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军， 吴平一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论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情感表现
——以《城的灯》为中心

刘海军， 吴平一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摘要: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情感结构是特定时代地域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情感结构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而广泛的感受，这种感受饱含那个时代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在文学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借用威廉斯界定的“情感结构”可以探析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中主人公是如何巧妙地利用和改造了中原人民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通过“吃苦”、“忍耐”、“交心”、“磨脸”、 “发狠” 、“算计”等一系列策略在城市求生存。通过解析李佩甫对于乡村和城市之关系的文化想象，从而把握其长篇小说的情感意蕴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平原三部曲；情感结构；城乡关系；《城的灯》

“情感结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发明的概念，它最初用来描述人们对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的普遍而广泛的感受。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雷蒙·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107，而“情感结构”则正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价值感知的来源。因而，“情感结构”也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的表征。在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看来，文化的实质是一种生存方式，它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上，是人们对生活的主观理解，对日子的个人感受、体会，诚如王晓明所认为的：“文化的核心，就是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和理解。”[2]241在新世纪诸多乡村小说中，有关进城青年对于城市的主观想象、价值选择、身心体验等描写，不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更体现了作家甚至是社会大多数人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体认，可以看做一种“情感结构”。

本文借用威廉斯界定的“情感结构”来探析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中的情感表现，并着重以《城的灯》为中心，解析冯家昌是如何巧妙地利用和改造了平原土地上人民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通过“吃苦”、“交心”、“磨脸”、“容忍”、“算计”、“发狠”等一系列策略在城市求生存。李佩甫对农村青年进城过程中精神变异的书写，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对于“农村青年进城”现象的普遍想象。

一、“吃苦”与“忍耐”：生存哲学与钻营艺术

在《羊的门》中，李佩甫罗列了史书中记载的关于黄淮平原的战乱和天灾，人们不得不惊叹“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三千年的历史传下了一句话，这是一块“绵羊地”。生活在这块草地上的农民就是一群羊，羊把草吃到泥里去了，没有草了，就吃草根，草根也没有了，就吃泥。正是这样艰苦的生存条件，锻造了平原人的那种磨灭了火气之后的阴柔和坚韧，使他们不仅学会了吃苦，也学会了忍耐，在“败”中求活，从“小”处求生。

冯家昌一家七口，五个“蛋儿”都是吃货，是一群嗷嗷叫的嘴，生活怎能不困顿呢？日子对这个破败的家庭来说是“痛的”，日子不是过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冯家昌自创了一套练习熬日子的办法，那就是在脚上绑上蒺藜，练“铁脚”。当蒺藜把冯家昌的脚扎破了的时候，他倔强地称“那不是血，那是铁锈”。冯家昌的这一创举，表面上是“练脚”，实质却是“磨心”，他想让自己及弟弟们认识到生活的艰辛，懂得只有把心智和胆识打磨得坚硬似铁，才能熬过日子的“痛”。中原农村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成就了一种特别能忍的性格特质,他们几乎什么都能忍，无论是贫穷、屈辱、苦难、劳累、情欲。

可以说，冯家昌很早就承袭了中原人古老的生存法则：“吃苦”和“忍耐”。在败中求活，从小处求生，这就是中原地域上独特的生存哲学，也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每一个中原人只要从小从这种环境中长大，就必然会深受这种文化的浸染。即便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乡土的印记依然深深地刻在他们身上，甩都甩不掉。但是，进入城市的迷宫之后，面对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人的自我非常容易迷失。中原人精神根性中的一些基本品质，在新的生存环境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冯家昌家里有“五根棍”，却没有“一片箩”，这种境况打动了小个子连长。不难推测，连长大概当初也和冯家昌一样，出于同样的理由逃离农村，为了进入国家干部的序列，他熬了整整十年，最后终于熬成了营长。胡连长将自己亲身体验并总结的经验传授给了冯家昌： “忍住”和“吃苦”。胡连长意味深长地说：“不要轻看了那两个字。记住，苦是吃的，冲上去，死吃！”[3]52因为连队里多是农村的孩子，“吃苦”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资本，谁还怕吃苦呢？在进城叙事中，“吃苦”往往由一种“生存哲学”转变成了一种“钻营艺术”。军营里的一些脏活、累活都成了紧俏的“苦”的资源，抢“苦”吃，就是“抢资源”，抢露脸的机会。正因为这样，不但要争着“吃苦”，而且要动心思。不但要让别人看到你在“吃苦”，同时又不能“冒进”，成为众矢之的。冯家昌为“吃苦”动了一番脑筋，他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赶在上早操之前写黑板报，就是看准了连长和指导员的作息规律，知道他们会在上厕所时经过自己身旁,冯家昌的“吃苦”，明显带有一种表演的成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通过黑板报来表扬连队里的战友，从而化解了来自绝大多数战友的敌意。

