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曾一度执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之牛耳长达近200年。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霸权地位逐渐削弱，其经济实力先后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乃至意大利等国所赶超。一时间，“经济衰落”问题成为20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为学界所热衷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讨论的结果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宏观层面主要有“民族国家兴衰论”和“追赶与趋同假说”，微观层面则有“文化论”“金融论”“国家论”“帝国论”“工业论”“教育论”“政党论”“福利论”八种主要解释。[1]但时至今日，所有上述讨论都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其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即使当时红极一时的以马丁·维纳为代表的“文化论”，也在后人的研究中显得漏洞百出，几成谬论。[2]

英国的衰落问题，仍有讨论的学术空间与现实必要。笔者认为，英国世界工业霸权的兴衰，是近代以来英国国内经济结构与性质的改变和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二者间互动的历史产物，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虽为历史必然，但重新讨论与认识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下新兴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历史启示意义。

一、英国世界工业霸权兴起的历史逻辑

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确立，是以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开始与完成为根本前提的。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新的人类经济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大变革，同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相比，它有着无可竞争的高效率、高产出、高辐射能力优势。在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尚处在农耕经济的时代，英国近代工业化经济的优势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匹敌的。这种绝对优势不仅为英国国内带来了空前的巨大财富增长，更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国力，深刻地改变了其武力，使其凭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近代化军事装备，不但击败其诸多欧陆竞争对手，而且可以绝对军事优势击败其所殖民地区土著居民的抵抗，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有效控制，在获得其国内工业发展所需原材料与销售市场的同时，更完成了对本土与本土之外广阔世界经济资源的高效整合。这些因素就是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性资本。其在近代世界的工业霸权，也正是立基其上。

但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所立基于上的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不仅仅是18世纪60年代后英国经济领域的种种快速变化，“它持续了150年……至少准备了另外150年”[3]。法国年鉴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曾言，“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4]。自18世纪60年代始至19世纪50年代这近100年的时间中，英国经济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断，这是布罗代尔所说的“普通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也是人们所通常讨论的工业革命。但作为“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的工业革命，特别18世纪60年代之前种种变化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却长期鲜有人把它讲清楚。

作为一个“长时段过程”的工业革命，其最初源头可追溯至14世纪黑死病结束之后的英国。黑死病之后，英国人口触底反弹，经历了一次长时间的快速增长。1525年恢复到黑死病爆发前的230万，16世纪中期增至280万；之后人口增长进入加速阶段，1600年达到了400万，1700年达到了600万。“在长期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给人一种人口爆炸的感觉。”[5]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钢铁、造船、啤酒、煮盐等生产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皇家海军的战舰制造等，对当时最为稳定的能源供给源———森林资源（木材）的需求呈几何速度增长，导致英国森林资源几近枯竭，木材供应短缺，价格飙升。于是，英国在17世纪遇到了一场前所未遇的“能源危机”[6]：自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始，木材一直供不应求。木材的短缺，在17世纪达到了引起民族危机的程度”[7]；1500—1630年间，英国木材价格上涨7倍，涨幅远远超过一般物价上涨幅度的3倍。[8]这使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遭遇“能源危机”的国家。

日益减少的森林资源与快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间所产生的深刻矛盾，使英国社会不得不全力投入寻找、开发和利用可替代性新能源。虽早已为人类所知但一直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矿物资源———煤炭由此开始成为传统能源的高效替代品。在能源压力促使之下，英国社会对煤炭的开采与利用量的增速惊人。“1700年的煤产量大约是1550年产量的10倍。煤已成为城市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燃料……英国的工业也靠煤来提供动力……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煤产量总和的大约5倍。”[9]1750—1755年英国煤炭产量为423万吨，1801—1805年为1296万吨，1846—1850年为5096.8万吨。[10]英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采和在经济生产中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同之前的传统能量供给源———人力、畜力、风力、水力和木材相比，煤炭在能量供给上具有更为稳定与长久的特点，且可进行大规模的异地运输，基本不受使用地点与季节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种可为人类发展提供无限能量供给的优质能源，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生产性使用将人类社会经济生产带入一个增长不受能源限制的崭新阶段。在1750年之前，除英国以外，世界上的全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尚处于传统能源统治下的传统经济范畴，它们的发展受限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所提供的能源。英国则在此时由于充分利用了其丰富的煤炭储藏，“发展起建立在蒸汽这种新动力基础上的工业化，从而摆脱了那些束缚”。[11]结果，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质的改变，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和无可匹敌的提高。英国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8世纪的前45年中尚不过0.3%，但在19世纪的前40年中已达到2.9%，提高了近10倍。[12]

