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达,冯均科

(1.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2.西安财经学院 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张丽达1,2,冯均科1

(1.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2.西安财经学院 商学院, 陕西 西安710100)

商誉减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活动,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由于并购的盲目性和过程的复杂化,并购行为中商誉减值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产权性质反映其对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真实变动,表现在企业绩效的下滑,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绩效下滑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比中央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绩效的变动更加显著。继而通过扩展了并购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政府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商誉减值;产权性质;绩效变动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述评

在全球并购浪潮中,国际趋势和中国传统模式的摩擦与融合不断地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路径,中国企业希望在并购中不断地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来增加企业价值,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应对会计处理方式中逐渐适应“公允性”的表达,更是反映了企业绩效的不断优化。近年来,商誉作为并购过程中产生的核心价值,越来越成为企业并购获得优质资源的一种途径。但是,大胆的并购可能会带来较高的风险,尤其是商誉减值后带来的资产减损风险,不仅会削减并购商誉带来的独特资源,甚至也会导致“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这里指企业并购带来的商誉减值风险。的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09—2013年计提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数量呈递增趋势,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共有31家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超过25%,均存在着商誉减值的风险;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有143家在2009—2013年连续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转回的几率几乎不存在。由于商誉减值可能会带来资产的大幅缩减,商誉减值问题较并购形成的商誉更能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计提,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两种观点,Francis et al.，Zucca and Campbell，陆正华、戴其力、马颖翩，Francis and Vincent，Strong 和Meyer等认为商誉的减值行为很大程度上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 在会计处理中通过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形式来平滑和操控利润[1-4]。 但是, Rees, Gill和Gore， 王跃堂， 李增泉等通过研究发现, 商誉减值的计提确实反映了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 是企业绩效的真实体现[5-7]。随着政府政策的约束以及市场的逐步规范, 于李胜认为, 资产发生减值的理论基础与经济收益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逐步藕合[8], 从而商誉减值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价值以及企业获得的持有资产收益。 正是由于企业并购行为的不成熟和企业经营的不善导致企业绩效的下滑, 本身与盈余管理无关。 Rees, Gill和Gore认为, 商誉的减值是管理者应对市场环境所作出的一种正常反应, 商誉的减值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9]。Chen， Kohlbeckand， Warfield认为SFAS14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1年发布了SFAS141和SFAS142, 并在2011年对SFAS142进行了修正。的发布,确实提高了企业发布商誉减值准备的相关性,即商誉减值准备对未来公司的盈利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认为SFAS 142也提高了商誉减值信息发布的及时性[10]。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产权性质的不同,表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对非国有企业的“放任自流”,这可能对商誉减值的计提产生不同的效果,也同时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Wang的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控制权由国资委转让到企业集团后公司业绩比控制权在国资委内部转让时得到明显提高;由法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业绩明显好于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业绩[11]。这不仅丰富了企业资产减值的理论研究,而且也为政府的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如何更好地对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监管也成为了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

虽然学者们对商誉减值的变动与企业绩效之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一是没有将产权性质、商誉减值以及企业绩效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没有将上市公司产权性质进一步细分,体现在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变动影响的差异性。二是对企业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变动的实证研究似乎说服力不够。随着政府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强约束性,国有企业在并购后的商誉减值数量少于非国有企业,且这种减值对绩效的变动表现得更加沉稳,说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在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反而政府对非国有企业的并购引导丞待完善。所以,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不仅能够证实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变动的影响,也能够通过数据证明国有企业并购后企业绩效的提高,也是对国有企业绩效变动的重新认识,也为政府监管和引导提供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

超额收益论是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关于商誉本质的解释,商誉被定义为被并购企业预期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资本化价值。我们认为,企业并购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取未来的利润,表现在会计计量中指按并购企业愿意支付的成本高于被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部分,并确定商誉会在并购以后用来偿还并购行为中多支付的成本,目的是获取超额利润。目前在国际上比较认可的企业并购理论有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狂妄假说(Hubris Hypothesis)和代理动机(Agency Motives)。协同效应被认为是企业并购重组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的最重要的原因,其中经营的协同和财务的协同表现在各个要素之间有机结合,从而获取超额盈利能力。但是,狂妄假说却指出,正是由于管理层对并购决策的盲目乐观、自身的狂妄所以导致企业的并购行为缺乏理性。Roll认为,管理者更容易受到野心、自大和过分骄傲的影响,从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并购)决策[12]。代理动机假说也认为,由于代理关系的存在,决策者会倾向于在并购中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利益,导致资产的减值和企业绩效的下降。而且,从商誉本质来说,Leake认为商誉所带来的超额盈利也并非是永续的,它呈现出一种衰减的态势,即边际超额盈利能力是递减的,超额收益期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正是由于狂妄假说和代理动机的存在,企业的并购在日后经营中导致了商誉的减值,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绩效的下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2001年发布了SFAS141和SFAS142,针对商誉减值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在2011年对SFAS142进行了修正,着重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我国在新会计准则(2007)中也将商誉的会计处理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核算,并且要求对商誉的减值测试按照资产组合的方式进行一次性摊销,以后期间不允许转回。这些规定也从准则角度规范了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问题,对于可能存在着利润和收益率的会计处理,避免出现“利润平滑”,初步解决了商誉减值对利润的冲击。

