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2015年上半年，我的书依然读得杂乱无章，不成体统。我重读过《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新读过《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普里莫·莱维著，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维克多·克莱普勒著，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余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路遥传》（厚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我所认识的路遥》（海波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应知天命集》（王彬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周维东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文学制度》（杰弗里·J.威廉斯主编，穆雷、李佳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著，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在这些书中，有几本值得一提。莱维是意大利的著名作家，也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则是他反思奥斯威辛的最后一部著作。我发现，真正经历过恐怖和死亡的人思考奥斯威辛，与局外人的研究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更能够深入到生命中最幽暗的部分，把思考推到极致。比如，在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集中营中很少自杀时，他谈到这样一个理由：“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Svevo）在小说《齐诺的自白》（ConfessionsofZeno）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第73—74页）这种思考就惊心动魄，若非亲历，是不可能想到的。他还指出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实：能够从集中营里活下来的人其实是最能适应环境的人，是最糟糕的人，他们包括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等等，而最优秀的人却都死掉了。于是，活下来便有了一种罪恶感和羞耻感：“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是杀死了另一个人。”（第81页）读到这里，也许我们就更容易理解阿多诺那番激烈而著名的说辞了：“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并不为错：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特别是那种偶然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本应被处死的人，他们还能否继续活下去？”[1]顺便说，我一直觉得“继续活下去”译为“继续生活”（《否定的辩证法》中译版中的译法，其英译文是goonliving），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还在《应知天命集》成书之前，收入其中的许多文章我就读过了，但依然有漏网之鱼。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2001—2010）便是一篇。王彬彬罗列了十年中他读过的好随笔，逐一评点，这当然有助于读者顺藤摸瓜。与此同时，他还阐述了自己的随笔观，我以为更耐人寻味：“随笔不必像论文那样瞻前顾后，却又能把想说的话说得很透彻。……在某种特定的时代，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随笔是一种特别适合表达思想的方式。”（第103页）这番话微言大义，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是的，当中国传统的“文章”已被“西式论文”收编（最近谢泳的文章《西式论文有何负面影响？》就在谈论这一问题，此文在微信朋友圈中广为流传），当“西式论文”又被安全系数极高的“项目”绑架（王彬彬也已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安身立命的“文章”也就面临着全面异化。而能够担当突围重任的，或许就剩下随笔了。于是我想到了阿多诺那篇著名的文章：《作为形式的随笔》（“TheEssay asForm”，顺便指出，这里的Essay常常被译作“论说文”，我以为是不可取的。在没有找到更好翻译之前，译作“随笔”似更妥帖些）。在此文中，阿多诺没有为论文（treatise）“站台”，而是为随笔张目，究其原因，是他意识到了随笔的自由天性和异端之美。他说：“在德国，随笔受阻遇挫，是因为它唤醒了思想自由（intellectualfreedom）。”[2]他还说，“随笔最深处的形式法则便是离经叛道（heresy）。”[3]这意味着阿多诺早已意识到了思想自由与文体形式的关系；而随笔也是阿多诺的至爱，这一点显然也受到了本雅明的影响。前些日子，我见一位小我几岁的朋友开口闭口本雅明，便问其故。他说，本雅明太迷人了，我想向他学习，写出本雅明那样的漂亮文章。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就叫作取法乎上。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随笔，《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是随笔。我喜欢读一读作家的随笔，因为那是他们写作的后台。在后台里，他们大都卸了妆，恢复到一种本真状态，不再是写小说时那种虚头巴脑的样子了。比如，余华就在这本随笔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事情，形成了一些思考，可爱且可信。他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收获》之所以敢隔三岔五推出先锋文学专号而别的文学杂志却不敢效仿，是因为《收获》有巴金，这本杂志又是“统战对象”。（第50页）他说，贝克特、尤奈斯库的荒诞是贵族式的荒诞，“是饱暖思荒诞”，而“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第58页）他说，小时候夏天天热，他就经常溜进医院的太平间，躺到那里的水泥床上纳凉。后来他偶然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一下子激活了他的童年记忆，他觉得这就是文学。（第74—75页）他还说，20岁时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觉得陀氏的叙述就像轰炸机，一开始就进入了叙述的高潮，且一直持续到结束，这让他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120次。后来他读茨威格，觉得心跳可控制在80至90次之间。于是他写道：“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高的台阶。我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我灰溜溜地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我在习惯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思基的台阶上时，发现自己的恐高症已经治愈。”（第137页）按我理解，此文其实讲的是茨威格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它还告诉读者：一个被饿得饥肠辘辘的人一下子吃到生猛海鲜，自然便消受不起，甚至有可能会跑肚拉稀。但余华毕竟是余华，他没像我这样直走下三路，而是以心跳和恐高症做比，这就很“高大上”，也很有趣。

