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松

尊体：晚明骈文批评的理论向度

李金松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晚明时期的骈文批评有许多主题，其中很重要的主题是尊体论。这固然有将骈文作为审美对象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出于对此前正统文人士大夫们鄙视骈文的一种反动。而晚明骈文批评家们在推尊骈文的过程中，对骈文存在的合理性辩护、经典品质的发掘与实用功能的阐发，应该说，确实达到了他们推尊骈文的目的。而他们对骈文的这种推尊，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即促进了人们对骈文的认识，提升了骈文的文学地位，改变了人们关于骈文的文学观念，并推动了骈文创作的发展。

骈文；晚明时期；推尊；批评

清代学者认为明代是骈文的中衰时期，如孙梅就认为：“至明代经义兴，而声偶不讲，其时所用书启表联，多门面习套，无复作家风韵。”[1](11)近代学者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也说：“明代文学称盛，而模仿之作居多，创造之意为少，以言骈文，粗制滥造，庸廓肤浅，虽有作品，难登大雅之堂。”[2](94)实际上，到了晚明时期，骈文创作呈现出复苏的趋势，不但有于慎行、顾起元、孙七政、陈子龙、陆云龙、屠隆、姚希孟、夏完淳这些骈文名家涌现，而且出现了骈文专集，如李瞻于的《四六效颦》、邢士登《四六草》等。与晚明骈文创作复苏桴鼓相应的是，晚明时期的骈文批评也相当活跃，形式多样，既有各种选本，如李天麟的《词致录》、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等，也有序跋、专论，如沈懋孝的《论四六骈体》、李维桢的《四六效颦序》等。在这些形式多样的骈文批评话语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推尊骈文，也就是骈文批评的尊体论。晚明骈文批评的这一现象，奚彤云的《中国骈文批评史稿》与莫山洪《骈文学史论稿》未曾予以探讨。因此，本文拟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晚明骈文批评为什么要进行尊体，骈文批评的尊体又是怎样进行的，这种尊体在晚明骈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希望能以此推进对晚明骈文批评的研究。

一、晚明骈文批评尊体之原因

晚明骈文批评之尊体，与骈文在明代的文学地位有关。在晚明以前，骈文因托体不尊而受到轻视。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令禁止骈文书写：“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间，文体日衰，骈丽绮美，而古法荡然矣！近时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凡表笺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3](3648)骈文因其在表达上“骈丽绮美”“古法荡然”，不够“典雅”，而遭到最高统治者朱元璋的禁止。在我们传统的文学观念里，向来是尊古卑今的。朱元璋认为骈文表达“古法荡然”，其实意谓骈文体式不古，亦即托体不尊。朱元璋对骈文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到文人学士关于骈文的文学认识。当时的文坛领袖宋濂就这样批评应用性的骈文：“辞章至于宋季，其弊甚久，公卿大夫视应用为急，俳谐以为体，偶丽以为奇，腼然自负其名高。”[4]他认为南宋以来应用性骈文的盛行败坏了自古相传的辞章。众所周知，明代是一个理学极为发达的时代，“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5](7222)。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熏染下，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偏向于载道或明道。因此，以宋濂为代表的这种关于骈文的文学观念，自明代初期至晚明时期，绵延不绝。如明中叶的理学家魏校，一再地鄙薄骈文：“夫诗之有律，犹文之有骈俪，终是俳体，古人决不屑此。”[6](779)“律诗与骈俪文同，终是俳体，不作可也。”[6](957)律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而骈文是相对于早已成熟的散体文而言的，两者都比较注重形式美，其文体的形成比较而言都相当晚，魏校的言下之意，即认为骈文的体式不古。虽然他不是专门讨论骈文，只是以律诗比拟骈文，但其中对骈文的鄙视之意显而易见。明末的黄淳耀“有志圣贤之学”[5](7258)，倾向于理学。在《董圣褒房稿序》中，他论及骈文时说：“前乎韩、柳者，燕、许称大手笔。然其体制骈偶，去古甚远。至昌 黎始能本原三代两汉，力追孟、荀、迁、固之 文。”[7](665)他认为唐代张说、苏颋擅长的骈文体制不古。可见，体式不古、托体不尊，是明代主流文士尤其是理学家或具有浓厚理学兴趣者对骈文的一个基本看法。

