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路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解析《在中国屏风上》的东方主义倾向及毛姆的殖民主义思想

杨静路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英国作家毛姆的游记《在中国屏风上》因流露出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态度赢得了评论家的赞赏。然而，作为生活在浸透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社会里的作家，毛姆仍无法挣脱东方主义思想的桎梏。文章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视角来解读毛姆的游记——《在中国屏风上》，可以看出，被认为是反殖民作家的毛姆在作品中难以摆脱殖民主义思想，游记仍表现了毛姆内心深处的东方主义倾向。

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东方主义；他者；自我

一、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

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位于遥远的东方，它不仅是“野蛮之地”，还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总的来说，毛姆对中国的描绘是负面的。在《在中国屏风上》这本游记中，中国被边缘化，中国人也被边缘化。与有文化、有教养的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丑陋不堪、极其野蛮，连动物都不如。此外，破败的社会、未开化的文化也成为劣等中国的代名词。

(一)中国人形象：丑陋、野蛮、沉溺于鸦片

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相貌是非常丑陋的。他们有着黄皮肤、黑眼睛，并且还很神秘、难以捉摸。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黑乎乎的眼睛神秘莫测地凝视着。或者，他们露出一种愉快的神秘表情，好像在进行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或者，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装满东方人都是神秘莫测的这种观念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好人。毛姆厌恶这样的中国人。另外，西方人也讨厌与中国人葬在一起。他们不想和黄种人埋在一起，他们受不了黄种人歪斜的眼睛和龇牙咧嘴的脸。欧洲人认为他们自己很美丽，因为他们有着白皮肤、高鼻梁以及匀称的线条，而中国人身材短小，有着深色、接近黑色的皮肤，面部缺乏立体感，眼睛细长，这些特点令欧洲人生气，甚至恶心。

此外，毛姆根本不把中国的苦力当人看，而是视为“驮兽”，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代名词，中国人也总是被描述成野蛮人。如果你向常驻中国的那些老资格外交官提起你对中国苦力的钦佩，他们会认为你有些荒唐。他们会无所谓地耸耸肩，然后告诉你，那些苦力不过是些牲畜，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挑担子的，所以他们能愉快地劳作也不足为奇；他们衣衫褴褛、工作艰辛、生活贫困、痛苦不堪；他们没有感情，没有尊严，仅仅是“牲畜”。这充分体现了毛姆对中国苦力的贬低和蔑视。同时，在《江中号子》篇里，纤夫被描述成“野兽”。那些纤夫们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此外，毛姆还经常用“骆驼或猿似的”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人。在毛姆的笔下，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不知道是什么物种的动物。通过这些描述，中国成为一块充满兽性的土地，中国人也成为非理性的、未开化的兽类。

在毛姆的这部作品中，一种黑色的毒品即鸦片被提到多次。在中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官员还是普通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沉溺于鸦片，拿着烟枪躺在床上。这些吸食者身体虚弱、精神麻木，有时还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即使是哲学家辜鸿铭都有烟瘾，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中国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吸食鸦片的国家。

众所周知，历史上英国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英国却获得了巨额财富。鸦片不仅加剧了中国的贫困，也给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中国在迅速地没落。然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本游记中，鸦片烟馆被描述为一个舒适、安谧、愉悦的地方，一个整洁、舒心、合意的家，而不是糟糕、肮脏的场所。通过这样的描述，毛姆不仅宣传了鸦片的“益处”，而且掩盖了他们的罪行。也就是说，毛姆想要遮掩英国人的犯罪行为，还想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二)中国社会形象：贫穷、落后、人口庞大、习俗野蛮

在毛姆看来，中国极度贫困、破败、肮脏，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原始社会中。

中国的房间、酒馆、客栈都肮脏破败，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根本无法居住。人们都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垃圾，让人难以忍受。中国的乡村破败不堪，房屋拥挤黑暗，街道也是紧挨着，狭窄又阴暗，它们曲里拐弯，就像迷宫一样。与20世纪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落后的。中国没有一丝现代感，缺乏科学技术，而这些在西方国家很普遍。根据毛姆的描述，中国的交通运输不便、发展迟缓，中国人总是背着沉重的东西，匆忙地走着，因此，苦力随处可见。在中国没有电灯，人们就只能点油灯。虽然毛姆参观了很多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重庆等，但他总是忽视这些城市的现代化。来到北京时，他完全被紫禁城的神秘感吸引了；还有古迹，比如天坛，让他想起了古代辉煌与灿烂的唐宋时期。虽然20世纪的北京在中国是最发达的，但毛姆对这个城市的现代化丝毫不感兴趣，甚至漠视它的发展。