冯家昌将“吃苦”变成了一种向上爬的“钻营艺术”,然而，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吃苦”再也不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中原人古老的传统美德。类似的，老二冯家兴给人家洗裤衩，老三冯家运在戈壁滩忍受风沙和孤独，这些看似“吃苦”的经历，都是冯家昌的精心安排和设计，可以说走的都是向上钻营的捷径。《生命册》里的吴志鹏和骆驼窝在北京当“枪手”，暗无天日的生活苦不堪言，之所以能够“忍得住”，坚持下来，也是金钱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冯家昌们在进城的途中，把“吃苦”当成了进身之阶，于是也就“甘之如饴”了。

冯家昌的吃苦，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平凡的世界》中描述的一个画面：孙少平正背对着他们，趴在麦秸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那件肮脏的红色毛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背脊——青紫黑淀，伤痕累累。[4]377实际上，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叙事有很多关于“吃苦”与“忍耐”的描述。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吃苦”叙事，大部分都被转化成为了“奋斗叙事”，具有较强的浪漫色彩。“底层文学”关于“城市苦难”的叙述，则带有更多悲情色彩。然而，从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当下青年在进城过程中，依然在强调“吃苦”和“忍耐”。2015年的《北京文学》从第一期起在刊物上开展“为什么再苦再累都要奔北上广”问题大讨论。从这些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吃苦”已经成为了社会对于农村青年人进城的普遍想象，并在社会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恰恰就是对人们在特定时期的对社会的普遍感受所作的一个描述。因此，“吃苦”叙事本身表征着当下社会人们对于城乡关系的一种认识和想象。当一无所有的农村青年走入城市，他除了能吃别人所吃不了的苦，能忍别人多忍不了的痛，他还有什么资本呢？

李佩甫所关注的是，“吃苦”由一种传统美德逐渐变成了一种“钻营艺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依然应该向冯家昌们表示同情呢？雷达指出：“事实上，文化精神上的匮乏才是更深层的疾病，不然的话，冯家昌可以用‘贫穷’为自己辩护，杀人的小痞子也可以用‘贫穷’为自己辩护了。”[5]李佩甫的这种“吃苦”与“忍耐”的叙事，不仅表达了作家的一种现实担忧，但同时也揭示了城乡之间的伦理困境。

二、“交心”与“磨脸”：让麦粒在城市扎根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把“自白”与现代文学诞生联系在一起，他称道：“可以说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自白形式一起诞生的。这是一个和单纯的所谓自白根本不同的形式，正是这个形式创造了必须自白的‘内面’”[6]58。换句话说，现代文学的诞生是以所谓的“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的诞生为标志的。在此，我们不妨化用柄谷行人关于“自白制度”的表述来探析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关于“交心”的叙事。

在《城的灯》里，胡连长在和冯家昌喝完酒之后，教给冯家昌当兵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绝招：“交心”。胡连长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样东西可交，你把它交出来就是了。”[3]61把“心”交出来，显然是要冯家昌向组织袒露心胸，表明心智。冯家昌的“交心”与其说是在向组织坦白，不如说是用“交心”的方式来吸引上级的注意。“交心”的目的非常明显，却要做到不能太招人眼，被别人说闲话。冯家昌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通过“写血书”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可是血书交上去却没有回音了。冯家昌领悟到这样群体性的“交心”根本引起不了别人的注意，于是就偷偷地采取纯个体的“呈送”方式，一开始写自己思想和认识上的变化，慢慢地开始加入自己对连队的一些情况的看法。一封一封的“交心”信，最终引起了上级的注意，而把他提拔成了营部的文书，并最终当上了首长的秘书。