理学家出于维护道统的目的而鄙弃充满形式美的骈文，是其道本体观的内在逻辑的一种外在表达，自然无可厚非。而骈文之所以在明代遭到诟病，除了体式不古、托体不尊之外，还有形式上华艳浮靡与表达修辞上不够自然流畅的原因。对于骈文的华艳浮靡之失，早在北齐时期，颜之推就作了严厉的批评：“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8](67)而正、嘉时期的孙承恩对骈文的批评几乎与颜之推如出一辙，“夫骈俪，虽非文章之至，而古人多有施于君上。陆宣公敷陈治道，明扬典则，于斯为盛。自夫炫奇侈博，多以事赘，砌辏胜而意脉微，纂组工而本质丧。”[9](396)他指出虽然唐代陆贽的骈文书写“敷陈治道，明扬典则”，“基本上不用典，不征事，全凭‘白战’……写出内心欲达之事理与情致”[10](166)，辞与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堪为骈文书写的典范，但这只是个别的情形。而中国文学史上的骈文书写，在他看来，更多的是“砌辏胜而意脉微，纂组工而本质丧”，堆砌辞藻，工于选声炼色，过于营构形式上的艺术美，致使骈文作品真意少存，意义表达与形式美感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孙承恩关于骈文的这种观念，代表了明代传统士大夫对骈文的基本看法。而骈文表达修辞上的不够自然流畅，明末工于骈文书写的姚希孟对此有极深的体会。他在给儿子们的家书中一再告诫他们不要从事骈文书写，“昌儿能知洪桥之捷为伪，及悬料时事多中窽，但毋作骈偶四六语。盖习为骈偶文字，多不流走，无天马行空、奔腾万里之势。吾之所以得意四六者，因秀丽中不失流活，又能一句一转，于组织之文而能畅其所欲言，所以自负。儿辈度不能。凡文章从《史》、《汉》入者，从横矫迅，于今文、古文皆宜。若用排偶，非便宜事也。识之，识之！”[11](卷二十七)“但儿曹笔下多近于排偶，得非因我颇工四六，习与性成而不觉。然排偶多，则过于堆砌，而少风帆阵马之意；且肉多骨少，词多意少，此皆排偶之为累也。今愿吾儿置四六不观，而专读《左》、《国》、《史》、《汉》并《檀弓》、《周礼》等书。”[11](卷二十七)姚希孟家书中的“肉多骨少，词多意少”两句，是针对骈文的浮靡华艳之失而言的。在骈文书写上，姚希孟能够做到“秀丽中不失流活，又能一句一转，于组织之文而能畅其所欲言”“颇工四六，习与性成而不觉”，正是因为他精于骈文书写，所以骈文书写在修辞表达上的缺陷，他是深知的。他在家书中向儿子们指出：“为骈偶文字，多不流走，无天马行空、奔腾万里之势”，“排偶多，则过于堆砌，而少风帆阵马之意。”换言之，即骈文在修辞表达上不能够自由如意、畅所欲言，文气过于凝重而无流转奔放之致。姚希孟关于骈文表达修辞上不够自然流畅的这些认识，是骈文书写本身存在的严重局限性而遭到人们反对的基本理由。

