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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传统与铁凝小说

2016-02-21刘惠丽

关键词:铁凝中和秩序

刘惠丽

(西安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中和”传统与铁凝小说

刘惠丽

(西安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5)

我国当代作家铁凝的小说创作主线,始终贯穿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传递。对“中和”传统的承继与反思,是铁凝关照现代人性的独特维度,体现为人性畸变的冷静体察、文化性格的整体考量与圆满人性的热情呼唤。铁凝能够从人的现代性发展、社会的现代化推进的高度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并以更符合现代生活本质与现代人性规律的方式赋予文化传统以新的质素。

铁凝小说;传统文化;“中和”传统

我国当代作家铁凝的小说创作尽管涉及家族、现实、历史等诸多题材,但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即对人类精神之火的执著传递。在铁凝看来,这种精神之火便是让历史得以延续、人性得以圆满、生命得以快适、社会得以和谐的传统文化。

张岱年曾经将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1](P36),“和”是万物存在的自然秩序,“中”是秩序中各归其类的结构形态,“中和”则泛指宇宙和社会中多元共生却各行其道、万物杂陈却井然有序的恰和天理与人道的理想状态。道家文化也把“和”作为“道”的常态,亦即老子所说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2](P25)。总体来看,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和”作为宇宙众生和谐共生的自然之礼与天地之乐,而“中和”则最准确地表达了儒家文化“和”的思想内涵。

“中和”传统渗透在诗教中,体现为一种“温柔敦厚” 的写作精神;反映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便是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弥而不逼,远而不携,牵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处而不底”的审美取向[3](P535)。与“中和为美”的诗教传统相比,铁凝的小说写作,更倾向于对儒家“中和”本意的哲学阐释。人存在的多元性、和谐的人性秩序以及多元的人性在何种程度上既能守持自身的特性,又不至于在人和规律的存在界限外旁逸斜出,甚至发生恶变与畸化等现实的命题,一直牵动着她的创作全程。而对和谐存在与圆满人性的热情呼唤,又进一步浇铸了铁凝以“中和”观念来关照现代人性的美学理想。

一、“和”之殇:对人性畸变的冷静体察

文学是反映人的存在、揭示人性多元秩序的特殊审美意识形态,正因如此,人性的丰富性一直是现代以来我国众多作家极力探寻的文学主题。五四时期,随着礼教秩序的崩坏与现代文明思想的兴起,人性中素来被传统理性束缚的情感因素开始激流涌动,促使着自我意识的苏醒,也带来了以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为主要指向的写作范型。此后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加重,阶级观念强劲地介入了人性内涵,致使新文化运动以来以人的生活欲求为主要内容的人性表现形态,逐渐向人的“阶级性”“社会性”位移,人性的本质属性及人性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重大调整。1949年以后,这一体认人性的基本逻辑在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的敦促下,得以不断地普及与强化,深刻影响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的写作样式。新时期以降,对极左政治的强烈反拨,使人文主义思潮的再度勃兴成为可能,被政治话语强行遮蔽的温饱、爱欲、尊严、情趣等人性的基本诉求重新引发了文学的关注,有关人性的阐释似乎又回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受商品经济的广泛影响,文学对人性中恣意翻涌的物欲、情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与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作为人性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予以浓墨重彩似的渲染,直接导致了人性表现空间的日益缩微。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对现代化反思的不断深入,文学又开始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来关照人性。但在如何建构圆满人性与和谐人性的问题上,作家们虽各有探索,然路向不一,表现形态多样。

相比之下,在当下文坛,能把人性作为一个多元意义秩序予以考量者,对人性中彼此扭结的各个单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有效清理者,对理想的人性状态翘首期盼者,铁凝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铁凝的小说写作就具有了对和谐人性结构重新呼唤的意义,也就自然与儒家文化“和” 的传统有内在的联系性。

