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周光辉

(吉林大学 a.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b.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130012)



·政治发展研究·

国家认同的规范之维

主持人：周光辉a，b

(吉林大学 a.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b.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130012)

主持人语：国家认同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后发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普遍面临着国家认同危机的风险。在政治学意义上，国家认同是公民个体或内部族群拥有的一种“主观的或内在化的、从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的心灵感受”[1]，“是国家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多民族国家归属感的核心”[2]。民族国家作为当代最普遍的国家形式，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3]。一般而言，国家认同有两种维度，它既可以是文化先赋性的(the ascription/objectivist dimension)，也可以是政治选择性的(the subjective civic/voluntarist dimension)。前者是各族人民对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和文化的接受，涵盖了人们对其出生、宗教和居住地的归属感；后者是公民对国家的制度与政治理念层面的接纳，指称公民对国家的核心制度及其施政理念的内在认同[4]。

无论是何种维度的国家认同，本质上涉及的都是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分裂问题。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其域内民众长期而稳定的认同，将直接引致国家认同性危机。这种认同性危机既可以是直接指向共同体的、体现族群关系的、文化先赋予性的认同危机；也可以是针对国家权力安排的、作为公民个体的、政治选择性的认同危机。不管是何种维度的认同性危机，都无法使国家免于失序、混乱甚至分裂之忧。也正因为这样，派伊指出认同性危机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危机”[5]。

围绕什么是国家认同，为什么需要国家认同，通过什么媒介生产和再生产国家认同，哪些因素影响国家认同，如何建构国家认同规范等问题，现有的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一些学者研究了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强调对共有的历史记忆的追述，是共同体在建构国家认同时不可或缺的维度[6]；一些学者研究了“敌人”概念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现代国家往往通过区分敌友，通过媒体塑造的作用，创造公民之间的团结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感[7]；另一些学者研究了地方传奇、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歌曲、电影、年画等，都成为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媒介[8]；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政治思想传统语境下国家认同的建构策略[9]。本专题所选择的两篇论文，则是对国家认同规范之维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探索。

翻开当代各国的领土版图，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并不完全一致，不仅很多民族是跨国性的，而且大部分国家也是多民族国家。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国家应如何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应倡导、保护和表达何种形式的国家认同(不管这个认同如何被定义)，一直是国家认同领域不同流派理论家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安东尼·史密斯、戴维·米勒、耶尔·塔米尔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团结与合作的根本，是以相互承认和互惠为基础的共识性正义原则，族群的文化多元性和分歧并不妨碍每个个体达成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基本共识。他们倾向于国家认同的重点是建构基于权利共识的正义制度，而非文化层面；以查尔斯·泰勒、威尔·金里卡、艾丽丝·杨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则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策略，他们批评了自由主义者对“语境化个体” 的过度简化，强调文化和生活方式是每个个体进行社会选择的基础，他们认为仅依据个体的共识性正义原则就能维系公民团结和社会合作的观点显然过于乐观。在调和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各自强调个体权利本位与族群权利本位的差异和矛盾的基础上，另一个中间的学术流派逐渐形成，它就是以尤尔根·哈贝马斯、杨-维尔纳·米勒、阿尔塞克·霍耐特等人为代表的宪法爱国主义。该学派试图在个体选择和文化多元性价值间做出调适，诉诸话语伦理程序来协调个体自主性与主体间生活方式的矛盾，认为可以通过公民审慎反思的方式相互肯定他者的能力和特征，以达成宪法爱国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进而实现政治共同体的融合和社会团结。由此看来，不同学派倡导的建构国家认同策略和基础是有明显区别的。