在鄙视骈文、反对骈体的明代文学语境中，明末的古文家艾南英关于骈文的言说尤其值得注意。作为一个曾有过研习骈文经历的、纯正的古文家，艾南英反对骈文的态度最为坚决。他反对骈文的具体意见，集中在他与别人的几则书函中。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中，艾南英认为骈体之作“至卑至陋”，“足下行后，则从友人得见足下所为《悄心赋》，乃始笑足下向往如是耶？此文乃昭明选体中之至卑至陋，欧、曾大家所视为臭恶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岁时，颇读《昭明文选》，能效其句字。二十岁后，每读少作，便觉羞愧汗颜，而足下乃斤斤师法之，此犹蛆之含粪以为香美耳”[12](387)。此虽是就陈子龙师法六朝文的文学行为而提出严厉批评，认为陈子龙的这种文学行为乃是“犹蛆之含粪以为香美耳”，但透过其中的用语，他对六朝骈文的憎恶之情，是非常明确的。艾南英为何如此憎恶骈体之文呢？因为在他看来，骈体之作存在以下严重的弊病：一是文气不能自然通畅。他说：“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未闻辞之碍气也。辞之碍气，为东汉以后骈丽整齐之句言耳！”[12](389)骈文在书写上过于雕琢，句式整齐、板滞，没有足够的变化，因而导致文气不能流转畅达，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言“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13](72)。二是华艳臃肿。在《答夏彝仲论文书》中，他说：“子曰：‘修辞立其诚。’未闻以敷华为诚也。又曰：‘辞达而已矣。’未闻以臃肿骈丽为达也。”[14](卷一百五十八)骈文由于讲究对偶与用典，融合两句为一意，铺排典故，追求藻饰，意少词费，因而在艺术形态上未免浮艳臃肿。艾南英以孔子的“修辞立其诚”与“辞达而已”这两句作为理论依据，指斥骈体之作的浮艳臃肿，虽然有些苛刻，但无疑切中了骈文的要害。三是体格卑俚轻靡。对于骈文的体式、格调，艾南英认为：“使人置六经、秦汉不道，而降为六朝之卑弱、纤俊、软靡、巧俪之文”[15](卷一百五十九)，“夫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为六朝者，轻也，渺也，诡也，俊也，巧也，俳也”[16](393)，“每见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饰句字者，辄觉其俚；读《史记》及昌黎、永叔古质典重之文，则辄觉其雅。”[14](卷一百五十八)在与秦汉、唐宋古文的比较中，艾南英剖析了骈文体制格调的卑俚轻靡。骈文由于具有他所说的这些弊病，因而被他“视为臭腐”[17](卷一百五十八)，遭到他的极力贬斥。

骈文因本身存在的艺术问题而在明代遭到严苛的批评。作为与古文对举的文体，在正统的士大夫们看来，骈文是极为卑俗的，以致被卑视。明代文学总体来说是复古的，而骈文相对于古文，诚如前举黄淳耀所言“去古甚远”。由于这一原因，以复古相号召的前后七子，也是卑视骈文的，“顾自弘、正以来，北地、信阳以及历下、娄东诸君子，驰骛千古之业，往往下视四六，不屑降体为之”[18](卷二百四十)。正统文人士大夫们如此卑视并鄙弃骈文，因而骈文在明代是一种弱势文体，这激起了一些“厌常喜新，慕奇好异”[19](84)、颇具离经叛道精神的文人名士推尊骈体之文，以反抗正统文人士大夫们崇尚的秦汉古文或唐宋古文。如屠隆在《文论》中称扬六朝骈文、贬抑被正统士大夫尊崇的韩愈古文即是其例。这是晚明骈文批评尊体论发生的原因之一。而晚明骈文批评尊体论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享乐的目的。众所周知，晚明社会弥漫着享乐之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成为人们享乐的对象，这自然也包括文学。就文学而言，骈文是最具艺术美的。因此，骈文作为美好的事物自然进入人们享乐的视野，成为享乐的对象。如明末茅元仪在《七快堂记》中说“心口相商，梦寐呈瑞，得七快焉以下酒”，列举人生可供享受的七件快事，其一曰“经快意”，其二曰“史快”，其三曰“文快，文有四种，曰群家、曰长行、曰小品、曰骈俪。各以其类，恣所心赏”[20](卷二十五)。可见，骈文作为晚明时期文人名士的享乐对象、审美对象，因其能满足文人名士的自娱及享乐的欲求而获得 推尊。

