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冲，陈　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五代禁军问题再探讨

——以节度使为中心

刘冲，陈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从后唐明宗朝起,禁军统帅遥领、兼领节度使之制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严格的迁转序列。他们可适时被罢军职出为实任节度使,以防范兵为将有局面的形成。这一设计旨在防弊,目的在于保持皇帝对禁军的绝对控制。

皇权;禁军;节度使

禁军问题是五代内政的主题之一,自后唐起,禁军问题开始凸显。节度使既是藩镇的首脑,同时也作为禁军高级将领的一种职衔而存在,于是遥领、兼领和实任就成为五代节度使的三种任职方式。因此以节度使为切入点,不失为考察禁军问题的一个新角度。对于此问题,陈志坚在《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一书中讨论了遥领制的起源以及遥领与兼领的区别[1](P65-70),赵冬梅则进一步梳理了遥领、兼领和实任的概念[2](P135-143)。本文拟从遥领、兼领与实任相关制度及其运作切入以考察五代禁军问题,从中窥测各朝统治集团率领政权走出政治困局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遥领的兴起

唐末,以军功换取入仕途径,到地方出任州镇长官,成为中央解决军功集团酬赏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政治观念就是“赏郡”*如光化二年(899)三月,“汴将氏叔琮率众逼太原,有陈章者,以虓勇知名,众谓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晋人所恃者周阳五,愿擒之,请赏以郡。’”见《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49页。。由于战争频仍,军功获得者过多,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位,于是遥领开始出现。遥领州镇就是相关人员名义上成为相应州县的长官,却并不到地方任职,只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其标识就在于所领之州镇皆在境外。陈志坚认为“到了五代时期,禁军将领遥领州镇长官尤为突出,后周时且已发展为相当成熟的制度”[1](P65-66)。

但后梁与后唐庄宗时禁军将帅遥领州镇的事例还很少。梁末帝为酬奖协助夺位之功,乾化三年(913)“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内外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左龙虎统军、濮阳开国侯袁象先为特进、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镇南军节度、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开封尹、判在京马步诸军事,进封开国公,增食邑一千户”[3](P117),刘鄩亦曾“遥领镇南军节度使”[4](P963)。总体而言,后梁奖励军功的问题并不突出,节度使员阙相差不多,遥领节镇的现象并不常见。后唐庄宗则极力抑制军功集团,节度使员阙矛盾亦不显著。

后唐明宗为取得以代北集团和后梁降人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拥护,提拔了大批官员,尤其是前者中的军功阶层[5](P15-23)。此时以州郡酬奖统军将领,使其为节度等使及刺史已成为一种惯例,赏功问题开始突出,解决途径之一即为遥领。天成二年(927)“帝以冀州刺史乌震三将兵运粮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震为河北道副招讨,领宁国节度使,屯卢台军”[6](P9001)。但乌震仅为边防军将领,真正由禁军高级将领遥领节度使者,则迟至长兴元年(930)“六月丁酉,以护驾马军都指挥使、贵州刺史安从进为宣州节度使,充护驾马军都指挥使;以护驾步军都指挥使、澄州刺史药彦稠为寿州节度使兼护驾步军都指挥使”[3](P566)。康义诚与杨汉章所担任的护驾马、步军都指挥使,“实相当于后来的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7](P21)。此后禁军高级将领遥领节度使频见于史书记载,作为一种制度的遥领制开始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

二、遥领、兼领制度及运行

所谓遥领制成熟,是指担任遥领州镇长官的人数骤然猛增,对原有的升迁渠道形成压力,迫使主事者改革相关制度,将其编制成为严格的升迁等级。实际上后唐明宗统治中期兼领、遥领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具体表现为较大的随意性。如上述康义诚等二人地位已相当高,但只是遥领贵州、澄州等州刺史,这样的级别显然太低,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节度使为将之极者的观念极不相符,故将其升为遥领节度使。