冯家昌吸取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之后，在多个场合施展出了“交心”战术。首先，冯家昌向侯秘书“交心”，经过一场作戏式的“假哭”赢得了侯秘书的信任，并进而使得这个军中的“老油条”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当秘书的诸多小诀窍；而后，他向李冬冬“交心”，坦承自己是“泥腿子”，是一个用“脚”思想的人；再然后，他向李冬冬的母亲和姨妈“交心”，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我家里很穷”，并对他们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童年。每一次“交心”，冯家昌不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生命册》中，吴志鹏也采取了同样的“交心”战术，他在辞职离开之前向梅村作了一次“自白”：“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武器’，我早已准备好的‘武器’。记住，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件东西可用，那就是‘诚实’。根据我的观察，对那些家境好、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诚实’一旦成为武器，是最能打动人的。”[7]29在《羊的门》里，呼国庆也巧妙地向上级考察人员“交心”，顺利地当上了县长。众多的例子中，“交心”成为了进城的农村青年一个绝佳的法宝，百试不爽。

在柄谷行人看来，“自白”是在一种压抑状态下产生的，“自白制度”从基督教文化中来，“是通过放弃‘主人’而欲成为‘主人’(主体)这样一种逆转。”[6]66柄谷行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强调“自白”或者“主体”，他还注意到了“自白制度”中的“主体”与传统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平衡。他指出：“为什么总是失败者自白而支配者不自白呢？原因在于自白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6]67。我们不妨将“交心”也看成一种“自白”，那么作为进城的农村青年与城市主体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农村青年向城里人“交心”，实际上是向城市主体裸露自己，将自己的秘密或羞耻展现在别人面前，供别人取悦、检查。而城市主体则既满足了“听故事”的好奇心理，又通过“施舍同情”的方式再次确证了自己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李冬冬的眼里，丈夫冯家昌能有今日，还不是因为得到了她的青眼垂怜？在她的观念里，“交心”变成了冯家昌一项应尽的“义务”，冯家昌似乎没有权利保有自己的任何秘密。正是如此，进城农村青年在一遍一遍的“交心”过程中，主动放弃了“自我”。

不过，冯家昌们的“交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是一种“艺术”。“交心”不是真正地合盘脱出，而是有选择性地组织一些材料，故意漏掉一些材料，有时候甚至在关键之处虚造一些材料，所谓“十句话里有一句假话”。如果说通过“交心”，冯家昌们向城市主体展示了自己的“内面”，那么这个内面也是虚假的内面。柄谷行人认为：“不是有了应隐蔽的事情而自白，而是自白之义务造出了应隐蔽的事物或‘内面’”[6]59。所以说，冯家昌们“交心”不但是一个不断地“漂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生造”的过程。筛除污渍，生造趣闻，呈递上去的自然是一些独特的、风趣的、光亮的东西。因此，“交心”不是“自悔”，而是包含着寻找另一种方式来确立主体地位的积极的姿态。

“磨脸”是冯家昌们进城的另一种进城策略，这一策略同样涉及到农村进城青年如何想象主体的位置和自我的安放。献出真心，就是献出“自我”；磨脸，也是献出“尊严”。“交心”不是彼此之间的坦承相待，而冯家昌的“磨脸”经验与刘汉香强烈的“脸”(面子)意识之间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交心”与“磨脸”，再次表征了农村青年进城过程中的精神异化。

通过“交心”和“磨脸”，我们也能大致想象当下农村青年在城市的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丧失尊严，迷失自我。李佩甫安排刘汉香对冯家昌的宽恕，体现了作家对于进城青年的一种“同情之理解”。实际上，当《蜗居》、《蚁族》这样的作品在社会获得极大的反响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也同样默许了“北漂们”的“蜷缩”姿态吗？或许，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跪着把钱挣了”，跪下去不容易，可是要站起来却更难。于是乎，“率性、自我、真诚、爱情”等这样一些词汇成为了农村青年普遍的“乡愁”。或许，这就是把麦粒撒向城市的代价。城市的钢筋混泥土结构没有提供扎根的土壤，于是你必须改变自己的“根须”，学着“漂浮”起来。