二、晚明骈文批评尊体论的三个层面

其实，在晚明之前，文学批评领域已开始了对骈体之文的推尊。如“述理学则推象山、慈湖，论文体则推六朝、《文选》”[21](1801)的王文禄在 《文脉》中就说：“《昭明文选》，文统也，恢张经子史也，选文不法《文选》，岂文乎？……夫六朝之文，风骨虽怯，组织甚劳，研覃心精，累积岁月，非若后代率意疾书，顷刻盈幅，皆俚语也。”[3](1692)他认为六朝骈文“风骨虽怯”，在思想内容方面不够充实、醇厚，但“组织甚劳，研覃心精”，需要作家以更多的艺术才思结撰，因而比起“率意疾书，顷刻盈幅，皆俚语”的唐宋古文更具艺术价值。在与唐宋古文的比较中，王文禄明确地推尊骈体之文。王文禄虽在当时文坛声名不显，但他关于骈文的这种言说，无疑是在明代文学批评领域举起了推尊骈文的大旗。因此，在这面大旗的招引下，此后的文人名士纷纷推尊骈体之文。而这些文人名士对骈文的推尊，基本上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 对骈文存在的合理性辩护

骈文是一种美文，用对偶、典事、藻饰与声律建构其艺术美。与先秦两汉的古文相比较，骈偶是骈体文文体的基本特征，无骈偶，即无所谓骈文。骈文之所以被正统文人士大夫们所诟病，其原因之一是骈文的书写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句则散长为短，意则化单为复。指事类情，必偶其徒。”“辞须数字相承，遂睹对偶之意。”[22]追求骈偶，以两句合成一意。骈文的这种行文上讲究雕琢的特点，易导致表达上的不够流转疏荡，文气滞碍，即嘉、隆时期刘绘在《与王翰林槐野论文书》中所说的“专攻偶对，令气不疏，非文之佳矣”[23](卷一百二十五)。前举姚希孟、艾南英对骈体之文的批评，针对的就是骈文书写的这一艺术缺陷。因此，要想推尊骈文，就必须对骈文在表达上追求骈偶的行文特点进行合理性辩护，改变正统文人士大夫们对骈文的偏见。出于这一考虑，晚明时期的骈文批评家们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论述，如万历时期的温纯在《词致录序》中就这样说：

或谓四六始徐庾氏，支蔓于两晋，浸淫于六朝，僻构幽深，猥臻绮缛，风云月露，鱼鸟烟花。绘象而斗一字之奇，骈偶而侈三冬之富。点缀已甚，气骨无存，此文之靡也。好古者斥焉，胡集为？而又胡以序为？予曰：不然！对偶、音律，自天地剖判以来有之，山峙水流，日昼月夕，八埏度剖，列宿躔分，非对偶乎？水乐虫丝，松涛竹韵，万籁隐发，空谷互应，非音律乎？[24](172)

针对正统文人士大夫们对骈文抱持的偏见，温纯指出：骈文书写讲究的对偶、音律，是一种自然现象，“自天地剖判以来有之”，而骈文书写着意经营文字的对偶、声律，不过是对自然现象“山峙水流，日昼月夕”“水乐虫丝，松涛竹韵”的模拟，本源于自然，因而没有理由对骈文加以指责。温纯对骈文所作的这些论说，意谓骈文的存在是合理的。虽然其所论不过是重申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25](588)的绪论，但这在当时鄙视骈文的文学语境里，极大地推尊骈文之体，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万历时期的屠隆在《文论》中更从骈文独具的审美价值层面，论证骈文存在的合理性：

