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岩涛，徐卫民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唐长安城攻势防御与帝国“世界秩序”的重构

胡岩涛，徐卫民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唐长安地处西北,是唐朝国防安全体系的核心,是国家长期的战略重心。虽然从军事上看,长安城自身防御存在一定缺陷,但因地处关中,受地势影响，因此长安防御实为关中防御。唐中前期,总体上对周边地区形成了战略攻势。河套、河西、河湟三地是边疆防御之藩篱,唐以此为基地进行西征和北伐,开创了继汉武帝之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世界秩序”。

唐帝国;长安;攻势防御;世界秩序

一、唐长安城防的概况

唐长安城雄伟壮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但从军事角度而言,长安却不利于持久守城。一是城防设施简陋。长安外郭城墙是以夯土版筑而成,高度约为5.3米,厚度有限[1](P46)。护城之壕可能宽9米多,深4米[1](P46),缺陷众多,很难抵御外敌冲击。二是核心区域主防政变。长安宫城和皇城是一个防御整体,城墙高大,城门坚固,守备森严,但防范对象主要是觊觎皇位的政治阴谋家。大明宫、兴庆宫也是如此,便于皇帝防范太子、控制朝政和调遣军队。三是城市庞大,人口众多。唐长安城面积约为84平方公里,人口约有百万[2](P99),倘若长期坚守的话,必然面临兵力分散与粮草供应不足等问题。

长安虽自身防御存在种种缺陷,但因地处关中,所以都城防御实质就是关中防御。故此,唐初在继承前朝府兵制的基础上,在关中组建十二军,作为军事防御的主要力量。十二军多集中在长安东、西、北三面,另外还有李世民的秦王卫队和李元吉的齐王卫队。贞观年间,全国600多个折冲府中,兵力约为60万人,仅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80多个,兵力约为20万人,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3](P98)。

从战略地理上讲,关中“带河阻山,悬隔千里”[4](P59),对关东有高屋建瓴的优势,向西北拓展又有黄淮流域为后盾,是天下形胜之地。就经济条件而言,关中平原是“甚美膏腴之地”[4](P2120)的天府之国,“然其量其富,什居其六”[5](P3262)。地区产粮不仅能够自给,唐平定山东割据、经略西北时,关中物资甚至还可解燃眉之急。从交通线路上看,关中地形狭长,久为帝都王畿,长期以来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水陆交通网,唐凭此可与关中以外地区建立兵员和物资的运输线。这些都是唐立都关中的优势。

都城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心脏腹地,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军事防御必然要与国防战略相结合。同时,唐在军事上采取居重御轻的驻军原则,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6](P1291)的军队分布格局。长安周边地缘政治复杂,有游牧武装入侵的潜在威胁。自唐太宗即位后,“唐朝的实力和军事能力处于上升和强化阶段,唐朝对周边地区形成了战略攻势”[7](P45)。因此在帝国强盛期,长安防御不是被动坚守,而是要主动出击,这样才能构建更广阔的安全缓冲带,长安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攻势防御态势。

二、河套、河西、河湟在长安城攻势防御中的战略地位

唐朝立国后,国防形势严峻,“北方草原军事部落组织,自北魏至隋唐,鉴于中原王朝军事势力的扩充,都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抵制,从而形成了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在北边的大弧形”[8](P2)。河套、河西、河湟连为一体,犹如一张向西北撑开的擎天巨伞,保护着长安免受游牧民族的冲击，它们是唐边疆防御的藩篱,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一)河套地区:北捍突厥的战略重地

河套位于关中之北,自古以来就是大漠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王朝北上的必经之地,朔方一带更是素有“国之北门”之称。

唐初,漠北东突厥汗国“士马雄胜,有凭陵中国之志”[9](P5907),甚至侵入关中,对长安构成极大威胁。贞观四年(630),李世民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和一场罕见的风雪灾害之机,一举将其征服,标志着唐朝国防战略由守势转为主动进攻,迈出重构“世界秩序”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薛延陀势力趁机迅速崛起,盛时控制着“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10](P5344)的广阔地域,拥兵二十万,雄踞漠北,又对西域表现出勃勃野心,不得不令唐朝心存忌惮。“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10](P5344),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将其攻灭,设燕然都护府对大漠南北实行羁縻统治。永徽元年(650),唐朝攻灭日益强大的突厥乙注车鼻部后,又在云州设立单于大都护府(后改称云中都护府)。龙朔三年(663),燕然都护府改称瀚海都护府(后又改称安北大都护府),治所迁移到回纥本部,以碛为界,分治漠北和漠南。这一时期唐朝建立起大漠政治秩序,北疆空前扩大。