铁凝的小说大多从展现凡俗人生落笔,追问人性秩序的和谐。但在追问的过程中,铁凝每每感到人性的畸变与病象,这种畸变又往往伴随着特殊的历史场景出现,以人性各单元之间分裂、对立、交叉、重叠等紧张关系显示出来,不断解构着人性本应具有的合理秩序,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文化中最恒定的“和谐”状态的陨落与消解。所以,“和之殇”就成为铁凝诠释人性变迁的文学长旅中的最基本语汇。同时,铁凝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性各层次的转化充满了疑惑与不解,关注人的狂喜与盛怒、尊严与丑陋、温暖与阴冷、罪恶与忏悔等等对立性的情绪,何以能在一瞬间诡谲地交织在一起。对这种处处对立的人性内在紧张关系的审度,形成了铁凝以对立性思维观照人性变异的基本视角。但更应当看到的是,铁凝笔下始终彰显着一种倔强的观念:既然人性的畸变是有历史缘由的,不是人性本身的内涵所致,那么,这种畸变就有救赎的可能性。铁凝的写作既是对这种“救赎”的积极探索,又是对人性理想图景的积极建构。由此,我们能体味到铁凝生活叙事中所包蕴的深远追求。

铁凝对“人性失和” 的叹惋主要集中对人性各结构形态的杂糅性书写之中,背后隐喻着自古以来一直被无数哲人苦思冥想的“人性是善是恶”的问天模式。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罪恶与尊严的对峙。人性丑恶可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暗层,但“文革”那个特殊的时代催生了种种罪恶因素的奔突而出,并以适当的理由使这种罪恶的心念成为一种捍卫尊严与设防心灵的合理状态。铁凝的用意非常明确,任何善良的意愿一旦僭越了“善”所应当持有的限度时,“善”的属性就会被改写,就会以极端的方式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人性中本来和谐的秩序便在外力的助推下轰然坍塌。

其二,颓废与“净土”的交织。在铁凝的意识世界中,人性的种种悖忤之处,往往在特殊的时代场景下,被演绎为人性秩序中并置同行的结构性环节,彼此虽无伤碍,体会起来却令人唏嘘不已。

其三,道德与暴行的叠合。人性的发展过程是人的动物性不断被理性有效克服的文明化过程,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恰是为了规约动物性的恣意生发。但在“文革”时期,被政治话语的线性逻辑所急速膨化的人性,表面上每每以最响亮的革命名义来宣示,实质上却屡屡以最彻骨的本能性宣泄与戕害显现出来,种种景象令人侧目,更令人震撼。

其四,被专政者与专政者的诡谲呼应。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所谓“灵魂重洗”的社会灾难,那么,人性结构内在层次的急剧波动可谓这场灾难的注解。专政者借“阶级”的优势立足革命的行列,被专政者因出身的“反动”时刻承受被洗劫的命运。问题是当这种专政的优势越来越与革命本身构成彼此依存的同体关系时,被专政者如何获取革命组织的认可,甚至慷慨接纳革命所裹挟的世俗的粗鄙,转而能够参与到专政的秩序中,以显示与其他另类阶级的不同,就成为他们内心中最深刻的焦虑。

二、“中”之缺:对文化性格的整体考量

如果说人性秩序的紊乱与紧张致使人性之“和”遭到拆解与裂变的话,那么,人性内在各组成部分的僭越或出轨,则进一步使“中”的内涵发生变异。因为,“和” 本在于人性秩序中的多元共存,“中” 在于构成人性秩序的各组成部分在多元共存空间中的有序存在,即“各得其所”。问题是这种高度理性的存在观与人性观一方面激活了以辩证思维为统领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使无数写作者在打理人性时困扰不断。作为一个对乡土世界怀有刻骨深情的作家,铁凝也自然遇到了同样严峻的考验。

铁凝的小说作品里,承担“中”之缺失的常常是这样的女性形象:性格大胆直爽,举止慵懒风骚,身心早熟,容貌可人。这些姿容出众的女性,似乎都有一颗极不安分的心灵,对男女之事的天然敏感,对情感自由释放的大胆追求,与丝毫不顾忌众人目光的恣意率性的行为,使她们很容易成为世俗社会的对立面;她们热衷于挑战一切在某个年龄阶段本应持守的各种生活规范与伦理常识,甚至以颠覆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乐事。她们作为脱离日常秩序的越界者而存在,以传统文化的“中和”观念来界定,属于不能在“礼”的规约下自守其道、自归其所的“失中者”。如果按照铁凝在小说中对其主要的叙写侧重来看,这类形象又多是对人性之情欲本能不加节制,或对情欲的流向毫无取舍,致使和谐的人性秩序处处充满紧张与对立的“名节”缺失者或情感迷惘者。其中,“名节”缺失主要体现在失德与失节两个方面。