毛姆来到中国后，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庞大的人口数量，街市似乎永远都是拥挤不堪。无论是高低不平而又狭窄的人行通道，还是曲径深巷，到处都熙熙攘攘。同时，中国城市还很喧闹嘈杂：小贩摇着木铃铛沿街叫卖，瞎眼艺人和按摩女子打着板子，饭馆里有人在尖声细气地唱着戏曲，举行婚礼或做丧事时传出很响的锣声，街上是苦力和轿夫粗哑的喊声；还有乞丐纠缠不休地哀诉，他们肢体残废，生着恶疾，衣衫褴褛；号手吹出凄厉的号声，不停地练习着他始终吹不好的一个调子。然后，像是低音伴奏，各种嘈杂声合成一种粗鄙的曲调：喋喋不休的说话声、欢笑声、叫喊声、争辩声及玩笑打趣声和闲言碎语的声音。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仅使毛姆很吃惊，而且让他很蔑视中国人，因为他认为野蛮人总是淫荡的、生殖力旺盛的。他觉得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不仅是中国人自身的灾难，也是对西方的威胁。

在中国旅行的毛姆还发现了一个野蛮的现象，那就是弑婴。毛姆对这一野蛮冷血的习俗进行了批判。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这一现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对此无动于衷，没有相应的机构或个人出面挽救这些婴儿的性命。相反，倒是那些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善良的西方修女们创办起了孤儿院，来拯救被遗弃的婴儿。通过毛姆的描述，会让人觉得中国人是弑婴的凶手，而西方人则是弃婴的救助者。毛姆还认为这种弑婴行为就是中国人的本性所致。事实上，在中国，由于极端贫穷，生活所迫，父母毫无选择，只能遗弃自己的孩子，他们根本不情愿这么做。

(三)中国文化形象：未开化、低级、庸俗

在游记中，毛姆提到了中国的语言、服饰、发型及婚姻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他对中国文化的蔑视。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各民族语言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语言的功能是交流与对话。为了进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熟知其他民族的语言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异国的侨民来说。但是，在游记中，很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人不会说汉语，这并不是因为汉语太难学，而是因为他们以不会说中国话为自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中国的语言也是落后的，没有学的必要。毛姆在游记中不断地表明这种观点，他认为除非他是个传教士或公使馆的华文秘书，否则没必要学汉语。西方人认为汉语是一种原始的语言，是中国落后的一个标志。中国是野蛮的，野蛮民族的原始语言当然是没有必要学习的，所以毛姆笔下的西方人根本不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

20世纪，在中国，男人穿传统的长袍，女人穿满式旗袍。这些传统的服饰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游记中，哲学家辜鸿铭也穿着长袍，脑袋后还扎着条辫子。虽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发式和传统服饰感兴趣，但从寥寥数笔的描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嘲弄与鄙视。

毛姆特别憎恶中国的包办婚姻。20世纪，在中国，很多年轻人的婚姻是由父母或亲戚包办的，他们根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人，他们的婚姻被别人掌控，毫无自由可言。

二、作为“自我”的英国形象

在《在中国屏风上》这本游记中，毛姆笔下的西方人都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西方人是中国的目击者和拯救者，他们是毛姆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他们的着力刻画，毛姆在不断地强化具有自由和文明传统的西方形象。

(一)关注的焦点

1.被着力刻画的次要西方人物

按常理来说，在《在中国屏风上》这本游记中，中国人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但毛姆却把描述的重点放在了欧洲侨民身上，例如内阁部长、国王陛下的代表、修女、麦克里斯特医生、领事、副领事、基督复临派教徒、女传教士、老船长等。毛姆对中国人的描写只是略微带过，但对西方人的描写却是详尽至极，甚至对次要的西方人都描写得很详细。