这本随笔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大仲马，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余华说：“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经典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第139页）而之所以如此，除了大仲马的小说吸引人之外，他还举证了马尔克斯的看法：“《基督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第139页）记得是大二还是大三，我读《基督山伯爵》曾如醉如痴，以致在大学毕业纪念册中那个“最喜欢的形象”栏目里毫不犹豫地写上了爱德蒙·邓蒂斯。此后，听人说起大仲马是个二流作家或通俗文学作家，我曾为我的痴迷疑惑过。现在，马尔克斯高声赞美，余华也极力推举，我也就基本放心了。

这个上半年，书就这么被我胡乱读着。本来，我还可以继续胡乱下去，但从6月14日那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那天下午，我读的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这本书早些年已经买到，也听人不时地提起，但我却一直没找到读它的时间。当我又一次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听到林精华教授说起这本书时，我觉得我该找出来读一读它了。这本书已读到200多页。那天下午我又打开它时，需要从第十三章《极度恐惧》读起。

但四点半左右，我得到了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在金山岭长城出事的消息。此后，这本书就被我扔到一边，再也没有捡起来。

丧事结束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没心情读书。于我而言，童老师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像一座山，如今却轰然倒塌了。倒塌之后是泥石流和沙尘暴，我灰尘满面，身上的泥点子密密麻麻，像被打成筛子的弹孔。

死亡是凉爽的夜晚，那是针对逝者而言。对于生者，死亡却是炎热的白昼，即便夜晚也无法凉爽下来。同时，死亡还是阅读的契机，阅读则是纪念和缅怀的入口。于是，当心乱如麻魂不守舍的时候，我开始在童老师送我的那排书中挑挑拣拣，准备重读和新读。首先拎出来的是那本我从未读过的《代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这本书估计印数不多，见到的人也很少。实际上，它是《代价》（小说）、《有一种疼痛叫成长》（小说）和《苦日子甜日子》（散文随笔）三本书的合集。也就是说，2005年之前，童老师出版过三部文学作品。事过多年之后，他又把这三部作品合到一起，再版了一次。我知道他出版过《生活之帆》（与其夫人曾恬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淡紫色的霞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两部小说，我也大体意识到，《代价》和《有一种疼痛叫成长》分别对应的应该就是这两部作品，但为什么再版时却改了题目呢？

这个问题我从未问过童老师，因为80年代出版的那两部小说我并未读过。而获赠《代价》后，我也只是注意到小说题目的变化，并未及时阅读。说实在话，我对童老师写出来的小说有些担心，生怕读了之后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每当童老师在大小场合说他写过两部小说时，我就没办法接话。

我是在7月下旬赴长春开会的飞机上读完《代价》（《生活之帆》）的，第一感觉是写得不差，尤其是与那个时代专事创作的作家写出的小说相比，并不显得怎样逊色。小说主要围绕着三个人物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大学期间，梁蓉蓉喜欢上了来自福建的小伙子穆长生，但又对他那种“农民式的固执和呆板”不甚满意，加之穆长生虽踏实认真却不解风情，梁蓉蓉燃起的爱情之火渐渐熄灭了。与此同时，多才多艺、擅长辞令的霍大明则向梁蓉蓉频频进攻，梁蓉蓉很快坠入爱河。毕业之后梁与霍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但霍大明的本性也暴露出来：不思进取，却又拼命巴结领导，想着换一个更好的单位。为了自己的升迁，他甚至劝说梁蓉蓉与他办了假离婚。这期间，一直没有结婚的穆长生则成了梁蓉蓉的守护神，他帮她买煤球，找资料，三天两头去串门，让梁蓉蓉感受到一种甜蜜的苦恼。当她终于以“复婚”为借口委婉拒绝了老穆的示爱之意后，却得知霍大明已跟一位领导干部的女儿结婚了。