值得思考的是,对于这类溢出人性秩序的失度者,铁凝一方面对其不幸的命运扼腕不已,另一方面又给予了颇多善意的关切。这种特殊的叙写视向不仅坐实了铁凝对生活反映的真实度,而且保证了铁凝对人性揭示的广度与深度。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铁凝笔下的这类女性在意义传达中的结构性作用。铁凝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类女性的尊重与理解,而不是单纯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简单评判。如她对唐菲与白球鞋队长的放纵行事如此理解:“这两个身体的强烈吸引是出于生理的本能,再加上一点儿青春的虚荣,一点儿无处宣泄也无法填充的寂寞。”[4](P105)

铁凝笔下的这类女性常常让人联想到孙犁作品中的小满儿的霸道、出格、无所顾忌,却又鲜活率真、春意盎然。我们能感受到铁凝由此而展现出的强烈的文化认同。铁凝笔下的这类与“棉花地”有关的女性,常常就是性格与文化的整合体。也就是说,就铁凝的叙事态度而言,“窝棚里”的性事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性行为,而是一种特定的生活场景及这种场景中散发出来的文化滋味,所以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并无苛责与讥嘲,而以一种整体性的第三性的视野爱抚之,认同之,理解之,剖析之。铁凝对这类“失中”女性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一个有精神立场的作家面对文化本身所持有的客观态度。

三、“中和之美”:对圆满人性的热情呼唤

无论是对人性失“和”的质疑,还是对人性失“中”的叩问,铁凝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呼唤人性秩序的和谐,体现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对文化使命的积极担承,也彰显出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执著追求。尤其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展现得最壮阔也是最决绝的历史场景下人性的各种畸变,更引发了铁凝的深长忧思: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哪一种有形抑或无形的力量直接制导了人性的劫难?在铁凝小说中,荒诞的不是人自身而是外在社会。这样的阐释无疑体现出铁凝两方面的诉求:其一,既然为人性塑形的外力来自时代,那么,人性的病象便是有历史因缘的。其二,既然人性的畸变是有历史因缘的,那么就有救赎的希望,如故乡的田园、童年的经历、人性中曾经闪烁的温情和绵软,等等,都可能是救赎的力量。所以,铁凝才在文本中一直复述着这样的话语:“木樨地没有木樨,木樨地有过木樨。”[5](P314)正是这种创作诉求,决定了铁凝不同于一般探索小说家对抽象人性高蹈解读的生活性写作视向,也决定了铁凝从历史大潮中寻觅人性变异的根由,从本土精神资源中寻觅救赎人性的力量,以人性中依稀尚存的人性曙光为依托重建人性和谐秩序的审美路径。铁凝对这种救赎路径的选择,既建立在对传统文化与民族人格的深层理解之上,又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铁凝的创作从不拒斥理性的参与,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以社会与历史、传统与现代的大维度来考察人性、审视人性的理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温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片面关注抽象人性的泛人道主义者与存在主义者。

当然,在对异化人性进行救赎的过程中,铁凝的精神资源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她既大胆钩沉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又果敢拒绝传统文化的负向因素;既由衷礼赞现代文明的熠熠辉光,又强烈抵抗现代文明中所裹挟的人性紊乱。她的精神时空建立在将文化传统与现代意识高度整合的基础之上,唯有这样的基础,铁凝的才笔才可以自由地穿行于人性的腠理和边角。同样的双向审度,也体现在铁凝对现代人性病象的清理当中。例如面对女性主义者对男权文化义愤填膺的声讨,铁凝选择了一种客观的立场,融合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生活体验,以中性写作的姿态对现代性背景下女性畸形的自赏形态进行了理性的剖析。有人认为铁凝的批判过于柔性,当然是针对铁凝在话语叙述方面缺少锋芒而言,但很少人能从铁凝平静而生活化的口吻中体会到那种无声的力量。又如她对男性的反思,同样情真意切,却自有一种切中肯綮的意味,其间也一直贯穿着对于建构和谐人性世界的热情呼唤。事实上,无论对男性弱点的解剖,还是对女性精神心理的透视,铁凝始终难以割舍她对人性“中和”之美的诉求。她如一个监守人类心灵的勤劳女工,努力扫却人性本色镜面上的灰尘,希望这个世界更圆满,人性更高洁,情感更和谐。