在供应链集成环境下物资供应段应严格把控物料的到货周期。在与供应商签订年度协议时要求供应商在协议中明确物料的最迟到货周期与正常到货周期，并在协议中明确到货延迟的惩罚机制，由物资供应段按月度统计核算并要求供应商执行。惩罚机制的建立与实施能够从源头上督促供应商防范物料供应不及时现象的出现，同时，物资供应段通过执行该惩罚机制所获取的收入将会用于完善整条供应链体系，使双方从协议条款中受益，保证了供应商的执行力。

永淳元年(682),东突厥复国成功,史称“后突厥汗国”,拥兵四十余万,与高丽、吐蕃东西相应,“入寇并州单于府之北境”[9](P6412),东役契丹、奚,南向武后强索丰、胜、灵、朔、代等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9](P6516),唐朝疆北出现新的危机和大退缩。武则天临朝称制后,边疆局势极为严重,从辽东到蒙古,再到西域,唐朝在整个北方边境几乎陷入全线战争状态,“对外战争处在自立国以来最为被动和不利时期”[11](P71)。突厥如果“占有或控制了五原、朔方两郡,就完全占据了关内道的形胜之地,也就等于在战略上控制了长安”[12](P157)。故此,唐如果不主动重新构建疆北新的防御体系,长安很有可能会再度受到游牧政权的威胁。

景龙二年(708),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10](P2017),目的在于“以绝其南寇之路”[10](P2017),又在“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10](P2017)。此后,唐还陆续修筑定远军城、丰安军城、横塞军城、天安军城等,使“自秦汉王朝以来,中原王朝以河为固,循黄河南岸或内侧修筑长城和防御工事凭险据守的局面,变成了边城积极进攻、犬牙相入的反攻势态”[11](P71)。开元二十一年(734)正式公布的9个节度使中,“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10](P1386)，“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万四千三百匹……”[10](P1386)“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13](P1761),可见长安北部防御体系层层相继,非常严密。唐朝控制着“西起西受降城以北的高阙,向东沿黄河北道(今五加河)——天德军——单于都护府一线以北、阴山以南的整个河套地区和今呼和浩特平原地区”[11](P36)。河套作为“关中之屏敝,河、陇之噤喉”[14](P2941)的北疆战略重地当之无愧。

(二)河西地区:挺进西域的咽喉要道

“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14](P2972)对唐朝而言,挺进西域是历史必然,河西则如同纽带一般将西域与内陆紧密联系在一起。

贞观九年(635),唐太宗厉惩吐谷浑,稳定河西局势后,以此为跳板,又发动一系列对西域的征服战争。唐朝先后亡高昌,灭焉耆,征服龟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唐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置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大军镇,再次建立“(高宗时期)由伊、西、庭三州、安西都护府、西域羁縻府州构成的三级管理体制的完成,则标志着唐朝在西域统治秩序的最终形成”[12](P405)。高武两朝,唐朝与吐蕃关系恶化,双方最终爆发战争。吐蕃在很短的时间“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 北抵突厥,幅员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13](P6078)。武后主政间,吐蕃再次兵临西域,唐朝不得不再次放弃安西四镇,但因策略之误,反而使吐蕃在西域与后突厥勾结,河西受到威胁。自载初元年(689)至长寿元年(692),唐付出巨大代价才最终夺回四镇,结束了在西域与吐蕃僵持不下的拉锯状态。吐蕃又于万岁通天元年(696)攻击凉州,意在切断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唐虽出动大军迎战,却不敌吐蕃,后因吐蕃国内政局动荡,唐才保住河西,由此唐也意识到河西驻军的重要性,于长安元年(701)下令在甘、凉一带大规模屯田,以战养战。

唐玄宗即位后,特设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掌兵73 000人,马19 400匹,目的就是“隔断羌胡”[10](P1386)。虽然“陇右道东部,特别是河西诸州,是有战略上的缺点的。河西诸州东西延袤数千里,南北最窄处却短促到只有一百多里,又夹处南北两强邻之间,万一中间被截断,不仅陇右道东西不能收尾兼顾,就是安西北庭四镇,也将和中原难以联系”[15](P217)。但是“从陇右道东部的秦州到河西的瓜州,唐朝所设的屯田罗列于上千公里长的唐蕃交界处”[16](P22),屯田之处重兵把守,吐蕃难以实现“使大国春不耕,秋不获,不五六年,可断其右”[13](P6080)的企图,也彻底改变了“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9](P6830)的局面。唐军开始主动向吐蕃发起进攻,取得武街大捷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唐军“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9](P7146),河西强大的军事布防不仅让吐蕃难以突破,唐朝还再次挺进西域,政治控制能力延伸至乌浒河流域,葱岭以西广大地区,“对吐蕃的反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达到了极盛”[17](P185)。

