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熙，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移动医疗行业发展

张颖熙，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近年来，受社会资本的热捧，中国移动医疗行业发展十分迅猛，前景十分广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中国移动医疗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将极大地助推医疗资源效率的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移动医疗能否大发展，取决于中国医疗改革能否有实质性的突破。协调推进以“三医联动”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医改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目标，也是互联网企业布局移动医疗的切入点和核心动力。

移动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医联动”；医保改革；互联网企业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市场优化产能供给，而政府在多个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励创新，更多地转向以监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供给理论强调改善供给能力来调整需求，好的供给自然能带来需求，通过降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加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从供给侧角度看，中国医疗行业的核心问题是优质有效的供给匮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就目前的医疗服务行业看，需求在节节攀升，而有效优质的供给却始终非常匮乏。比如，高端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服务严重不足。据统计，2014年，中国一、二、三级公立医院平均诊疗人次分别为2.6、16.7和71.5(万人次/医院)。*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因此，相对于那些需求疲软的行业，医疗服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有可能显现成效的领域。

鉴于老龄化和医疗服务需求的高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十三五”时期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和思路。2016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医疗卫生改革2016年的工作部署提出了14项建议，其中不少与医疗供给侧改革密切相关。比如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在70%左右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药品流通等改革，鼓励社会办医，发展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等。其中，以移动医疗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成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被提到台前。事实上，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前，以春雨医生为首的国内领先移动健康管理平台已开始探索医疗资源的变革之路，即在医疗资源有限且不均的情况下，利用移动互联网手段，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等手段，有效地提升了医疗资源供给能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移动医疗发展的前景和困境，医疗供给侧改革能否真正打破中国移动医疗的制度困境？本文将重点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着重从供给侧改革角度探讨“十三五”时期中国移动医疗发展的前景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国移动医疗发展现状

移动医疗是在传统医疗产业链的基础上，新增了以移动终端为载体的运营商、移动互联网行业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各种角色，包括移动网络运营商、系统集成商、软件硬件供应商、移动网络技术和设备供应商、移动终端制造商、移动医疗产品营销传播推广公司、移动医疗应用服务商等。它融合了传统医疗产业和移动互联网行业，整合了线上线下两方面的优势，是一个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行业的典型案例。

从国外移动医疗发展历程和产业生命周期看，移动医疗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市场探索期、市场启动期、高速发展期和应用成熟期。中国移动医疗产业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漫长的市场探索，2014年步入了市场启动期。*参见易观智库研究报告：《2016—2018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预测》，www.analysys.cn。近几年来，社会资本对互联网医疗的投融资十分火热。据统计，2014年，中国互联网医疗的融资额大幅增长226%，达到了6.91亿美元。其中，移动医疗投资占到了大部分，从2013年开始投资比例超过了60%。*相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报告：《互联网医疗长期繁荣，黄金时代已经到来》，2015年6月15日。随着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投资(PE)对移动医疗的热捧，移动医疗市场规模扩张迅猛。根据Analysys易观智库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48.8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62%。预计2018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接近300亿元人民币，2016—2018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60%。

从商业模式来看，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可分为向药企收费、向医生收费、向医院收费、向保险公司收费和向消费者收费这五种模式。据调查，中国市场上的移动医疗绝大多数是面向患者的，面向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应用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服务的更是没有。国内很多互联网企业仍然以获取流量和培养用户消费习惯作为首要目标，真正能产生价值的应用还不多，而美国大概有31%的移动医疗是服务医药专业人士的。由此可见，靠泛泛的产品冲人气已经很难盈利，个人用户是吝啬的，那么到底谁来为移动医疗买单？移动医疗已进入后流量时代，个人消费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应趋势的发展，机构付费才是未来发展的核心[1]。美国移动医疗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把支付方从个人转向了机构——主要是保险公司、雇主和药企。但是美国移动医疗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很难效仿，因为这些机构支付方还不成熟。因此，国内移动医疗市场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与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投入、医疗体制的束缚、商业保险市场不发达、技术障碍以及人们的医疗观念意识都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医疗体制问题是当前制约移动医疗发展的首要障碍。