正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历史中人性种种病象的高度警惕,铁凝形成了一种融合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救赎策略。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两种精神资源中间,铁凝的选择是有所侧重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等量齐观。她更看重的是将文化传统作为重建人性秩序的精神主干,而把现代意识作为丰富人性空间、推动人性健康的辅佐手段,其内在的思想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核心元素则是“中和为美”的文化传统。所以,她总是用温情打理人性中的缕缕美好,以善意过滤人性的种种变质,以宽厚的悲悯之情化解冲击人性秩序的点点阻抗,以执著的信念推动人性和谐的漫漫步履。正是在这种兼容并包又理性取舍的文化视野下,铁凝站在了一个相对博大的思想高地上,既注重人性的宁静有道,又呼唤人性的刚健有为。既希望人性异彩纷呈,又期盼人性明净淡远。而支撑这一切的,恰是积淀、融合着血性与柔情、迸溅着母性与快意的中国传统文化秩序。铁凝最大程度上认同这种文化形态,力图通过叙写种种并不圆满的生命形态来诠释这种文化的自身特征、复杂构成及其衍化的合理性。

四、结 语

铁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火种饱含深情,却并非不加鉴别、尽揽意中,而有着理性的取舍。她选择了中国文化长河中最富有历史实践性、最富有世俗生活基础与民间心理基础的核心价值元素,来作为传统文化参与当代社会建构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与动力。她是从人的现代性发展、社会现代化前行的高度来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即使对遴选出来的传统文化的有效质素,铁凝也不是不加辨析地机械援用。她在提取这些核心价值元素最基本意涵的基础上,既以富有时代性的场景充分展现传统文化价值原则的在场性,又以更符合现代生活本质与现代人性规律的方式赋予文化传统新的质素。在针对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上,铁凝展现出了她的开放视野,没有简单地应答人性的本质问题,而是把人性的内在畸变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推出,深刻揭示了人性中各种元素的复杂交错。因此,铁凝又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复古者,而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能将自己的精神追求诉诸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家。

铁凝小说中所富含的传统文化因素的当代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审美向度不断向世俗日常生活转移,着力于情感表层抚慰的柔性叙事,日益消解着文学对人的精神家园建构的允诺。铁凝小说中所充溢的文化使命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当下文学日常生活叙事的积极匡正作用。第二,民族化一直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主要追求,这一追求在40年代至70年代有过积极的实践。但自80年代以来,现代化浪潮的兴起及西方形形色色文学思潮的快速介入,民族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历程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直到21世纪以来,随着对现代性反思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创作者才又开始重新强化文学的民族品格。铁凝就是其中比较执著的一位,也是风格较为明显的一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铁凝小说中丰饶的文化意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化建构,有着一定的启示。第三,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物质中心主义本身很有市场,而摇曳于各种娱乐媒体中的所谓明星作秀行为,进一步浓化了人们对现实功利的追求心理,而素来被传统文化珍视的人格与操守逐渐被人忽略。作为一位有承担意识的作家,铁凝以自己的小说叙事展现了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理想人格,并以此召唤那些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合理元素。铁凝的小说因此有着较为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并对当代社会的国民性塑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当然,铁凝的小说创作还需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更为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传统文化是直接作为现代性的反拨者走进当代社会生活,并以其合理的价值元素来重建当代文化的话,那么,这些合理的价值元素在当代文化的内在构成上占有多大的比例?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多大的精神支撑?如何在吸取传统文化正向价值的同时又有效遏制其伴生的反向价值的侵扰?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否就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传统文化又该怎样实现对当代生活的实践性参与?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成为铁凝小说创作的着力点。毕竟,传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内涵;我们期望重建的当代文化,应是多种价值资源有效整合的共同体。

[1] 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2] 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3] 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铁凝.大浴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 铁凝.永远有多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赵琴]

The Tradition of “Harmoniousness” and TIE Ning′s Novels

LIU Hui-li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For contemporary writer Tie Ning,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her creations is the persistent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tradition of “harmoniousness” is Tie Ning’s unique dimension of the care for modern human nature, which specifically manifests in three levels: the sober observation of the human nature’s distortion,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 and the enthusiastic call for the perfect human nature. Her creations have a reasonable view of the ration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height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society, and give a new quality of cultural traditions in a manner which conforms to the nature of modern life and the law of modern humanity.

novels of Tie N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 of “harmoniousness”

2015-10-30

陕西省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3Z099);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WL11)

刘惠丽,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

I206.7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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