使用“中国”一词112次，《汉书》使用“中国”一词156次，就可以证明中国人对自己属于中国的精神关切，已是根深蒂固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由此有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坚实的立足点。

为什么要对“中国”一词进行如此超长时段的历史追踪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存在着与西方民族不同的历史过程。经过超长时段的历史追踪，可以不容置疑地揭示由“中国”一词熔铸的民族意识，并非孤立、也非幻设的，而是在其形成的周秦两汉时期，已经存在着诸子百家争鸣、五经整理流布、古史记载汇集的丰厚积累，在思想模式上已经有了水到渠成的历史传统。西方民族的发生，根据欧美学者的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即17、18世纪逐渐形成它的民族共同体的。他们宣称，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是特殊意义的“创造”“发明”，不是虚构，不等同于捏造、虚假，而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如风靡一时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在回答民族主义之谜中，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称民族属性(nationness)或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作为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认为民族主义不应被看成有意识的信奉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而应该与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斯大林也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对此，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所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民族是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跟西方不一样，我们的民族在秦汉时代已经形成了。*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如前面所述，中华民族经过春秋战国的思想原创和碰撞融合，在秦汉时代就奠定了自己的民族共同体,并形成了汉唐盛世。China现在与“瓷器”同字，但它的发生可能源于“秦人”。公元11世纪黑汗王朝(西方学界称为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s)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著《突厥语大辞典》，自称是秦人(即中国人)。连同中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多处记载，把黑汗王朝东部的喀什噶尔地区与马秦(于阗)、契丹并列为秦的三个组成部分。天竺人称广州为Cina。历史悠久而不曾中断、民族多元而相互融合，中华民族自秦汉以降，开始形成一个复合形态的民族。所谓“秦汉规模”，所谓“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谓“历代帝王传国玉玺，从秦汉以来，递相授受”，历代士人都把秦汉视为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大关节。至今，五十六个民族血肉相连，命运与共，成了人类民族发展史的一个奇迹，说明了这个总体民族拥有非常优秀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这种优势的文化哲学，有林则徐的一副对联为证，这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二、作为文化之精华的开放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和存在形态的精神折射，是上述“中国”命名“三千年一贯”的第一个关注点，及秦汉时期就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第二个关注点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内化。古中国勤劳智慧的人民有着非常丰盛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发明创造，足以引出每个成员的自豪感，值得每个成员由衷爱惜。

这种爱国意识不是空洞的，而是充实的、脚踏实地的，足以使亿万子民以无限的大爱去拥抱这块神奇的大地。这就是为何《易经》在强调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后，又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大地以其厚德所承载的文明信物，实在是繁花似锦，光彩夺目。根据近百年考古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广泛多元性，已得到了非常可靠的证明。正如一个考古学家所说，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像一根蜡烛，而像满天的星斗。中国人重世系，就是要把遍地珠玑贯穿为整然有序的珠串。考古发现，遍布于黄河、长江、长城南北、陇右、岭南和云贵川，都有早期人类的脚印。最早的稻谷发现在哪里呢？在湖南的道县，在湖南靠近广东的地方。一万多年前的稻谷、陶器和用火痕迹一齐发现，说明中国南方是水稻农业的发祥地。这么早的农业文明在世界上堪称罕见。帝尧为陶唐氏。《桃花扇》说“久著仁贤声誉重，中外推戴陶唐”*(清)孔尚任：《桃花扇》，第102页，王季思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老子》说“埏埴以为器”，黏土加水，反复捶击、踩踏制作陶器，都说明中国陶器发明甚早。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距今五千年至七千年。出土的彩陶器精彩绝伦，用红、黑彩色绘出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形象逼真生动。彩陶器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都是彩陶极品。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人面头像、羊头器钮、鸟形盖把、隼形饰、壁虎及鹰，都质朴奇特，妙趣横生，充满人类童年的天真气息。应该看到，放宽我们的空间视野，也就是放宽我们的文明胸襟。从各种彩陶纹样和器物造型上，我们发现了早期人类在原始信仰中也含有天真和幽默，这种幽默天真灿若漫天霞彩。

爱国精神扎根于苍茫的大地，凝结为图腾的象征物。Totem一语来源于印第安部族。原始人类以某种自然物的图形作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和徽志，就是图腾。龙是华夏民族身份认同的图腾，把爱国精神与“龙的传人”联系在了一起。《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一下，第582页，(清)段玉载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人赋予自己的图腾以复合的形态和神奇的能力，蕴含着既能包容、又能演进的民族品性。在冀北、辽西、内蒙古赤峰市一带发现了红山文化。赤峰出土的玉龙，蜷曲的躯体呈C字形，闭嘴伸吻，双眼呈棱形突起，脑后飘拂着鬣毛，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龙飞塞北，翱翔于丰富的祭祀民俗之间。如果没有出土文物为证，人们岂曾想象得到这种塞外腾龙的文化奇迹？当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的时期，牛河梁遗址还发现了女神庙、积石冢和祭坛。出土的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眼珠用两颗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威严而又慈祥地注视着她的子民。同时还有多具泥塑女性裸体塑像的残体出土，都是以泥涂在人头骨上成像的。人泥合体，作为古人种学的研究标本，可以使中华子嗣第一次见到五千年前用黄土模塑的真实的祖先形象。女神庙或祭祀遗址存在着的女性生殖崇拜，折射出母系社会的风俗信仰。红山文化以玉龙和女神头像撞开了原始文明的遥远而神秘的大门，把中华文明的文化血脉延伸到苍茫绵远的地方。中国考古出土的瑰宝远不止这些。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存，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荆州楚墓竹简，西安秦陪葬墓的兵马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敦煌石窟壁画、塑像、抄卷，都出土了令世界震惊的文明重器，无不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考古带着史前和历史的烟尘，穿透了文明，也见证了文明，带着遥远的阳光住进今人的心里。

