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993年曾经名噪一时的“陕军东征”开始，中国文坛便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长篇时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把主要精力投入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写作上，长篇小说的写作状况便日渐进益，出现了一批堪称优秀的作品。这种状况在2015年度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诸如陈应松的《还魂记》、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东西的《篡改的命》、何顿的《黄埔四期》、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须一瓜的《别人》、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艾伟的《南方》、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王安忆的《匿名》、严歌苓的《护士万红》与《上海舞男》、韩东的《欢乐而隐秘》、杨则纬的《于是去旅行》、路内的《慈悲》、张好好的《禾木》、李燕蓉的《出口》、康赫的《人类学》、周蠧璞的《多湾》、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弋舟的《我们的踟蹰》、冉正万的《天眼》、陈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纪事》、王华的《花村》、王凯的《瀚海》、张翎的《流年物语》、刘庆邦的《黑白男女》、陶纯的《一座营盘》、陈谦的《镜遇》、张者的《桃夭》、秦巴子的《跟踪记》、杨东杰的《一嘴泥土》、尔容的《相爱不说再见》、刘仁前的《残月》、刘春龙的《垛上》等，都是这一自然年度内不容忽视的代表性文本。细察这些长篇小说文本，就主题表达层面而言，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对于“中国问题”从各个不同层面切入而进行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究竟何谓“中国问题”？“我们之所谓‘中国问题……是处于又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到底如何的问题。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知识界的基本思想动态，就应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于当下时代中国所面临种种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一种自觉行为。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物事，文学自然也没有成为缺席者。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与表现，正是当下时代许多中国作家一种凸显自身人格良知的写作选择。”“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说到中国问题，以上只是一种最狭义的理解方式。就本文的论述主旨而言，凡是曾经在中国的现实中或者历史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也都可以被看作是需要我们予以强烈关切的中国问题。”[1]倘若承认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解还有那么一点道理，那么，在2015年度的长篇小说作品中，诸如陈应松的《还魂记》、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东西的《篡改的命》、何顿的《黄埔四期》、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须一瓜的《别人》以及李燕蓉的《出口》等，都在这一方面进行着或以侧面各不相同的思考与表达。将这些作家的作品整合在一起，自然也就构成了对于“中国问题”的全方位思考与表达。

东西的《篡改的命》，是一部思考关注现代化思潮冲击下底层人众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小说既然被命名为“篡改的命”，那么，对于命运的思考与书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西的关注重心所在。通读全篇之后的一个感觉，似乎是汪长尺的所有不幸皆来自于所谓命运魔掌的捉弄，但他的悲惨遭遇是否因此就被看作为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命运悲剧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一个无法被轻易忽略的根本原因在于，如同汪长尺此类底层民众的草芥命运之所以能够被篡改，正与他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极度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无法剥离的紧密关联。归根到底，汪长尺们命运的被轻易“篡改”，正是尊奉权力和资本的时代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二者合谋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细细打量当下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面，我们固然得承认经济高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但与此同时，却也不能不看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如此一种贫富分化严峻社会现实的存在。放眼当下时代，资本与权力的狼狈为奸所导致的阶层固化，已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时代，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要想仅仅凭借个人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实在是太过艰难的一件事情。唯其如此，小说中的汪槐才会无奈而辛酸地训骂儿子汪长尺：“你一个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存款，每步都像走钢丝，竟敢拿命运来开玩笑。”《篡改的命》中，处处呈现出的皆是结盟后的权力与资本对底层人众的无情捉弄的景观。面对着一个严重欠缺正义公平的不合理社会，汪氏父子及其家人真正可谓是“机关算尽”，企图凭借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命运，但最终的结果却只能是事与愿违，愈是抗争，换来的愈是更大的苦难与不幸。他们力图改写自身命运的悲壮努力，正如同古希腊神话中那位一次又一次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到头来只能是彻底的绝望。

一方面，汪氏父子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悲惨遭遇，固然是所谓底层苦难的鲜明体现，但底层苦难的另一部分重要内涵，却突出地体现在底层人物正常人性世界的严重被扭曲上。这一点，之所以能够在东西的笔端得到深切的艺术表现，与作家内心中一种殊为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的存在，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关联。悲悯情怀的存在，极明显地提升着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创作者以悲悯意识感知和表现历史人生，自觉以其作为文学中观照人生，表达情感的审美方式……出于强烈的社会意识和人类关怀而具有的悲悯情怀更体现了承担者的人类关怀和社会良知。故有悲悯意识的作家必能审视人类生存的困境，观照底层人的生活，以一种悲悯风格来建构他们的文学世界。”[2]需要注意的是，《篡改的命》中人性的被扭曲异化者，并不仅仅是作为中心人物存在的汪氏父子。汪氏父子之外，其他若干底层人物，实际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被扭曲状态之中。作家东西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面对着对底层人众所无法摆脱的极端生存困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烛照苦难，真切地写出了匍匐在中国大地上那“沉默的大多数”们无法言说的精神苦痛。