从这部不算很长的中篇小说中，我能感受到童老师讲故事的好功夫。而那个穆长生，其原型无疑就是童老师本人。不仅是他的长相、性格与童老师很像，甚至一些细节也使用了童老师本人的亲身经历。例如，母亲做的鞋子被他穿破而不得不反复往里面垫报纸的故事已被他写到散文之中，这个细节同样也出现在这部小说里。而我读这部小说，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想看看童老师是如何塑造那位反面人物的。记得2013年年底文艺学研究中心开会，会前童老师忽然讲起了齐大卫的故事。他说，参加齐大卫的追思会，我哭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哭吗？因为有件事情我觉得对不住他。写《生活之帆》时，我把齐大卫当成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写进了小说，所以这个人物才会那么活灵活现。我赶忙问，那齐老师看出来了吗？童老师答，他当然看出来了。我继续问，看出来后他是什么反应？他跟您说过吗？童老师说，齐大卫就跟我说过一句：你写那些东西干啥？

童老师与齐老师是大学同学，又是多年的同事。而每次谈及齐老师，他也大都是极尽夸赞之词。但我万没想到，童老师早已把他这位老同学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鲁迅先生说过：“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易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4]童老师取人而造霍大明，究竟运用的是哪种方法呢？如果是第二种方法，童老师不应该那么自责；如果是第一种方法，这既与我心目中的齐老师形象不合，齐老师也并没有因为童老师写他而反目成仇，他们的友谊似一直牢不可破，这又是为什么呢？由于两位老师都已作古，这个谜我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开了。

读完《代价》，接着读《有一种疼痛叫成长》。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丛小华（国立京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大学生）暑假瞒着父母玩“蒸发”，偷偷去了内蒙古大草原看风景，但要继续前往一座边境城市时却被拘留。当家中的父母丛益洲（北方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和郭一兰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失踪时，本来已急得焦头烂额，听到其被收容的消息更如晴天霹雳。于是小说的前两章既有威严父亲与叛逆儿子冲突的追叙，也有丛小华在草原上救人的壮举，还有在收容所与警察和各类犯人打交道的机警。因丛小华结识了犯人刘永生，便又引出了他回京之后去大西北寻找刘永生家人的故事。而西北之行，也坚定了他的人生方向———违背考研、出国的父母之命，与他的几位同道毕业后献身大西北，准备为“四化”做贡献。这样便又引发了一场家庭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小华的女友范小乔始终站在小华一边，而丛益洲和郭一兰则在经历了一场心理交战之后，不得不同意了儿子的选择。

不得不说，这部小说写得还是蛮抓人的。尤其是丛益洲夫妇的心理活动，父子交战、母子冲突的生活细节，小说描写得非常逼真。但在我看来，小说写到第三章时，整体的设计似乎问题不小，由此生发的故事也就显得假模假式了。从小说中给出的时间推算，丛小华应该毕业于1984年，而一年之后，现实世界中的我本人也大学毕业。那时候，“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辈”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比童老师更有发言权。于是我猜测，童老师之所以那么写，原因固然多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把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他们那代人）毕业时的精神风貌强加到了80年代的大学生头上，这样他便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读这部小说期间，我也同时翻阅着童老师的学术随笔集：《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那里边有篇《把谎话说得圆》的文章，核心意思是说，文学其实就是“谎话”甚至“欺骗”，但要把谎话说圆，又要求作家的艺术假定性“不是随意性，不能胡编乱造，它必须合乎情理，合乎生活的逻辑，也就是要假中求真。”（第194页）读到这里，我似乎理解这部小说的问题所在了。那就是，童老师在第三章说起了“谎话”，但他却违背了生活逻辑，自然他也就无法自圆其谎了。

