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对政治学若干理论的创新

2016-02-26杨渊浩

学习与探索 2016年8期

关键词：政治学民主权力

杨　渊　浩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对政治学若干理论的创新

杨渊浩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 130012)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仅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成就，而且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现了政治学诸多理论的创新。从内容来看，党对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政治观、权力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民族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的新表述和新拓展，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显现出特有的原则和路径；从过程来看，党对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将理论创新置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成功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坚持了实践论、认识论的品格，也表现出务实性、大众性和功能综合性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理论创新；务实性；大众性；功能综合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团结和带领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两个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统筹“五位一体”总格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飞跃，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同样得到了创新和拓展。

一

毋庸置疑，政治学在中国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学，经过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政治学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当中独立的学科，并从恢复开始就始终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理论研究，很好地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理论工作者走上了领导岗位，更多的成为政治学教学和科研单位的中坚力量和骨干。与此同时，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积极从事对外活动，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对扩大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新的起点上，以社会的需要以及党和国家对政治学的要求全面审视政治学的现状和态势，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不容否认，政治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过于抽象、笼统或“深奥”，影响了其普及程度，较难为社会大众所理解、掌握，特别是许多内容离现实较远；或由于方法陈旧，对活生生的现实缺少解释力和说服力，更不具有引领力，从整体上影响了政治学应有功能的发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时代发展呼唤着政治学理论的创新。

众所周知，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学问，因而政治是政治学的基石范畴，也是政治学分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对政治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把握，决定着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以及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因而大凡政治学的教科书，都首先必须回答何谓政治、政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然而，由于政治作为一种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总是与社会其他现象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变，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在不断探究政治真谛的过程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政治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实现了政治学说史上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它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政治现象、揭示政治的本质及运动规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论述的不同理解，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强调政治的过程与结果者有之，强调政治的价值取向者有之，阐释政治的核心内容者有之，揭示政治的实质者有之，从而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同时也展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对政治要给予一个科学的贴切的定义，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个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1]况且客观事物本身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作为客观事物的理论表现形式的概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加之，政治现象又如此复杂，且关涉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始终难以摆脱人们的态度、情感的影响，所以更增加了其难度。此外，定义本身也不可能全面、完整地涵盖所反映事物的所有内容。然而，为了寻找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深化对政治的研究和认识，又必须界定政治的含义，分析和把握政治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在政治存续的情况下，其广泛地存在社会各领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社会问题一旦成为全局性问题，都有可能变为政治问题。如何界定政治的含义，确实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思维方法问题。政治应当是历史的和动态的，在不同的时空其形式与内容应当有所不同。那么，具体到当今中国的政治是什么，对此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影响学科的发展，而且可能找不到现实政治发展的立足点。

民主理论也是如此。民主是人类近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追求，“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高举民主的旗帜，为此不懈努力。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积极推进民主建设，在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健全民主机制、有序扩大公民参与、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各种民主权利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通过几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有了明确、系统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战略地位的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特征的理论，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民主的含义、民主的属性、民主的本质、民主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民主与自由等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条件和原则等问题形成理论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又体现了时代特征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然而，民主理论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民主的价值何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动摇，又不断地改革实现民主制度的途径和方法？既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又如何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他国的有益做法？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

国家理论也是如此。国家问题作为“关系全部政治的根本问题”[2]历来备受政治学者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实现了国家理论的深刻变革，使其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本质与特征的探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鲜明特质；列宁关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路径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探讨、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道路、制度与理论，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的特征和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与新变化，对国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诸多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如国家职能、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安全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支持。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如何高度概括，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如何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的安全如何维护？尤其是“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这些问题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是预测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3]，也曾出现过“严重曲折”。可见，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理论创新予以解答。