二、制约中国移动医疗发展的制度困境

(一)公立医院垄断医疗资源，导致移动医疗关键环节缺失

医疗服务的核心是患者，医疗服务链就是围绕着患者这一核心，由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机构、医生等)分阶段参与，共同构建而成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的医疗服务链只关注治疗环节，这是因为传统的医疗服务链是断裂的，只有中间环节，没有诊疗前的疾病预防和健康数据采集，也缺乏诊疗后的疾病追踪和患者健康管理。互联网时代的医疗服务链应该是一个闭合的环状，它分为诊疗前、诊疗中和诊疗后三大部分。当前，中国移动医疗主要集中在诊疗前和诊疗后两个环节，对诊疗中，这个医疗服务最关键的环节却鲜有问津。原因恰恰在于我们的公立医院几乎垄断了医师资源，医生很难通过移动医疗设备及APP为患者提供详细充足的专业建议。因此，即便互联网巨头们对移动医疗这块蛋糕早已垂涎不已，但是不攻克和医院信息化系统对接这一难关，就始终无法深入涉足这一领域。另外，就公立医院自己开发移动医疗板块来看，受到医保、物流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仍然无法大力推开。因此，未来能否打通医院、政府、药企、互联网企业等多方环节，提高医院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或敞开医院大门，鼓励市场第三方的加入，对扩大移动医疗在诊疗中环节的应用，打通整个医疗服务链至关重要。

(二)医疗保险体系不发达，远不能支撑移动医疗的发展

移动医疗利用远程医患交流，可以降低患者就诊和住院次数，从而有效节省医疗支付方的保费赔付。但由于中国医保体系尚不发达，移动医疗与医保的衔接存在巨大的缺口，无论从医保目录的覆盖程度还是保障额度上，都不利于移动医疗的进一步发展。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看，当前我们的医保目录中涵盖的主要是基本药物和基本治疗费用，保额相对较低，对患者只保有最基本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保险种类宽泛，目前已支持包括可穿戴设备等辅助医疗产品，同时对于医疗产品加入医保目录持相对开放态度，允许不断加入有利于患者的产品。从商业医疗保险看，由于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都由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和覆盖，商业医保只是充当辅助和补充角色，商业保险的覆盖面较低、保险种类也较少。相比之下，美国的医保体系是建立在商业医保基础上，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较为灵活，善于接受新兴医疗创新产品。例如，Welldoc是美国领先的移动慢性病管理服务提供商，其在2013年推出了旗下的2型糖尿病管理应用BlueStar，成为美国首款通过FDA认证并需要医生处方开具的糖尿病管理APP，用户使用BlueStar的费用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覆盖。*参见广发证券研究报告：《医疗信息化——移动医疗与健康管理》，2015年3月3日。

由此，基于中国现有的医保制度架构和政府有限的投入能力，移动医疗市场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取决于短期内基本医疗保险能否放宽医保名目、拓展保险种类、打通移动支付接入医保的线上结算通道，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业医疗保险能否进一步扩充目录和提升参与程度。理论上，商业保险的市场化特性使得其能够自行扩充、更新其覆盖的医疗产品种类。商业医疗保险的介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新兴的移动医疗产品是否能够快速推广。事实上，相对于前者，放开后者的政策限制，积极鼓励商业医疗保险与互联网医疗深度合作，在短期内可能是更加现实的解决方案。