三、“发狠”与“算计”：绝望的反抗与征服城市的策略

如果说“吃苦”、“忍耐”、“交心”和“磨脸”基本呈现的是农村青年进城过程中“退守”的一面，那么“算计”与“发狠”则显然是“进攻”的一面。部分农村青年在城市站稳脚跟后，并不满足眼前的地位，为了继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往上爬，他们逐渐使出更多的手段，“发狠”与“算计”可以说反映了这部分进城农村青年的心理特征。

有学者注意到，李佩甫倾心于一种有硬气有狠劲的人。“硬气”与“狠劲”表现了“忍”的另外一面。这种“硬气”与“狠劲”来自于“一种发自自我的对逆境的抗争”[8]。《羊的门》里的三妮在搬砖时砸断了指头，她竟然在眨眼之间抓起斧子剁掉了那还连着筋、挂着肉的断指。《生命册》中的春才竟然用一把篾刀把自己的生殖器给割掉了。这种“发狠”，是一种最绝望的反抗，同时也包含着极其巨大的能量。

贫穷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一种“疾病”，这种病催促着他们逃离乡土，逼迫着他们“发狠”。冯家昌教育弟弟们时说：“要发狠，穷人家的孩子，不发很不行。我所说的发狠，是要你们‘狠’自己，并不是要你们‘狠’别人”[3]183。冯家昌最初让弟弟们练铁脚，其实早就已经在发狠。后来为了冯家运报考军校，冯家昌在部队玩命般陪弟弟的上级喝酒也是在发狠。一个敢于对自己发狠的人，一旦真正对别人发狠，那将非常可怕。在《生命册》中，骆驼讨债的方法就是通过“发狠”逼老万就范，最终老万不得不感叹：“我服了，我在京城混了这么多年，头次见，还有比我更流氓的”[7]105。城市的生存体验带给农村青年的往往是这样一种感受：城市人狠，那你得比他们更狠；城市人流氓，你就得比他们更流氓。可是问题在于，农村青年在进城过程中往往根本就不具备能力去“狠”别人，因而“发狠”也就常常单方面地表现为“狠”自己。

总结出来，“狠”自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要脸”，放弃尊严，任人唾骂；另一种则是“不要命”，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逼迫别人。刘汉香在城里见识了农民工讨薪，“要是再不给钱，俺就跪你了”。这种“跪”的艺术相比于骆驼讨薪的自残，显然要温和得多。近年来，一种被称为“自杀式讨薪”的讨薪方式经常在农民工身上上演，所谓的“为权利而自杀”*有学者将“自杀式讨薪”等现象称之为“为权利而自杀”，解释了农民工权力得不到维护后的极端行为。参见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六辑)，2008年。何尝不是一种最激烈的“发狠”方式呢？

李佩甫对于乡村的描写，特别注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自然地理环境容易得出中原人朴实少诈的一面。有学者指出：“他忘记了中原的人文环境，在文化传承中，人文因素往往占据更重要的地位。”[9]只有注意到中原土地上历代政治斗争、军事争霸中产生的权术谋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许才足以解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于“权谋”的热衷。因此，对于权力的崇拜和对于“权谋”、“算计”的熟稔似乎一开始就内在于进城青年的血液之中。他们在城市施展“计谋”，为的是反客为主，成为城市的主人。

在此，我们不妨借用马尔库塞分析“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时关于“攻击本能”的相关论述来理解进城青年的“发狠”与“算计”。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就是要使个人在受到来自社会的紧张和负担时，“使这种紧张和负担正常化，或者说得干脆一点，就是使他进入这样的状况：他有病，并且把自己的病当作健康”[10]3。对于进城青年来说，“获得成功和发财致富要求他们具有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再生产出来”[10]3。这就很容易理解冯家昌们将“发狠”当作成功的必要代价，甚至将“发狠”通过传授经验的方式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同样的，冯家昌在对待曾经的“良师益友”侯秘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算计”了一把。骆驼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更是无处不“算计”，甚至在与挚友喝醉酒的时候，他似乎还有一只眼睛是睁着的。