随着侍卫亲军整编的完成,关于其将领的遥领、兼领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长兴二年(931)“秋七月庚寅,以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登州刺史张从实为寿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3](P581),在此之后,凡初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者都遥领境外节度使。在后唐时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皆领宣州宁国军节度使和楚州顺化军节度使,初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者则领寿州忠正军节度使。如闵帝应顺元年(934)春正月“甲申,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宁国军节度使安彦威为河中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军节度使张从宾为泾州节度使,并加检校太傅;以捧圣左右厢都指挥使、钦州刺史朱洪实为宁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严州刺史皇甫遇为忠正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3](P615-616)。随着任职时间的推移和军功的累积,这两个军职就由遥领境外节度使改为兼领境内节度使,如应顺元年三月“以安从进为顺化军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3](P620),清泰元年(934)五月“甲寅,以侍卫马军都指挥、顺化军节度使安从进为河阳节度使,典军如故”[3](P635)。此制一直延续至后周而无实质性改变，若在战争等特殊时期,相关制度会出现些许特例。如晋少帝时以节度使为统军将领抗击契丹,因此也出现了以地方州镇长官兼任禁军高级将领的做法,开运元年(944)十一月“己卯,以陈州(刺史)〔防御使〕*《旧五代史》卷80《晋高祖纪第六》载天福六年(941)七月“庚申,升陈州为防御使额”(第1051页),此后至开运二年十月升为节镇前其长官只能为防御使,要与该州州格相符,陈州升为镇安军事见《旧五代史》卷84《晋少帝纪第四》(第1111页);另据《旧五代史》卷95《梁汉璋传》他此时为陈州防御使(第1262页)。梁汉璋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3](P1097),二年春正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璋改郑州防御使,典军如故”[3](P1099)。但这只是战争期间的临时措置,并不影响此制度已基本定型的结论。

在侍卫亲军步军与马军都指挥使之上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此职地位较高,所领节度使也经由一个逐渐稳定的过程,并最终固定为兼领境内藩镇节度使。天成二年(927)十月,“以权知汴州事、陕州节度使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3](P529)。罢军职后,石敬瑭出为实任节度使,他所遗留的空阙由康义诚填补[3](P537)。康任职时仍带他为随驾马军都指挥使所遥领之镇南军节度使[3](P879),《明宗纪》虽记载四年四月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镇南军节度使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3](P549),但据其本传记载,他在为河阳节度使的同时还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3](P879),石敬瑭任职时兼领境内节度使,而康义诚初任时则仅遥领境内之镇南军节度使,及其升为兼领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固定为兼领境内节度使。

后晋时以上所论的遥领和兼领制度并无太大改变,只是将新设的禁军军职也纳入到兼领序列中。石敬瑭登上帝位后接收了原后唐的禁军,于是将亲信刘知远由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任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3](P1322),而以后唐旧将杨光远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3](P992、1000),实现军权的平稳过渡。自此侍卫亲军司便多出一位侍卫都虞候,其名位虽低于都指挥使,但地位却极为重要,故而一直兼领境内之节镇。此外,后晋又增设了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如天福三年(938)十一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杜重威“与杨光远降范延光于邺城,改许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寻加同平章事”[3](P1022、1433)。六年八月戊子朔“以天平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杜重威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3](P1052)。在升迁渠道中,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低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而高于侍卫亲军都虞候,也兼领境内节度使。

时人将禁军高级将领兼领节度使也看作藩帅,如平定范延光叛乱后,晋高祖给节度使普遍加恩,天福三年四月“戊子,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广晋府行营都招讨使杨光远加兼中书令。昭义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广晋府行营都排阵使杜重威,河阳节度使兼奉国左右厢都指挥使、广晋府行营马步都虞候侯益,并加检校太傅。……是月,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3](P1015),甚至改变兼领的节镇也被看作是与节度使相同的“移镇”[3](P1104)。

后汉似未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一职,且禁军高级将领遥领、兼领节镇都比较固定。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只领宋州一镇,副都指挥使领许州节度使[6](P9379)。马军都指挥使初领遂州武信军节度使[3](P1350),继领只有一例,即宗室刘信领滑州义成军节度使[3](P1339)。步军都指挥使初领夔州宁江军节度使[3](P1350),继领只有二例,是以史弘肇[3](P1334-1335)和宗室刘信领许州忠武军节度使[3](P1339)。