Ross的信号传递理论目前被广泛运用于会计领域,表现在企业内部管理层可以通过各种会计处理方式将积极或消极的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如果商誉在并购日后发生减值迹象,说明商誉的公允价值产生了严重的减损,商誉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快速消失,从而影响到企业价值的计量。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企业获取的超额收益能力下降或不存在,将会影响企业价值的产生和绩效的提高。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下滑。

(二)产权性质、商誉减值与企业绩效

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其商誉减值与企业绩效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由于国有性质企业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且在企业规模、政治关联以及资金投入上有独特的优势,Shleifer和Vishny提出的“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政府支持之手理论”[13],旨在揭示政府对国有企业既“掠夺”又“支持”的行为。相比较非国有性质企业,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帮助企业进行并购,表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并购中给予资金上的大量投入,并帮助企业“消化”部分不良资产,使国有企业在初期并购时就拥有了独特的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从而提高了并购成功的几率,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并购日后商誉减值的计提。一旦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政府也能够替企业平滑这种损失,使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下降到最低。相反,非国有性质企业在企业并购行为中不具有独特的优势,企业间的并购角度和视野范围有限,稍有并购的失误,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商誉的减值,并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二,国有企业的并购一般伴随着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大以及经营的多元化,容易形成巨大的产业集群和集团公司,规模的巨大优势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有企业经营的缺陷,再加上企业涉及领域宽泛,即使某一部分商誉的减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只是局部的,并没有造成大范围内的企业绩效的下滑。再者,具有国有股权性质企业的管理层一般具有相应的政治头衔,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身的政治生涯,促使其在公司重大决策时属于风险保守型,而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则偏好于风险爱好型,导致公司一旦发生商誉减值,促使企业绩效快速下滑。如果将国有企业继续细分,分为中央控股企业和地方控股企业,中央控股企业的这种优势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非国有性质企业相比较国有性质企业,其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变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H2b:地方控股企业相比较中央控股企业,其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变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不同产权下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9年至2013年所有财务报表显示有商誉减值计提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 ST、ST 类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按照此方法,共得到365个样本。本文数据分别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和 RESSET 数据库。商誉减值比等数据缺失的样本,通过手工查找巨潮资讯网提供的上市公司年报等予以补充。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选择

1.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为了衡量企业平均业绩,且被解释变量为比率,借鉴托宾(1969)年提出的托宾系数(简称托宾Q)作为衡量股票市值的标准。

(2)解释变量。本文对商誉减值进行比率处理,以当年商誉减值总额除以总资产得出的商誉减值比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商誉比、公司规模、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职能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行业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2.模型设计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TQi=λ0+λ1GWDi+λ2D1i+λ3D2i+λ4(GWDi×D1i)+λ5(GWDi×D2i)+ξX+ε

(三)实证结果

为了考察不同产权结构下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本文加入了产权结构的虚拟变量D与商誉减值的交互项,从而观察在产权结构的交互作用下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依然显著。当加入了交互项之后,GWD×D1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为-0.0523,在加入产权结构与商誉减值的交互项后,中央控股企业的商誉减值每增加0.1,其企业绩效会降低0.5;而地方控股企业,GWD×D2的估计系数也是显著为负,为-0.2535,地方控股企业的商誉减值每增加0.1,其企业绩效会降低2.5。由此可见,不论是中央控股企业还是地方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的负作用是显著存在的,且地方控股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本文的第二个假说得以证明。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的层次划分,我们证实了商誉减值、产权性质以及绩效变动的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产权性质的不同,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性质企业和非国有性质企业,其中国有性质企业又细分为中央控股企业和地方控股企业。通过研究我们发现:①随着企业遵守会计准则的不断规范,商誉减值的计提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绩效的变动,表现在发生商誉减值,就会引起企业绩效的下滑。②非国有性质企业相比较国有性质企业而言，商誉减值的计提导致企业绩效变动的现象更为明显;地方控股企业相比较中央控股企业,其商誉减值对绩效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商誉体现为企业的一项特殊的资产,在会计计量中表现为超出原始计量的一种获利能力,而通过并购方式确认商誉作为一种便捷的获取超额利润的方式,也引起了企业的广泛兴趣。大量并购浪潮的出现以及盲目的并购行为,导致产生了大量的商誉减值。合并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不论是在会计上还是操作上均有着严格的衡量,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合并企业绩效的好坏。本文以2009年至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变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商誉减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只要公司发生商誉减值计提,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下滑;根据产权性质的不同,中央控股企业、地方控股企业、非国有企业对商誉减值与绩效的变动的影响逐步显著。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国内外商誉减值的研究文献,有助于我们从产权的角度了解执行现行会计准则中对于商誉减值计提产生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得出两个区别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一是商誉减值的计提并不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而是真实反映了企业绩效的变动;二是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在商誉减值与企业绩效的变动中表现得更加稳健,说明国有企业并购日后行为的绩效在逐步提升;中央控股企业比地方控股企业在商誉减值与企业绩效的变动中较稳健,表明中央控股企业的并购行为绩效好于地方控股企业。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减值行为和提高企业绩效相关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启示和政策意义,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提供了新的思路,针对以上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企业应合理进行并购,并考虑并购商誉产生的商誉减值问题。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有些企业的并购过程过于盲目化,并购的过程以及并购结果考虑不周。虽然通过合并的方式能够一次性提升企业的价值,但是在随后的商誉的减值测试上均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导致企业绩效的大幅变动,甚至还可能造成企业破产的风险。首先,从企业运营的本质来看,企业自身应加强其资金管理能力和企业经营能力,从而减少商誉减值的几率,通过并购行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其次,从并购行为本身来看,企业应当多方面了解目标企业,并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详细的并购成本衡量,最大限度地降低合并溢价,提升并购能力,也为后续商誉价值的发挥奠定良好的基础,减少商誉减值的大量出现。