对现实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作为审视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概念，虽然是起源于西方学术界观察和分析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而形成的理论，但逐渐成为政治学界检视人类社会政治变革与发展的论域。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经过多年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及本土化改造过程，逐步注入了中国化的内容。一般认为，政治发展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任务。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之所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在于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任何违背政治发展规律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轻者达不到发展的目标，重者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出现历史性倒退，甚至亡党亡国；之所以说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因为政治发展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和过程，政治发展离不开人的介入，人是有意识的高级动物，具有主观能动性，一旦某种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认识、掌握和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与发展规律，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选择、确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有效整合和动员各种政治资源，就有可能在与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跨越性发展。在此过程中政治发展目标和道路的选择尤为重要，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必须以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并受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否则便会南辕北辙，因而全世界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关键要看它是否能够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而这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在推进政治发展、依据自己国家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进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并始终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绝对不照抄照搬，从而保证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未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反观有些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错误，导致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生凋敝。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将自己的制度作为唯一的模式和“普世价值”通过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直呼唤着理论的创新。如此等等。

二

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宏伟事业的过程中，促进了政治学诸多理论的创新。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以及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深深地体会到，创新了的政治学理论极其丰富。而这个创新过程则显现出特有的原则和路径，既坚持了实践论、认识论的品格，又有自己的方法。

这个创新过程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众所周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所有创新的必要途径。创新并不是闭门造车的标新立异，真正的创新要以解决问题为宗旨，首要的条件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品格不回避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问题，坚持真理，不断地探究存在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就是如此。

这个创新过程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作为研究政治的政治学，正是由于其服务对象不同，也就是为谁的问题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学，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政治学，其根本属性正是由此所决定的。因此，政治学创新的出发点只有十分明确，这种创新才有意义与价值，才会不相悖于初衷。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明确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紧紧围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国理政进程中创新了政治学理论。

这个创新过程坚持将理论创新置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践之树是长青的，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会有生命力；凡是对实践有价值和意义的理论均来自于实践，并在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寓理论创新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以及治国理政的实践，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奋斗进程，始终与“五大发展理念”同步，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互动，为政治学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促进政治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创新过程坚持本土与国际化的统一。理论创新必须植根于本国这块沃土，只有从本国的国情特别是从本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出发，与本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国民素质相结合，才能具有生机与活力。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完全离开国际社会，独立、快速地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站在时代的前沿，高屋建瓴，以世界的眼光、宽广的胸襟，创新了可与世界交流、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理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对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十分丰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阐述。

1.政治观的新表述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从动态与静态的维度、从宏观与微观的层次透析、考察、分析政治，明确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5]“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6]等新观点。众所周知，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把民心、民心向背概括为政治，从学理上为政治内涵的界定奠定了基础，指明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使得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更加清晰。不但政治领域的问题，而且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一旦成为民心所向，反映民心向背诸如生态问题、食品安全、网络安全、民生问题等，都会成为政治和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这样就使得政治学研究的着力点、努力方向更为明确，视野更加开阔，由此展开的研究便于更好地彰显中国政治学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也有利于政治学者更加明确政治学究竟为什么研究，其出发点、落脚点和价值取向何在，这样就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根本原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更为主要的是，明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应当有所转变，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益调整，利益格局不断分化，那么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社会关切、期待究竟是什么？民心何在，民心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必须深入社会、深入群众才会有所了解和把握，这对于真正转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极为重要。