周太祖广顺元年(951)春正月乙亥“夔州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邺都留守,典军如故”[3](P1462)。此例与前述不符，这是因为郭威仓促发动兵变,还未来得及对追随其“清君侧”的功臣进行封赏,故于即位后遣王殷赴镇,实际相当于兼领。辛巳“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果州防御使、检校太保郭崇为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典军如故;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曹英为利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典军如故”[3](P1464)。二人在乾祐三年(950)十一月还为邺都屯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与奉国左厢都指挥使[3](P1370),所遥领之果州、岳州防御使与其军职相符,兵变时担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却遥领防御使,当是因郭威勤王所领兵力以二人部兵为主,故使其暂代马、步军都指挥使,即位后才予以正式确认,改为遥领节度使。广顺二年(952)秋七月“丁卯,诏复升陈州、曹州为节镇。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洋州节度使郭崇为陈州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曹州节度使,并典军如故”[3](P1483),则是按上述制度转为兼领节镇,除此之外,侍卫亲军并无大的变化。

后周禁军最大的变化在于殿前军的迅速崛起[7](P32-33),此点可通过殿前军长官李重进、张永德遥领、兼领州镇的迁转来考察。起初殿前军的地位并不高,李重进在广顺二年“领恩州团练使,迁殿前都指挥使。三年,加领泗州防御使”[8](P13975),“且其时龙捷左厢或右厢都指挥使、虎捷左厢或右厢都指挥使,均遥领团练使”[9](P119),可见此时其地位并不高。周太祖显德元年(954)春正月“以殿前都指挥使、泗州防御使李重进为武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典军如故;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睦州防御使樊爱能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果州防御使何徽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利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3](P1503),殿前都指挥使已与初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相当。周世宗即位后的三月“庚子,以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为许州节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滑州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武信军节度使,职并如故”[3](P1514-1515),显然此时殿前军还停留在与侍卫亲军马、步军相当但略低的地位。此年出征北汉归来,秋七月乙亥“许州节度使、侍卫都虞候李重进移镇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以武信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滑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典军如故”[3](P1518)。显德三年(956)十二月“壬申,以滑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驸马都尉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3](P1551),“四年,从克寿州还,制授检校太尉、领镇宁军节度。五年夏,契丹扰边,命永德率步骑二万拒之。从世宗北伐,还驻澶渊,解兵柄,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8](P8916)。张永德直到被解除殿前都点检后,才加为使相,而侍卫司长官李重进早在显德元年(954)七月就已成为使相。由此可见周世宗在位时殿前军的地位始终未超过侍卫亲军,侍卫亲军贵而不亲,殿前军亲而不贵，使其相互牵制。

总之,在后唐明宗末年,侍卫亲军高级将领遥领、兼领节度使已编制成一个较为严密的体系。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初任时遥领境外节度使,之后升为兼领境内节度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功劳的累积,所兼领的节镇逐渐从小镇到大镇、重镇递升。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则由兼领始,其迁转次序同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后晋时不过将新设军职纳入此序列,且这一制度沿袭至宋初而未改。

三、遥领、兼领、实任节度使与禁军控御

禁军高级将领兼领遥领节度使,也给主事者提供了适时取消其军职并将其出为地方节度使的机制,以防有人长期统领禁军而威胁到皇权。遥领境外节度使只是在俸禄、礼仪与社会地位上享有特权,兼领比遥领待遇稍高一些。此外,兼领节度使通过属员对任职的节镇有一定控制,但其权力基础在中央,而不在地方。“赏郡”观念的流行,也使遥领、兼领节度使转为实任节度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对前两者来说,节度使只是一种加衔,其官职的重心在于军职。落军职出掌藩镇成为实任节度使,在所属藩镇中享有民政、军政、监察等大权,亦可看做是对他们的酬赏。遥领、兼领的节度使一方面在日益强大的禁军中享有极多的荣誉与权力,另一方面却因接近皇权容易受到猜忌。实任节度使虽无任职权力中心的荣耀,却又在地方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二者各有利弊。

