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琰++陈佳

内容提要 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本文作者参加了权威部门“透视西方新闻观矛盾性局限性的鲜活样本——《查理周刊》事件案例剖析”课题研究。为了研究清楚西方所宣扬的绝对、抽象、无条件的新闻自由理念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和逻辑悖论，作者作为课题的主要执笔人，接触到《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中国和西方媒体对事件的大量报道，以及国内外新兴媒体上对事件和相关报道的不同反应，对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框架建构能力，以及中国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传播得失有较深体会。

关键词 查理周刊 国际传播 中国声音 西方媒体

一、国际传播格局中西强东弱、西强我弱的困境依然存在，西方媒体的传播优势依然明显，主导着国际舆论走向。

在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中，西方掌握国际主要传媒，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上都有较大传播优势，其主要观点主张的传播力度大，国际认同度高，对国际舆论走向的控制力强，《查理周刊》事件的报道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件发生后，全球舆论一致认为恐怖袭击是毁灭文明的反人类行为，强烈谴责这种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残忍行径。但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次生议题则观点各异，其中传播最广、声音最响的是所谓西方捍卫绝对的、无条件自由价值观的报道。这种声音认为，对《查理周刊》的袭击就是对“言论自由”的袭击，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伤害。这种舆论主要集中在欧美及与其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媒体均称绝对自由不可侵犯，媒体有权发表任何东西。虽然在是否转载《查理周刊》的讽刺漫画及报道的措辞反应等方面，美国从避免惹火上身的角度略有保留，但主张无条件捍卫自由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乖口原则的态度也很明确。CNN、福克斯以及《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均在报道中表示，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永远无法被消灭。在西方媒体的传播造势下，认为要维护无条件新闻自由的声音占据了主流。法国和欧洲各地还组织了规模不一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游行集会。

事实上，全球关于《查理周刊》事件的报道和舆论并不一律：一种舆论认为，言论自由要有边界，媒体享受自由也要承担责任，不能以言论自由为借口行言论暴力之实。这类舆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世界，以及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在全球化日益发展、不同民族、宗教融合的今天，西方固执地用自己的价值观、自由观、新闻观报道世界，会导致更多冲突，支持反恐与赞同《查理周刊》“讽刺一切”的做法是两回事。这类观点以国内主流媒体为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中国、俄罗斯、东南亚及伊斯兰世界的媒体，对西方媒体将支持“反恐”与支持《查理周刊》桕联系，并主张无边界、绝对新闻自由的论调纷纷予以批评，但传播效果总体有限，影响力较弱，没有在国际舆论场形成传播强势。

由于各种原因，即使在本该有后发优势的新媒体上，中国的传播能力和效果也有待加强。在社交网络和自媒体上，“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的推文在事发两天后的全球转发量达到500万条，许多国家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支持“言论自由”。美国外交事务学者贝珊妮·艾伦·艾布拉海米恩比较了我国昆明“3·1”暴恐寨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全球民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不同反应，称法国民众使用着世界通用的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很容易发出足够多的声音，并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情感共鸣，取得共识；但中国以外的人们则很难通过世界通用社交媒体平台了解中国民众关心的事并产生共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的国际传播优势从传统媒体延续到了新兴媒体，是全方位多层面的优势，如何破解这一局面值得深思。

二、西方媒体在报道和传播中始终突出“自由民主”的逻辑主线，显示出其以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报道框架的“高度自觉”。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欧美垄断资本集团重金雇佣大批思想舆论精英，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在国内向民众长期宣传灌输，搞意识形态禁锢，凡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国际上按照意识形态划线，在全球推行“民主外交”“人权外交”，不仅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基本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披上全民利益的外衣。

作为垄断资本喉舌的西方媒体深知：维护、传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家利益，而且还是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和工具。因此他们在新闻报道和舆论造势中始终高度自觉地贯穿着“自由民主”的逻辑主线，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很强的自由民主被偷换概念成为普世价值，并进一步抽象化、绝对化。这次西方媒体对《查理周刊》事件及相关议题的报道，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件发生后，美欧政界和媒体将捍卫所谓“自由民主”调门抬得很高，他们举行集会，高呼自由必胜的口号，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也始终贯穿着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主线。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媒体对全球各地围绕言论自由的大讨论中出现的与其价值观不一致的声音横加指责。法新社等媒体就说俄罗斯、马来西亚、中国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一向压抑言论自由，（虽然）这些国家谴责袭击事件，但也批评《查理周刊》不应该如此不受约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袭击发生后，全世界几乎都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得到保护，但中国的反应则有点不同，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抗议活动却没有得到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任何关注。西方国家的这些举动及媒体或扬或抑的报道，其意图无非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统一国内各种力量的思想、引导国际舆论、维系与盟国关系、争取中间力量同情，打压对手国家。

当然，西方国家在运用民主自由政策工具时，会根据意识形态、价值观分野、国家关系亲疏远近，而对不同国家施以不同标准。对依附西方阵营的国家，即使其国家体制与西方有根本区别，也往往网开一面。《查理周刊》事件中，西班牙《起义报》报道说，“美国和欧洲有人谴责《查理周刊》事件是对言论自由的恐怖袭击。但是他们对沙特阿拉伯全无言论自由的事实却从不进行抨击，那里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和任何通信手段都要受到极其严格的审查”。而对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坚持独立发展的国家，西方媒体总是习惯性地运作、操控、炒作相关负面议题，强调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缺乏自由、民主、人权，熟稔地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体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弗里德曼2007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总是将报道引向民主及新闻自由之类的话题，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媒体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看待整个世界，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姜飞在就《查理周刊》事件接受新华社邮件采访时认为，“西方媒体从资本和关系上都从属于垄断集团，而垄断集团的利益架构了国家利益，这样的关系链条决定了西方媒体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立场。只不过西方媒体的手段和方式更加隐匿”。