2.权力理论的新拓展

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总是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赋予许多意蕴，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由此学术界形成了有关权力的知识谱系。在政治学界，有的学者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以及博弈构建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专门对权力进行分析、透视，更有甚者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权力进行研究，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全面系统地探讨权力的有关理论。事实上，权力以其特有的目的性、权威性、扩张性、强制性和排他性使之具有两面性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7]正因为如此，权力往往有可能被异化、滥用，因而，如何保证权力沿着正方向发挥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至于产生权力腐败，备受大家的关注。经研究形成的共识就是，必须在权力的结构上建构具有严密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为此，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曾提出过诸多的思路和设想。伴随着改革开放恢复发展起来的中国政治学，对权力的研究不断深化。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对权力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就是在如何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注重对权力制约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要强化制约，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强化监督，必须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巡视监督。纪委派驻监督要对党和国家机关全覆盖，巡视监督要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要强化公开，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8]。“必须把权力锁在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9]。“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7]，要把制度的笼子扎紧，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众所周知，制度作为规范尽管具有不同的层次,但从总体上而言，制度规定权力的运行方向、运用方法, 带有较大的强制性、唯一性和排他性, 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体现制度精神和原则的法律规范作为重要的调节工具，是权力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权力的制度规范，明确规定了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 是程序化地规范权力的重要手段。为了使权力不任性，必须把规范权力的制度笼子扎得牢牢的，才能有效杜绝权力的肆意乱用，避免随意性，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权力寻租，遏制腐败发生。然而权力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如何既保证权力不滥用，防止谋取不正当利益，又使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功能，防止和杜绝懒政、不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出要防止“任性”，“开权力清单”，且在阳光下运行，要求权力的执掌者合理合规行使权力，绝对不可恣意妄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更为主要的是，反复提出对“一把手”的监督，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这就真正抓住了腐败的主体以及监督与制约腐败的对象。事实上，腐败不在于权力本身, 而在于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性质, 是权力运用失范的产物。腐败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力, 只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主体才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活动, 制造腐败现象。可见，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腐败, 关键在于公共权力主体，因而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应当强调更为具体、明确, 更加具有针对性。因此，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和理论形态, 权力制约严格地讲应该表述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中共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的讲话和有关重要文献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思想，因而为权力制约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3.民主理论的新亮点

民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民主理论的讨论很多，有些观点很容易混淆视听。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从理论上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与价值，并指出了推动民主建设应采取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问题的”。同时多次高度肯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认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0]；并指出依法选举与民主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基层民主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很显然，这样的论断，深化了对民主理论的研究。将民主划分为规定民主的本质属性、基本原则的民主制度以及实现体现民主制度的民主机制。这种区分的意义就在于提醒大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过程中，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同时为了实现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必须大胆地健全和完善民主机制。

4.国家理论的新探索

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理论创新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创新，推动了国家理论的发展，其首先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再探讨上，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在“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再次重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1]。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主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是他在治国理政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基本原则，他反复警戒大家“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2]。以人民为主体不是一句原则性的空话，而是有着具体内容和要求的重要思想，包括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包括“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13]，“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也包括要“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15]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人民主体地位的阐述不仅贴切，而且充分。

为了真正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和决议反复强调，我们不惹事，但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为此，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强大合力，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新形势下反分裂斗争，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最大限度团结各族群众，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

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进行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维护网络安全，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在国家理论创新方面，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6]，以及“十三五”期间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3]。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各种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各项事务的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它回答的是“靠什么治理”的问题。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3]。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指国家治理手段、治理方法的时代化、科学化以及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它回答的是“国家治理的本领与效能”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完善各项制度，使其优越性充分彰显，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为只有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中国的发展才会有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增强依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国理政，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5.民族理论的新深化

古今中外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极其重视民族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针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命题，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民族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将民族团结提到一定的高度，明确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做好民族工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7]，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18]为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依靠各民族共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水平，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水平，对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统一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要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巩固和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骨髓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民族分布上“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多元一体的分布格局以及民族工作新形势，提出“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18]。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信任，实现不分彼此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民族关系。同时，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城市和散居地区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

6.政治发展理论的新丰富

政治发展事关大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20]。这就旗帜鲜明地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根本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还明确指出中国的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走自己的路。诸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走中国特色反对腐败之路、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21]。

在明确强调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的同时，还强调要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因为“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2]。“中国作为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不同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者，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23]。“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然，在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时，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绝不接受任何国家颐指气使的说教[24]。

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 “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25]，“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26]，“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7]。因此，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26]。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作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作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发展理论，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创新了政治学理论，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可以看到党对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体现出三个特征。

