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晶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论小说《消散》中的殖民创伤

刘晶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圭亚那作家戴维·达比丁的《消散》通过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和房东卢瑟福太太的对话，讲述了该工程师在顿斯米尔村庄筑坝的故事。已有的研究仅是对《消散》这部小说的评论，对其反映的殖民创伤则鲜有研究。从殖民统治入手，分析大英帝国对圭亚那长达两百年的殖民统治带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心理创伤，进而探讨殖民统治对人的精神戕害。

《消散》；殖民统治；殖民创伤

0　引　言

戴维·达比丁(David Dabydeen)是土生土长的圭那亚作家，现任圭那亚驻中国大使。他的长篇小说《消散》讲述的故事发生于1966年圭那亚独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圭那亚位于南美加勒比海地区，英国对它的殖民统治长达两百年之久。小说的故事情节有两条线索并行：一条讲述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的筑坝工程，此为明线；另一条则通过该工程师即小说的男主人公和卢瑟福太太的对话，叙述殖民统治对作为被统治者的黑人和身为统治者的白人的心理影响，此为暗线。纵观国内的期刊文献，仅有几篇关于本书的简短书评文章。其中，阎庆生教授评论道：“这是一部闪耀着政论色彩、意蕴丰厚的文化心理小说。”[1]道出了《消散》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化。

殖民统治历来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主题之一。在1966年之前，圭那亚一直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是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影响的消除。因为地域殖民已演化为“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依旧对殖民地产生着持久的统摄力。而大英帝国的覆亡、光辉不再又给殖民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久久不能抹去。创伤(Trauma)意指外力等给人的身心造成的损伤。法农(Frant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首创了种族创伤理论。他“从身体、社会、文化和历史起源角度论证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给白人施暴者和黑人受害者双方造成的种族创伤”[2]121。为此，本文以殖民统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消散》中殖民统治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带来的心理创伤，进而探讨殖民统治对人的精神戕害。

1　被殖民者的殖民创伤

殖民统治的瓦解、殖民地的解放令人欢欣鼓舞，但是殖民统治对被殖民者造成的精神创伤却难以退却，依旧笼罩着他们的身心。《消散》的男主人公、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生活在获得独立后的圭亚那，身负殖民创伤而浑然不觉，直到遇到英国房东卢瑟福太太后，通过双方的细致交谈，他对自身身份的追问才被唤醒。

1.1抛弃黑人身份：寻求白人的身份认同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来自西印度的年轻人。他坚持以“工程师”自居，而否认自己的黑人身份。他说道：“我就是我，不是一个面具，也不是历史中的一章。我不是黑人，我是个工程师。”[3]113这样的言辞反映了他拒绝承认自身的种族身份。主人公之所以摒弃自己的黑人身份，是因为他急切地想要摆脱白人眼中的负面形象。“在诸多欧洲人的作品里，‘非洲人’和‘黑人’常常让人联想到落后和原始。”[3]1从他的自我表白可以看出黑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定位受到白人种族偏见的左右。小说中的这位年轻工程师自认为接受过良好的白人教育，不愿意被打上“黑鬼”或是“西印度黑人”的标签，所以极力否认自己的黑人身份，想要融入白人社会，寻求身份认同。

英国对圭亚那的殖民统治还体现在语言上。话语的权威对被殖民者的影响可谓是深远持久。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十分注重语言的力量，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有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4] 92福柯道出了语言和人的行动的关系，以及语言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圭亚那在两百年的殖民地时期，早已接受了白人的语言——英语。虽然大英帝国和殖民地都使用英语，但二者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殖民地人们的语言“粗俗和不和规范”，而大英帝国的语言则显得“高雅纯正”。因此从语言上就可看出，“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分别代表了文明和愚昧这两种势力，显示出天然的不和谐。”[5] 19因此年轻的工程师为了被白人社会所认可，他努力学习白人的说话方式，讲地道的英语，避免说独具特色的黑人英语，达比丁在文中写道：“(他)说话轻声细语，用词合乎语法，字正腔圆。”[3]115

