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辛　伟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世界分工体系调整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任保平，辛伟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了世界分工体系的新变化,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已经成为各国调整其生产模式所面临的主要趋势,技术创新是各国实现传统优势转变以及提升价值链上所处位置的必要条件。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世界分工体系所发生的四大变化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下面临的世界分工体系调整中的机遇和优势进行分析,认为在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要实现长足的进步,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实现国内分工与世界分工的协调，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在世界分工体系调整背景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综合竞争优势,逐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培育新优势,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世界分工体系；产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经济增长质量

当一国的分工超出国界之后就会形成世界分工,分布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地区中的劳动分工被称为世界分工,它不但体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社会分工,也表明了世界分工是国家和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同的国家在整个世界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则直接决定了他们参与世界分工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世界分工体系之中。但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中国对世界分工的参与一直处在低端锁定的地位,借助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中国承接了世界分工中低附加值的环节。参与这些生产活动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但随着世界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移,再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移,各国对自身在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当下产品内分工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决定了其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因此,国与国之间在比较优势上的竞争从最终产品转向了各具优势的价值链环节中[1]。在目前世界分工的深化和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与世界分工体系的变化相适应。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分工体系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此背景下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便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在当下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进行分析,结合世界分工体系的新调整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素质提升等方面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路径。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世界分工体系的新调整

从理论上来说，有两个方面的条件对世界分工体系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这方面的条件主要包括了各个国家内部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现存市场的规模,人口的数量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第二方面来自于自然条件方面,这主要包括了资源状况、气候条件、土壤水平、国土面积的大小以及地形条件，等等。总而言之,促进世界分工体系发生和不断发展的关键在于一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促使一国开展世界分工的直接原因则是各国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2]。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和快速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各国正在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市场,不同国家之间在贸易和投资上的联系愈发紧密;各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主要采用以跨国公司对外投融资和进出口产品的形式,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使得国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随着跨国公司的贸易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赖于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当下所处的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革命一方面转变了国际竞争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使得技术水平的高低和所拥有的领先技术数量成为国家和企业在开展国际竞争中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和科技含量,使得产品生产环节趋于专业化和精细化,单独的一个国家难以完成高复杂度产品的全部生产环节,各国根据自身优势参与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也是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因此由多个国家分担不同的生产环节已经成为当下世界分工体系的新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科技和新技术的突破、迅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全面展开,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新技术作为支撑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将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叫数字化革命,是指以数字化、智能化制造和新型材料的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以智能型工业机器人代替流水线工人,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包括信息技术革命和可再生能源革命两次技术革命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将贯穿于始终。”[3]在生产领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快速下降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数量上越来越小的劳动力成本与总成本之比,企业对消费者和利润的竞争已经不局限在同质化的规模生产上,同质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将无法给企业带来进一步的利润增值,而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会更具竞争优势。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异军突起。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的互联网技术现已完全成熟,互联网革命正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全球,改变着各行各业的面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将会给世界分工体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且促使各国对原有体系和政策做出调整。

1.世界分工形式多样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世界分工的形式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表现,这些形式中既包括了产业间的分工与产业内的分工,更包括了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化,而且后者正逐渐成为世界分工的主要形式。世界各国在生产上的联系不仅仅是在最终产品生产完成之后才形成,而是在研发创新、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相互交叉产生影响;世界分工的形式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和技术分工转变[4]。价值链上各环节体现出的要素密集度而不是基于最终产品所反映出的平均要素密集度决定了不同生产环节在世界分工中的定位[5]。各国在选择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环节时会基于与本国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工序和步骤,并且成本最小、价值最高的步骤来操作。因此,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和技术分工的转变使得世界分工体系不再呈现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分工格局,一个国家的要素优势能够通过产业升级的方式逐渐向不同行业渗透和扩展,通过扩大分工面和深化分工层次两方面来创造经济收益。总而言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全球分工体系呈现出出口产品嵌入和功能嵌入两方面共存的表现,并且有从产品嵌入向功能嵌入转变的趋势。产品嵌入的出口策略已经不利于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激烈竞争,由于产品内分工的逐渐深化,功能嵌入性出口已经成为参与当下世界分工体系下的有利条件,即通过专注于产品内某一高价值功能性环节的生产和装配来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和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