由建安下逮六朝，鲍谢颜沈之流，盛粉泽而掩质素，绘面目而失神情，繁枝叶而离本根，周汉之声荡焉尽矣。然而秾华色泽，比物连汇，亦种种动人。譬之南威、西子，丽服靓妆，虽非姜、姒之雅，端人庄士，或弃而不睨，其实天下之丽，洵美且都矣！[26](255)

(二) 对骈文经典品质的发掘

清代骈文学者孙梅指出，骈文乃“以为四六者，应用之文章”[1](2)。由于应用广泛，骈文的表达自南宋以来趋向世俗化，如南宋李刘的骈文书写，“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21](1396)。所以，晚明时期的王志坚在《四六法海·自序》中就说：“至其末流，乃有诨语如优，俚语如市，媚语如娼，祝语如巫。或强用硬语，或多用助语。直用成语而不切，叠用冗语而不裁。”[28](自序)骈文书写因应用广泛而致世俗化，由此而遭到前文所举明代正统文人士大夫们的诟病。因此，推尊骈文，为骈文文体正名，改变人们思想意识中关于骈文文体托体不尊与“至卑至陋”“臭腐”的文学观念，必须发掘骈文的经典品质，体认骈文文体的高贵典雅。这一运思落实到骈文的批评实践中，就有了温纯如下的论说：

在这段文字中，温纯指出：每个时代都不乏徐陵、庾信这样的骈文大师，他们的骈文书写 往往是铸经熔史的。如让武则天嗟赞的骆宾 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文中“一坯(一作“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联，乃是对《论语·泰伯》中“可以托六尺之孤”的化用；王勃《滕王阁序》中脍炙人口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乃是对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化用；“推诚任数之疏”是指唐朝陆贽的《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其中有“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効固不同也”与“任数御物，物终不亲”诸语，“推诚”出自《淮南子·主术训》“抱德推诚，天下从之”，“任数”出自《韩非子·制分》“任数不任人”；“朱耶赤子之联”是唐末卢汝弼所作檄文中的一联：“致赤子之流离，自朱耶之版荡”[29](26)，其中“赤子”一语出自《孟子·离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而“版荡”，《诗经》有《板》《荡》两篇；“饥寒疾病”一语是指苏轼《谢量移汝州表》“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一联，“饥寒”语出《孟子·梁惠王下》“黎民不饥不寒”，“疾病”语出《礼记·檀弓》“曾子寝疾，病”等；“漂杵燎原”是指唐代文学家寇豹所作《赤赋》中的“田单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纣之时，血流漂杵”一联[30](438)，“火燎平原”，是对《尚书·盘庚》“若火之燎于原”的化用，“血流漂杵”则语出《尚书·武成》，《孟子·尽心下》也曾予以讨论。由此可见，骈文的造语不少源自经典，富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既然骈文书写“取材于经，叶律以雅”，与经典尤其是与十三经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何可少之”呢？所以，“取材于经，叶律以雅”的骈文在文体、格调上“岂只五色之红紫、六经之鼓吹？”[24](173)人所共知，六经在中国学术中的地位最高。温纯在此发掘的骈文书写的经典品质，将骈文视为“六经之鼓吹”，其中推尊骈体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他对骈文经典品质的发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正统文人士大夫们鄙视骈文的文学观念。

(三) 对骈文实用功能的阐发

一般来说，骈文是一种美文。因此，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中，骈文形式华美而内容空洞，即所谓“砌辏胜而意脉微，纂组工而本质丧”(见前引)。似乎如近人胡朴安所言：“骈俪之文，为美术之一种，无当于实用。”[31](9112)但事实上，骈文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有很强的实用性。清代骈文学者孙梅在《四六丛话》中所论述的27种骈文文体中，除去骚、赋、谈谐等数种外，其余诸种骈文所包含的文体(包括赞、记、序、颂之类)，均属于应用性文体；而作为应用文体，骈文则自然具有实用性。如启这种文体，其实用功能大致有谢启、通启、定婚启、聘婚启、贺启、小贺启等，基本上是日常生活中交际应酬的具体应用。因此，阐发骈文的实用功能，也是晚明时期骈文批评家们骈文尊体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层面。沈懋孝在《论四六骈体》中对表这种骈文文体的论述，颇见当时骈文批评家们的尊体诉求：