三、中国媒体要增强框架建构国际新闻的意识，勇于善于亮明自己的分析判断，精心提炼打造中国特色世界认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才能逐步在国际传播、国际舆论斗争中掌握主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当代中国现实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处于情况较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包括道路、成就、问题和发展预期，是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观察中国媒体对《查理周刊》事件的具体报道，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一）增强框架建构国际新闻的意识。新闻是对现实进行建构和框架的产物，经过框架建构的国际新闻是国际舆论斗争、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抓手，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前述西方媒体对《查理周刊》事件的报道，始终突出宣扬自由民主的逻辑主线，这也是西方国际新闻报道框架、建构能力的体现。对此，李希光教授认为，美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建构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完美的资本主义体系，自我标榜其民主制度是其他社会的榜样，其经济制度为全球带来繁荣和发展。

反观我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鲜明的中国立场、议程设置能力及新闻报道的框架能力较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查理周刊》的报道中也有体现。谚事件是发生在法国的热点事件，—些中国媒体因此便有了些许“隔岸观火”“与己无关”的报道心态，—开始就缺乏主动建构框架这—议题的意识和动力。事实上，从西藏“3·14”事件到新疆‘7·5”事件，从天安门金水桥“10·28”事件到昆明“3·01”事件，以及新疆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等，可以说，中国对恐怖主义有切肤之痛；不仅如此，中国还饱受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之苦。我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往往被西方国家和媒体称为“种族冲突”，蔑称是中国政府长期打压的结果。因此，《查理周刊》事件这类国际热点事件发生后，我国首先要有“以我为主、于我有利”的报道总体安排和策划，并将其视作用中国价值匿念、中国视角框架建构事实，影响国际舆论的绝佳机会，促进国际社会深入思考该事件的成因根源及西方奉行反恐双重标准的巨大危言。

（二）勇于善于亮明自己的分析判断。有专家认为，“今日俄罗斯”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其有着冲破英美传统强势包围、展示不同声音、体现独特视角的内容。这几年，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数量不断增多、体裁更加丰富，但总体上仍然欠缺输出中国价值理念的能力，缺乏鲜明的分析判断，有时，甚至是在替国外媒体“背书”。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面对西方媒体批评中国运动员是“机器人”，怀疑叶诗文，及非议中国羽毛球女子双打选手问题，中国媒体显得很被动。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部分中国媒体缺乏独立的分析判断能力，喜欢或者习惯了在西方媒体预设的框架内或跟风或回击。正因为如此，当出现了英国运动员通过假摔顺利闯入决赛并获得金牌这一明显有违体育道德和奥运精神的情况时，中国媒体也没能扳回一局，独留网民在网上忿忿不平于西方媒体在该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针对西方将“反恐”与支持《查理周刊》相联系，并主张绝对无条件言论自由的论调，不少中国媒体在事件发生当天就纷纷从言论自由要有限度的角度发表评论予以批评，但效果并不好，不仅没能在国际舆论场掌握主动，反而授人以柄，引发一些西方媒体的围攻。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批评西方绝对自由论调的时机选择、发力角度值得商榷；二是在西方擅长的话语体系或西方预设好的报道框架内讲话，容易陷入其逻辑陷阱而不自知。因此，报道这类敏感且复杂的国际热点问题，要从国家利益和国际舆论斗争的高度出发，既勇于亮明观点，叉要善于分析判断，综合考虑，才能收到较好效果。

（三）精心提炼打造中国特色世界认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际上，中国政治和外交话语体系已经为世界政治和外交提供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协商民主、和平发展、结伴不结盟、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国际社会通过这些概念话语，也在习惯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观。但总体来讲，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尚不相称，不少媒体还习惯于将对内宣传的方式、语言和模式简单搬到外宣领域，往往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中国越来越需要以我为主，用自己鲜活的语言来讲述自己、表述世界。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打造中国特色世界认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不虚空，需要增强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突出中国智慧，并学习借鉴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就像在前述中国媒体反驳西方绝对自由论调的报道中，需要分析：西方的民主自由植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反映出西方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而且，强力捍卫“自由”在事件发生地的法国和欧洲还有“政治正确”“政治姿态”的意味。因此，在西方舆论情绪化严重，将批评周刊上升至为恐怖袭击找理由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一方面要加大调门反对恐怖主义，融入世界反恐舆论主流；另一方面还要寻找到中外能普遍接受的新表述，适时发声，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社会责任”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有机成分，西方也有媒体“社会责任论”一说，伊斯兰世界在事件引发的“言论自由”争锋中也出现了媒体要负起应尽责任的说法。因此如果我们以“媒体行使自由权力必须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这一融通中外的表述作为批评与校准西方“自由无边界”论调的发力点和突破口，那么国际社会对“媒体空间应该致力于重建社会信任、塑造社会认同，还是自由任眭，进—步扩大矛盾、激化冲突、撕裂社会”这个问题就会较自然地得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取得“公道自在人心”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