2.世界分工内容的多层性这是当代世界分工体系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调整的显著表现。现代世界分工体系中包括不同的产业之间形成的分工、相同的产业之内在不同产品之间表现出的分工以及同一产品内的不同工序和不同的增值环节之间形成的分工[6]。现代世界分工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此类分工已经成为当下世界分工不断深化的新表现。价值链是指与设计、制造、分销和服务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所组成的生产链条[7]。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基于对生产活动以及其他的功能性活动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细分,从而使得原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分配更加细化,使得最终产品的分工向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转化。在经济全球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新型知识要素的作用则趋于增强。因此,各国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上的分布则主要取决于该国所具备的技术和知识优势。在当前世界分工呈现出多层次特征的背景下,产业中传统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伴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以及性能的改善,劳动力的廉价成本优势也将不复存在,机器人以其极低的单位产出成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岗位上替代廉价劳动力,而一部分的体力劳动者也将被淘汰出生产体系。而且会促进产业分工发生巨大变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逐渐消失,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和产业会发展成为新的增长极。与此同时，这些新兴领域也将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因此,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传统优势的国家必须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积极寻求改变,向具有较高收益的价值链环节转移。

3.世界分工的主导因素多元化不同国家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新的主要因素。各国的技术水平和知识水平决定了各国参与世界分工在价值链中的不同位置。随着世界经济内部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发展同一产业的收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在同一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中所取得的利益也存在很大差异。专业化技能、创新研发、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所占的收益份额远远超过生产加工的环节,在这些领域具有优势的国家通过依靠技术专利和产品品牌等垄断优势,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可以获得垄断性利润,在全球层面配置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已经成为确保各国在世界分工中收益的重要保障。因此,拥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营销优势的国家会比占据生产和加工环节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增值优势。世界分工中主导因素的转变也给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新的转变,基于传统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显现出了诸多的缺陷,而新要素的出现为经济增长指出了新的道路,新要素的高生产率有目共睹,而如何通过世界分工体系完全释放新要素的生产潜能便是各国在应对世界分工体系新主导要素时的首要目标。

4.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世界分工的新趋势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分工先后经历了从部门之间的分工到产业之间的分工、再到产品内部不同环节和工序的分工的一个不断细化过程。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现代世界分工正在逐渐发展成融合多层次、多部门的世界分工体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求,在产品内部不同环节和工序之间的分工已经成为当前分工发展的主要方面。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迅速展开,产品的种类和工艺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产品工艺的复杂性提升要求产品的生产工序在全球不同地区之间展开,因此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就显得尤为必要。随着世界分工从行业间分工转向行业内分工,再由行业内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国际产业转移也相应地从产业的空间变迁到产品的空间变迁,继而从产品的空间变迁到生产环节和工序的空间变迁。在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下,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被分割为以下几方面:创新研发、零部件生产、组装、质检以及营销等不同环节。其中,价值链上具有高复杂、高技术含量和高度价值的上游环节包括研发创新与核心零部件生产，而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中间环节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组装等环节;同样属于技术依赖环节的还有处于价值链下游的质检和营销[8],产品附加值也较高。因此,占据上游和下游的国家比依靠接受外包而进行生产和组装的国家获得更高的收益。

二、中国经济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中国利用自身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通过宽松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具有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数量上的快速增长。但过度依赖廉价资源优势、长期处于世界分工体系底层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

1. 分工地位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进出口结构,工业品的出口份额逐年增加。2003年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就已超过90%,加工型贸易约占整个贸易总量的一半,也占据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很大比重[9]。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然而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看,却不如数量上的增长显著。首先,从经济结构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重心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变,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而在工业生产能力上,“世界工厂”的称号也是对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外贸能力的认可。根据各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对“世界工厂”的划分,中国由于长期处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依赖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吸引外商投资者。同时,由于拥有部分低端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对零部件进行加工和产品的组装也是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相对于世界发达经济体来说,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的层次较低,在独立研发能力和品牌管理、全球销售网络经营上存在不足,难以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来控制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其次,从产品附加值上来看,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的长期低端锁定也决定了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的产出品价值低,产品附加值小,难以通过复杂加工和核心技术生产获得较高收益。