余尝折衷而论之：如陈谢、如辞职、如谏事、如进规，用论议行文，情志始畅。若夫国之大庆、大典，必待铺张；赐物之一衣一马，尤须描写。若斯之类，岂可无掞藻摛菁之笔哉！亦顾所用何如耳！两能两擅，权尺匀停，在后来英俊所自树矣！[31](卷九十六)

沈懋孝认为骈文表体文主要用于向君主陈谢、辞职、进谏等，这其实揭示了表体文所具的实用功能。就表达而言，骈体文以铺叙描写、雕章琢句见长。而“国之大庆、大典，必待铺张；赐物之一衣一马，尤须描写”，这些题材正是贺表、谢表等表体文所表达的，正好能发挥骈体文的优点，“若斯之类，岂可无掞藻摛菁之笔哉！”需要借助骈文“掞藻摛菁”的表达特点对这些题材予以表现。而骈文之外的其他文体，在表现这些题材方面，则未免捉襟见肘，有很大的局限性。正是因为在“国之大庆、大典”等方面需要骈文润色鸿业，粉饰盛世，在沈懋孝看来，骈文并非像正统文人士大夫所指责的那样毫无实用性，而是“顾所用何如耳”。沈懋孝关于骈文的这些论说，抉发了骈体文所具的实用功能。类似的论说还见于李维桢的《四六效颦序》：

四六之文，其体备于六朝，而其用繁于今。今之用，莫若表、启，而启为最……于以事上，见为恭顺，以故用之表、启为宜。表不常用，启则尊亲平交，一切可喜事，皆得施用，故最 繁。[32](682)

李维桢指出作为骈文重要文体之一的启体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切可喜事，皆得施用，故最繁”，应用极为广泛。而从晚明时期颇具代表性的骈文选本《词致录》与《四六法海》来看，其中的表、启两类文所占比例在《词致录》中超过74%，在《四六法海》中约占50%①。表、启这两类骈文在全编中所占比例如此之大，说明晚明文士非常重视这两种应用性很强的骈文文体。与《词致录》《四六法海》对表、启这两种骈文文体重视相一致的是，沈懋孝、李维桢对表、启这两种骈文在国家政治生活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实用性的阐发，在某种意义上有力地论证了骈文存在的不可替代性，驳斥了人们文学观念中骈文“无当于实用”的偏见。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晚明时期骈文批评家之推尊骈文，虽然没有与对骈文抱有偏见的正统文人士大夫们进行正面交锋，但在他们论述的话语里，潜隐着与他们观点、态度对立的另一方。也就是说，他们的骈文尊体论说话语里已包含着批评行为原因的解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晚明时期骈文批评的尊体论是如何展开的，以及骈文批评家们为推尊骈文、消除人们关于骈文的偏见所付出的努力。而批评家们发出的这些骈文尊体论说，在明代这样一个颇为鄙视骈文的文学语境里，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骈文尊体论的意义

