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边缘化身份与外交行为
2016-03-06赵炜
理论月刊 2016年11期
□赵炜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与外交行为
□赵炜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在与西方世界主导下的体系长期敌对过程中,伊朗因自尊遭遇羞辱、荣誉遭到贬低、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遭到威胁,形成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由此对体系产生恐惧与愤怒,引发了伊朗发展核力量为主的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则通过遏制或战争威胁来应对伊朗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精神与秩序的边缘化行为,冲突在双方遏制与突破、威慑与反威慑的行为互动中持续发生。由于边缘化身份引发的冲突是基于霍布斯式的敌意文化结构,而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抵制变化的,[1](P272)这意味着基于文化属性而不是权力属性的边缘化身份所引发的冲突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
边缘化身份;反体系行为;伊朗外交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与西方世界处于长期的敌对状态,美国将伊朗当成主要敌人,指责伊朗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反对中东和平、支持并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于是美国不仅把伊朗排除在所有的中东事务之外,并带头推动对伊朗的国际制裁。[2](P296)美国及西方世界对伊朗实行长期的遏制、打压与孤立政策,并在伊朗周边等多个国家进行军事战争或军事干预,这一系列外交与军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伊朗的外部环境,伊朗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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