中国的国族意识“三千年一贯”，在多元起源和多元融合后变得精湛宏博、光华万丈，激发着国人的文化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爱我中华，也就成了一面国族认同的精神旗帜。一种开放包容又意志坚定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沉积为中国人的一种有责任感的信仰。孔子提倡坚定的气质，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在气候变化和物种反应上寻找人的精神气质与天地精神的契合。屈原作《离骚》，抒写诗人驾玉龙、伴彩凤，以风神、雷师为仪仗，上下求索，去国神游，在东升太阳的明亮光辉中，“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汉)王逸：《楚辞章句》，卷一，第24页，四库全书本。。他忽然俯瞰生我养我的故乡，对国族的眷恋悲情感染了周围的人，连仆从也悲伤、马也伤怀，退缩回头不肯行走。他在神话想象及人与马的精神感应中，张扬国族意识的感染力。湖南长沙有屈原、贾谊二公的祠堂，对联上写道：“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行地大文章。”*(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四，第44页，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屈原这种生死与共的爱国怀乡之情，感动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把一个全民同庆的端午节奉献给他，在吃粽子、划龙舟中缅怀他的忠贞爱国、爱民兴邦的情怀。

“爱国”一词，据《战国策》记载，在公元前3世纪就出现了。秦国派足智多谋，被称为“智囊”的右丞相樗里疾率领一百辆马车去访问西周，西周君用一百名士卒的盛大仪仗出城欢迎，仪式非常隆重。楚王知道以后大为震怒，严词责难周君不该这样重视秦国使者。周的臣子游腾就对楚王解释说：秦国是一个虎狼之国，贪得无厌，凶猛狡猾，有吞灭周朝的野心。周君派手持长柄武器的士兵迎接秦国樗里疾，是为了防备不测，“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西汉)刘向集录：《西周》，见《战国策》，卷二，第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周君难道不爱他的国家吗？唯恐一旦被灭，对您楚国也不利，这是为了大王担忧啊。楚王这才高兴起来。这里的所谓“爱国”，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尚未沉积为一种内在的坚毅的精神力量源泉。

真正的爱国意识的形成，是秦汉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派生物。开始成为精神力量源泉的“爱国”意识，是东汉河南颍川的史学家荀悦揭示出来的。他是荀子的十三世孙，生活在公元2世纪。他在《汉纪·惠帝纪》说：“亲民如子，爱国如家。”*⑤(汉)荀悦、(晋)袁宏：《汉纪》，第72，492页，张烈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哀帝纪》又说：“视民如子，爱国如家。”⑤这里把国、家、民、子，结合成为一种思想链条，相互阐发，延伸到人的血缘关系之中。自此“爱国如家”成为通常用语，浮出精神文化的地表，开始开花结果。如西晋大臣刘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中说：“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六，第129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值得注意的是，“爱国如家”一语融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人伦情感混溶于政治情感之中；后来发展成“血浓于水”的表述，将爱国精神扎根于人们的血缘情感，成为一种价值源泉、气节根基，形成了一种“家国意识”或“家国想象”。

鲁迅说：“‘发思古之幽情’, 往往为了现在。”*鲁迅：《又是“莎士比亚”》，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6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现在指向未来，却在时间的流动中成为往昔。有了这条“爱国如家”的思想链，反观中国文学史上爱国精神的楷模，历代士人指认出前有屈原，后有杜甫。二人先后辉映，以其卓越的诗篇将爱国精神注入中国人的灵魂。唐人吴融《渔翁》诗推崇屈原曰:“应嗟独上涔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八六，第787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人王士祯等的《师友诗传录》推崇杜甫说：“有宋以来谈诗家，乃祧盛唐诸人，而专宗少陵……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清)郎廷槐等编：《师友诗传录》，见《清诗话》，第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谓：“杜浣花一举一动，无不是忠君爱国、悯时伤乱之心，虽友朋杯酒间，未尝一刻忘之。颠沛不苟，穷约不滥，以稷、契自期。”*(清)薛雪：《一瓢诗话》，第108页，杜维沫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清人吴乔《围炉诗话》云：“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契于《三百篇》，上也。”*(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第16页，续修四库全书本。爱国作为一种诗性脉络，贯穿于中国文学、文化与文明，成为我们国家民族千年传承的精神潜能。