同样聚焦国人苦难命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是陈应松的《还魂记》。《还魂记》尖锐犀利的现实批判锋芒，首先指向了社会体制的不合理与不公平，指向了一贯草菅人命肆意妄为的现实权力。这一方面，其不幸命运遭际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柴燃灯。柴燃灯的少年生活尽管充满着不幸和屈辱，但他人生最大的不幸，恐怕却是被村长老秦陷害，因莫须有的“强奸”罪名被送进了监狱，度过了长达20年之久的牢狱生涯。荒唐之处在于，这位因为“强奸”罪而被判决入狱的柴燃灯，居然一直到他成为冤魂返乡时，都仍然是一个没有接触过女性身体的童男子。也因此，柴燃灯的被错判入狱，并不是村长老秦单凭一人之力就能够做到的。在这一冤狱被构陷造成的过程中，也还有其他拥有生杀予夺权力者的推波助澜与助纣为虐。其中的关键人物有二，一位是镇里审判庭的庭长，另一位是县里政法委的主任。先来看吴庭长的自述：“我判了太多的人，我实在记不清了。”“那你说了算？领导要我干这个事，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不让我说了算谁说了算？总有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既是一种结论，也是一个结案。”“那样的时刻活该你倒霉。原谅我，我的心情不好。我浑身都长着水疮。”一种缺少了必要监督的权力，就是如此任性霸蛮。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因为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一个审判庭的庭长，就可以罔顾事实，随随便便判处一个无辜者死缓。而柴燃灯自己，明明没有犯罪，最后却被迫认罪，也是屈打成招的结果。然后，是政法委的潘主任：“我知道他是谁，不就是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强奸犯吗？我知道你，当年我就是政法委主任，你的案子是我批准的。我不怕邪，我也是坐过牢的，保外就医。我犯下的是贪污受贿罪。”作为主管政法工作的更高一级的领导，潘主任理应认真查核事实，在确证犯罪事实无误的情况下，方才能够批准案子。然而，从他“我不怕邪，我也是坐过牢的”这句话中所明显透露出的，恐怕却是他明明知道自己犯下了草菅人命的错误，但却没有丝毫悔改的表现。审判庭也罢，政法委也罢，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看作国家机器的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吴庭长和潘主任对于柴燃灯极端不负责任的草菅人命之举，在作者看来，意味着国家机器对于公民生存权利的肆意凌辱与无端侵犯。正是他们与村长老秦一起联手，共同制造了柴燃灯的悲剧命运。正因为如此，柴燃灯竟然在监狱中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安全感，我们完全可以由此想见小说中那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国家机器对他的伤害达到了怎样一种严重的程度。

失去必要监督的现实权力不仅可以陷害草菅如同柴燃灯这样不幸者的人命，而且也更可以让黑鹳庙村的一众普通村民自觉臣服于村长老秦的淫威之下。比如，柴棍，为了巴结村长，捞取好处，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狗牙送到了色鬼老秦的床上。同样的情形，也突出地表现在柴燃灯同学大脚弓的妻弟戴孝身上：“那天在鱼塘旁边的燕麦地里，您跟我姐姐，我本想一锄头薅死您的，但一想，我跟我姐姐是两个孤儿，姐姐能跟村长好上，以后也没人敢欺负她。这样想，我也就释然了。”要替姐姐出头打抱不平的戴孝，之所以半路上缩回头来，很显然也是服膺现实权力逻辑的一种结果。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有村长罩着就是不一样。当戴孝失手打死邻家老头的时候，因为有村长的帮忙说情，庭长只判了他区区8年徒刑。也正因此，在如同柴棍这样普通村民的心目中，尽管村长老秦长期肆意蹂躏欺辱他们，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恨得咬牙切齿，尤其是在村长儿子结婚时的那场假酒宴竟然致使村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变成瞎子之后，柴棍他们实在想杀了村长以平复满腔怨气，但到头来却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在柴棍们的心目中，手中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村长格外令人敬畏。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虽然村长老秦在黑鹳庙村一贯作威作福欺男霸女简直无恶不作，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却也有卑躬屈膝刻意逢迎的时候：“我在你面前风光，在上级面前是孙子。比孙子还不如。我先后给人家当过孙子、重孙、奴才、太监、奸臣、狗、小丑、傻子、妓男、乞丐、皮条客、马前卒、孝子贤孙、暗探、打手……守住黑鹳庙村这一块地盘，还不是靠我老秦这个瞎鬼吗？”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一个官本位的专制社会之中，无论官大官小，都必须服膺于现实的权力逻辑。如此一种社会体制，所最终规训造就的，只能是如同村长老秦这样处于极端分裂状态的奴性人格。