(三)行业监管与标准缺乏，相关法律政策尚需完善

随着移动医疗行业生态的不断演进，以网络轻问诊和慢性病管理为主体的移动医疗各项业务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近两年已经逐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在规范医疗行为方面，中国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师、中医师个体开业暂行管理办法》等，但是对移动医疗行业的政策法律监管方面暂时还没有明文规定。中国移动医疗行业想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长足发展，必须与国际接轨，尤其要符合国际医疗标准。然而，目前国内很多医疗实践还没被纳入国际医疗标准范畴，行业缺乏国际制度性规范[2]。据调查，中国50%的受访者认为硬件及软件标准的缺失是阻碍移动医疗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标准缺乏将引起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公司开发新产品及提供服务的难度。移动医疗作为新兴产业，关于它的法律创建，在没有任何国内法律借鉴的条件下，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立法过程。而且移动医疗APP种类繁多，这导致立法部门很难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法律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以保证多方利益的平衡，涉及医疗环节的复杂性也导致法律难以明确一个单体APP在各个环节的责任。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中国移动医疗行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要理解中国移动医疗未来的发展，必须从理解未来中国医疗服务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开始。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和转型期的关键之年。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它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医疗行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增加优质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而移动医疗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恰恰来自于医疗资源效率提升和配置优化。医疗资源供给稀缺、配置不合理为移动医疗创造了机遇。医疗资源稀缺且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配置极不合理，医疗机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基层医疗条件落后；二是医疗机构层次分布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型。前面已经提到，制约中国移动医疗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体制机制的束缚，导致医疗产业链在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医药电商、互联网企业等多个环节难以有效衔接。协调推进以“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和医药)”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医改取得突破的关键目标。在医改规划目标的政策指导下，“三医联动”将推动传统医疗行业快速变革，为消融行业坚冰奠定坚实基础，并为互联网企业布局移动医疗提供切入点和核心动力[3]。

(一)医疗端：实现分级诊疗和放开医生多点执业是推动移动医疗发展的关键

分级诊疗的医疗资源配置方法是为优质医疗资源的获取设定准入门槛，并通过支付方案倾斜形成对优选获取基层医疗资源的正向激励。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医药卫生事业长远健康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意见》中提到，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在分级诊疗中的作用。分级诊疗最重要的是患者信息共享，患者无论在哪个机构就诊，医务人员都能及时了解到患者的健康、诊疗、用药情况，全程跟踪病人的健康信息，为患者提供连续的整合服务。在这个环节，移动医疗恰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它能实现医疗数据共享、互联互通。2015年，微医集团打造了全国最大的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即杭州市级医院诊间跨省转诊预约平台。目前该平台已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10家市级医院全面运行，患者在诊期间能直接预约北京、上海专家，实现异地医保报销。以往基层医院向大医院的转诊通道十分复杂且不顺畅，搭建转诊平台可显著畅通基层向大医院的转诊通道，而且丰富对症专家选择。由此可见，转诊平台成功的关键在于打通渠道，建立顺畅的上下层医生联系平台[4]。

2015 年年初，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医生多点执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推进该项工作的核心点就是要解决医生、医院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美国移动医疗较为成熟与其医生可以自由执业的制度环境是分不开的。在美国，患者先和信赖的医生建立长久的互动和往来，医生可以通过移动医疗对患者健康状况进行监控和解答。但在中国，鉴于公立医院的垄断，医生和患者没有建立实质性的、长期一对一沟通的习惯。因此，从放开医生多点执业到实现自由执业的过程中，医患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对推动移动医疗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二)医保端：随着医保控费的深入推进，终将走向移动医疗服务

对于医疗保险来说，无论是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医疗保险，其核心诉求是如何控制费用支出，即控费问题。过去二十年，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都在持续推动医疗与卫生的信息化，其最终目的是控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医疗支出缺口[5]。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看，医保控费主要经历从费用控制到药品福利管理(PBM，Pharmaceutical Benefit Managers)，再到移动医疗服务这三个阶段。其实质是医疗数据的交互深入，并最终在大健康数据交互前提下实现服务的交互深化。

