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楠

（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
——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之方法论研究

赵楠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是一部大众传播民族志研究范本，它为此类研究创立了民族志方法的框架和原理。问题意识的具象化和细致化，使作者展开了对印度乡村社会中电视的研究。首先，大众传播媒介依托于乡村生活语境而展开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其次，在研究领域中，电视教育、告知的功能研究所占比重较大，而对电视娱乐功能的社会性思考还尚有不足；最后，超越个体层面所受到的电视媒介影响，社会结构性更深层次的讨论有其必要性。本文通过研究者的身份意识、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的方法以及核心见解的梳理这几个方面展开述评，以对社会学的传播学进路和传播学的社会学视野作出一些思考和明辨。

关键词：电视；乡村生活；民族志；传播与发展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是大众传播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标本，它探索了变迁中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作者走进印度村民的生活场景中，让他们讲述与电视之间发生的精彩故事，进而分析电视在印度乡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近几年中对印度农村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获得印度乡村资料，试图回答电视对社会性别、种姓制度和家庭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电视是怎样冲击他们的以及电视在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中扮演什么。作者柯克•约翰逊通晓东西方文化，他在印度乡村度过了13年的童年光阴，在印度西部接受中学教育，并于1990年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随后又继续潜心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如今他任职于关岛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研究和兴趣领域包括发展与社会变迁、全球化、大众传媒、文化和种族关系。独特的身份背景促成了约翰逊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特色和价值。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一书进行评论。主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者的身份意识，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以及核心见解。这几个方向基本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内在理路。这样一篇书评是为了更好地与作者展开对话，与学者展开讨论。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只有好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一、研究身份的“局外人”与“局内人”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以下简称《电视》）的作者是柯克•约翰逊，美国人，幼时随父母在印度乡村生活了13年。约翰逊13年的童年生活在一个叫班杰加尼的小镇度过，他的父亲是当地一所国际侨民学校的校长。在印度生活的期间，约翰逊学会了当地语言——马拉地语，并通过学校活动熟悉了周围的乡村地区。1995年，约翰逊作为麦吉尔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回到熟悉的小镇，开展了本书的研究。

身份角色的不同既给约翰逊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些许的困扰。作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即局外人，不论是从外表、肤色、头发、体型还是语言、文化、习俗、观念等，约翰逊都与印度人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也造成他进入达瑙里村庄进行调查时，常常会有人死死盯着他看，甚至一些小孩子会摸摸他的头发。不过，自身的外在差异没有削减约翰逊的研究热情。他13年的印度生活让他不仅熟悉当地的语言，而且对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也相当了解。这又让约翰逊成了本地人，即局内人。“局外人”、“局内人”身份角色的结合，产生了独一无二的优势。身份角色的重叠与分离使约翰逊得以观察和评价人们态度和行为上的许多细微差别。他能够记录当地人习以为常而经常忽略的许多行为和习性上的细节，同时，他又能捕捉到一个不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外国人很可能错过的态度和行为的含义。

除了在观察视角等方面表现出“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角色结合优势之外，在理论视角方面，约翰逊的这一优势也突显出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以来，关于它的研究层出不穷，大致分为三类：传播方法分析、媒介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分析以及媒介与社会变迁关系的分析。媒介信息及内容分析促成了美国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研究，从魔弹论到弱效果论再到适度满足论，不同的研究视角产生出不同的理论概念。然而不同的背后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大众传播的功能讨论主要界定在传递信息和教育社会这两方面，这也就导致媒介的内容形式主要限定在电视新闻、电视教育节目、电视剧，研究环境主要针对都市环境来展开。约翰逊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理论和观念的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把媒介内容的研究划定在娱乐节目方面，尤其关注了广告对常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其次，作者的研究环境从城市移入了印度乡村。作者向自己发问，之前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理论数据是否适用于本次的研究情况？是否能以一推十？带着这些思考和问题，他进入了达瑙里村，开展了对印度两村庄的电视研究。

角色身份的互换给予了约翰逊一种“他者”和“我者”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眼光。在研究过程中，他可以很好地进入该社区，与他们一同生活在一起，似乎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一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在他这个外人眼里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例如，在访问达瑙里村之前，在印度生活的作者从未见过公共厕所，当有一天在达瑙里东区见到一个由水泥搭就的正方形小屋时，作者对助手普拉卡说：“这人太穷了，要住这么小的房子。”结果这并不是一所房子，而是一个户外公厕。对作者而言，这个公厕比其他任何东西——无论是电视、立体音响、摩托车或《时代》杂志——更多代表印度乡村发展的进程和迅速。因为村民们正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相信自己同样值得拥有城市生活中的奢侈品。