如果童老师依然健在，也许我会幽老爷子一默：童老师，《有一种疼痛叫成长》我读过了。小说第三章的那个“现实主义”（realism）您怎么把它搞得那么“迷幻”（hallucinatory），您是在学莫言吗？如果童老师听懂了我这个梗，他肯定会哈哈大笑，然后给我讲创作得失，讲这部小说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这些故事他已在别的地方讲到了。7月底，《光明日报》的记者罗容海与我联系，说他手头有部《童庆炳口述历史》将在北师大出版，那是他在2013年上半年对童老师做过许多次访谈之后的录音整理稿。但童老师生前忙乱，只是修订过前面很少的一部分内容。他希望我翻翻看看，确认里面记录的一些人名和专业术语有无问题。

这部口述史我读得很细。读着读着，忽然就看到童老师讲起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关于《生活之帆》，他说：“我们最早起名为《代价》，但是恰好跟广州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小说重名，所以后来改为《生活之帆》。”这意味着后来的改动不过是回到了最初的题目。关于《淡紫色的霞光》，他给我们讲述的则是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暑假，童小溪突然失踪了，“因为我这个孩子喜欢冒险、喜欢探险、喜欢旅游，而且常常是独自一人。我们到处找，从北京找到天津，从天津找到北戴河，所有的亲戚家都问过了，没有消息。所以半个月我们在家里寝食不安，非常非常难受，觉得这是家里的一场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每天都在继续。”后来，北大数学系接到内蒙古集宁市收容所的一个电话，说童小溪有“不轨行为，被我们抓起来了”。如何“不轨”？为何被抓？原来是他没有边境证却想去满洲里，不给他售票时“在那跟人家胡搅蛮缠，旁边有便衣，最后吵得太厉害了便衣就把他抓起来了”。

乖乖，居然这是童老师两口子亲身经历的事情，难怪他写找儿心切、夫妻吵架、父子较劲时写得那么逼真！小说出版后，童老师其实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说：“这部小说我觉得一半成功一半不太成功。前半是成功的，后半部我写我的主人公海阔天空，到处游走，然后到了青海湖，若干年后他在那里办奥运会。”

办奥运会？哈哈，童老师还是蛮可爱的嘛。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在小说后半部分动用的那个“主义”，或许应该叫作“革命浪漫主义”。唯其如此，他才能把丛小华写得那么飘，那么假。但我必须说，除此之外，那里面的许多地方都真得触目惊心。我甚至觉得，这部小说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好素材。

从8月开始，我断断续续地进入《木铎千里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一书的编辑之中。我在那篇长长的后记中说，当我向几位作家发出邀请后，王蒙、毕淑敏和刘恪的怀念文章翩然而至，他们对童老师的深情让我感动。我还说，通过亲朋好友的追忆，“童老师的不同面向被徐徐打开，他的音容笑貌和性情人格也因此变得丰满和完整起来，而不再是媒体上那些‘骨感的报道，‘大词的喧嚣。”我又说：“童门弟子的追思文章组成了更加强大的阵容。在他们笔下，童老师是威严的，也是慈祥的；是讲原则的，也是重情义的；是能让你如沐春风的，也是能让你如芒刺背的；是巴不得常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也是恨不得常带学生上香山下馆子的；是有大将风度的，也是有老农本色的；是学为人师的，也是行为世范的……他们大都被童老师耳提面命过，有的甚至还被他训斥过、痛骂过，但当他们追忆着师生情缘时，那里面却跳动着一颗感恩的心，洋溢着一片浓浓的情。”这些当然都是能够写到后记之中的，而写不进去的事情和感慨还有许多，那是我以后准备为文的材料。