第一阶段，即医保控费阶段。医保控费系统应与医院端和社保端相接，进行健康数据分析，分析的前提是医疗数据的获取。其数据的获取既依赖于临床类知识库的长期积累，也依赖于医院端和社保端数据获取的技术壁垒。这一阶段，数据交互仅限于社保、商保审核和监控平台与医院之间，即内部的交互。但总体上，医保控费阶段的数据分析基础是医疗数据的交互。第二阶段，即药品福利管理(PBM)。PBM就是通过审核医院和药房的处方以及保险公司保单，对医保费用支出进行审核。这与医保控费阶段的事前控费比较相似，但不同的是，PBM企业通过其丰富的参保人资源，介入药品管理和产品设计环节。PBM 业务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医保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其监控触角涉及医疗服务的整个疗程，包括从最开始的药品购买、药房管理、药品使用目录管理、处方行为、医疗检查以及报销管理等方面。第三阶段，即移动医疗服务，包括慢性病管理、远程医疗等。在移动医疗服务阶段，可通过对就医流程的改造，从源头遏制就医费用的提升。比如B2C的慢性病管理，实时监测健康状况，减少医院就诊时间。在这一阶段，对移动医疗来说，已经不仅限于医疗数据的相互交互，而是升级为包含医疗数据在内的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数据的交互，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医疗服务交互的深入。这些服务包括医院的诊断、区域医疗的会诊和后期的康复管理等。

随着控费的深入，走向移动医疗服务是必然的。美国的医保控费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美国PBM代表企业——快捷药方公司(Express Scripts)，其来自药品的收入与毛利贡献占绝对主导比例，审核保单等相关IT服务收入占比仅1%～5%。中国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即主要围绕如何控制医药费用。未来，随着医保控费要求的日益提高和医药大数据的紧密结合，由医保控费衍生出的药品福利管理(PBM)和移动医疗必然会得到快速发展。事实上，国内已经有医药企业开始在该领域布局。例如，海虹控股在2009年开始与世界500强——美国ESI集团战略合作，开发医保智能管理平台助力医保审核，并向药品福利管理(PBM)转型[6]。2014年，公司基于医保端巨大的数据卡位优势与全国范围内的近一百家三甲医院开展深度合作，建设新健康医疗服务网络，为参保人提供智慧健康档案、预约就医、异地转诊、健康干预等服务，实现了健康产业链条向医院端及患者端的延伸。*参见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报告：《卡位医疗支付端，志在中国国民健康第一平台》，2015年8月17日。

(三)医药端：打通医保线上支付和放开处方药网上销售将加快推动移动医疗发展

中国医药网售比例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放开药品互联网销售迫在眉睫。根据易观智库数据，2013年，中国医药电商渗透率仅为0.35%，而美国同期医药电商渗透率达到30%，欧洲达到23%，日本达到17%。*参见易观智库研究报告：《中国医药B2C市场专题研究报告》，www.analysys.cn。究其原因，处方药解禁和网上药店医保支付这两大难题，一直是横亘在医药电商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政策在医药端的改革也在酝酿中。2014年5月，国家药监局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允许互联网药品经营者按照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然而2015年4月正式出台的《药品管理法(修订版)》却只字未提互联网售药。考虑到网络售药监管难度大，这项政策出台的节奏已经放缓。但网络售药政策收紧的同时，政府已开始尝试放开网购医保政策。据统计，目前中国药品零售市场的规模大概为2 030亿元，而整个网上医药行业的销售额仅有68亿元，占比不到0.04%。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的药品网络零售规模达到了1 700亿美元，在整体药品零售规模中占比近30%。*参见国联证券研究报告：《广告法不准代言卖药，网上药店试点医保支付》，2015年9月7日。目前，全国已有海南、浙江海宁、辽宁沈阳和广州四个地区实现了医保网上购药。虽然只能使用个人账户资金，但离打通网上售药医保在线支付更近了一步。未来，随着处方药网售的落地和医保卡线上支付问题的解决，有望给医药电商以及整个移动医疗行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目前国内医药电商，如阿里健康正在试图颠覆传统的“医药/器械制造企业—医药流通企业—医疗机构—患者—保险机构”医药流通产业链，借助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与线下连锁药店合作，实现医药购买的流程再造，打造医药流通O2O。