“发狠”与“算计”显然是“病态”的，而使进城青年服膺于这样一些逻辑的社会则更加是“病态”的。如果说对自己“发狠”体现的是进城青年在进城过程中的“孤独”和“无助”，那么“算计”则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不信任。一套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在社会横行，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正在试图劝服像冯家昌一样的农村青年，使他们将“病态”当作正常。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社会对于人的本能的压抑和调节往往反倒促进了“攻击本能”的发展。农村青年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下，城市的竞争意识形态又给他们一种“弱肉强食”的虚假意识，内在于他们的生存本能往往就容易流于残忍或者贪婪。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是“发狠”、“算计”，从而在人性迷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我们再次回到冯家昌为进城而抛弃道德原则这样一个原初问题上来的时候，简单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多价值。而是小说的进城叙事，反映出社会对农村青年进城状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想象。这种普遍的想象，表征着一部分中国人对于乡村和城市之关系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想象。

四、结语

《城的灯》虽突出了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小城镇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对进城的农家子弟被城市俘虏和异化进行道德批判。主人公冯家昌为了进城和出人头地，将任何道德原则抛之脑后，他和三个弟弟虽成功征服了物质意义上的城市，但最终被城市异化，再也回不去家乡。在城市灯光的照射下，我们目睹了冯家昌由“容忍”、“吃苦”、“交心”、“发狠”、“磨脸”和计谋带来的胜利，从食草动物变为食肉动物，但我们也从他的泪水中看到了他难以自抑的灵魂煎熬与内心痛苦。显然，作者李佩甫的价值判断最终指向乡村的叙事伦理，他把自己的根扎在故土上，无法容忍乡村道德被践踏。

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对于进城青年精神变异的批判，同时也表述了现实的无奈。农村青年进城，固然有理想、奋斗的一面；而“吃苦”、“忍耐”、“交心”、“磨脸”、“发狠”、“算计”毋宁说是体现了进城青年对现实的真实体悟。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在追寻着幻觉，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11]45。现实的残酷带给他们一种“不得不如此”的认知和感受。在《城的灯》里，李佩甫尝试用刘汉香这样一个圣母般的人物来缝合城乡之间的伦理冲突，但这一形象带有太过明显的设计痕迹和理念化色彩，不啻为一种美好的道德乌托邦想象。对于现实中的城乡差距和伦理冲突，这一想象无疑具有虚幻的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 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李佩甫.城的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4] 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5] 雷达.长篇小说笔记之十七——李佩甫《城的灯》 李科烈《山外还是山》[J].小说评论，2003(3)：4-7.

[6]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7] 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8] 孙荪.捕捉变化中的乡土精灵——李佩甫散论(上)[J].中州大学学报，1998(1):24-30.

[9] 侯运华.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J].河南大学学报，2001(1):59-65.

[10]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11]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石长平

On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 Li Peifu’s Plain Trilogy

——A Case ofLightofCity？

LIU Hai-jun, WU Ping-y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Raymond Williams holds an idea that emotional structure is “a whole way of life” in a specific region and era and is the culture of a period. Emotional structure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people’s universal and extensive feelings towards real life in a particular era, which shows the shared values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that era and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literature. In terms of “emotional structure” defined by Williams,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how heroes in Li Peifu’s “Plain trilogy” cleverly used and transformed the survival wisdoms accumula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y the peopl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It further deals with the fact that how these people succeeded in surviving in the city through a series of strategies such as the “hard work, “patience” “sincerity”, “being clingy”, “being determined” and “being smart”. By analyzing Li Peifu’s cultural imagin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the emotion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novels is to be grasped.

Key words:plain trilogy; emotional structure; urban-rural relations;LightofCity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6)01-0046-05

作者简介:刘海军(1977-)，男，湖南浏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吴平一(1991-)，男，江西宜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项目:“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农村土地制度之变迁”(0309005201021);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IASP1511)。

收稿日期:2013-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