在侍卫亲军整编之时的长兴元年(930)三月丙戌就有“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康义诚为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3](P561)之例。一般来说禁军将领落军职后所任之州镇应与其遥领、兼领之州镇的州格相符,如长兴二年(931)闰五月“壬子,以随驾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为邠州节度使”[3](P579),他在此之前遥领寿州节度使[3](P566),邠州、寿州同为节度州。此后则逐步确立前述惯例，一般都按严格的等级差别在遥领、兼领与实任之间迁转,且落军职后不至其兼领之本镇*唯一的例外为乾祐元年(948)正月“丁丑,帝(刘知远)大渐。杨邠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刘信,立遣之镇。信不得奉辞,雨泣而去。”见《资治通鉴》卷28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84页。。

开运元年(944)四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为上下所恶,帝亦惮其不逊难制;桑维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广兼侍中,出为西京留守。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6](P9270-9271),景延广“由是郁郁不得志”[3](P1145),这就是当初制度设计者的深谋远虑,以防禁军高级将领势大难制。开运二年(945)出帝抗御契丹,五月“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韬遥领寿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沧州节度使田武遥领夔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3](P1107),“秋七月乙未朔,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夔州节度使田武为昭义军节度使”[3](P1109),由节度使临时兼任禁军将领,事过即罢,实际是以禁军的压倒性优势和中央的吸引力将节度使调至密迩之地加强对其的控制。冯晖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晋开运初,桑维翰辅政,欲图大举,以制北戎,命将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帅也。唯晖不预其数,乃上章自陈,且言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当真正以其“典禁兵,兼领近镇,为朝廷縻留,颇悔离灵武”[3](P1645),表现了实任和兼领各自的优越性。

禁军高级将领一旦统军达到一定时间,统治者就会将其出为地方节度使,若欲进一步加强对禁军的控制,那么就会频繁地提升初级将领,外任高级将领。后汉建国不足四年,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与副指挥使分别由高祖元从将领史弘肇和宗室刘信担任,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则先后三次替换*若加上隐帝谋杀大臣将相后的临时任命则有四次,见《旧五代史》卷113《汉隐帝纪下》,第1370页。,由此可见其控御军权之一斑。

周世宗“违众议破北汉,自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6](P9517)。他在位数年南征北战,当时的禁军统帅李重进、张永德、韩令坤、赵匡胤、韩通、袁彦、慕容延钊等长期统军,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节度使李继勋因军事失利而出为河阳节度使[3](P1549),其他干将则一直留任,以致形成了密切的兵将关系和胶固的武将关系网，这种做法当是柴荣自信凭个人能力能够控御诸将。后周世宗一朝总体上对于禁军高级将领是多升迁、少外放,致使某些禁军高级将领积蓄了较大的力量,给王朝统治埋下了隐患,故而在其病逝不久柴氏便失去了皇位。

综上所述,节度使是研究五代禁军问题的一把钥匙。后唐明宗朝为威慑地方而整编形成了强大禁军,但兵为将有的出现却可能危及皇权。这两个问题迫使执政者发展完善了禁军高级将领遥领、兼领节度使的制度,并实现了与实任节度使的互相迁转。在政治斗争中灵活运用以上各种制度控御禁军,不断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直至宋初解决这一问题。

[1]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王钦若.宋本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刘冲.五代藩镇问题研究——以节度使为中心[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6]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7] 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

[8]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张其凡.关于宋太祖早年任职的三点考证[J].史学月刊,2002,(12).

[责任编辑刘炜评]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Imperial Guard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Centered on Chieh-tu Shih

LIU Chong, CHEN Feng

(School of History,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The system of captains in imperial guards′ yaoling and jianling chieh-tu shih grew up gradually from Emperor Hou Tang Ming-tsung, and it formed a strict sequence of promotion. They also could be dismissed military appointment and appointed as shiren chieh-tu shih to defend the coming formation that soldier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generals. The principle of this design was prevention of malpractices. The purposes were keeping absolute control to imperial guards by emperor.

imperial power;imperial guards;chieh-tu shih

2015-01-30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70017)

刘冲,男,河南新安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五代史与宋史研究。

【历史研究】

K243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