与轻描淡写的甚至大部分都是负面形象的中国人相比，对“理性的、爱和平的、宽宏大量的、文明的”西方人有着大篇幅细致的描写，即便是对那些西方小人物也有着浓墨重彩的描写。虽然不是主角，但毛姆对无足轻重的西方小人物的相貌、表情、心理变化、行径都描写得很细微，并且他们还可以畅所欲言，尽情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却毫无话语权。

2.中国的目击者和拯救者

欧洲人是中国人权威的目击者，他们窥视着中国的各个方面，并且还是中国的发言人，因为中国根本无法阐释自己。本书中的“大班”就是最好的证明。大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驻中国的英国公司中的一号人物。他凭借较强的能力逐步拓展自己的事业。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他们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他们害怕中国城市的这些弯曲、拥挤的街道，觉得中国庙宇重叠繁复的屋顶阴森恐怖，那儿游荡者狰狞和痛苦的鬼魂。作为中国的目击者，大班通常看到的就是这些场景，他见到的中国人也令他厌恶。他讨厌那大群的一身蓝褂子的苦力和衣衫褴褛、脏兮兮的乞丐，也讨厌穿着黑色长衫、圆滑、满脸堆笑但不可捉摸的商人和地方官员。他恨中国这个国家。他究竟为什么来这儿呢？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极度恐慌，下决心一定要离开。他不想再待上一年，一个月也不行。通过对这个西方人，并且还是主要的看客——大班的描述，毛姆的东方主义思想显露无遗。

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拯救者。先看一下欧洲传教士。一方面，他们憎恨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忠于上帝，相信到中国传教是他们最神圣的使命。在《恐惧》一篇中，毛姆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传教士温格罗夫。当毛姆进入温格罗夫的客厅时，中国地毯、中国古画、佛像、黑檀木桌子等中国味的物件使毛姆误认为温格罗夫很爱中国，但实际上完全错了。尽管表面上温格罗夫喜欢中国，但他心底是憎恨中国的。当毛姆正在和温格罗夫说话时，温格罗夫的家庭女教师进来了，突然温格罗夫脸上现出极为厌恶的表情，仿佛有一种臭味恶心得他连脸都扭歪了，但这表情又很快消失，脸上露出一丝愉悦的笑容；但这太刻意了，结果只是显露出一个苦恼的怪相。这种戏剧化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真相：温格罗夫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像温格罗夫一样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假装喜欢中国，但实际上他们非常讨厌中国。虽然这些传教士不情愿到中国传教，但他们担心，如果不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上帝会惩罚他们。此外，在毛姆看来，中国人如果不信上帝，他们就会下地狱。这些欧洲传教士相信，通过在中国传教，不仅能够赎自己的罪，也因他们掌握基督教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和优越性，还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种种恶习，从而拯救中华民族。再看一下修女。书中还描写很多修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创办修道院。为建设修道院，修女们吃尽苦头，刚开始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但这并未磨灭她们的热情，没有人因为条件艰苦而中途退出。同时，她们还拯救了很多弃婴。那时候在中国，没有相应的机构或个人出面挽救这些婴儿的生命。修道院建成以后，为了劝说中国人把弃婴送到孤儿院，修女们还要给对方物质鼓励，否则婴儿就会被当作垃圾一样扔掉。通过毛姆的描述，读者觉得西方人不仅挽救了这些婴儿，更拯救了其他中国人。

(二)文明人

这本游记把西方人描写成有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的绅士，他们是文明的、有优越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德森。亨德森是一家外资银行的经理。他刚来中国的时候，拒绝乘坐黄包车，他认为黄包车夫跟他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却到处拉着他，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所以他徒步走路，说这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能使他保持健康。但上海天气很热，有时他急于赶路，所以偶尔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有辱人格的交通工具。这使他颇不自在，但无疑十分便利。后来他经常坐黄包车了，但他总是想到这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当毛姆见到他时，他到上海已经3年了。他们一起在这座中国城市度过了一个上午，从这家商店逛到那家商店，因为亨德森要买伯特兰·罗素的一本刚到上海的新书。给他们拉车的黄包车夫满头大汗，时不时用破手巾擦额头，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亨德森骂他是个该死的家伙，同时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蔑视。