在英国，煤炭的巨大储量、易获取性、价格的低廉性与消费的大众化等特征，使其迅速成为英国社会在各个层面所广泛使用的新能源。国民经济由“以木材和水利为基础转变为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13]，是英国这样一个海岛小国通向世界霸权进程中的关键性一步。不仅如此，对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作为生产性能源的广泛使用，还引发了1760年前英国社会的一系列重要变革，为此后英国经济的“起飞”做好了充分且至为关键的各项铺垫。

1.煤炭生产，促生了现代蒸汽机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出现，为英国经济全面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最初为解决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矿坑排水问题而生的蒸汽机，因其燃料消耗不能为其他行业所承受，而不具有生产性意义上的普及使用价值。但“在急需这种机器的煤矿井口，煤是便宜且充足的……这种机器……在煤矿井地仍有充裕的立足之地。事实上，煤炭工业为这种新兴技术提供了很多庇护，使它在几十年里生生不息，直到……最终得以走出矿井，成为一种堪称全能的工业负重机器”。[14]对煤炭的开采与使用，促生了现代蒸汽机。而现代蒸汽机的出现，又使人类自煤碳中获得长期、持续高效的机械能成为可能，从而彻底帮助人类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动力瓶颈束缚。煤炭中所蕴涵的惊人热量与蒸汽机相结合所形成的巨大机械动力，在使英国近代社会发展与经济生产彻底摆脱能源瓶颈束缚的同时，更使其工业生产的规模与能力得到空前扩大与提高。

此外，从煤炭的开采、运输开始，到煤和蒸汽机的结合，以及煤和冶铁业的结合，蒸汽机在采矿业之外其他领域（如运输、纺织业）的应用，也是一个不断挑战人类既有知识体系与认知能力，不断提出各类新的技术难题，持续刺激人类进行技术革新与发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探索，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不断提高把煤转化为动力与热能的能力，最终将英国的工业生产率先带进“蒸汽工业”时代，使之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2.煤炭的大规模运输问题，引发了英国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近代交通运输系统的建立。为便利煤炭的大宗运输，英国旧有的公路系统被加以近代化改造；为之开凿的诸多人工运河，将原有的自然河道连通，使英国形成了一个沟通各大内河、连接内地各大经济区、经由各个港口便捷联系海外市场的内河运输网络；已有轨道运输中木质轨道逐渐为铁轨代替，现代铁路系统的建设由此发端。此外，因蒸汽机的出现，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与蒸汽机车也出现于水路与陆上轨道运输中。蒸汽机车在运输部门的运用，不仅带来了铁路建设的高潮，更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品运输的快速与便利；蒸汽动力作为船舶动力源的发展和铁壳船身代替木质船身，则促进了英国另一个重要工业部门———近代造船业的兴起。煤炭的运输问题和蒸汽动力的引入，引发了英国的近代交通运输革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成为引发英国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重大飞跃的重要先导力量。随着近代化交通系统的建设与大宗货物运输业的兴起，英国工业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被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各种生产要素由此获得高效整合。二者间的相互促进，使英国工业经济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3.煤炭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英国各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能源束缚问题，“使得许多英国制造部门的规模和产能发生了革命———棉花、煤炭和铁器的生产尤其如此”[15]。其中，棉纺业的发展，不仅促生与完善了对后世经济生产影响深远的现代工厂制（现代工厂制所产生的经济效率，是其他任何生产组织形式都难以比拟的），且其质优价廉的纺织品更是其击败竞争对手、叩开世界市场的强有力武器。钢铁产量与锻造技术的不断提高，则使得各种工作母机制造、现代水路与铁路运输系统乃至近代军事力量特别是远洋海军的建设成为可能，为之提供了关键性物质与技术保证。煤炭运输在极大地推动英国海上运输业发展的同时，也使英国海军变得日益重要并因此获得巨大发展。海上煤炭运输与贸易要想免遭海盗与其他国家海上力量的骚扰与攻击，需要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海上军事力量为之保驾护航。现代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和现代海上军事力量，是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重要辅助力量与武力保障。