带有因果报应色彩的一点是，吴庭长一方面草菅人命，极端不负责任地制造着类似于柴燃灯这样的冤假错案，但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到后来却也难逃被冤枉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一位曾经大权在握肆意妄为的审判庭庭长，到头来居然万般无奈地成为了哭告无门的上访户，其中一种存在层面上的荒诞与吊诡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关键还在于，吴庭长虽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上访十多年之久，但到头来却依然是无果而终。吴庭长人生悲剧的生成，再一次强有力地确证着社会体制的不合理与权力的邪恶。

对社会体制不合理的揭露与批判，固然是陈应松《还魂记》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意涵，但与此同时，陈应松也把自己的批判矛头不无犀利地指向了深层意义上的人性之恶。这一方面首当其冲的集中体现者，仍然是那位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柴燃灯。一方面，冤魂不散的柴燃灯当然是一位无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在另一方面，他的人性世界构成中却也存在着极明显的恶的成分，为了减刑，他成了监狱中的告密者。因为柴燃灯的积极检举，“有一个人的减刑泡了汤。”柴燃灯的告密行为，招致的是其他同改的反弹报复，并最终不无残忍地将他整死在紃纱堆里。柴燃灯之所以要告密，是为了减刑后的早日出狱，是因为即使在监狱里也存在着一种鼓励告密的基本制度。由此可见，他人性世界中内在的恶，乃是被社会制度之恶激发而出的一种结果。就这样，社会制度之恶导致人性之恶，而人性之恶，却又反过来越发加重着社会制度之恶。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叠加激发的一种必然结果，只能是现实社会整体罪恶的日益严重。《还魂记》中人性之恶的体现者，绝不仅仅只是柴燃灯一人，这种“恶”可以说俯拾即是。比如说，那位在黑鹳庙村四处放火的白痴五扣，再比如，那位因柴燃灯也即321的告密出卖而无法越狱去保护女儿的“灰机”737，还有江瞎子和万瞎子那两位从始至终一直互相掐来掐去的瞎子。

更具体地关注思考着食品安全与医院里的经营创收与医患关系问题的，是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别人》。首先进入须一瓜关注视野的，是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日子报》记者庞贝因为酒后大闹派出所醉打警察的问题差点被停职下岗，非常器重她的报社老总花利民特意安排她担任新成立的“食品报道组”的负责人。报道组由三人组成：“庞贝，括弧里写金牌记者；段恺心，括弧里是省双十佳记者；罗加加，括弧里写食品专业记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因为食品安全事实上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食品报道组”的成立，马上就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报道活动一开始，专设的热线电话就被反映问题的老百姓给打爆了。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庞贝这个“食品报道组”的采访报道活动，当下时代日益严重威胁着国人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方才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毒鸭血问题。酉州人祖祖辈辈喜食鸭血，鸭血的市场需求量极大。于是，就有人开始设法制造假鸭血了：“血浆是老板从外面弄来的，说是鸭血，其实是猪血、牛血、鸡血，乱七八糟的，反正没有鸭血。血浆四斤，加七加八再煮出来，就能煮出二十斤的鸭血块。造假倒也就罢了，要命处在于，假鸭血的泡制，还必须得使用甲醛，一用甲醛，假鸭血就变成了慢性杀人的毒鸭血。假鸭血之外，其他诸如“一滴香”、毒鱼、毒豆芽、假葡萄酒、毒狗肉等食品安全问题，也都在须一瓜的笔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表现。总之，由于巨大市场利益强力驱动的缘故，食品造假已经成为当下时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国人的身体健康。对这一点的尖锐揭示，所凸显出的正是须一瓜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批判立场。