爱国精神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古代，根据国族形势的变化进行过许多错综复杂的调整；到了近代，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又出现了以救亡图存为基调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启蒙者、革命者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国家的本质、构成、道义及其国际处境和未来命运。在世界民族竞争视境中的民族国家意识，成了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的内在驱动力。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纵览最近四百年欧美日本的民族国家意识，警悟到“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2期。。于是他提倡“少年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清议报全编》，第1卷，第89页，横滨新民社1900年辑印。如此呼唤少年，是呼唤国家振奋朝气，驱除暮气，成为一个朝气勃勃、奋发进取的文化共同体。为此，他在《呵旁观者文》中，痛斥旁观的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麦梦华也提倡国家主人的责任：“唯鼓其爱国之心，张其独立之气，厚其竞争之力，弃野蛮之覆辙，循文明之正轨，则今日腕力之屈者，宁知他日心力之不伸。若其勇于野蛮之横暴，而怯于文明之竞争，来日方长，则四万万之同胞，其将何所托命乎！”*麦孟华：《呵旁观者文》，见《清议报全编》，第2卷，第6页。梁氏动用了各种文章形式，来激励民族的觉醒。他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中说：“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见《饮冰室合集》，第89卷，第3，21页，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三回又说：“法兰西人爱国心最重，岂是学我们中国人一样，任凭这些民贼把他的祖传世产怎么割，怎么卖，怎么送，都当作无关痛痒的么。”⑦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爱国意识采取开放的心态。他在《〈改造〉发刊词》中说：“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梁启超：《〈改造〉发刊词》，载《改造》，1920-09-05。将国家民族意识与全人类的视野相融合，是一种有深度的历史理性意识。广东新会县梁氏宗祠所悬楹联中，据说有出自饮冰室主人梁启超的一联云：“溯千年血统，似续相承，废专制行共和，改革先从家族起；入廿纪盘涡，竞争益烈，以保种为爱国，救时还赖子孙贤。”*(清)李伯元：《南亭四话》卷五《庄谐联话》，第2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代表性人物，其英气勃勃的文章感人至深。

爱是人生在世的真挚的精神思慕。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林和靖爱梅、米芾爱石、苏东坡爱砚，爱爱怜怜还惜惜，都体现了一种真切的生命寄托和人文情怀。近代爱国精神的勃兴，体现了经历贫弱挨打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和真切的生命寄托，那就是振兴中华。爱我中华，振兴中华，是中国人的百年之梦。在梁启超发表那些提倡爱国精神的文章之前，1895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总会。为什么叫兴中会呢？就是要振兴中华。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要求会员“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爱国精神的落脚点，就是振兴中华。如今，这种融汇着十三亿人的精神，可以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改革开放才短短三十余年，中国便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有一个学者这样说：21世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可见，中华古老民族在改革开放中激发出多么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简直不可估量。那种把爱国精神与狭隘民族主义等同观之的论者，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心胸的隔膜、误解或贬抑，是难以解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

三、立国之根与“海纳百川”的文化哲学

爱国精神是一种包容广大的情怀。既爱东方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疆这广袤的地理中国，又爱十三亿人口的人民中国，也爱五千年文明的文化中国，还爱与世界和睦共进、相互学习的人类中国，这才是全面的爱国情怀。所谓“传统”，是在与现代性对话中激活了的文化存在。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传统的新生动力。结合文献、考古和文化田野调查来考察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根和生命之源，有四个基本命题应引起注意：第一，中华民族文化根本的深厚性；第二，文化哲学的包容性；第三，文化血脉的充沛性；第四，文化景观的丰美性。

首先，中华民族文化根本的深厚性。

文化根本的深厚性毋庸置疑。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拥有与我们的“二十四史”媲美的历史记载？《史记》根据口头传统与东周文献，从《五帝本纪》、从黄帝写起。中华儿女自称是炎黄子孙。根据源自口头传统的文献记载，距今五千年前，炎帝和黄帝是两兄弟。炎帝居住在姜水一带，黄帝居住在姬水一带。炎帝文化从陕西向东发展，在冀州与黄帝部族相遇，通过斗争融合，跟东面九黎部族的蚩尤文化发生碰撞，在河北涿鹿把蚩尤打败了。后来黄帝和炎帝又在现在的山西运城地区阪泉也打了一仗，不打不成交，推进了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的融合。蚩尤部族南移，开始了开拓生存空间、与南北部族融合的艰难过程。可见，融合有互相交往的方式，也有互相战争的方式。战争对于部族而言，是流血的、残酷的、痛苦的事情;但是通过交手而交心，可以在愈来愈深的程度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原地区通过曲折过程，付出多重代价形成了炎黄文化。炎黄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祖根。人们口耳相传，把很多最早的发明，比如播五谷、尝百草、发明农耕和中医中药，记在炎帝神农氏的身上，又把用火、熟食、造车、造衣服、造文字等功劳记在了黄帝的身上。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织布，蚕丝是中国人的发明。当西方用大麻、兽皮做衣服的时候，我们考古发现最早的蚕丝织品，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已有五千多年。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后来演化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文明走向世界开拓出横贯万里和烟波万顷的通道。把文明的脚印记在圣人的账上，折射着中国人把创造发明视为神圣、奉为信仰的尊敬心态。