《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现代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巩固和强化现代国家认同》一文，采用威尔·金里卡的分类方法，将当前不同流派的国家认同建构策略划分为同化主义建构策略、多元主义建构策略和“超民族的”(supra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建构策略。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的同化主义认同策略，由于其普遍性的激进个人权利主张，存在着弱化少数族群的民族认同和引发 “反抗性民族主义”的风险。以群体权利为本位的多元主义认同建构策略，虽然试图通过容纳的手段来解决认同的多样性，但同样也面临着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民族自治的界限和民族识别的标准等复杂的制度难题，使维持统一的共识性机制难于达成。而作为多元主义认同建构策略的补充，同时融合了自由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部分主张的“超民族的”国家认同策略，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轻理解、重共识”的一体化偏差，在一体化和多元之间无法保证其必要的平衡和融合，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现代国家的认同性危机。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第三种国家认同建构视角——一种超越个体本位与族群本位的共同体本位视角。

作者认为，共同体本身就蕴含着一体化、相互承认、确定性和保护等方面的价值，那些由共同体所铸就的基于历史的相互承认和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的共同体意识，不仅可以有效化解族群区隔，还能为形成和建构国家认同提供动力。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了以命运共同体为本位的、“多元一体化”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策略主张，提出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慎重地为多元族群文化差异预留合法的权利空间，防止将主流民族认同的特征简单投射到政治共同体的总体国家认同上，同时还应通过族群间交流和融合，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交叉性共识，打造族群间的共同价值联系纽带，以规模共同体的体量价值优势(如发展、安全和秩序等优势)形成强大的吸附力，促进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该文不仅从学理上较好地梳理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意义，而且还结合现代国家建构的认同性危机，呈现了以命运共同体策略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优势、原则和方式。从现有的学术文献来看，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基于国家象征视角的政治学分析》一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国家象征对塑造国家认同的意义和价值，分析现代国家如何缔造国家象征，如何运用国家象征建构国家认同，因而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新意。论文呈现了国家认同研究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同时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国家象征是国家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然而，从现有的学术文献看，国家象征迄今仍未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国家认同研究仍较少关注国家象征这一重要资源，国家象征仍处于国家研究的边缘地带。

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是多元的，文化路径是一种隐匿的因而是难以察觉的路径， 容易被研究者忽略。 从这个意义而言， 立足于文化视角研究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同时， 论文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如国家的象征性边界区别于地理边界；国家象征对国家认同建构的意义在于， 国家象征为国家认同的传播提供最为有力的媒介、 为国家认同的强化提供丰富的内容、 为国家认同的扩展划定明确的边界； 同时， 现代国家也正是通过赋予国家象征神圣性、 权威性和渗透性来建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论文不仅运用了国内学者研究政治象征方面的文献， 而且运用了国外学者诸如拉斯韦尔、 霍布斯鲍姆、 安德森等研究象征与政治关系方面的经典文献； 同时也运用了该领域的一些前沿性文献， 这些文献既支撑了论文的论证， 同时也为尔后的研究提供了指南。 当然， 有关国家象征与国家认同建构关联的讨论， 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比如， 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象征的世俗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冲突， 如何处理国家象征的稳定性与调适性之间的矛盾， 如何平衡国家象征缔造过程中借鉴他国象征以及利用本国传统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 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经验层面证明国家象征影响国家认同等等。

诚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进一步拓展和提升的空间。一方面，国家认同的规范研究尚显不足；另一方面，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也亟待加强，特别是应推动国家认同的“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理性对话。

[1]HUDDY L,KHATIB N.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51(1):65．

[2]于海涛,金盛华.国家认同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趋势[J].心理研究,2013,(6).

[3]米勒 戴,波格丹诺 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K].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28.

[4]JONES F，SMITH P.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National Identiti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Patterns[J].Journal of Sociology，2001,37(1):45-63．

[5]派伊 鲁.政治发展面面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1.

[6]赵琼.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以对共有祖先的追述为视角[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3).

[7]SUZUKI S.The Importance of “Othering” i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a Stage of Identity Conflicts[J].Pacific Review, 2007,20(1):23-47.

[8]李彦辉,等.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J].人文地理,2013,(6).

[9]任剑涛.窘迫的民族主义——在国家认同与怨恨记忆之间[J].中国图书评论,2009,(8).

[责任编辑：巩村磊]

多元文化与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专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