简而言之，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煤炭已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灵魂”[16]。“在煤烟的笼罩下，一个工业时代完完全全地现出了雏形”。英国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17]

二、英国世界工业霸权衰落的历史逻辑

英国在近代所取得的工业奇迹，是建立在三点基础上的，即对新能源的率先生产性开发与利用、第一个完成工业化进程及因此而占得的各种发展先机，以及以其强大工业实力为基础的“日不落帝国”所提供的广大原材料供应与商品销售市场。这三点对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建立与维持至为重要。若此三点丢失，则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必然瓦解。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发展，却恰恰是英国逐步丧失这些优势的历史。

1.英国对世界工业生产的垄断地位，在“发达经济体的趋同”[18]历史现实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下逐渐丧失。在其世界霸权的兴起过程中，英国尽管一直面临着传统劲敌法国的竞争与挑战，但终因其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不发达状态”[19]、不具问鼎世界经济霸权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而未能对之构成实质性挑战。但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比利时、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等欧陆国家和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等新兴工业大国的出现及其经济的工业化，其所生产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同英国产品进行激烈竞争，英国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开始遭遇全面的竞争与挑战。德国不断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俄国不断四处扩张；美国不仅视拉丁美州为自家后院，而且还强力推销其“门户开放”政策；其他实力稍弱一些的工业化国家则纷纷对本国民族工业实行国家保护主义，对国外产品进入其本土市场和其所控制的殖民地市场设置各种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的份额。此前，英国工业产品在世界各地难有强敌、畅销无堵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不仅如此，这些新兴国家还纷纷以“国民经济学”为其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动用国家力量，对民族经济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对外国商品的进入设置各种关税壁垒，保护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向英国商品部分关闭了这些市场，压缩了其产品的市场份额。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与其工业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对英国产品的不断竞争，标志着英国工业产品全球垄断地位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全球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束，以及导致作为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基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英国的兴盛与自由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英国时代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终结，标志着英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开始遭到步步蚕食，其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开始日益下降，英国的衰落由此开始。[20]英国的工业优势明显丧失，至19世纪70年代，其工业生产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已由50年代的40%滑落至32%，到1900年更是跌至18%。而美国的比重则由19世纪70年代的27%上升至1900年的31%，雄踞世界榜首，此时的德国也占有了世界16%的份额。简而言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享有了近100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21]

2.技术创新领域优势地位的丧失。在以石油和电力作为主要能源与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一直领跑世界技术创新。工业技术上的领先，使英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但这些技术都是围绕煤炭与蒸汽动力而设计的，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和电力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新能源新动力，英国便因固守传统而落伍了。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国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随着对石油和电力工业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德美逐渐成为世界新经济的带头羊。在新一轮能源与动力开发技术领域的落后，预示着英国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即将过气。

凭借在新能源新动力领域的领先优势，德国与美国在迅速完成工业化、实现各种基础工业产品自足甚至输出的同时，也建立起更具活力的新工业经济体系。但在新一轮竞争中，英国乏善可陈，未能在新领域取得发展优势。不仅在汽车、电力、化学化工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新秀与标志性领域几乎看不到英国的影子[22]，就连在钢铁这一传统工业部门的竞争中，因技术落后，英国也明显落后于使用当时先进生产与管理技术———转炉和平炉炼钢法与建立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美国和德国。1870/79—1910/14年间，英国钢年均产量从66万吨提高至703万吨，而德国和美国的同期增幅却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增长，分别从31万吨提高至1479万吨和从38万吨飞升至2657万吨。[23]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纺织、煤炭、钢铁、造船等传统工业部门仍是其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固守原有技术、生产设备陈旧的英国经济，为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所赶超，实在情理之中。