跟黄帝有关的创造中，传为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坚实脚步。汉字成了中国文化的根中之根。仓颉或说是河南人，或说是陕西人。河南南乐县仓颉墓，有北宋名相寇准祭拜仓颉庙时留下的古碑对联：“盘古斯文地，开天圣人家。”仓颉创造文字，是一种惊天动地的智慧。西汉刘安《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鲁迅说：“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早期人类用绳子打结来记事，也如鲁迅所说：“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后来把文字刻在竹片、木头和甲骨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汉字的创造，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民族共同体的万世长存起了关键的作用。汉字以其独特的字形承载千古文化内涵的能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因为我们使用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较稳定，具有跨时空、超方言、超语音，因而可以达至大时空的融合和凝聚的特性。文字史也就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历史。在时间上，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我们现在，说话发音不能说没有变化，但是古今一贯的文字形态把我们的历史紧紧地串起来了。从空间上说，中原和江浙、闽粤，方言有很多，互相听不懂。如果用拼音字母做我们文字的话，广东就得有客家话、潮汕话和广州话三种文字。语言学家把中国各地的方言分为八大方言区，如果没有汉字的贯通功能，中国可能早就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拼音的方法容易在会话语音变动的隔膜中潜移默化地产生民族的离心力。欧洲小国林立，不排除有它们用拼音文字的原因。比如德国和比利时的语言，或者荷兰和英国的语言，其差距并不比中国北方话和广东话差距大，但因为用的是记音文字，所以就很难将这些国家维持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之间的差别比中国方言的差距小得多，但它们所对应的都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宝贵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史上值得珍惜的传家宝。这种文字源远流长，也能超越国界，传播到海外。在历史上，朝鲜、越南和日本都曾经使用汉字，至今日本字还是汉字和假名的混合文字。这就是汉字的外溢能力。内聚和外溢，使汉字成了人类语言的奇迹。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当民族出现危机、需要用革命和救亡的方法获得自己新生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想起了黄帝这条“祖根”。中国资产阶级搞革命的清朝末年、光绪二十九年，有个叫刘师培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提出中国要用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记年，用这种方法来提醒人民民族的感觉。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是黄帝降生4 614年。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黄帝登基算起，宣布黄帝纪元是4609年11月13日。如果按这种算法，现在是黄帝纪年4713年了，因此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当然我们考古发现，七千年前中国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文明的多元足迹。孙中山宣布民国元年的时候改为基督纪元，这在中国是很大的事件。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叫做“改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之始；朔就是朔日，一月之始。改朝换代就要根据天人关系，改变历法，即所谓“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428页，(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改用公元纪年对于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史转变。我们既然改用了公元，改用了世界上通用的时间体制，说明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生存，奋斗发展。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与爱国并举。从黄帝时代传下来的这条粗壮绵长的文明“祖根”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无比强劲的生命力。

其次，中华民族文化哲学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有一种优异的文化哲学，就是具有广博的文化包容性，以包容来滋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根。“容”的偏旁“宀”是房屋，可以遮风挡雨，荫庇万物；下面的“谷”字是空虚的山坳，如《老子》所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69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也就是以谦虚宽厚的态度容纳天下人类的德行和智慧。这种包容性以炎黄根脉为大宗，对不同部族之间的血缘差异、习俗差异，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包容起来。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中国是文化重于种族”，东方大地上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化解和包容，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同可以生发出更高的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而西方的一些种族的冲突，文化就推波助澜，包容不了。所以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可以有五十六个民族一起唱歌跳舞，到中东地区就要提防“人体炸弹”。中国土地上文化和种族之间的良性张力和容纳力，使得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成全了泱泱大国的格局和风范。钱穆(宾四)是继陈寅恪之后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他在《国史大纲》中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较，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钱穆：《国史大纲》“序”，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一本戏总要落幕，所以有不同的变化，经常在很强烈的冲突之后就落幕了。而一首诗在和谐的节奏中转移到一种富有声情美的新阶段，令人不可截然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最美的部分，而戏剧在中国上古文化中不占多大的比例。而西洋恰恰相反，古代戏剧是文学的最高境界。钱穆还把秦汉王朝与西方约略同时出现的罗马帝国相比较，把二者的社会结构形态做了一个比喻，说罗马帝国就像大屋子里面悬着一具巨大的灯，而秦汉王朝就像大屋子的四周点燃很多的灯互相映照。罗马帝国是用强光征服人家，但是只要这盏灯一灭，整个屋子都暗了；而秦汉王朝群灯映照，相互交融，只灭一盏灯，其他灯还是发光的。罗马帝国曾经跟秦汉帝国是势均力敌的大帝国，但它延续一段时间就灭亡了;而秦汉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了。这种中西文明性格和命运的差异，给人深刻的文化哲学的启示。

大唐盛世，是中国文化包容哲学的高度发扬，形成了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共同创造文明的壮丽的文化景观。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第6247页，(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唐朝贞观四年(630年)，大破东突厥，于是西域、北荒诸蕃君长，聚集长安，尊崇唐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天下总皇帝”。《资治通鉴》记载：“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第6073页。中原天子接受带有“胡儿气”的称号，可见心胸之开放性、包容性。继唐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都曾接受“天可汗”的尊号，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唐会要》卷一百云:“(贞观)四年三月，诸蕃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方下制，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若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治四夷，自此始也。”*(宋)王溥：《唐会要》，卷一百，第1796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天可汗”制度体现了大唐帝国的旷世魄力，除了是“唐朝皇帝”的荣誉称号外，还是一种有实质意义的国族间的组织体系，以维持当时各同盟国族的商品贸易、礼仪交往和集体安全。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一九，第4717页。中原的雕版印刷、诗歌、典籍、礼俗、丝绸流传域外，域外的奇货、音乐、舞蹈、宗教涌入中原，商队、商船络绎不绝，初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