二、研究问题的“小”与“大”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展开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问题意识的呈现决定了该学术课题的价值性和重要性。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捏造或空穴来风，它往往建立在研究者对相关领域的归纳和梳理之上。

《电视》这本书的切入点是印度乡村的电视生活景观，作者透过印度乡村日常生活的媒介形态来试图回答相关问题：电视在印度乡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对性别、种姓和家族关系有什么影响？村民们认为电视在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研究问题的“小”是针对作者的研究对象而言，只关注印度乡村中电视这一种媒介形态。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在“小”自身上，而是在“小”的基础上去深挖“大”的一方面，即通过对电视的研究，探讨传播与发展这一宏观问题。

关于电视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这方面产生的理论研究成果也著述颇丰，但是约翰逊发现，仍然有以下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对电视的研究路径一开始就在地理位置上偏向于城市。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提出，城市化带来了一个国家识字率的提高，这继而使大众传播媒介接触量得以增加，最后实现更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参与。［1］勒纳是对中东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考察，他认为“移情”的缺乏可以通过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来矫正。那么在同样处于第三世界的印度，在以乡村生活为语境的情况下，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的认知心理是否也通过电视发生了“移情”的效应？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引发了研究者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和讨论。约翰逊《电视》一书为后世学者的乡村媒介生活体验提供了借鉴意义和引导价值。

其次，研究电视势必会对电视节目展开内容分析，以往关于电视内容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电视新闻、电视消息、电视科教节目、电视剧等方面，关注电视广告和娱乐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较少。之所以关注电视的广告和娱乐节目方面，是作者深入乡村社会生活调查前的预想，当进入印度乡村情景中，作者发现娱乐节目和广告在印度乡村生活变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据作者调查，在印度电视节目中，11%的内容是广告，从玩具到冰淇淋，从饮料到牛仔裤，广告中的产品在印度乡村社会中变为一种必需品。一名药剂师的回答证实了这一点：村民来找医生拿药，医生给他们的药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他们想要昨晚在电视上做广告的那种药，医生解释说他给的药更好且便宜，但村民们就是不要。电视娱乐节目和广告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影响着印度乡村社会的个体认知和心理变化。一方面，流行文化的研究填补了电视内容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流行文化的社会影响也在发生着“洗白”，即除却教育、告知功能以外，娱乐的正功能性也在发生着积极的改变。

研究问题的确立并没有束缚作者的视野和想象，约翰逊没有局限于对电视本身的研究，而是追求更大的宏观视野。约翰逊对达瑙里和拉布杰里的研究从个体心理层面上升到社会结构层面。结构层面重点关注婚姻、宗教和不同年龄、种姓、性别间的人际关系变量，而心理层面关注态度变化、恐惧、价值观、形象、观点和需要。之所以对这两个层面都进行分析，作者给出这样的解释：将我们对电视影响的分析限定在心理变量领域，那么在试图理解社会变迁时，我们会缺失通常是变迁中最重要的方面。在关于发展传播的任何讨论中都不应该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结构和对结构性冲突的分析。社会变迁所遭遇的大多数障碍是结构性障碍，而非文化障碍。［2］跳脱出对人性个体的心理层面研究，放置在社会结构性层面来展开宏达叙事，这样一大一小的对应变换不能不说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三、研究方法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法。大众传播的研究在前期主要以量化展开，而量化的实验设计对于全面了解印度乡村社会似乎还不够全面。质化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接触到研究中更主观的方面。作者在进入乡村调查之前，采用质化研究来识别问题、提出假设，在此基础上设计恰当的量化调查。于是作者采用民族志方法来展开本研究。民族志范式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提出“个人的本土性和意义只能通过近距离地分析自然环境来理解”，并且它还“充分利用人作为工具的强大力量，为理性调查的可能更为客观的方法提供了充分的平衡”。民族志方法是对乡村社会的一次“深描”，它让我们进入一个现存的区域去获取数据，而不是去改变其环境。在这个区域内，我们用眼睛直观看到的是受访者的眼神、动作和体验，用心去感受的是他们的信仰、感情及他们对那些感情的解释。马林诺夫斯基曾说：“民族志的目的是掌握当地人的观点和他与生活的联系，了解他对他的世界的认识。”［3］