3.长期的殖民争夺与殖民帝国的最终解体，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英国殖民帝国的解体中，德国的崛起影响巨大。在其统一伊始，德国即感觉“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试图挑战英、法等传统大国的殖民地利益。结果，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不仅几乎耗尽英国的本土国力，而且其经济发展所长期依赖的殖民帝国也最终分崩离析。尽管有殖民地是“帝国的负担”一说，但殖民市场的丧失给英国工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难以计量的。帝国的崩溃与殖民地的丧失，不但使英国失去了来自殖民地的滚滚财富，而且还使其失去了在帝国时代作为其整个工业霸权体系一部分的殖民地工业。这些工业本为英国本土资金为赢得更大利润游离出本岛在殖民地建立的工厂，它们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就近取材，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为英国资本赢得空前的利润。加之在殖民地开工设厂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在本岛设厂，这使英国本岛的大量资本和工业生产设备外迁殖民地。在帝国时代，当英国能够对各殖民地有效掌控时，资本与生产力自本土的外迁与本土工业的“空心化”，可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些工厂仍都是帝国工业生产体系与国际工业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战后非殖民化过程中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并成为与英国相互平等互不隶属的独立国家，却将这些工业生产能力从英国的整个工业生产体系中分裂出去，导致英国本土生产性意义上的资本与经济体缺少，这不能不说是战后英国整个工业竞争力的一大损失。

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垄断地位的丧失、新一轮能源开发与生产技术创新中的惰性与落后、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国力消耗、战后殖民市场的丧失（尽管仍有所谓的英联邦，但英国同原来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现已成为现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了）等一系列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已无可挽回地退回至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战后美国世界霸权的确立、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德法等欧洲国家经济的复苏、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缘化状态、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与工业化发展、亚洲四小龙的繁荣、今日中国的崛起等，基本使英国自工业革命起所积攒起来的全球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在此局势下，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丧失已是非常明确的历史逻辑，无可避免。

三、英国经验的历史启示

宏观来看，英国在近代世界工业领域中的霸权，是一种在人类文明自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一枝独秀优势主导下对工业品生产与销售的绝对垄断，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随着多个新兴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并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取得各自相对优势，以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英国在近代世界工业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也随之自然解体。这虽并未导致英国因此而一蹶不振，但却使英国永失世界工业“老大”的地位，不再具有引领世界工业发展潮流和控制全球工业产品贸易的绝对能力。[24]可以说，无论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兴起还是衰落，都是近代以来全球历史发展的情势所致，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辩证法。但尽管如此，对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兴衰的经验与启示加以总结，无论是对我们准确认识这一历史过程，还是对目前新兴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来说，都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与借鉴意义。

大致而言，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兴衰的历史有如下几点启示。

1.新能源获取与新动力开发技术，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和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影响力大小的关键性因素。充足的能源获得与其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人类经济的发展而言，永远是最为重要的。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通过对新能源新动力的不断开发与利用，推动人类经济活动不断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对新能源的拥有量与开发和利用能力。在新能源新动力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谁先抢得先机，谁即可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在世界工业贸易中占得更多的份额。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活就是一个对物质能源不断消费的过程。对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一旦能源消费需求超出能源供应时，人类即会陷入程度不等的能源危机，结果要么是经济的扩张性发展受到瓶颈限制，要么是既有的经济发生衰退，某一人群或整个人类因之陷入发展甚至生存困境。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进程来看，人类始终在为获得足够的能源供应而努力，且每次对能源危机的克服，都会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人类文明也会获得巨大进步。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轮能源与动力变革中，为解决新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所遇到的能源瓶颈，英国首先对煤进行了大规模生产性开发与利用，并因此抢得了第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先机，从而也是第一个利用这一先机实现对其广袤殖民地与本岛生产要素近代生产意义上整合的国家。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与近代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英国取得了对仍处在以人力、畜力和森林资源为主导，辅以少量水力和风力能源这种传统能源供给模式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的绝对优势，引领世界工业经济发展和控制全球工商业贸易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

