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刘玺鸿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内部的丰富多样性构成了外界观察和认识的重要对象。随着当代中国对外认知视野的拓展以及世界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边疆在中国自身发展与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这种重要性与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及对边疆事务的关注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更多地是基于中国主体性与议题主导的一种话语表现形式，不具有“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而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观察，边疆议题在当代的凸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伴随着跨国和跨区域人员、货物、资本等流动的增强，以及诸如ISIS等国际恐怖主义新形态的出现，传统的边疆管控与边疆安全观受到各方面的挑战，新的边疆治理模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努力实现和构建的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在新的背景之下，“边疆”已经摆脱了作为中心区域次要性、附属性位置的定位，而转变为我们主动认识中国及其周边世界本身所无法避开的现实与知识空间，并逐渐成为其他学科以及跨学科研究及对话中的重要衍生话题。

正是在上述的语境之下，2015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延续之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共识、综合研究、跨区域与跨学科讨论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并结合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会议，逐渐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学”思考空间，并结合相关的学术讨论以及出版的各类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基础与可能。本文拟就2015年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状况从几个基本方面进行简要的梳理与分析，挂一漏万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战略共识与学术支撑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关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3日，习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明确提出中国将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动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表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面、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在这种总体框架下，本年度的中国边疆研究以此作为共识，并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机制与学术活动，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层面做出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具有引领者地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于2014年正式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并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2015年产生了全面影响。从学术视野上看，在更名之后，其关注重点已经从边疆史地拓展到关于边疆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两大方面，并开始形成跨学科视野。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取向也将是之后一段时间国内其他边疆研究机构进一步调整和跟进的目标。此外，在本年度，国内各科研院所还建立了新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围绕丝绸之路沿线相关研究展开，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月10日正式成立“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于1月22日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将以“世界视野、中国重心、丝路特色”为主旨，致力推进攸关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合作研究；海南师范大学于3月12日成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于5月5日成立“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同时还成立“北京交通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拟通过对丝路各地特色文化的挖掘，强化文化创意，追求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文化和金融的结合，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发展；南开大学于6月6日成立“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中央美术学院于6月25日成立“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大学于11月底成立“玄奘研究院”，等等。在专门的边疆研究机构方面，中央民族大学于11月成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将对边疆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综合研究的持续推进

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单一学科研究内容日益深入，且因边疆本身作为兼具区域与社会双重特征的独特性，决定了边疆研究本身需要各方面研究的综合参与和多学科的通力支持。

本年度的边疆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不断推进，已在多方面有所体现。例如，在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边疆研究议题已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新疆的影响和去极端化研究”“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中亚民族关系与冲突研究译丛”等，这些题目都具有鲜明的综合研究色彩，而且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方面加以兼顾。

此外，边疆研究也吸引了其他学科的关注与兴趣，如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其研究视角与解释路径与传统的历史学等学科有所不同，对于一些边疆问题具有自身的独到解释力，因此，这些学科的参与不仅有助于扩大边疆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而且能够进一步丰富边疆研究的理论的方法，并在“边疆经济学”“边疆安全学”“边疆民族志”“边疆人类学”等方面为边疆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中国边疆区位的特殊性，相当多的研究还涉及跨界民族、跨界安全、跨界治理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而与周边区域或周边国家研究深度交融。

学术研讨与学术共同体

2015年中国边疆研究离不开思想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学术研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边疆研究领域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就丝绸之路建设、边疆研究以及相关连带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例如，2015年6月21—24日，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丝绸之路与宗教传播”学术研讨会；7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思考、新探索”，为青年学者分析和思考边疆问题提供了学术平台。10月24—25日，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第二届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就边疆学理论相关问题进行研讨，马大正先生在会议总结时指出，边疆研究今后的研究组织工作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点，一是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二是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三是推动、组织学科发展的研究者，应心怀学科发展的全局，及时制定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并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边疆研究提出了必要的思路指引。11月13—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合作主办“第三届中国边疆学论坛”，就“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议题展开深入研讨；11月14—15日，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举办“丝绸之路与文明互动”学术研讨会，就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当前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研究进行了探讨。

除了相关的学术会议之外，本年度值得一提的还有公共舆论界关于“新清史”的讨论。这一讨论围绕美国“新清史”研究的研究范式、关注重点及其学术背景，在学界和舆论界形成了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与交锋。从学术本身而言，这种讨论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就某些学术议题确立对话与交流意识，但同时也需要避免学术议题的“政治化”倾向，以更好地促进正常学术交流与互动的推进。同时，这一讨论也暴露出我们在边疆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需要加以进一步弥补。

总体而言，通过本年度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研讨与交流，国内学术界关于边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并将在不远的将来开启边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研究成果及其出版