2. “中国制造”缺乏创新,处于价值链低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持,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在参与世界分工中获取较高的收益。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OEM的制造方式来扩展对外贸易,即把附加值低、污染大、需要耗费大量原材料的产业和工序外包出去,而在本国国内只保留包含核心技术的产业和工序。中国通过OEM的方式从发达经济体承接了很多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工序和产业,这给中国带来了数量上的增长。然而,随着世界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要取得更高的收益必须实现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在主导产业的变迁中,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其他产业转变相对简单,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则相对较难,需要中国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引进和对技术外溢的利用能力[10]。而中国目前正是缺乏这种能够支撑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和转移的技术。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分工体系上的表现是依赖于产品嵌入性出口而非功能嵌入性出口。通过生产低端的制成品和生活用品,中国占据了整个低端价值链,而核心环节技术掌握的缺失和创新能力的低下使得功能嵌入性产品的出口难以发生,那些具有高价值的功能性环节因为缺乏技术支撑而难以实现。因此,如何实现技术和产品创新是中国当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面临的一大难题。

3. 经济增长数量大,增长质量低下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给中国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从数量上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总量均位于世界前列。但在内外因素双重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增长时代已经逐渐过去。首先,受制于外部因素冲击和转变,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经济体开始反思自身发展模式,重新重视生产制造行业,将一些产品生产工序转移回国内,加之全球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出现了一批较中国拥有更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国,而中国由于国内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已经逐渐丧失了参与低端世界分工的优势,因此,高增长率已经不能持续。其次,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即长期以来追求数量增长而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导致经济增长缺乏稳定的基础。长期的唯数量论导致环境污染严重,长期的污染累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效应正逐步显现出来,环境治理成本对经济增长效果产生了严重的滞后效应。从事世界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累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在2008年之后逐渐显现出来,给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了很大的下行压力，并且由于对福利分配、人口素质等经济生活其他方面的忽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因此,在新的世界分工体系调整下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数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世界分工体系调整背景下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借助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快速发展:通过工业化能够带动城市化,从而使得要素产生集聚,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和创新,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产生技术溢出,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效率;市场化通过价格机制发挥要素配置功能,以价格为导向,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推动要素流动速度加快,实现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为中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在扩展了技术、资本和资源获得渠道的同时,也打开了外部的供需市场,为中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中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依然不高。基于中国拥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优势产业,但也只具有比较优势,而缺乏竞争优势。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环节优势的转移和转化,传统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不能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受制于技术水平的低下、创新能力的缺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制造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未能摆脱低端环节,以加工装配为主的低附加值环节依然是我国参与世界分工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偏低,产业发展缓慢,参与世界分工的环节附加值低、收益少,而且参与世界分工的代价大,以资源换取收益的情况普遍发生,依然处在世界分工的末端,大而不强。

在新的世界分工体系调整中,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受到挑战,我们必须依据世界分工体系的变化调整国内分工体系,使国内分工体系与世界分工体系相一致。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传统产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优势和要素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从而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目前,中国经济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尤其是中国制造业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在生产和制造领域,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常态下要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必须对我国在世界分工中所处地位进行准确把握,通过政府引导和企业自发两方面加强创新能力,从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加强创新能力两方面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通过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升经济增长的国际竞争力。

1.推进创新驱动,进一步健全综合竞争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这主要是依赖于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无法继续依赖于简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必须从人才培训与再教育和技术创新两方面入手,通过结合劳动力素质优势、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产业配套优势,形成“三位一体”的优势系统,借助技术创新提升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形成新的综合竞争优势。以促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心,同时以智能制造作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以三大发展目标为途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转变。

(1)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和再教育。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随着世界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和调整,产业升级需要技术创新,而传统的低素质劳动力无法与新技术进行匹配,因此无法参与到新的世界分工体系中来。通过对低素质劳动力进行培训和再教育,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一方面可以促进现有劳动力与新技术的完美融合,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劳动力创新的可能性,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人才储备。