在电视没有进入印度乡村家庭之前，家庭生活主要是围绕农业展开，在夜晚，家人和邻居会相互聊天，并且早早就进入睡梦中。可是当电视进入家庭生活后，电视成了主角，人们早上睡眼惺忪就打开电视，劳作一天之后也继续看电视到很晚。以前的夜晚谈话被电视节目取而代之。由于电视的出现，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接触的机会增多了，男人不再和朋友们出去串门，而是留在家里和妻子孩子们在一起，电视的到来确实给家庭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营造了一种向上的社会环境。

在考察印度乡村的电视情况时，作者采用的是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这二者并不是对立二元组，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发声的。访谈不可能存在于真空里，观察不仅持续地影响着访谈对象的选择，而且影响着研究者需要提出的问题。在贸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社区时，作者并没有进行任何刻意或深入的访谈，只是以广泛的描述性观察研究开始。当自己被村民们接受，逐渐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后，作者的访谈才得以开始。其实，当观察者进入一个社区进行观察时，同时他也是被观察者。斯普拉德利曾说过，要尽可能地“在被研究的社会环境下探究问题和答案”。［4］

在经过6个星期左右的参与式观察之后，作者开始了深度访谈，访谈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建立友好关系，第二阶段是讨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最后阶段用来回顾已经获得的资料和上一次访谈以来出现的其他问题。

民族志的研究不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出发，而是试图去表现他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知，从而来理解并报告行为、习俗、事件和情感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斯普拉德利提出的文化定义才更契合民族志学的目的：“文化，指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并促发社会行为的后天习得的知识。”［5］

四、结构与心理、主动与被动

电视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既发生在结构层面也发生在心理层面。当我们开展一次研究时，如果限定在心理变量领域，那么试图理解社会变迁时，我们会缺失通常是变迁中最重要的方面。在关于发展传播的任何讨论中都不应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结构和对结构性冲突的分析。电视的进入确实带来了个体心理的变化，但是社会变迁所遭遇的大多数障碍是结构性障碍，而非文化障碍，这也恰好符合作者的研究路径。全文共9章，对于电视的讨论只有3章，占篇幅的1/3，而剩下的2/3虽然和电视的讨论关系不密切，但却反映了电视在乡村社会中更深入的问题。例如，对于信息的占用一直是乡村精英维持自身在社区中地位的重要手段，通过垄断信息，无论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还是社会信息，精英得以操纵大众。随着电视的到来，这种长期存在的策略被取消了。在司法系统的变迁中，电视同样起到了结构性影响，通过电视，村民们正在更深入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权利。

受众“主动”与“被动”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所关注的某个焦点，电视观众是否是被动消极的，作者通过观察电视娱乐节目和广告作出了回应。特定节目的内容并不是要去断定电视对特定态度和观点的影响，而是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印度村民在收看这类节目，作者也就特别关注该节目。在这个研究中，电视观众是积极主动的，而非消极被动的传播参与者。他们成为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积极成员，他们使用媒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电视的影响是深入的、持久的。约翰逊的这本书是电视研究序曲中的某个篇章，经过他本人认真的构思和潜心的谱曲，最终呈现出这篇发展传播的经典读作。他从日常生活表现的情景案例入手，进行宏大视野的叙事分析，学术勇气可嘉。

最后，笔者还想说一点，从《电视》可以看出约翰逊特别强调结构性的影响，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视研究都要讨论结构性的影响，而对心理层面的考虑有所减少。笔者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一种误解，约翰逊的研究是针对印度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进行的观察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结构性障碍起到实质性作用，电视在乡村社会的出现影响了一些结构性障碍。相较于心理层面的分析，结构层面发挥的作用更大。此结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针对特定的大众传播媒介展开的，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盖棺定论。如今，电视在城市已经趋于饱和状态，农村应该成为电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电视本身在发展，同样，关于它的研究和讨论也不会停止不前。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M］.纽约：自由出版社，1958：342.

［2］ 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4-205.

［3］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5.

［4］ 斯普拉德利.参与观察法［M］.伦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1980：32.

［5］ 斯普拉德利.民族志访谈［M］.伦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1979：7.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050-02

作者简介：赵楠（1991—），女，山西长治人，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媒介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