既然晚明时期的文士们是如此推尊骈体之文，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他们对骈体之文的这种推尊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首先，促进了对骈文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六法海》提要写道：“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词华，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萌也……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迨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21](1719)骈文由萌芽到定型，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人们对骈文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早在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从自然生灵“支体必双”的角度论证骈文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此后的一千多年间，批评家们虽然对骈文有多方面的讨论，但由于受反骈思维的惯性制约，在骈文生成论方面的探讨并无多大的进展。而温纯在刘勰自然生灵“支体必双”的骈文生成论的基础上，认为骈文的对偶、声律源自自然界，是对自然界“日昼月夕”“松涛竹韵”等的效法与模仿，亦即本于自然。相比较而言，温纯对骈文生成的本体解释更为细致、深入，将骈文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本体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他对骈文生成理论的一个发展。正如我们习知的那样，骈文是一种美文，以其艺术美提供给人们视觉、听觉上的审美享受。可是，自刘勰以来，人们对骈文的艺术美所具有的独立审美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宋代骈文批评专著有多种，如《四六话》《四六谈尘》《辞学指南》等，但都是对骈文写作技法的研讨，并不曾触及骈文形式美所具有的独立审美价值。而晚明时期屠隆在《文论》中指出骈文“秾华色泽，比物连汇，亦种种动人”，“洵美且都”，抉发了骈文形式美独立的审美价值。对于骈文形式美独立的审美价值，前人可能已意识到，但从没有像屠隆这样明确地阐述过。因此，屠隆对骈文形式美独立审美价值的这种抉发，可谓是道前人所未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尽管温纯、屠隆对骈文的生成与独立审美价值所作的这些阐发是出于推尊骈文之体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这些论说大大地促进与丰富了人们对骈文的 认识。

其次，提升了骈文的文学地位。如前所述，在明代尤其是晚明以前，骈文的文学地位相对古文而言，是不高的，受到了严重的歧视。即使在晚明时期，骈文创作呈现出复苏的趋势，对骈文持鄙视态度的还大有人在。如明亡后旅居日本的朱舜水(之瑜)曾在回答“问六朝、唐宋文如何分别”时，还坚持认为，“六朝文要少读，肉厚而气不清，文品不高”[33](101)。可见，鄙视骈文的文学观念在正统文人士大夫的意识中是何等根深蒂固。经过温纯、屠隆、沈懋孝、李维桢等人对骈文之体的大力推尊，虽然骈文的文学地位仍然不能与古文同日而语，但相比较于此前而言，还是大有提高的。晚明时期骈文文学地位的提升，在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中是有所体现的。如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自序中就说：

椎轮大路，不废雕几，月露风云，无伤气骨，江左名流，得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也。人但厌陈季之浮薄而毁颜、谢，恶周、隋之骈衍而罪徐、庾，此数家者，斯文具在，岂肯为后人受过哉？[34](2)

其中的“汉朝大手”，是指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诸人。这些人中，大多以后人所说的古文即散体文著称于世，尤以司马迁为最。张溥认为六朝骈文名家可以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这意味着在他的文学观念中，骈体文与古文的文学地位是同等的。作为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张溥对骈文所持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潮流。而一般人对骈文的态度，在反映文学观念的变迁方面尤具典型意义。这一点，明末黄淳耀《董圣褒房稿序》中的一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一般人对骈文态度的珍贵史料。他说：

二十年来制举业之文凡数变，始剽诸子，继填六经，继又傅会诸史，近则六朝之丹雘粉泽，无不窃焉。[7](665)

“六朝之丹雘粉泽”无疑是指骈文。被人们视为神圣的举业文字乞灵于六朝骈文，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表明士子们希望借助六朝骈文的艺术表达，博取举业上的成功。由此可见，人们不再鄙视骈文，而是对骈文极为重视。我们知道，嘉靖时期的归有光以古文为时文，对八股文进行改造，因而成为一代八股文大师，在明代有王、唐、归、胡之说。而晚明时期士子融骈文入八股文，这反映了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中，骈体文的文学地位较之以前大有提升，已经不亚于古文了。而据上海图书馆所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晚明时期的骈文选本多达三十多种，如《词致录》《尧山堂偶隽》《四六法海》《四六类编》《文俪》《四六俪》等。这一时期的骈文选本如此之多，这只能是骈文的文学地位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中大有提升而出现的结果，人们对骈体文基本上已不再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由衷的欣赏。因此，骈文的文学地位在人们文学观念中的提升，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晚明时期批评家们对骈文的推尊。