第二,政府应关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的差异并给予一定的政策规范。本文通过数据证实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并购的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在资产减值计提以及企业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良好。这可能与国有企业本身的高价值有关。另一方面,非国有性质企业在并购日后行为的表现并不如人意,政府对其并购行为从引导转化为“放任自流”,使其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导向,又由于其自身在并购主体行业的选择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不完善,给其并购日后行为带来消极的影响。我们不主张政府过多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政府应在宏观政策方面给予非国有企业一定的政策导向以及指引,保护其资金以及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营。

第三,进一步加强对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的监管。在实证验证中发现商誉减值的出现使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也需要企业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详细的说明。现有的财务报告附注说明中,针对企业的商誉减值的信息披露还过于简单,有些企业甚至轻描淡写地披露企业的重大并购事件,掩盖了管理层或收购方在并购过程中的恶意行为,比如,滥用控制权行为、关联方利益输送、掏空上市公司等,这对上市公司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对商誉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并在详细披露的监管要求下,给相关参与者一定的压力,尤其是从事专业并购行为的机构方,规范指导企业的操作行为。

[1] FRANCIS J,HANNA J D. Vincent Causes and Effor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J].Journal ofAccounting Research 1992,34 (9).

[2] STRONG J S, MEYER J R.Asset write-downs: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ecurity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e,1987,42(3).

[3] CHEN J P,CHEN Shi-min,SU Xi-jia ,et al.Incentive for and consequences of initial voluntary asset write-down in the emerging Chinesemarke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2004,23(1).

[4] ZUCCA L, CAMPBELL A. Closer look atdiscretionarywritedowns of mi paired assets[D].AccountingHorizons,1992,(9).

[5] REES L S, GORE G R. An investigation of assetwrite-downs and concurrent abnormal accrual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6,34 (10).

[6] 李增泉.中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1,(4).

[7] 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J].会计研究,2005,(8).

[8] 于李胜.盈余管理动机、信息质量与政府监管[J].会计研究,2007,(9).

[9] SEGAL B.Goodwill write-downs and the adoption of SFAS No. 142[D].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1992.

[10] CHEN C, KOHLBECK M, WARFIELD T. Goodwill valuation effects of the initial adoption of SFAS 142[D].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92.

[11] WARFIELD T, WILD J. Accounting recogni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earnings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for retur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1992,67(4).

[12] ROLL R.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Journal of Business,1986,59(2).

[13] SHLEIFER A, VISHNY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1994,109(2).

[13] ALVES S.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oodwill Impairment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Portuguese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Business & Management vol, 2013,20(3).

[责任编辑卫玲]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odwill Impairment,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Changes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ZHANG Li-da, FENG Jun-ke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As a special accounting activity, goodwill impairment appear frequently in the corporation merger. Due to the blind merger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goodwill impairment become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goodwill impairment and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oodwill impairment of the A shares of listing corporation, the paper has concluded: The goodwill impairment in the enterprise will lead to the change of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videnc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the purpos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the non-SOEs. The local state-owned holding enterprise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an the central state-owned holding enterprises. After a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expanded goodwill merger, this paper aims to propose some new ways for enterprise merger and some measures for supervision for the government.

goodwill impairment;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 the change of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2016-01-16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13Q008)；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15KRM046)

张丽达，女，陕西蒲城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经济研究】

F239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