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中国文明绵延到北宋，已经臻于烂熟。科举制度全面实施，饱读儒家诗书的文官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文化和技术空前进步，随之而来的却是因为重文轻武和北方异族崛起而造成的国防疲弱及对外关系危机。然而，大部分的士大夫却已失去锐气，因循守旧，意图振兴大宋王朝的宋神宗和特立独行的文臣王安石一拍即合，上演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变法大戏码。以大无畏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闻名的王安石在世时已经饱受诟病，两度罢相后景况凄凉，去世后也如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所言“身后冷落”。

宋神宗虽雄心勃勃，但满朝文武却找不到愿意配合的人。这里固然有官僚因循的一面，但根本上和儒家的社会经济思想有关。正统儒家向来主张轻徭薄赋，减少国家对民间的滋扰，尽量不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从汉代《盐铁论》的辩论就已经可以看出。

全面评估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影响非笔者学力所及，而检视时人和后世对王安石的看法和视角的变迁，倒不妨是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上某些问题的途径。邓广铭先生在1951年曾经撰写《王安石》一册，突出表彰“三不足”原则；1975年又出第二种版本的《王安石》。先生在1997年《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自序中，坦承当年“为求书稿能够出版……把全书做了一番修改”，而修改的核心是加强“时代气息”，即加入“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内容。邓广铭先生自嘲地承认，做这番修改的时候，自己是不可能传承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