1.务实性

众所周知，哲学社会科学更多的是提供认识、改造世界和社会的思想武器，尤其是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学，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在学术殿堂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理论服务。从思想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学说，还是古希腊的传统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理论政治学，以及当代出现的异彩纷呈的各种政治学流派和政治学思潮，其所发挥的功能、存在的局限性都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实现了政治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其本质属性就在于它的阶级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政治学理论成果，之所以为全党和全社会所掌握、运用，并指导中国政治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前行，就在于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现实与任务的变化，探寻革命、建设的规律，科学合理地指导解决了各个时期政治发展与政治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原则，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落脚点和价值取向，不是将现有的理论奉为教条，使之成为前行的束缚和羁绊，而是不摆花架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深入实际，捕捉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不回避矛盾，总结升华新经验，形成新思想，抽象、概括出新理论，以实实在在的措施、方法和手段，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使创新的理论十分“管用”。无论是权力理论、民主理论、民族理论还是国家理论、党建理论以及政治发展理论均接地气，务实的特征和风格十分突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注重务实性的同时能够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完美地结合起来，坚定鲜明、自信满满地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扎扎实实地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2.大众性

毋庸置疑，任何理论要想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除了自身的本质属性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理论便于大众所理解、掌握，成为自觉行动。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曾经发挥过应有功能和重大作用的理论，在当时均做到了这一点。倘若远离实践、远离社会、远离大众进行逻辑演绎，玩文字、概念游戏，即便体系完备、富有思辨性、概念清晰、道理深奥，但也不会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其“价值”也难以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就在于它始终站在广大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其理论品格征服了广大劳动群众，为大家所接受，促使广大劳动群众自觉投身于寻求自身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始终将党的宗旨贯穿于政治学理论当中，情系大众，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关注社会大众的关切，回应社会大众的期待，并将反映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理通过简单明了的话语表述出来，实现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和明显。创新了的政治学理论，把人民群众所关注、所关心、所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切入点，以清醒的宗旨意识指导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过程，旗帜鲜明地解答了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和根本问题，宣示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主张，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展示了美好前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创新性理论成果接地气，与社会大众的所思所想相契合，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无论是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论述，还是具体性、操作性的部署，都能做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有时还寓道理于中国经典、民间警句名言之中，使道理十分明了，便于理解与运用。

3.功能的综合性

不言而喻，真正的理论创新是一种有目的的理论思维活动，也就是理论创新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彰显其意义和价值。一般而言，理论、特别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应当具有论证功能，也就是要证成代表本阶级、本政党革命、建设以及治国理政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所创置和运作制度的必要性、优越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应当具有批评性功能。众所周知，在政治存续的情况下，参与政治活动和介入政治生活的人是有意识的，其总是受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和驱动。然而，在利益多元和利益分野、利益矛盾存在并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总会有来自国内外的不同声音，抢占思想理论阵地，争夺社会成员，因而创新了的理论必须具有犀利的战斗品格，勇于和善于对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论与行为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以正视听，使其具有教育功能。创新了的理论不能束之高阁，更不是装饰品，而应当以其内容的科学性、逻辑的严谨性、思辨的哲理性、表述的明快性，培养受众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释疑解惑，因而其应当具有指导功能。同时，由于历史提供的发展可能性并不是单一的，在利益多元、价值取向复杂的情况下，接受各种理论指导的人的行为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就对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的创新也必须适应这样的社会需求。“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为重要”。因此，理论还应当具有引导功能。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有自己的规律，人的行为只有把握和遵循历史的大势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创新了的理论只有适应这样的需要，才能像旗帜、航标一样引领社会前行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无畏的战斗精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了社会的未来，设想了人类的美好前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进程中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易旗、不走老路的坚定和自信、两个“一百年”的光辉前景、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实现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并使其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实践在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在不断地提高，政治学的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并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5.

[2]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0.

[3]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4]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

[5]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中国纪检监察，2016-01-28.

[6]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5-21.

[7]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03.

[8]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15.

[9]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23.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

[11]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