由于这种包容性文化哲学的发挥功能，中华大地各民族的融合提速推进。现在根据DNA检测来绘制中华民族的血缘地图，结果北方的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血缘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汉族；而南方的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的血缘接近程度，也超过了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汉族。唐人王建《凉州行》在“凉州四边沙皓皓……年年旌节发西京”中发现，“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九八，第3374页。中华民族在各族群生产生活方式互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吸收了很多古民族和部族(包括游牧族群和蛮夷族群)的文化因素。以文化作为纽带，加强了族群间的浸染，当年的鲜卑人、契丹人、西夏人许多都融合到汉族混合族群中了。当然有一部分还保留或衍化，但是不少人跟汉族通婚，改用汉姓，改从汉俗，也就融进了不以种族纯粹为第一义的汉族之中，所以才产生南北汉族血缘差异比较大的情况。

与中华民族包容性文化哲学南辕北辙的，是西方现在有些敌对势力对分裂分子给予支持，当然主要是因为价值观、国家利益跟我们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并不了解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基因中存在着何种文化哲学。某些霸权国家倚重以分裂的办法去解决民族间的差异，结果搅得生灵涂炭；而中华民族是用和合方式、互相兼容的方式实现民族的和谐统一。欧洲人到美洲殖民后，对印第安人掠夺、屠杀，几乎灭绝种族。我们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排满，宣扬“驱除鞑虏”，在革命过程中虽然有一些顽固的满人官僚在少数地区被杀，但是并没有出现种族灭绝的状况，被杀的满族人是很少的。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很快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在共和体制中注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是富有包容性的民族。并不是说革命前宣传时，为了激励汉人起来革命，宣传激进的口号，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就采取不共戴天的极端手段；相反，在历史进程中还是采取融合的方法，追求五族共和之境。

中华文化的分布，有其得天独厚之处。它的腹地存在着两条世界级的大江河: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它们滋育了中华民族族群的生存承续力和文化生命力。黄河文明加上长江文明，就像巨大无比的一双筷子，可以夹起各种肥肥瘦瘦的文化肉片(不管是鸡肉、狗肉、牛肉、马肉)，在文明发展的大餐上具备施展的余地。在中世纪的漠北草原上，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东侧，戎马关山，兴起了强悍的草原帝国。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靠着高大的城墙阻挡它的马队，通关互市；但是一旦草原民族统一漠北，它的强劲冲击力是长城难以抵挡的。靠什么阻挡它的锋芒？靠长江天堑。金人李汾《汴梁杂诗》云：“天堑波光摇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谁知广武英雄叹，老却穷途阮步兵。”*(金)李汾：《汴梁杂诗》，见(金)元好问编：《中州集》，卷十，第49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游牧民族入主黄河流域之后，中原地区很多的大家族比如说河南谢氏家族、山东王氏家族就来到了南方，把长江流域发展得比北方更加繁华。长城挡不住善于马战的游牧民族，但是长江挡住了它。因为不善于水战，把十万铁骑渡过长江、展开阵势，谈何容易。曹操带着八十万北方大军，到了荆州就折戟沉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金主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代皇帝、建都北京的第一人。据说他读了柳永词《望海潮》，神往“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南都繁盛，赋《题临安山水》诗云：“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萌生了投鞭渡江、灭亡南宋、一统天下的野心，却在长江采石矶一带，被南宋一介书生虞允文搜集的船只，以一万八千人挫败了完颜亮的三十万大军。这就在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之间形成了“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尽管《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四《梓材第十三》，见《十三经注疏》，第96页。，但在“太极推移”的历史实践中，民性民风发生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北方少数民族滞留在黄河地区，日渐中原化；北方汉人把中原文明带到南方，又浸染了百越文化，于是不断南北融合，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宏大。

中华民族还有一种可圈可点的文化态度，就是不欺生，能够“见贤思齐焉”，使得各地域、各部族创造的文化精华由此可以共享。倨傲心、嫉妒心，是族群交往的大忌。唯有见贤思齐，抛弃一己之私欲、一己之偏见，才能带来族群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原是“拱”的本字，拱手谦让，才能荣辱与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拱，沓手也……凡沓手，右手在内，左手在外，是谓尚左手。男拜如是，男之吉拜如是，丧拜反是。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是谓尚右手。女拜如是，女之吉拜如是，丧拜反是。”*(清)许慎：《说文解字注》，卷十二上，第595页，段玉裁注。可见这种谦恭的礼仪，是非常庄重的。唯有庄重而谦恭，才能做到如唐人薛稷所云：“博古强学，见贤思齐，一善或同，千载相遇。”孟子说舜帝是东夷人，他耕种的地方在历山(就是现在济南的千佛山一带，到济南千佛山还可以看到舜帝的庙)。舜帝不仅成了儒家仁德的楷模，而且，有苗不服，舜帝“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45页，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还赢得南方的三苗心悦而诚服。舜帝收服了湖南一带的三苗民族，最后葬在九嶷山。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也追随南到洞庭。如晋朝张华《博物志》卷八所说：“帝崩，(舜之)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晋)张华：《博物志校证》卷八《史补》，第93页，范宁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云：“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毛泽东《答友人》诗云：“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在屈原作《九歌》祭二湘之后，人们把湘水的神灵转托给舜帝及二妃。本来舜帝是生于东夷民族、在济南一带耕作的，但是湖南九嶷山、洞庭湖的南蛮部族并不把他当成外人，而当成同一个民族的象征，共享他的仁孝道德。