(三)河湟地区:西御吐蕃的边防前哨

河湟在行政上属于陇右道,“其隘则水抱西北,其险则山阻东南,北依山以作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冲,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玉塞咽喉”[18](P121-122)。

唐初,因吐谷浑累为边患,唐下令“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以置营田”[13](P1372),并规定“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19],此外还大力发展牧马业,在兰州设立都督府,着手组建军事防御体系。贞观九年(635),李世民将吐谷浑置为藩属国,成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带。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攻灭,河湟直接暴露于吐蕃兵锋之下。咸亨元年(670),吐蕃又寇陷西域,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面对吐蕃的挑战,唐“以右威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9](P6363),但唐军在大非川一带惨败。仪凤三年(678),从辽东战场腾出手来的唐再次发兵十八万进攻吐蕃,不料又在青海湖一带被击败,唐军最后狼狈撤回鄯州。吐蕃“如果夺得鄯州,即可叩开唐朝西边门户”[15](P215),长安则岌岌可危。对此,唐分别委任黑齿常之和娄师德为河源军副使、河源军司马,前往御边。唐军在河湟广置烽戍和堡垒,大力进行屯垦,“由是守战有备焉”[9](P6395)。永隆元年(680),黑齿常之击败入侵河源的吐蕃军,斩杀两千人,凭此功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9](P6395)。开耀元年(681),黑齿常之又率领河源“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9](P6401)。永淳元年(682),吐蕃试探性进攻河源军,却八战八败,娄师德以功升河源军经略副大使[9](P6412)。河湟就此成为对抗吐蕃,以战养战,守护京畿的前沿阵地。

景龙四年(710),吐蕃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取得“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10](P5228)的黄河九曲之地,吐蕃具备了进攻唐朝腹地战略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开元二年(714)秋,吐蕃十万大军入寇临洮,然后折向东南,相续进攻兰州与渭源,此番目的在于掠夺唐西部的马匹[9](P6704)。玄宗“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9](P6705),之后双方在武街进行激烈交战,吐蕃大败。唐“置陇右节度大使,需嗣鄯、奉(秦)、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廓)、叠、宕十二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9](P6706-6707), 治所鄯州,“管兵七万”[10](P1388)“以备戎羌”[10](P1388)。此后河湟防御力量有所加强,至开元十六年(728),河湟唐军与河西、河套等地唐军一并对吐蕃发起进攻,取得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开元十七年(729),唐军复夺石堡城,改为“振武军,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10](P2652),迫使吐蕃赤岭划界,唐朝在河湟暂居优势。虽然此后吐蕃又多次进攻河湟,但唐朝有针对性地不断调整布防，多次击退吐蕃。安史之乱前,河湟防御坚如磐石。

三、帝国“世界秩序”及地方军政体系的嬗变

唐共设置六大都护府,其中西部和北部就有四个:安北(曾称燕然、瀚海)、云中(曾称单于)、北庭、安西。它们代表唐管控游牧诸族,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侯奸谲,征讨携离”[20](P755),这是中原大一统王朝“世界秩序”重构的重要形式。唐朝还在臣属区域设置大量羁縻府州县,其性质与内陆府州县地位完全相同,是唐朝“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行政体制的存在,“满足了大唐帝国版图扩大的现实政治需要,实现了对各边远民族地区的政治管理,维持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发展与彼此融合”[21](P187)。除此之外,唐朝地方军政体系也随着帝国“世界秩序”的重构而发生变化。

唐沿隋旧,初设总管府为一方行政最高机构,后将总管府改为都督府。唐中前期在军制上推行府兵制,出兵时由临时任命的将帅为行军总管,由此形成了战时行军制度。都督府一般兼任治所州的刺史,与其属州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数量时增时减,但其“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13](P1315)的政治权力基本没有变化。都督有时因出征需要,临时充当行军总管,是其军事职责的延伸。