9月底，我与妻子踏上了前往福州的高铁，那是要去连城莒溪参加童老师的骨灰安葬仪式。在长达9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重读的是童老师的《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那实际上是由散文和随笔组成的合集。带这本书上路，目的其实很简单，我想在见到童老师故乡的山水之前对他笔下的山水温习一番，先让文字在脑子中留痕，再用眼睛去加以印证。这时候，散文就有了按图索骥的特殊功能。童老师写到了远山，远山还那么神秘吗？童老师写到了坟山，坟山便是他的安息之地吗？童老师忘不掉的是“水流清澈见底，游鱼如织”的村中小溪，小溪还安然无恙吗？当我们终于走到他笔下的那条小溪前时，几位弟子只顾在那里合影留念，而我却意识到，童老师书中所写，其实只是他记忆中的风景，也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风景。几十年之后，这条小溪依然不知疲倦地流淌着，但它已不再清澈。站在那座简易的桥上瞅了半天，我没看见一条鱼。

这也是“代价”，是现代性的后果。而且，它还是童老师思考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问题的逻辑起点。刚出版不久的《旧梦与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有一篇《故乡的沦陷》，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童老师的焦虑和疼痛。

从连城回京，我进入《童庆炳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的最后修订之中。这套十卷本的文集童老师生前就已交稿，但经过二校后，依然有编辑无法处理的专业问题。于是出版社发动几位老师，老师又分别带着自己的学生，开始了对那些书稿的阅读、修订和打磨。我负责的两卷是第五卷《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再版）和第六卷《文学创作问题六章》。记得当年读《维纳斯的腰带》，我曾对书前序言兴趣大增：先是王蒙的《序一》，接着是何镇邦的《序二》，然后是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恪各写一文组成的《序三》，最后是童老师本人的《自序》。序言的工程如此巨大，用时兴话说，也是醉了。为什么童老师这次出手如此阔绰呢？因为刚读过《苦日子甜日子》，忽然发现答案很可能就隐含在那篇《自序》之中。童老师说：

我以前出书从不写“自序”，总是写个简短的“后记”说明一下写书的目的和经过。1993年台湾万卷楼出版社公司出版我的一本书，我看过校样后，以为很快就会见到正式印出来的精美的书了。哪里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责任编辑来函，说缺少一篇序言。没有序的书不符合他们的出版公司的出版规范，让赶快写个“自序”寄过去。我这才知道按一般的国际惯例，书前一般要有“自序”。后来读到台湾作家柏杨的一篇谈“序”的文章，其中说：“一本书没有序，好像一个人没鼻子。夫‘序者纲要也，读者老爷看了序，对全书的来龙去脉，就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所以在这本集子编完后，写序的念头自然也就萌生出来了。

是不是写序这件事情被台湾的责编点醒了，童老师才一咬牙，一跺脚，让《维纳斯的腰带》之序有了一个豪华阵容？只是，人多乱，龙多旱，老婆多了不做饭。在这些序言中，哪几位是用心撰写，哪几位是应付差事，读者一看也是心知肚明的。于是我便想到，其实是不能轻易答应给人写序的，哪怕他是童老师。而既然答应，就一定得当回事，把这个序言写好。否则序言摆在那里，丢的又是谁的人呢？

处理完这两卷的问题后，我又为这十卷文集写了篇长长的后记。而当它被徐南铁先生主编的《记忆》微信公众号推送时，我也让它有了一个标题：《在生命的终止处———〈童庆炳文集〉后记》。后记面世后，许多人反映不错，我却觉得差强人意。说句心里话，接手这篇后记后，我压力不小，因为这并非一篇普通的后记。我当然需要交代成书过程，但也需要指出问题所在（比如，“重复”问题大家已达成共识，必须指出）。与此同时，我既得写几笔童老师的成就，又得为他适当搂着，因为后记中自吹自擂固然不妥，为他人抬轿子戴高帽也是大忌。此外，我还要表达致谢之意，我还想书写缅怀之情。涉及的内容如此之多，其叙述如何展开？议论如何进行？分寸如何拿捏？前后如何照应？这些方面得一并考虑。写到最后，我觉得需要用几句文言文了，非文言不足以骋其情。这时候，我想起汪曾祺那篇怀念老师的《徙》。此文通篇大白话，结尾处却忽然文绉绉起来。待“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5]嵌入其中，语言顿时有了杂沓之美，情感立刻有了归宿之地。于是，我半偷半借，把我那几句写成了“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声犹在耳，斯人邈矣”。