基于学界前期所做的努力以及国家的相关配套支持，本年度中国边疆研究在学术成果生产与出版方面颇富成效。其中，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大型系列图书———“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正式出版，并在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首发式。该研究文库分为“初编”与“二编”，各50部，其中“初编”部分主要为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题解，“二编”为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该文库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及当代边疆问题的方方面面，其面世有力地助推了边疆研究的整体性发展与提升。此外，在边疆文献整理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整理出版《外文中国边疆文献资料丛刊》（蝠池书院出版，第一辑共50册），其中包括关于中国东北、蒙古、西北、西藏、云南边疆地区以及海疆的日、英、美、俄、意、法、瑞典等文字的各类珍贵文献史料，对于研究者而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全2册，毕奥南整理，东方出版社）的出版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

除了文库与丛书之外，本年度也有诸多单独出版的边疆研究学术著作或译作值得关注。其中较重要的有：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菅志翔、马戎：《民国时期西部边疆的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社科文献出版社）；方铁：《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社科文献出版社）；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达力扎布：《〈喀尔喀法规〉汉译及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柏中：《〈大南实录〉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史料辑》（社科文献出版社）；[英]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曹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铭铭、舒瑜主编：《文化复合型：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边疆研究学术史的回望与反思也在进一步推进，对一些边疆研究史上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如拉铁摩尔、史禄国、李安宅等，都开始进行重新研究，值得关注。其中，袁剑所著《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科文献出版社）一书对中国边疆研究史尤其是中国边疆研究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对他及其理论在中国学术界视野中的波荡沉浮做了深入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拉铁摩尔及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为我们正视和探讨边疆理论建构问题提供必要的借鉴。

在学术期刊的出版方面，除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边疆研究专门刊物之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专门开辟“中国边疆学”学术专栏，经过几年努力，已经在学界取得重要影响力。此外，一批以书代刊的边疆研究学术集刊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在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中国边疆学》第3辑（邢广程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办《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朱泓主编，科学出版社），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主办《华西边疆评论》第2辑（孙勇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以及《西北民族论丛》第11、12辑（周伟洲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边疆安全研究》第1辑（徐黎丽编著，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出版，对于促进边疆研究成果的发表以及边疆研究的专业化都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本年度的相关研究论文除了除了传统的史地研究之外，更多地围绕“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展开，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其中，马大正先生所撰《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3辑，第315—349页）一文，对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和边疆学学科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权威的认识与解读。在学术梳理方面，朱尖、苗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现状分析———基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2013年）的计量统计》一文利用统计学方法对近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刊文状况以及边疆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较有代表性。

未来展望：对话意识、学术场域与主体身份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大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正面临重大契机，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谓机遇，在于它将有助于我们将边疆观察和研究的视野放得更大，超越单纯的民族国家疆界，而放到区域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和处理相关的边疆问题，同时也使我们在相关研究中能够形成历史和国家比较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认识边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谓挑战，则在于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我们在研究本国边疆事务与问题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甚至质疑和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有效的对话意识，确立明确的学术场域以及构建自身的主体身份，就显得尤为必要。

由于中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独特性，中国的边疆研究有其自身的悠久传统，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疆研究途径，但由于边疆研究的复杂性以及各方面问题的多样性，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我们有必要确立一种科学、合理的对话意识，以应对当前国际化交流互动日益深入的大背景。历史时期尤其是近代的中国边疆研究，由于其所处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而且面临着外敌入侵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边疆的认知与研究往往主要立足于国内，与国外的相关交流较为薄弱。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已经成为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相关的研究中，规范而有效的对话意识将有助于边疆研究国际学术交往的共识达成，同时也能够在国内边疆研究领域内部形成共同体认知。与此同时，在边疆研究形成新的学术热点的情况下，因边疆研究本身应有的学术性，它既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或对策研究，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具有自身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研究边界；此外，在讨论的空间方面，还有必要将其他学科所涉及的边疆议题纳入进来，例如，经济学领域内的边疆研究等，这对于增强边疆研究内部的视角多样性和研究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还必须始终坚持中国边疆研究中的主体身份，既具有国家的责任感，又保持历史的使命感，在关注中外边疆研究学术互动的同时，始终坚守边疆研究中的中国主体性，并从细节和基础概念论证角度一步步出发，认真思考和面对边疆理论相关构建问题。

总之，2015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充分继承了既有研究的精神与养料，继续在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方面不断推进，跨国、跨界和国际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有力地提升了边疆与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全社会对于边疆议题的共识，这将有助于边疆研究的后续展开与当代新意义的生成。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度校级自主科研项目———《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概念的范型与流变》（项目主持人）（立项编号：2015MDQN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