(2)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世界分工体系的新调整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强调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在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加强创新投入,积极对新技术进行探索,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在大数据、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新兴领域进行研发和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最终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2.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促使了全区价值链的产生, 而由分工深化带来的收益则存在于价值环节片段化和空间重组的进程中[11], 因此, 价值链的形成主要由于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和工序的价值在全球区域内的分布。 面对世界分工体系呈现出的新特点, 我们必须找出一条提升价值链上位置的路径, 从价值链低端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时间里, 我国参与世界分工经历了3个阶段的世界分工演变历程, 即从参与产品的分工转向到参与产业链的分工, 再转向参与价值链的分工。 在经济增长数量上也实现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我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参与价值链分工中的多为承接产品外包的粗加工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的工序, 难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在新常态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要求抓住当下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通过劳动力素质提升、 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和智能化制造的深度发展, 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 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并且通过对本土品牌和技术优势的扶持和建设, 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 逐渐提升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 从产品嵌入性出口向功能嵌入性出口转变, 从低附加值的低端向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攀升。

3.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加快培育新竞争优势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考虑全球分工体系的变化与产业的大变革。新科技革命与分工体系大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因此，必须依据世界分工体系的变革，不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一是培育产业新优势。根据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和发展战略,加强在生物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清洁能源、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创新和突破[12],通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完成对商业运营模式的创新,根据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创新。引导企业主动嵌入全球产业链,增强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控制力。通过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环节的企业的培养形成产业集群,促进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技术研发速度,提高该环节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实现对核心技术环节的长期垄断。二是培育企业新优势。通过对品牌、服务、创新能力等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同时通过强化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对全球先进产业网络和制造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和学习,结合我国实际,大力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主体。着重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企业着重培养,同时淘汰一批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释放出一部分资源投资于优势企业。围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一目标,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三是通过为企业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解决企业在参与世界分工中面临的基础问题。同时,通过从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的完整升级步骤和升级过程最终实现对企业的升级,提升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积极性和能力。

4.推进产业融合,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世界分工体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要在当下经济转型时期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获得更多的收益,就要制定一套符合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现代产业发展战略。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新的世界分工体系的变化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世界分工体系的新变化模糊了产业的边界,为当下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在当下技术创新的背景下,二、三产业的融合会成为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此外,产业融合也促使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和升级,通过抓住世界分工体系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分工体系呈现出的产业竞争力主导因素转变以及制造业由大做强的关键时期,我国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必须在产品、企业、产业和商业运营模式上实现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同时,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并且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智能制造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制造和人性化服务,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实现由自然资源、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工业增长动力向由知识、技术创新等创新要素为主的工业增长动力转型,使中国制造业从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低水平扩张型增长方式向低耗能、低污染、高效率的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通过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增长。

5. 积极借助外部力量,创造良好环境保障在世界分工体系调整背景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关键在于创新，而创新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是提供政策保障。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本国企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13],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政策一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对创新产业实行优惠和扶持政策,另一方面对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同时要求政府积极构建良好的法律、政治、市场等制度环境,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地位的转变和提升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优化组织保障。世界分工体系的新调整要求各国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但同时也要求各个国家之间实现更紧密的合作。积极加入地区性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内各成员国的不同竞争优势,相互学习；通过组织内先发带动后发的作用,实现技术的快速进步,降低独自进行研发创新的成本。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密切关注伙伴经济体及行业的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14]。因此，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加入地区性经济组织,与各成员国分享和交流信息，与处在价值链上不同位置的国家之间进行技术交流,实现组织内的技术横向和纵向流动,增强技术外溢效应,降低研发难度。实现核心技术环节的快速掌握以及价值链上位置的提升。三是完善制度保障。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在世界分工体系变动背景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必须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分工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提高制度供给有效性，为在世界分工体系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创造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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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芳. 中国世界分工地位的变化、内在矛盾及其走向[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5).

[6] 冯艳丽. 论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分工格局中的地位[J]. 生产力研究,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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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玲]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ystem

REN Bao-ping， XIN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With the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ci-tech,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brought about new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ystem, from inter-and intra-industry division to intra-product divis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explaining the four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ystem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hina's opportunities and strengths i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f great progress is to be made in China's economy in the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ystem,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 needs to be changed, harmony should be achieved between the domestics divis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to occupy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hannel to improv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is to build a sound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edge and gradually raise Chin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value link. Through providing side-structural reform and speeding up breeding new advantages to rais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o a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ystem; industrial value lin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2016-05-1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A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13JBGP014)；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项目(HSSTP201401)

任保平，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从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经济研究】

F12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