大禹治水的伟业，是中华民族性命攸关的生存工程，因为洪水对早期农业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历史记载，大禹出自西羌，与古羌族关系密切。《蜀王本记》说，大禹生在发生过大地震的汶川(又称汶山郡)，他在梓潼县(现在四川绵阳的东北部)用直径一丈二的梓树造了第一艘独木舟。《埤雅》说：“梓为百木长，故呼梓为木王。”这是用木王承载人王。大禹治水疏通了江淮，又破山通河，凿开龙门。大禹娶的妻子在安徽的涂山。《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娶于涂，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刘琳校注，第20—21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孟子对大禹治水的精神大加表彰。《孟子·滕文公上》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一一《滕文公上》,沈文倬点校,第37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白《公无渡河》诗称赞：“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第16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现在涂山上有禹王庙，还有启母庙。我们过去总以为“禹会诸侯于涂山”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考古学家在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村，发现了四千多年前部落活动的迹象，所以考古学家说“禹会涂山”得到了证明。而且，在安徽的蚌埠还有双墩遗址(这是七千多年前古民的一个垃圾堆)，发现了很多陶碗碎片，每个碗底有一个字符，共有六百个字符。有些字符的形态竟然跟甲骨文可以互相参照。殷墟甲骨文是三千三百年前的遗物，现在竟然发现了七千年前如此多的字符。尽管每个碗底一个字，还形不成句子，不能释读，但是已有造字结构，则是不须怀疑。埃及文字最早是五千年，这些字符竟然是七千年！大禹要教化九夷，死在会稽(现在的绍兴)。一个人生在四川，又凿开龙门、会诸侯于涂山和会稽，这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设想的。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部族对另外一个部族的英雄不是排斥，而是认同、接受，共享公而忘私、民为邦本、艰苦奋斗的大禹文明。大禹遗址的广泛分布，反映了众多部族闻说大禹事迹，采取的是包容共享的态度。

笔者在英国参观伦敦西敏斯特教堂，那里埋葬了很多英国大名人，例如弥尔顿、拜伦。莎士比亚尸骨在故乡，却也在那里为他设个灵龛。笔者那一年去那里参观时，问在里面巡逻的一个老头，有没有詹姆斯·乔伊斯？他很生气：这个人是搞爱尔兰独立运动的，你到都柏林去找！英国有莎士比亚，爱尔兰有詹姆斯·乔伊斯，不妨在文化上兼容互补，何必摆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面孔？中华民族对东夷的舜帝、西羌的大禹，都采取“见贤思齐”的雍容大度，纳入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之中。庄子说：“嗜欲深者，天机浅。”*(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大宗师第六》，第56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孔子说：“君子不以人废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第十五》，见《四书章句集注》，第16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包容才能把事业越做越大。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就是由于我们存在着“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的基因。

再次，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充沛性。

文化如水，畅流天地，润物无声。充沛，乃是百川归海的气象。唐朝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说：“沛，水波流也；沛，亦大也。”这需要我们拥有苏轼所说的“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的历史观。水之性、水之德，老子讲得很清楚，由此升华出“水的哲学”。这就是《老子》书中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天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20、169、18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有了这种水一般的智慧，有了这种“天覆海涵”的胸怀，就可以在具体的历史认知中，还古人以古人应有的伟大，还现代人以现代人应有的充分的创造空间。不要古今互相埋怨，而要古今互通智慧。古今疏通，才能源流充沛。中国文化血脉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经史子集、四库与四野，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以及民间百戏百艺，其丰富性和浑厚性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现代性阐释、批判、转化和弘扬。

讲文化血脉当然要讲孔子，孔子文化当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所在。笔者出版的《论语还原》一百万言，就专门阐释《论语》和孔子文化地图是如何发生、如何被建构的。要摸清核心的文化家底，才能使现代文化的创造根底扎实，元气丰沛。在清朝末年，革命派重族性，提倡用黄帝纪年；维新派重文化，康有为提出用孔子纪年，把孔子诞生之年作为元年。康有为《礼运注·序》中，以孔子降生之年为纪年，把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冬至日，署为孔子243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二十一(1895年)十一月创办《强学报》，开始使用孔子纪元，是孔子2446年，孔子诞生到现在是2 567年。其后康有为企图把孔教申请为国教，但没有成功。孔子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并非宗教教主。孔子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可以作为思想起点的一整套智慧，但他并不以“天纵之圣”自居，认为可以于此止步不前。孔子思想，一讲起来可能就数出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等，其为历朝统治者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和不适于现代生活之处，在五四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受到严峻批判。但笔者认为，现代大国应有“天覆海涵”的胸怀，以郑重的历史观，还古人应有的伟大，还现代人充分的创造空间；要释本真之义，通古今之怀，在智慧上达到“双赢”。

如果要从孔子思想中找精华，起码可以找出八个方面，或称“孔学精华八端”。

第一个思想，仁。“泛爱众，而亲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际上就是博爱思想。《中庸》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说：“仁者，人也。”这就是要把人当成人来对待，把二人相须作为社会关系原则的起点。《孟子·尽心下》引申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八《尽心章句下》，第97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孟子·告子上》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清)焦循：《孟子正义》卷二三《告子上》，第78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就把仁与人、人心、道，贯通起来。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把《孟子》此言录入儒家的《心经》。总之，能够博爱众生，就是圣哲情怀。