然而，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状况相比较，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社会监督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毒鸭血事件被曝光后由食品药品监督局与市委宣传部门联合牵头主办的一次碰头会上。本来是自身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监管责任，但在问题被报道出来之后，这些监管部门却不管不顾地迁怒于报社。他们如此一种一味推诿责任的姿态，给人一种突出的感觉就是，只要不被媒体报道出来，那这些问题就似乎是不存在的。原本以为自己报道有功的庞贝他们，根本没想到，碰头会到头来却变了味，变成了一个变相的“批斗会”：“很多部门代表，对这篇报道不满。庞贝听来听去觉得困惑，自己在第一篇报道中，并没有明确批评过哪一家，可是，现在，每一家都认为，报社在暗示公众，他们的防区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正因为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碰头会上，来自于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领导才会拼命地推卸责任，并且在暗中有意无意地把指斥的矛头对准了庞贝他们。从区农业局到区工商局，一直到市质量监督部门，所有的与会者都站在各自部门的本位立场上，为自身的不作为强作辩护。依照与会者的逻辑，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既不是制假、造假者，也不是这些监管部门，反倒是无事生非的庞贝他们。假若媒体不去关注报道事实上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去捅这个敏感的马蜂窝，那么自然也就会天下太平。很显然，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际上已经变了味的碰头会的描写，须一瓜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政治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与追问。一方面，假冒伪劣食品的日益增多，固然与所谓市场经济强烈刺激下国人欲望的普遍膨胀密切相关。伴随着物欲的喧嚣，国人的道德水准严重下降。失去了道德有效制衡后的国人，竞相狂奔在达至欲望高峰的路途上。但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的愈演愈烈，却又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脱不了干系。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监管部门不仅自身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而且还发过来倒打一耙，把积极介入假冒伪劣食品问题报道的新闻媒体视若寇雠。这样一来，须一瓜自然也就把自己的批判矛头更加犀利地对准了潜隐于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不合理社会体制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之外，须一瓜在《别人》中聚焦的另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医院里的经营创收与医患关系问题。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马佛送曾经供职过的酉州人民医院以及尚仁与丽健这两家私立医院。首先是酉州人民医院的经营创收：“新上任的院领导大抓经营创收，连续出台改革方案。比如，开单提成规定：门诊、住院病人发生的药品收入，计入开单医生所在科室，作为该科室的药品收入。医生们为了提高收入与奖金，能用国产药的，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的，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的，用三四种药；光子刀、支架植入、核磁共振、住院证，统统都明文规定转为计件收入。”这样一来，医护人员的待遇固然提高了，但沉重的医疗费用却被转嫁到了无辜的患者身上。所谓的乱收费云云，指的也就是这种情况了。然后是私立医院对于无辜民众的恶意骗诊。何为恶意骗诊？就是说这些私立医院常常会打出免费大义诊的旗号来招徕患者，只要有人贪图一时的小便宜上门求诊，私立医院发横财的机会也就到了。比如，一位卖菜的老农，本来只是普通的咽炎，却因为贪图小便宜去做免费的彩超。没想到，不彩超不要紧，这一彩超，可就彩超出了大问题。结果，他被莫须有地怀疑有三个肿瘤。如此一个诊断结果，不仅给他无端平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增加了经济负担。最后的获利者，当然只能是恶意骗诊的私立医院本身。如此这般不择手段地忽悠欺骗患者，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患关系的高度对立与紧张。究其根本，无论是酉州人民医院巧立名目无原则的经营创收，抑或还是私立医院不择手段地大肆聚敛钱财，都是导致当下时代医患关系日趋对立紧张的主要原因所在。正如同前边已经讨论过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导致医疗问题日趋严重的关键原因，也不外两方面。一个是国人道德水准的普通下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另一个则是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严重缺位失职后的毫无作为。