我们再看一下毛姆笔下的在华西方政客。在《领事》一篇中，皮特先生在领事的位置上已经20多年了。他非常反对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通婚。一天他接待了一位英国女子，当他听说她已经嫁给了中国人时，他极度愤慨。一个外国女子想要嫁给一个中国人，这本身就让他很生气，而她没有做些必要的咨询就贸然嫁人，这更让他恼火，像是他自身受到侮辱似的。皮特先生认定她是个非常愚昧无知的女人。根据英国法律，她并没有嫁给姓俞的人，这样，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马上回英国去。皮特认为她绝对不能再回到她的中国丈夫那儿了，并且不会再听她的废话。皮特坚持要她离开这个中国丈夫。皮特先生重复了所有那些劝说的理由，但她就是不听。跟往常一样，他发起火来，她所说的话完全夺去了他最后的一点平静。当这个女人说到她很爱自己的中国丈夫时，皮特先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恶狠狠地骂这个女人该死。欧洲人普遍认为与深肤色人种为伍会损害白人的人格，危及种族的纯洁。所以他们反对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互生爱意，同时不断地诋毁中国人。西方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上的优秀种族，东方人是配不上这么高贵的血统的。

三、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东方写作

(一)西方和东方

西方学者有意地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和东方，西方以“自我”的形象出现，东方以“他者”的形象出现。东方一直被观看，而西方则是看客，甚至还是审判者，评判着东方的好与坏。西方处于统治地位，控制着东方。赛义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创造出西方和东方这种形象，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种形象的创造是一个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对自我身份加以确认的一个过程。东方主义者认为野蛮的东方人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更不用说经营、管理他们的国家了。因此，东方只能被西方控制、管理、奴役。这种对比也揭示了两者间的权力关系和地位，东方主义的基本观念就是西方是“自我”，东方是“他者”。基于这点，赛义德表达出了殖民主义背后的基本思想，东方人不同于西方人，他们就应该被西方人统治，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仅仅是“他者”，西方才是世界的中心，是“自我”。

(二)东方主义思想的本质

1.毛姆东方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毛姆看来，东方主义创造的作为“自我”的西方和作为“他者”的东方，都是为西方的霸权服务的，东方要从属于西方，并且还要强化西方的“自我”优越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东方学者创造了大量的二元对立。西方和东方的特点完全不同：西方文明、先进、强大，西方人优越、善良、理智、强壮，而中国则野蛮、落后、愚昧，中国人劣等、邪恶、不理性、羸弱等。这样的描述是由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霸权造成的，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人至高无上的体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毛姆在游记中创造了很多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在毛姆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在毛姆的叙述中，中国人只是西方人的陪衬，东西方间的对立在游记中被反复地强化。

2.导致毛姆东方主义思想的因素

(1)毛姆的个人因素

首先，毛姆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对中国有个清晰、正确的认识，他只是匆匆地瞥了中国的景象和中国人的生活一眼，根本没有深入地去了解中国，没有触及中国的本质，没有抓住中国的精髓。他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只是表面现象和大致的游览状况。实际上，毛姆关注更多的是古代辉煌灿烂的中国，因此，他并不关心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和所做的挣扎。在这样的目的下，他自然不会探究到中国的真实情况。

其次，毛姆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庭背景、接受的教育、他的经历，还有作为殖民者所享有的特权和从大英帝国获得的利益让他难以超脱时代背景，难以摆脱他固有的东方主义思维。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也受到英国和欧洲大环境的影响。毛姆受东方主义的影响很深，他的游记依然渗透着东方主义思想，东方主义思想已经植根于他的内心深处，他的作品也不会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2)经济和政治因素

20世纪初，欧洲国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繁荣，实力增大。从政治角度来说，当时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时期，社会矛盾重重，军阀割据，生灵涂炭。但殖民者总是美化他们侵略的事实，为他们的占领与控制找理由，从而更好地掌控殖民地。殖民者还经常把在殖民地土生土长的人视为野蛮人，把他们的国家视为未开化的地方。因为殖民地远离文明，所以殖民者认为这些野蛮人需要被教化，需要接受文明的熏陶。在毛姆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人征服其他国家是他们的职责，英国人征服中国也是他们的职责。毛姆相信欧洲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国从属于英国。

【责任编辑郭庆林】

2016-05-12

杨静路(1991—)，女，河南林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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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726(2016)10-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