第二个思想，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属于道德黄金律，人类若能认同此也，则天下太平焉。刘邦的家乡沛县，一座大风歌碑高耸于斯。《史记》记载刘邦斩白蛇起义，是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证明刘邦建立汉朝是一种天命。但笔者到了大风歌碑博物馆里，听到的是一个民间故事。刘邦拿出剑斩白蛇的时候，白蛇说话了：你斩我脑袋，我就报复你的脑袋；你斩我的尾巴我就报复你的尾巴。刘邦一剑把蛇从中间斩断了，结果就一个王莽，把东汉和西汉从中间斩断了。民间说报应，暗示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原则。孔子弟子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受用一辈子呢？孔子就说了一个“恕”字，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不要损人利己，自己发达也要使别人发达。《中庸》中“子曰：道不远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宋)朱熹:《中庸章句》，第三十一章，见《四书章句集注》，第23页。，所提倡的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不要把自己不情愿的要求强加给别人。这个思想对人类以坦荡胸怀处理人际关系，是情理中蕴含着圣洁。

第三个思想，是由他的弟子有子传达出来的，“礼之用，和为贵”。这也源自孔子。孔子对鲁哀公说过：“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从孔子思想派生出来的《易经·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一，见《十三经注疏》，第14页。就是说，能够包容博大，才能集合四方为统一的整体。和平共处、和衷共济，才能万国咸宁、世界太平。《说文解字》又将“和”解释为“相应也”。这就是《老子》说的“音声相和”，你唱我和，互相呼应。由此可以达到《广雅》所云“和，谐也。”相互协调而成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第四个思想，好学勤勉。《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孔子的第一道遗训。孔子还不厌其烦地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甚至把“好学”当成自己比忠信更突出的行为标志：“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是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当作自己的文化生命的真正开端的。

第五个思想，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贵贱等级而进行文明化育。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成为贵族子弟读书做官而接受教育的特权；孔子把官学变成私学，以期培养一批君子贤人布道从政。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贵贱、贫富、华夷的界限，弟子三千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吴、楚列国。有出身贵族阶层的，如南宫敬叔、孟懿子、司马牛；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子路、颜回、闵子骞、仲弓、子贡、曾参、冉有、子夏、子张、公冶长；还有“蛮夷之邦”的吴国子游、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他甚至还想到“九夷”之地施教。《论语·子罕篇》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子罕第九》，见《四书章句集注》，第113页。陋就是不文明，君子型的文化辐射，可以化野蛮而趋于文明。

第六个思想，结交朋友，要交好朋友，交有益的朋友。益友有三种：友直、友谅、友多闻。要选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人来交往。《易经·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孔颖达疏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讲习也。”*(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六，见《十三经注疏》，第79页。所谓“同志曰友”，就是益友，而不是损友、狎友，讲求的是讲习学问、共襄道义、陶铸人格，形成一种社会的正能量。

第七个思想，讲究气节、意志。孔子提倡“修己以敬”“敬事而信”“言忠信，行笃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把耐寒植物与人的气质相比拟，运用了直观的以树喻人的原始思维，从而沟通了人心与天地之心。孔子又强调“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把军事统帅与匹夫相提并论，强化了意志的根本性。在《孟子》的阐发中，又与大丈夫的浩然之气相联系：“夫志，气之帅也。”志的价值，在《国语·晋语》又突出其道德内涵，宣称“志，德义之府也”。这就和文天祥《自赞》所说的“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意志气节上一脉贯通了。

第八个思想，发愤图强，任重道远。孔子让他的弟子怎么介绍他呢？介绍孔子做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重要的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阐发孔子思想的《易经·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取法上天刚健、运行不息之象，以天道塑造理想人格。而奋发进取、自强不息，是一个民族蓬勃发展的精神动力。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题为“君子”的演讲时，即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梁启超：《君子》，载《清华周刊》，1914-11-10。

上述孔子思想，强调仁、恕、和、学、教、友、志、强八个字。而所有这些都贯穿以仁、统摄于礼、驱动以诚、落实以敬。孔子思想，是早期人类关于人际关系、人间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思考所得的智慧之果。品其果，须探其根。它有三个重要来源：第一，周公的礼乐制度；第二，孔夫子是宋国的后代，继承了商朝的祖宗崇拜而发展出“孝”文化；第三，孔夫子仁义道德的“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从东夷民族来的。因为《说文解字》《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都记载“夷俗仁”“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东夷天性柔顺”，不同于南蛮、西戎、北狄。孔子欲居九夷，老是讲我的道行不通的话，要乘坐小木筏子漂浮出海。孔子说要到九夷居住，“君子所居，何陋之有”。这就是刘禹锡《陋室铭》中“孔子云：何陋之有”的出处。他还说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类话。东夷散布在今山东、淮河流域，甚至包括辽东、朝鲜半岛。这些部族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采取和睦、柔顺、友好、好生的态度，跟野蛮强悍的其他边远部族不一样。孔子最核心的思想竟然来自少数民族的部族。可见孔夫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民间的习俗、少数民族部落的民俗转化到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之中。人们总是说，孔子严于华夷之辨。那是后儒的发挥，至于孔子本人的华夷之辨却潜在地有着另一种开明的眼光。

最后，中华民族文化景观的丰美性。

一个民族文化要有原创性,原创推动发展。但如果有原创性没有共享性，只是三五个人在那里孤芳自赏，老百姓对之茫然无知，这种文化就会后继乏人，容易中断。原创性与共享性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民族文化新的辉煌。有如苏东坡诗云：“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或如朱熹诗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原创性与共享性相结合，借骀荡东风，催生文化的满园春色是也。