2.国家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干预、调控甚至大规模地组织，在近代以来的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力提升方面至为重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整个工业化过程基本是一种自然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国家干预的影响。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长期奉行与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与立场。在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起始阶段，“自由放任”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在一元独享的世界工业格局中，确实非常有利于英国工业产品的全球销售，因为没有其他对之构成较为强有力挑战与竞争的力量。但在多元竞争格局下，国家力量对经济生产与技术创新进行必要组织与协调的影响，即成为一国国际竞争力大小的关键所在。1870年，新统一的德国对本国经济发展采取关税保护政策，20年后它快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1890年，法国和美国也开始实施同类政策，结果在19世纪结束时它们即取得了好于英国的工业表现；俄国在彼得大帝改革和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的推动下，也快速从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快速走上工业资本主义之路；亚洲的日本则在明治维新“置产兴业”的政策下，大力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并先后废除幕府时代西方国家所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它们凭借国家力量在经济领域的强力干预、协调、支持与保护，不仅快速完成了本国经济的工业化，而且还在新一轮技术创新中赢得了关键性优势。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干预政策成功的例子说明，市场取向型的威权主义政权在发展经济方面比纯粹的民主政权更为有效。[25]

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初，英国在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中赢得了暂时性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充分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工业霸主红利。但当这种优势逐渐丧失时，英国仍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政策，任由其企业自由发展，自生自灭。结果，因缺少强有力的国家组织、推动、支持与保护，作为只关注一人一厂、一企一业的企业家个体只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投资与生产行为决策，在尚有一定市场与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只着眼于如何用既有生产设备、技术与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当前利润的最大化，很少会去考虑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与国家战略竞争力。结果，到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仍是一个“小店主之国”[26]，缺少具有足够资金投入与技术创新实力的国际知名大企业。国家组织与保护力量的缺位，不能不说是英国工业国际竞争力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不断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3.在世界一体，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任何优势都是暂时的。一朝获得，不等于永久占有和受惠。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一枝独秀所确立起的近代世界工业霸权体系，即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多国竞争世界经济格局的出现，在所难免地瓦解了。尽管技术创新特别是一些决定性创新技术的研发非常缓慢，但其在研发成功后的传播速度却是异常迅速。对新技术的研发国来说，它很难长期垄断所研发的新技术。而这种新技术一旦溢出其研发国，则该研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创新就消失了，其自该新技术中的受益亦开始加速递减。这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势和当今全球化时代历史的实，没有人可以阻挡与改变。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一国要想始终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则它必须时时居安思危，努力防止和克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上的，对暂时性优势的陶醉与依赖症以及由此而生的创新惰性。那种幻想凭借一朝优势，永享红利的想法与做法，只会将这个国家无情地抛入落伍者行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上到国家下至社会，普遍地表现出创新惰性。工业部门传统，生产设施陈旧，惰于接纳和采用新技术，企业经营与管理方式落后……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大科技发明与革新方面，1851—1900年间，英国有105项，德国是202项，美国在1860—1900年间则有67.5万项。[27]结果，经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役，英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势已所剩无几了。