再次，推动了骈文创作的发展。在晚明之前，致力于骈文创作的作家寥若晨星，为人们所知的只有皇甫汸、黄省曾、唐寅、徐祯卿等。嘉靖时期，由于明世宗朱宽熜好道，导致骈体文文体之一青词的短暂繁荣②。而晚明时期，由于骈文批评家们推尊骈体之文，促进了人们对骈体文的认识，提升了骈文的文学地位，改变了人们关于骈文的文学观念，而人们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因此，进入晚明时期，从事骈文创作的作家日渐增多。赵南星《废四六议》中的一段话，最能反映晚明时期骈文创作的这种变化：

余自万历乙亥(1575)，结发薄游，士大夫书札往来，直抒情愫，鲜有用四六者。当司理时，座主为相，亦以散书闻，固亦未尝以为不恭也。至癸巳(1593)罢官，乃有以四六来者。[35](卷八十二)

从“万历乙亥”到“癸巳”，前后不过20年，“士大夫书札”出现了由“鲜有用四六者”到“乃有以四六来者”的变化，骈文创作由此前较为沉寂转为勃兴。晚明时期熊明遇在《会应草叙》所说的“万历中，王元美、李于鳞、刘子威辈沦谢，天下忽然学六朝人隽语”[36](卷六)，正好可与赵南星《废四六议》中的这段话相互映证。不仅如此，骈文创作在晚明时期有愈来愈兴盛之势。如吴应箕在《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述及晚明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说：“小有才致，便趋入六朝，流丽华赡，将不终日而靡矣。”[37](545)而文德翼则说：“烈皇帝时，学官弟子皆好为六朝骈丽之文。”[38](卷四)吴、文二人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张，但至少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好骈的风尚。由此可见，骈文创作在晚明时期是何等的蓬勃兴盛了，即使清代号称骈文中兴也不过如此。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晚明时期骈文批评的尊体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低估。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晚明时期骈文创作趋于勃兴，与这一时期骈文批评家推尊骈文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甚至可以说，晚明时期骈文批评家在推尊骈文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一时期骈文创作的发展。

四、结语

晚明时期的骈文批评相当活跃，推尊骈文是当时骈文批评家的一个重要话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晚明时期骈文批评家们之推尊骈文，固然有将骈文作为审美对象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出于对此前正统文人士大夫们鄙视骈文的一种反动。而他们在论说过程中，对骈文存在的合理性辩护、经典品质的发掘与实用功能的阐发，应该说，确实达到了推尊骈文的目的。而他们对骈文的这种推尊，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促进了人们对骈文的认识，提升了骈文的文学地位，改变了人们关于骈文的文学观念，并推动了骈文创作的发展。关于晚明时期骈文创作的勃兴，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到晚明时期的骈文创作领域，拓深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

① 《词致录》共选录骈文687篇，其中表体文204篇，启体文305篇，两者合计占全编的74.1%；《四六法海》共选录骈文627篇，其中表体文189篇，启体文119篇，两者合计约占全编的50%。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一条《四六》：“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馀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以故，陈玉垒、王对南、于谷峰辈，犹以四六擅名，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笑。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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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 in esteem for the style: Pursuit for theory on criticizing parallel pros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 Jins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There were many themes about criticizing parallel pros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mong which a very important one lies in holding in esteem for parallel prose style. Reasons involve, of course, taking the parallel prose an aesthetic object, but more a reaction against the tendency before that orthodox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despised parallel pros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ritics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process of holding in esteem for parallel prose style, defended the fair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parallel prose, explored its classic quality and elucidated its practical function, hence, to be more exact, essentially achieving their purpose of holding in esteem for the style. And their esteem indicates extremely important value in theory and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that is, promoting people's recognition of parallel prose, elevating literary status of parallel prose, altering people’s literary concept of parallel prose,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sing parallel prose.

parallel prose; the late Ming Dynasty; holding in esteem for; criticis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04.004

I222.5

A

1672-3104(2020)04−0026−09

2019−12−04；

2020−04−1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骈文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51)

李金松，湖北广济(今武穴市)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诗文，联系邮箱：lijinsong1984@sohu.com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