相比较而言，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更多地把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到了社会政治机制的层面上。一方面深度刻画批判着一种政治权力人格，另一方面真切揭露出了一种黑金政治现实。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小说主人公欧阳万彤。关于欧阳万彤这一颇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其人性构成中某种悖论状况的存在。作为周大新精心塑造刻画的一位理想化的官员形象，欧阳万彤的个人品质中被赋予了诸多“高大上”的成分。比如，从不以权谋私。即使是面对着发妻林蔷薇，面对着曾经有恩于自己的魏昌山，面对着姑妈欧阳兆绣，他也一样坚持原则毫不容情。再比如，不贪恋钱财女色。不管行贿者采用怎样形形色色的送礼手段，也无论围绕在他周围的女性怎样地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他都能够做到心如止水。他在这方面唯一的一次失态，就是在酒后和豫剧演员殷菁菁有过一次接吻拥抱的“越轨”之举。如此一位严格自律的官员，在任用下级干部的过程中自然不可能遵循什么“潜规则”行事。然而，耐人寻味的悖论问题也正由此而生成。一方面，欧阳万彤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一贯地坚持原则，真正可谓有口皆碑，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仕途上的若干关键处，却是依赖于“潜规则”方才涉险过关的。一次是提升县长，另一次是市长的复职，还有一次则是升任省长。只要对官场政治稍有了解的朋友，就都会清楚这三次职务变动对于一心仕途的欧阳万彤来说有多么重要。不容忽略的一点是，他的这三次关键性职务变动，全都是魏昌山的岳父或者魏昌山自己鼎力相助的一种结果。就这样，自己的职务行为对于“潜规则”毫不容情，但自己的关键性职务变动却又依赖于“潜规则”的作用，两相对照，二者之间一种悖论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在《曲终人在》中不动声色地发现这种悖论并把这悖论现象生动地呈现出来，所充分显示出的，正是小说艺术上极其鲜明的一种反讽色彩。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周大新自己是否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悖论现象的存在，我也更不知道倘若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又会对此做何解说。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此种悖论现象的生成，与当下时代中国不尽合理的社会政治体制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本来依靠着“潜规则”方才得以成功上位的一位官员，在自己的施政过程中却企图彻底摆脱这种“潜规则”的控制与影响，欧阳万彤的为官之道本身就注定了他生命中必然的悲剧色彩。从这个角度看来，周大新在《曲终人在》中对于欧阳万彤悲剧性政治权力人格的深度透视与表现，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于不合理社会政治体制的批判性反思。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简谦延。小说中，作为欧阳万彤对立面存在的人物形象，秦成康之外，另外一位就是简谦延。率先出手贿赂林蔷薇，然后又状告林蔷薇索贿的，是简谦延；暗中操纵货车司机，企图制造车祸并致欧阳万彤于死命的，是简谦延；借助于医生之口，四处散布欧阳万彤罹患老年痴呆症谣言的，是简谦延；试图买通并控制豫剧演员殷菁菁在男女问题上搞臭欧阳万彤的，是简谦延；唆使下属员工联名状告欧阳万彤“又庸又贪”的，是简谦延；到最后，出现在欧阳万彤私人保险柜里那封极具威胁性的恐吓信的炮制者，毫无疑问也还是这位简谦延。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简谦延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手眼通天神通广大。即使是如同欧阳万彤这样能力超强的政府官员，到头来也未必就是他的对手。关于此人的来历，豫剧演员殷菁菁曾经有所描述：“我最初是一个官员，一个很小的官，县财政局的一个科员。有一天打麻将输了点钱，也就七八万块吧，赢家逼要得急，我没办法，就挪了点公款，可不巧，上边来查账，发现了我这点事。你说这能算啥大不了的事？可他们竟然把我开除了公职。我当时非常愤怒，他娘的处罚也太重了。”一再申诉无望之后，简谦延决定不再承认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要以一种疯狂的方式来报复整个社会。“感谢神灵的相助，让我遇见了一个人，一个很有能力也很有实力的官员，借他的力量，我很快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也可以说是一个帝国。我名下是有几个公司，但我不想也不愿当一个纯粹的商人。”不想当一个纯粹的商人，那么，简谦延想当什么呢？联系小说文本中的种种蛛丝马迹来判断，简谦延实际上是一个上通政府下通黑社会的可谓“黑白通吃”式的人物。面对如此一位“黑白通吃”的强势人物，即使能力超强如欧阳万彤者也难以真正成为他的对手。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类似于简谦延这样一种人物的生成与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种黑金政治的最后形成。一部长篇小说，在充分展示各种政治权力人格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把中国社会某种黑金政治的本质尖锐犀利地揭示出来，周大新的《曲终人在》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思想艺术品格相当优秀的政治长篇小说。

如果说以上这些作品的聚焦对象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中国问题”，那么，何顿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就可以被视为一部关注表现既往历史上的“中国问题”的长篇小说。我们对《黄埔四期》的理解分析，首先还是要从贺强与父亲贺百丁的一段对话这样一个细节谈起。贺强说：“我们历史老师说，国民党没抗日，蒋介石躲到峨眉山去了。”贺百丁格外惊讶：“国民党没抗日？”贺强答：“没抗日。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拒不抗日。”面对着贺强老师的抗日历史说辞，贺百丁愤怒了：“你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吗？这些仗都是我们国民党打的。”对此，贺强的回应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林彪打的平型关大捷和地道战、地雷战。我跟我们历史老师说，我爸参加了淞沪会战，兰封会战和武汉大会战。我们历史老师笑了，说‘淞沪会战？日军一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就溃不成军，那也叫会战？兰封会战在哪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兰封的地方。历史老师还说：‘武汉根本就没会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往四川跑，在武汉遇上日军，放了几枪就跑上峨眉山了。历史老师说，那些所谓会战都是国民党为表示自己抗了日，杜撰的。”听了如此一番话后，“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抗战中一个个弟兄倒下的悲惨场景，心口就扯得痛，他说：‘这历史是没什么学的。”虽然表面上是贺强与贺百丁在对话，但实际上潜在的对话者却是那位隐于幕后的“历史老师”与贺百丁。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何顿如此一种艺术设定的象征性内涵。尽管贺百丁是那段国民党抗战历史的在场者与亲历者，但对于国民党是否积极参与抗战的最终判定者，却是那位不在场的匿身的“历史老师”。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这位历史老师可以被看作拥有话语权的历史书写者。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国民党抗战历史的被无端抹杀，很显然意味着一部真实历史的被扭曲与被改写。也因此，尽管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一段对话并没有出现在小说的开端处，但其中暗含何顿内心的某种曲折隐衷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情。究其根本，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强有力地回击那位历史老师的诬蔑性言辞，乃可以被看作何顿创作《黄埔四期》的基本动机所在。更进一步说，作家如此一种写作动机之中，所潜隐着的其实是何顿所独有的历史观。