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和广阔地域上多民族互相吸收、包容共进，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烹饪术，中国初民，也用过叉子吃饭。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枚骨质餐叉，为扁平形的三齿叉，样子相当接近于我们现代餐桌上的餐叉，这说明中国在五千年前就使用了餐叉。一直到商、周时代，不少地下遗址中都发现过餐叉。在使用餐叉上，几千年前的古中国人就没有让西方人专美。更了不得的是，中国人往往把烹饪术和治国术联系在一起。商朝的开国贤相伊尹，从一个陪嫁的奴隶以烹调术说动商汤王，最终推翻了夏桀的统治，可见烹饪术与建国、治国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一条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它，得顺其自然，老翻小鱼就烂了；政策也是不能变来变去，这也是烹饪术用来比喻治国术。是否可以这样说：黄老之学成为“君人南面之术”，是从烹煎一条小鱼开始的？

此外的文化景观还有中医、武术、各种地方戏剧、剪纸、年画、陶瓷、刺绣等等。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可以说，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形式最丰富的非物质和物质的文化遗产，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眼光，称得上“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创造了一个“快乐中国”。中国人欣赏天上的月亮和星辰，就编造出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的故事，人可以飞上天，天上可以画出河流、架起鹊桥，天上人间别具一份亲切感。就拿门神来说，由《山海经》就有记载的神荼、郁垒，演变成为后世的门神秦叔宝、尉迟恭(又称胡敬德)。一个是山东好汉，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好汉，给你守卫门户，还不合家平安吗？如歌剧《白毛女》所唱的：“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了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据《永乐大典》，尤其是后来《西游记》的记述，泾河龙王听说有个算命先生算得特别准，给一个渔夫算今天在哪里下网、明天在哪里下钓，一定可以打到很多鱼虾。龙王就担心他把鱼子虾孙都钓光了。所以他就去找那个算命先生打赌:你说你能算命，能算出什么时候下雨吗？算命先生说：“明天辰时布云，巳时打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龙王听到后想：我管下雨的，你能算出来？就说：“如果你败了，我就要砸你摊子，如果我败了我赔你50两银子。”龙王回去后接到玉帝谕旨，要他按时辰下雨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岂料龙王偷奸耍滑，推迟了一个时辰下雨，下了三尺三寸八点，少了四十点，犯了天条(不诚信就要犯下欺天大罪)。第二天龙王找算命先生砸摊子，算命先生说：你犯了天条，推迟了一个时辰，少下了四十点，竟想瞒天过海，终逃不掉要上“剐龙台”宰了你。那怎么办？算命先生说：砍你脑袋的人是魏征，你去求唐太宗。唐太宗知道是手下大臣魏征处斩，便答应救老龙。为了救老龙性命，唐太宗将魏征召来谈论安邦定国的大计，又留他在身边下棋，不给魏征机会。于是君臣在便殿对弈，一递一着，摆开阵势，结果魏征打了个盹，梦斩老龙。人间平平常常的下棋、瞌睡，竟然可以戏弄神通广大的龙王爷于股掌之间，实在匪夷所思，足见中国民间对神灵也不妨揶揄打趣。这就有烦老龙每夜提着血淋淋的龙头来索命，唐太宗也只好派秦叔宝、尉迟恭站岗放哨才得安宁；后来干脆把两位将军画作门神，威风凛凛地站岗看门了。

中国门神的产生，一是人也可以成神，二是神也有人间的小算盘和受诛杀，三是由于龙王不诚信，让你龙王爷什么时候下雨，你没有按时“交货”，“交货”时还“偷工减料”，犯了天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了。中国的文化形式包含许多生动的民间智慧和隽永的文化内涵，使我们谈论缥缈的鬼神、尊严的帝王时，充满着比西方的幽默更加俏皮、更能见证生命的滑稽和诙谐。这些文化景观是从中华民族广博深厚的泥土上生长出来的繁花茂草。众木成林、莽莽苍苍，令人目不暇接。这既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的丰饶，又证明了这些文化方式的丰草茂林连通地气。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的特异文化景观，或者可以叫做“文化水土景观”。

中华民族文化的四性，即文化根本的深厚性、文化哲学的包容性、文化血脉的充沛性、文化景观的丰美性，充分显示了这个民族博大精深的创造力；并由于其创新的价值和生动的魅力，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全民共享性。一个民族文化要有原创性，原创性点亮了民族的精神，高扬了民族的智慧旗帜。只要我们对它有真诚的尊重，充分开发其精华的深层价值和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就可以使全民族尽享文化的辉煌，而且群策群力创造出思想文化的现代性的辉煌。我们必须以深刻的现代性重铸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体身份、精神魂魄和生命之源，此乃天下之公器。《诗经·小雅》云：“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泱泱，就是水流丰沛，气魄宏大。中国大地何止有洛水，我们有黄河、长江和滔滔百川，其山川之美，颇能引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赞叹。中国的人种是高度聪明的人种，得此山川人文之助、千古文明之赐，只要我们全民族众志成城，全球华人同心协力，就一定能使我们的文化创新开拓，上不愧于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下不愧于改革开放全面崛起的发展潮流，培育出中华民族新世纪文化的深厚底气、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和泱泱大国的磅礴气象。

【责任编辑：赵小华】

【收稿日期】2015-10-17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3-0005-11

(作者简介:杨义，广东电白人，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诸子与古典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