李世民征服东突厥后,唐朝在北方边界置都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龟林、坚昆六大都督府,并让突厥诸部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由瀚海都护府进行管理。这种羁縻都督府治理政策对稳定北疆的政治格局无疑是积极的,史载“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10](P5166)。但随着唐举政失措,游牧诸部相继叛乱,都督府及辖下州县也随着唐朝大漠政治控制能力之强弱时废时置,甚至还不断内迁到河套。河西地区“凉州都督府的名称、治所无明显变更, 但是瓜州都督府曾几度徙置为肃府、沙府。河西二府的管区在武德中变迁较大, 贞观后趋于稳定,凉府管三州、瓜府管二州”[22](P50)。武德八年(625),唐在河湟地区设兰州都督府,督兰、河、鄯、廓四州,显然是为防范吐谷浑、党项等部族进攻。吐谷浑臣服唐朝后,河湟防御又直接面对来自吐蕃的压力。显庆元年(656),唐因吐蕃攻击吐谷浑附属白兰羌而撤除兰州都督府,设置鄯州都督府,为可能与吐蕃发生冲突而做准备。吐谷浑亡国后,“唐蕃接壤,唐蕃关系进入直接对抗阶段。河湟地区成为对抗的最前沿”[23](P38)。此后,吐蕃连年骚扰河湟,唐组织反击的同时,又不断加强化将领的权力,唐蕃河湟对峙基本处于均衡状态。都督府在河套、河西、河湟的镇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都督府只能统辖数州兵力,面对武装进犯很难与其他都督府协同作战,很容易延误战机。随着唐朝对外战争的持续,“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13](P1328)的府兵制显然为适应战争而需要进一步改变。随着频繁的军事活动,这些都督、都护的主要权责转向军事,逐渐演变成新的权力中心——节度使使司(方镇)[22](P51)。

景云二年(711),唐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府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之号由此而来[22](P52)。节度使的管区是军事区域,都督的管区是行政区域,两者并不重合[22](P52)。但是,因为边疆战争的需要,行政体制必须围绕军事活动这个中心任务运转,这必然导致都督的职权逐渐被节度使取代,完成了权力转移[22](P52)。这种承继关系表现在行政官员兼任军职,权限扩大,且渐以军职为主[22](P52)。开元年间,唐朝边疆防御由守势逐渐又转为攻势。 为与吐蕃对抗, 唐又设立陇右节度使。 与此同时, 河套地区也出现了朔方节度使。 朔方、 河西、 陇右三大节度使所统镇兵为常驻兵, 适应均田制崩坏后府兵制无法承继的局面。 节度使有各自防区, 便于统一调度。 三地节度使共计31军镇, 管兵213 700人,战马43 700匹(开元二十一年)[10](P1386-1388),分别占当时唐朝全部兵力的39%、44%、53%,可谓“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9](P6895)。西北强大的军事布防是唐帝国构建“世界秩序”的重要保障。

四、结　论

长安城攻势防御是唐帝国“世界秩序”重构过程中的重要体现。长安因自身及所处地理位置之缺陷,故决定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防格局,因此可以说关中防御就是长安城防御,长安城防御就是关中防御。当游牧武装强大时,他们的首领便妄图占领农耕地区,而农耕地区的都城则成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唐中前期,国家由兴盛走向鼎盛,为保证中原大一统王朝核心区域免受游牧武装威胁,唐先发制人,在西北边疆进行旷日持久的军事攻伐。河套、河西、河湟连为一体,犹如一张向西北撑开的擎天巨伞,是保卫都城长安的藩篱。唐朝以此为基地进行西征或北伐,为长安防御建立广阔的战略缓冲带。唐长孺从战略攻守态势出发,指出“高宗仪凤(676—679)年间以前,唐对周边诸族采取的是攻势战略,此后则是守势战略”[24]。但是从总体事态来看,唐自贞观年间至天宝八年(749),对周边形成的是一种战略攻势,其表现不仅在于大量羁縻府州县在边疆地域的设立,还在于地方军政体系适应了西北战争之需要而由都督、都护府向节度使嬗变。以长安为核心,辐射河套、河西、河湟,三地又均由各节度使所统辖,分别负责捍御北狄、断绝羌胡、以备羌戎,共同保卫国都。长安以攻势防御的态势俯瞰西北,见证了唐帝国“世界秩序”重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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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炜评]

The Offensive Defense of the Capital Chang′a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World Order of the Empire

HU Yan-tao， XU Wei-mi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Chang′an was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Empire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As the core of national safety defense,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in the northwest was the key point of the country′s long-term strategy. The defense in Chang′an city was defective in a military view, however, due to the terrain of the Guanzhong area, Chang′an was as significant as Guanzhong in military defense. In the prophase and metaphase stages of Tang Dynasty, empire formed the strategic offensive in surrounding areas with the military system adapted to the war. Hetao, Hexi and Hehuang area were the forward posi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constituted a first line of defense. Based on a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the Tang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war in west and north. It was a new world order of the center dynasty after Martial Emperor.

Tang Empire; Chang′an; offensive defense; the world order

2015-10-3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02)

胡岩涛,男,山东蓬莱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

【考古与文物研究·军事考古学专题之四】

K224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