除了内隐作家的写作动机之外，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段对话，其实也具有某种预叙的功能。所谓预叙，按照叙事学理论，就是在故事尚未完全展开之前以某种暗示的方式把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提前有所交代。这一方面，再典型不过的一个例证，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那一部分。虽然主要人物的故事还有待展开，但作家却非常巧妙地利用每一人物的判词这种形式，提前暗示出了这些人物未来的命运走向。具体到何顿的《黄埔四期》，在这部由抗战书写与战后命运遭际两大部分组成的长篇文本中，最起码抗战书写这一部分在贺氏父子的对话中做出了明确的预叙。既然那位历史老师坚持认定国民党的抗战历史是杜撰的，那何顿就一定要以近乎于纪实文学的笔触纤毫毕现地把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在内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进行的所有会战，甚至包括西南边陲中缅交界地区的远征军作战，也都全部纳入自己的麾下。问题在于，何顿究竟采取怎么样的一种艺术结构方式，才能够把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全景式地纳入自己的表现视野之中呢？具体来说，何顿采取的可谓是一种双重的双线结构。所谓双重，就是指在时间的层面上，何顿以抗战胜利为界，分别讲述着两个不同时间段落里的故事。其中，抗战胜利前的故事，从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的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写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后的故事，从抗战胜利写起，一直写到了“文革”结束后的当下时代。所谓双线结构，就是指不管是抗战书写抑或战后命运遭际，何顿都是依循着谢乃常和贺百丁这两位曾经担任过国军高级将领的起义军官的人生轨迹而渐次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两位的不同人生轨迹，自然也就构成了《黄埔四期》一种不断交叉推进的双线结构。抗战后的命运遭际故事姑且置而不论，单只是就抗战胜利前的故事来说，何顿正是通过对于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两位战争行迹的特别设定，格外巧妙地把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会战连缀编织在了一起，进而达到了全景式地再现展示国军抗战历史的根本写作意图。

毫无疑问，以上作品都是在以一种峻急的批判立场来完成着小说叙事。相对而言，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虽然同样关注“中国问题”，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是一种平和的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存状态的悉心描摹与真切展示，是对于具有罪感精神深度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说，林大花这位女性。生活中的林大花本来特别惧怕黑色：“不知是来自煤矿的缘故，还是父亲的死，给她留下的阴影太深了，林大花惧怕一切与黑相关的事物。”没承想，等到安大营为了救她溺水而亡之后，林大花却性情大变：“林大花在这次事件中受了刺激，以前她怕黑，现在却怕白。白天时她蒙头大睡，夜色漆黑时，她则像夜游的动物，眼睛亮起来。”当采访者单而冬询问她为什么在出事后惧怕白天的时候，林大花抽泣着回答说：“我不想看见自己的脸！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脸！”倘若说先前的林大花之所以怕黑，乃因为煤矿是黑色且父亲死于矿难的缘故，那么，她后来的转而惧怕白，就是因为安大营之死实与自己的卖身紧密相关。为了得到八万元“巨款”，林大花母女不惜串通一气，把林大花的处女之身出卖给了位高权重的于师长。她们的这种行为，对于特别喜欢林大花的安大营，自然形成了极强烈的刺激。若非如此，安大营绝不至于意外地溺水而亡。面对着安大营的死，林大花终于良心发现，倍觉愧疚。她的性情大变惧怕白色，乃至于最后的至死不嫁，皆可以被看作一种罪感心理作祟的结果。