11月初，我收到了北大出版社张文礼编辑寄过来的两本新书：《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旧梦与远山》。前者我还来不及细读，但我知道那是童老师最后思考的结晶。而后者刚读完之后，恰逢《南方周末》刘小垒编辑让我提供今年的书单，我便在《旧梦与远山》之下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童庆炳老师在今年六月走了，他的书却在六月之后陆续面世。此书是他的散文集，也是他人生重要节点或日常琐事的珍贵记录：故乡的山水，柴路弯弯，祖母的手，地拉“偷书”，潮白河放龟，上课的感觉，王蒙印象，钟敬文的手杖……这些文字组合到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学者的生命之旅。在人们的套板反应中，搞理论的学者似乎个个都像康德那样按时散步，刻板得一塌糊涂，但童老师却并非如此。他直率，纯真，讲生活情趣，懂情理并重。唯其如此，他才深得散文写作的精髓：朴实，自然，真切，透明，在直抒胸臆中展示性情，在情景交融中澄怀味象。读他的散文，我们能闻到久违的泥土气息，顿时明白了何谓道法自然，何谓返璞归真。什么是学者的人间情怀呢？这就是。”

11月28日那天，我们为童老师的这本书举办了一次活动———童庆炳先生忆文集《旧梦与远山》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余华发言中的一处地方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他说：“上那个作家班时，因为当时我们并不住在北师大，而是住在鲁迅文学院，所以童老师上完课会跟我们一块在我们食堂里面吃饭，吃饭以后他有时候会到宿舍里面坐一坐。我和莫言那时候是同一个宿舍，他经常到我们房间里坐。童老师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创作的事情，我们也一直以为他在搞研究。刚才程老师说他写了那么多散文、小说的故事，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听到这里，我有些疑惑。当年给这个作家班上课的时候（1990年春季学期），童老师已经出版过两部小说了，但为什么他从来没跟余华他们提起过呢？是余华记忆有误，还是童老师课上课下确实未说？如果是后者，为什么他那时候不说，而最近一些年却反复念叨？只是到童老师去世之后，我才得知他还有长篇小说藏于电脑。他断断续续地修改着，却觉得发表还不到火候。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念叨是怀想，是好汉也提当年勇？同时，经常念叨也是一种自我暗示，这样便可为自己提气加油，好让他今昔的小说写作进行某种对接？

记得几年前，我曾委婉劝童老师没必要再写那么多论文了，论文多一篇少一篇并无大碍。真正应该写的是回忆录，像高尔泰先生那样，写“梦里家山”，写“流沙堕简”，写“天地苍茫”，尤其要写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尔泰也参加过的那场著名的博士论文答辩。童老师似乎心有所动，又似乎不以为意。而尽管《童庆炳口述历史》多少可以弥补一些缺憾，但我读过之后依然很不满足。因为我知道，在许多关节点上，童老师并没有从容展开，这本书的丰富性还远远不够。而当我读到童老师因几次搬家，丢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信件，“其中有王元化先生给我写的信”时，我觉得已经没法用遗憾来形容了，简直可以说是痛心。想起童老师去世后，蒋原伦老师曾提醒我：童老师生前曾反复说起过王元化先生的那封信，现在是不是可以找家属商量，拿出来公之于世？我无言以对，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2015年很快就要过到头了，我也准备从童老师的书中暂时走出，赶快去读一些别的书。但是我想，他以前送我的书，他走后出版的书，肯定是要伴随我终生了。以后闲来无事的时候，打开他老人家的书，翻一翻，读几页，怀想便有了着落。

注释

[1]Theodor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andNew York：Taylor&FranciseLibrary，2004，p.363.

[2]TheodorW.Adorno，NotestoLiterature，VolumeOne，trans.ShierryWeberNicholse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2，p.3.

[3]Ibid.，p.23.

[4]《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538页。

[5]《汪曾祺全集》（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