四、相关政策建议

受医疗体制的束缚，现阶段的移动医疗还停留在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来为传统医疗服务提供延伸和诊断辅助。移动医疗在短期内的发展更多侧重于技术类服务，而非整体性服务。但是从发达国家移动医疗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移动医疗的发展将紧密围绕医疗服务的需求，其核心必定是围绕医院诊疗平台这个核心，做好医疗过程的前端和后端两个环节的服务，包括在线预约挂号、诊前答疑咨询以及诊后购药服务和随访在线服务等方面，提供基于互联网的解决方案，这是移动医疗对于提升患者贯穿诊疗全过程体验的价值所在。移动医疗在深入推进中举步维艰，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方面，医疗行业的参与要素方很多，各自关系复杂；另一方面，以药养医形成的20 多年里，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的推进。因此，移动医疗能否大发展，取决于医疗改革能否有实质性的突破。依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推动中国移动医疗发展必须从供给侧角度出发，通过行政手段打破既得利益分配，协调推进以“医疗、医保和医药”为核心的“三医联动”改革。

(一)实施“三医合一”政策，建立“三医联动”的改革推进机制

“三医联动”改革的思路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一直进展缓慢。其根源在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改革缺乏统筹设计，联动效果无法发挥作用。为解决“三医联动”各自为政、联而不动、互为分割的问题，破解医改瓶颈，加快医改的迅速协调发展，建议从国家层面实施“三医合一”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组建强有力的“三医合一”机构，即从国家层面设置一个专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医改的部门，将卫生计生部门的医疗管理职能、发改部门的医药价格管理职能、人社部门医保管理的职能统一起来，以解决三医各自为政、联而不动的问题。

(二)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鼓励社会办医，加强监管，促进有序竞争

无论是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还是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对政府来说应该做的主要是放权和监管。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下放；另一方面，要及时清理、制(修)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涉及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落实到位。众所周知，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即使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也可以通过关联产业获得利益。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在引入市场力量的同时，必须要加强监管，维护医疗服务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

(三)积极组建医疗联合体，促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流动、下沉基层

鼓励建立以利益共享为纽带，以协同服务为核心，以医疗技术为支撑，以支付方式为杠杆的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在城市主要以三级医院为龙头，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联合体；在县域主要以县级医院为骨干，与乡镇卫生院建立联合体。借助医联体开展分级诊疗和鼓励医生多点职业是短期内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对推动移动医疗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医联体要成功必须要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运作效率。医联体的有效运作需要突破现有体制的约束，获得更多的人事和经营自主权，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目前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为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模式多为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而院长并不具有医院的整体财产处分权和某些重要职能让渡权。因此，医联体的有效运作前提在于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要建立收益分享、风险分担机制，以促进资源整合。真正的医联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不同，也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风险承担能力。在组建医联体时，要确立各机构之间利益分享和责任承担的基本原则。

(四)加快医保改革，打通网上支付环节，实现医保与移动支付端的无缝连接

当前，通过支付宝、微信、APP等方式就诊支付已逐渐成为新常态，但对大部分患者和第三方互联网企业来说，最敏感的是支付环节的医保统筹报销问题。目前，互联网医院以及全国各大医疗机构的移动端在线支付环节，在与医保对接实现及时结算时还不够顺畅。对于一些在线医疗项目，如广东的“网络医院”和宁波的“云医院”，其支付路径甚不明朗，原因在于缺乏医保中心直接对接移动企业的医保支付方案。出于对医保在线支付存在数据安全、控费压力以及支付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和移动医疗企业之间还在不断博弈。因此，如何尽快让医保部门开放面向移动支付端口，已经成为进一步促进移动医疗行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赵衡，孙雯艺.后流量时代的移动医疗[EB/OL].(2014-11-13).http://www.caixin.com.

[2]杨立成,等.医联体模式下构建双向转诊机制的探讨[J].中国医院，2015，(7).

[3]福建省财政厅.三医联动推动中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J].中国财政，2015,(12).

[4]杜娜.三医联动改革对策研究[J].天津社会保险，2015,(32).

[5]杜创.平台理论视角下互联网与分级诊疗[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1).

[6]钱昇,张燕艳.基于中美移动医疗市场结构的主体行为分析[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责任编辑：房宏琳]

2016-04-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迈向现代服务业强国：约束条件、时序选择和实现路径”(2016CJY005)

张颖熙(1979—)，女，副研究员，从事服务消费研究；夏杰长(1964—)，男，副院长，研究员，从事服务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F121；F719

A

1002-462X(2016)08-0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