再比如，那位说起来特别令人厌恶的杀人兼强奸犯辛欣来。被辛七杂夫妇以多年的辛苦抚养成人的辛欣来，本来应该格外地孝顺自己的父母，没想到的是，这辛欣来不仅不思反哺报恩，反过来还总是游手好闲不断惹祸上身。尤其恶劣的是，仅仅因为养母王秀满的一番责骂，辛欣来便手执那把业已闲置多年的斩马刀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养母，而且还在逃亡之前，窜至石牌坊，强奸了他一直觊觎的那位个子长不大的小矮人安雪儿。不仅失手弑母，而且还要捎带着强奸龙盏镇神话式的小矮人安雪儿，辛欣来的行为的确称得上是十恶不赦。但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辛欣来的行为却也可谓事出有因。他的失手弑母，一方面源于他的养子身份：“辛欣来是在与同学打架时，从对方的骂声中，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从此他变得孤僻，行为异常。”另一方面却也与他此前第二次入狱的被冤枉密切相关。那一场森林大火明明与他无关，他却无端地被冤枉多吃了三年牢饭。这种遭遇，遂使得其本来就不正常的心理更加失衡扭曲了。至于他的强奸安雪儿，一方面固然与他无处发泄的性欲有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须得看到他内在精神世界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辛、安两家的祖父辈同为当年的抗联战士，安雪儿的祖父安玉顺被视为英雄，在烈士陵园占有着显赫的位置，自己的祖父辛开溜，却一直以可耻的逃兵形象而备受民众的歧视与嘲弄。此种鲜明的对比，使得辛欣来很多年来心理总是处于失衡的状态。在他强奸安雪儿的犯罪行为之中，一种报复意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虽然我们在此处绝无替杀人与强奸犯辛欣来辩护的意思，但这一人物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获得艺术理解，却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但与林大花、辛欣来他们两位相比较，《群山之巅》中更具罪感深度的人物形象，恐怕却是唐眉。身为镇长唐汉成爱女的唐眉，不仅家庭条件特别优越，而且还可以说是龙盏镇上天生丽质的第一美女。从医学院毕业后，唐眉本来可以依靠大舅陈金谷的关系留在大城市，但她却无论如何都坚持要回到龙盏镇那个条件极差的镇卫生院工作。然而，更加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让自己的父母家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毕业之后不久，唐眉居然把自己医学院一位名叫陈媛的女同学领回到了龙盏镇。关键还在于，这个陈媛，居然是一位被怪病缠身的人。守护自己的闺蜜好友也还罢了，更令父母家人无法接受的，却是唐眉以守护陈媛为由做出的终身不嫁的反常决定。然而，唐眉毕竟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女性，有着同样正常的生理与感情需求。这样，一方面有了唐眉与汪团长之间的风流韵事，另一方面也就有了唐眉面对着安平的倾诉衷肠。尽管从辈分上说，唐眉一直叫安平“安叔”，但敏感的安平却从唐眉一会儿“安叔”一会儿“你”的异常表现中感觉到了唐眉情感世界的波动。《群山之巅》中，安平可以说是唯一一位让心性一贯高傲无比的唐眉真正动了情的男性。正因为如此，唐眉方才能够对安平吐露自己多年来深藏不露的秘密。原来，唐眉根本就不是什么“活雷锋”，她的对于女同学陈媛慷慨施于援手，乃是因为她曾经深深地伤害过陈媛的缘故。唐眉与陈媛，当然是医学院里关系最为亲近密切的闺蜜好友，真正可谓是出则同行睡则同寝。问题出在大四的那年春天。那年春天，两位闺蜜一起赴一家制药厂实习，竟然同时爱上了生物工程系的一个研究生。成为情敌倒也还罢了，关键是那个研究生最终选择的对象竟然是陈媛。如此一种情形，绝对是一贯养尊处优的唐眉所无法接受的。在一种近乎于疯狂的嫉妒心理的支配下，唐眉对于陈媛终于采取了极端的报复行为。唐眉之所以会对安平倾诉自己的心里话，是因为安平在她的内心世界中一直占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问题在于，拥有自己人生原则的安平，并非蝇营狗苟之人。尽管面对着的是龙盏镇上的第一美人，但安平却丝毫也不为所动。遭到安平拒绝后的唐眉，自然别无选择，只能够一心一意地守护在陈媛身边了：“她的地狱就是我的地狱，我发誓一生一世守护她，所以把她带在身边。”“我已经在监狱中了！四周的山对我来说就是高墙，雾气就是无形的铁丝网，这座木屋就是我的囚室，只要面对陈媛，我的刑期就永无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唐眉的举动，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那位不停顿地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来。区别在于，西西弗斯的推石上山是被动地接受惩罚，而唐眉却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惩罚。说实在话，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所特别设定的这一情节，很容易就能够让读者联想到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的复旦大学投毒案那个新闻事件。但迟子建由新闻而小说的艺术转换方式，却的确堪称精妙。倘若说投毒者的被法律惩处在社会学意义上确有其必要，乃突出体现着法律与社会的公正，那么，迟子建让作恶之后的唐眉以自我惩罚的方式进行深度忏悔，在更切合于文学创作规律的同时，也使得唐眉成为了《群山之巅》中最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