4.现代世界经济间的竞争，仍是实体工业经济为王的时代。历史地来看，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以工业和制造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它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即便在1815—1870年间，其最具经济优势的行业也是商业和金融业。以伦敦为代表的商业与金融业，始终是英国近代经济的核心部门。以中产阶级在全国所得税的贡献率为例，伦敦在自拿破仑时期至19世纪50年代的这一时期中一直占到全国总额的近50%，在19世纪50年代虽出现相对的降低，但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又出现了稳定回升，并在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回升至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而作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区，兰开夏和约克郡两地中产阶级对全国中产阶级收入所得税总额的贡献率在1812—1813年度尚不到10%，1865—1866年度时虽超过22%，但仍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且自1870年开始，两地的贡献率又开始下滑，至1911—1912年度时只有19%左右。从就业人数来看，其工业与制造业占其总就业人数的比例，1861年为40.9%，1881年为43%，1901年为43.9%，1921年为44.4%，战后黄金时期的1961年为47.8%，此后即一路下滑，至1981年只有37.5%，1987年更降至30.6%。[28]这种现象，在缺少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时代，并不影响英国工业技术与产品垄断世界。但至19世纪中后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结束后，其致命性缺陷即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其直接结果就是为实体经济强大的德国所迅速超越。无论是与同期的英国还是本国国内其他产业的比重相比，德国的工业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一直占有着较大的优势。1912—1913年间，在德国国内产值中，工业、制造业与采矿业占有44.6%的比重，服务业和运输业为32%，农业占23.4%。[29]一直到今日，因良好的实体工业的存在，德国在欧盟诸国中一直具有良好的经济表现与不断上升的政治影响力。也正是凭借良好的经济实力，德国正逐渐代替法国，成为欧盟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

发达的金融业并不一定有助于本国实体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英国虽一直有着发达的金融业，伦敦长期扮演着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但同对国内工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长期资本投资相比，伦敦金融城更重视与偏好于资金回笼周期短、收益回报率高的国际投资。结果，资本的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岛新的资本投资与产业设备更新，导致其制造业的衰落。[30]相关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1850年，英国对工业的投资率将近8%，1914年下降至不到5%；英国工业年增长率1820—1880年间长期维持在3%以上，1880年下降为2%，1890年更下降为1%。[31]

注释

[1]姚爱雨、陈祖洲：《英美学者关于英国衰落问题等研究》，《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2]参见尹建龙：《关于英国企业家“乡绅化”现象的争论与反思》，《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3]RonaldMaxHartwell（ed.），The Causesof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England，London：Methuen，1967，p.35.

[4][法]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23页。

[5][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1页。

[6]JohnUlricNef，TheRiseofthe BritishCoalIndustry，Vol.I，London：Routledge，1966，p.262.

[7]CharlesWilson，EnglandsApprenticeship，1603—1763，2nded.，London：Longman，1984，p.80.

[8][美]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著：《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王正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9][美]巴巴拉·弗里兹著：《煤的历史》，叶娜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0]B.R.Mitchell，British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247.

[11][美]罗伯特·B.马克斯著：《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页。

[12]P.DeanandW.A.Cole，BritishEconomicGrowth，1688—195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4，pp.80，170.

[13]PhyllisDeane，TheFirstIndustrial Revolution，2nd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p.137.

[14]同[9]，第54页。

[15][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48页。

[16][英]克拉潘著：《简明不列颠经济史》，范定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17]同[9]，第3、12页。

[18]F.M.L.Thompson，Gentrification andtheEnterpriseCultureBritain，1780—1980，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48.

[19]闵凡祥：《法国工业化“不发达状态”的社会心态解释》，《学海》2000年第4期。

[20]刘成：《英国衰落的标志———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2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2]刘景华：《对英国“衰落”问题的再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3][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陈小洪等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24]参见陈晓律：《重新解读英国衰落的原因———试析蔡美尔的〈帝国时光〉》，《复旦学报（社科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5][美]弗兰西斯·富山著：《历史的终结》，翻译组译，《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6][英]特里西娅·默里著：《玛格丽特·撒切尔》，星灿译，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27]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28]W.D.Rubinstein，Capitalism，CultureandDeclineinBritainin1750—1990，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pp. 28，33.

[29]A.MilwardandS.B.Saul，TheDevelopmentoftheEconomiesofContinental Europe，1850—1914，London，1977，p.19.

[30]参见WillHutton，TheStateWere In，London：Vintage，1996；GeoffreyIngham，CapitalismDivided？：TheCityandIndustryinBritishSocialDevelopment，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Macmillan，1984.

[31]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