最后要提及的，是李燕蓉一部具有明显精神叙事特征的长篇小说《出口》。所谓“精神叙事”，意即作家远离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只是专心致志地挖一口深井，以深刻地探究表现当下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症。在《出口》之前，李燕蓉曾经有过差不多10年之久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历程。《出口》，是她携带着相当丰富的中短篇小说写作经验首次涉足长篇小说文体的结果。第一次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就能够写到如此一种程度，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大约也正因为是体量不够庞大的“小长篇”的缘故，在《出口》中，李燕蓉实际上延续着她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中那样一种写作思维，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挖一口深井，在深刻地谛视思考着她长期关切着的现代人的精神疾患问题。就此而言，《出口》显然可以被看作一部精神叙事的“小长篇”。应该注意到，加入所谓的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伴随着物质的日渐丰富，一方面，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着明显的提升；但在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也愈益呈尖锐激烈化的态势。面对着来自于物化世界的强烈挤压，面对着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制约与困扰，国人越发不堪其扰地爆发出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精神病灶。又或者，各种五花八门精神病灶的层出不穷，本就是现代性特别突出的表征之一。也因此，一种明显不过的感觉似乎就是，人类的文明程度越是提高，罹患各种精神病灶的可能性就越是增强，二者之间构成的，显然是某种类乎于水涨船高的正比例关系。李燕蓉旨在关注思考现代人精神疾患问题的“小长篇”《出口》的写作意义，也正建立于如此一种精神问题普遍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

作为一部具备着“轻逸”与“迅捷”审美特征的“小长篇”，李燕蓉的《出口》本没有什么复杂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可言，正如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早已呈碎片化状况一样，小说的情节结构也完全可以说是碎片化的。与如此一种碎片化呈现方式相对应，作家所特别设定的，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或者干脆就是没有终结的一种结尾方式。其中，不容忽视的，是丁云凌对于吴红艳所讲述的一段话：“你对现实生活感到乏力，只有沉浸在对往事不断的叙述里才能让你得到短暂的安宁，因此你的叙述从来比你的生活更真实。你迷恋叙述，为了可以让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下去，你甚至可以创造出好几个虚拟的自己，可是真的有用吗？你的叙述、你的故事真的能替你一辈子生活下去吗？”这段话语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出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可以被看作对此前吴红艳化身为三位女性的一种回应。其二，如果联系丁云凌与吴红艳二者之间的镜像关系，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互置换这段话语的讲述主体。其三，倘若联系李燕蓉本人的小说家身份，那么，我们也不妨在某种意义上把这段话语理解为李燕蓉一种按捺不住的夫子自道。每一位小说家，都可以被看作叙述的迷恋者，也都会在叙述中创造出好几个虚拟的自己。而且，小说家们似乎也真的会产生自己的叙述较之于自己的生活更加真实的一种艺术幻觉。在这个层面上，我甚至要断言，小说文本中的丁云凌、吴红艳，与她们两人的创造者李燕蓉之间，本就是三位一体的微妙关系。又或者，作为《出口》核心故事情节存在的丁云凌的出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叙述出来的一个虚拟故事而已。现实生活中会有七七（七七既是一个小店的店主，也是吴红艳的朋友，更是出走之后的丁云凌的收留者。有了七七的存在，才有了丁云凌长达一年时间的出走隐匿生活）那样一个庇护者存在吗？丁云凌长达一年之久的出走生活有可能吗？七七的那个世界是不是一个本就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呢？或者说，丁云凌的出走，也只不过是迷恋叙述的女性的一种想象行为？所有这一连串的问题，实际上都关涉到了我们对于“小长篇”《出口》思想艺术题旨的理解与判断。关于“出口”，作家曾经借助于笔下的人物小舅舅之手写道：“我们一生寻觅的不过是一个出口，我们以为只要不断前行，终有一天会与它相遇，却从来没有想过，越走会离它越远，最后，它只是变成我们回忆里的一个路径，一个想象。”可以说，小说中所有的出场者都在出口的寻找过程中。丁云凌如此，吴红艳如此，宁远如此，张胜也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李燕蓉也在这部《出口》中寻找着作家自己的“出口”。但这出口能够找得到吗？这一问题最终的答案或许只能是：“最后，它只是变成我们回忆里的一个路径，一个想象。”意欲探寻某种精神出口，但最后的结论却是没有出口。这一悲剧性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着李燕蓉在本质上是一个悲观的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以上这些长篇小说，的确都在不同的层面上思考表达着或现实中或历史上的“中国问题”。从一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伴随着所谓市场经济日益向着纵深处推进，“中国问题”将会更加引人注目，也更需要有敏感的作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问题”大有可为。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作家以自己的小说写作实践加入思考表达“中国问题”的行列中来。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春林：《中国问题的深切触摸与思考》，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4期。

[2]罗维：《论中国文学之悲悯意识》，载《求索》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