然而，这种抛弃本族身份融入白人社会，以期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并未被白人所接受和认可。《消散》中，卢瑟福太太是白人的典型代表，她并没有真正地把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视为白人社会中的一员。她说道：“毕竟在精神上你仍是一个非洲人。”她认为他“是一个拥有英国人灵魂的黑人”，他“内心深处是个非洲人”[3]115。从这里可以洞察出黑人生活在白人统治的社会中的悲哀和曾经的殖民统治对被殖民者造成的心理创伤。被殖民者想要以抛弃本族黑人身份的方式得到白人的认可，但不幸的是，这种方式只会令黑人变成无处可依的“孤魂野鬼”，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会令自己成为“弃儿”，身心无处安放。亦如法农所言：“人们通常所说的黑人的灵魂乃是白人的人为制造。”[6]73黑人的躯体与灵魂的分离也是殖民创伤的体现。小说中男主人公的黑人躯干中藏着的是英式灵魂。他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终究不会被接受的现实。他认为白人“以貌取人”，他们眼中看到的仅仅是男主人公的“肤色和打扮质地”[3]146。他在顿斯米尔村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依旧感到融入不到这个地方。它根本不属于我”[3]146，这与他初到英国之时的感情完全不同。初来之时，他满心欢喜，一直接受英国文化教育的他以为在这里可以大展拳脚，尽情工作。他一心想要证明自己是真实存在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他得不到英国白人的认同，在心里烙下了深深的伤痛。可悲的是，生活在白人掌控的社会中，他必须面对这一切，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正如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所言：“我不得不直视白人的目光。我背负着一种陌生的重担。在白人的世界里，有色人种在身体发展的图表上遇到重重困难……我被……种族缺陷……所击垮，我让自身远离我自己的存在……除了断肢、切除、用黑色的血液溅污我的整个身躯的大出血外，我还能是什么呢?”[6] 72从法农严正的控诉中，可以看出被殖民者为了赢得身份认同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尽管极为不情愿，但是又别无他法地惆怅和悲哀，这也正是对小说中男主公的悲凉境地的有力注解。法农指明：“黑人受自卑情结所束缚，白人受其优越情结所束缚。”[6] 73《消散》中来自西印度的男主人公就面临着这一尴尬而令人心碎的处境。他为自己的黑人身份而倍感自卑，面对白人的俯视，只能仰视的他感觉根本无法融入到这个曾经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亦如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所言，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7]123，这种否定是殖民统治造成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

1.2割裂民族传统：对历史一无所知

法农表明，黑人文化心理产生的根源是欧洲殖民主义实行的文化强制。大英帝国推行的文化传播的举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系列的假设和主张慢慢地以微妙的方式渗透进意识并塑造个体关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观念。”[8] 136因而殖民者通过各种手段斩断被殖民者的历史传统，这一点在《消散》中就有明显的体现。作为西印度人的男主人公完全与本民族的传统割裂。他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头脑里储藏的是西方文明的累累硕果，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却是异常陌生。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大力宣传西方文明，割断被殖民者的历史纽带，致使他们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本民族独立解放后仍无所皈依。他“出生在一个新时代的新世界”，故“没有过去这个概念”，因此他“总是在当下，日日新”[3]9，卢瑟福太太房里的面具、陶罐和木罐并没有勾起男主人公对本民族往昔岁月的丝丝回忆。当他第一次看到面具时，全无亲切感，相反却感到厌恶。这表明在新世界长大的他，完全与自己的民族传统分割开来，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但是男主人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这无疑是可悲的。殖民统治硬生生地使黑人与自己的历史决裂，并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亦即黑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与历史隔绝开来。

此外，殖民创伤已深深地融入到了被殖民黑人的血液里。陶家俊教授在《忧郁的范农，忧郁的种族——论范农的种族创伤理论》中对被殖民者割裂历史文化传统的缘由做了阐释，即“黑人在心理上根深蒂固地接受这些属于欧洲人的文化原型，白人对黑人的奴役恶变成黑人在文化心理上对自我的奴役。”[8]136《消散》中男主人公就好似是英国制造出的机器一般，他对本族历史全然不顾，“大脑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想怎样对付大海，没有空间容纳对祖先悲惨生活的回忆。”[3]17历史于他而言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长期的殖民已使得他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殖民者对本族人的压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伤害。

2　殖民者的殖民创伤

殖民统治不仅仅会给被殖民者造成创伤，亦会在殖民者的心里留下难以抹平的伤痕。陶家俊教授指出，殖民创伤“不仅改变被殖民者的心理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殖民者的精神世界，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都打上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2]122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小说中身为白人的卢瑟福太太的心里烙下了殖民创伤，达比丁细致地剖析了它对白人生活的影响。《苏格兰人》评论《消散》道：“电击似的一系列推断，挖掘昔日帝国对当代每个英国人的心灵冲击。”心理伤痛使得白人殖民者蜷缩在辉煌的往昔中，独自舔拭着伤口，过着寂寥的生活。

2.1沉溺于大英帝国的光辉过去

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著作《帝国之后》中将殖民统治的结束对帝国人民造成的种族创伤称为“后帝国忧郁症”，具体表现为对“帝国时代的集体情感、价值、信仰坍塌后产生的受压抑的病态反应”。[9] 107《消散》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饱受“后帝国忧郁症”折磨的卢瑟福太太的形象，阐明了殖民统治给白人统治者刻下的创伤。小说中，达比丁多次提及面具，它不仅是非洲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大英帝国光辉过去的见证。卢瑟福太太的屋子里一直陈列着从非洲带回来的面具、陶罐和木罐，以此来缅怀光辉无限的大英帝国的曾经。她十分钟爱给男主人公讲述大英帝国的往事，“但大英帝国不在了，所有让人激动的事都没了。”[3]144文本中的这一描述揭开了大英帝国覆灭的史实。而殖民统治的结束给这位英国老太太带来了太大的冲击，以至于她多年来一直无法接受这一铁定的事实。正如小说中所言：“不论她曾经多么辉煌——她的征服和使命——大多已消散了。”[3]145无论以卢瑟福太太为代表的殖民者能否接受这样的现实，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辉煌往昔确实土崩瓦解了，但是在殖民者的心中帝国依然是一道难以抹去的风景。卢瑟福太太家中的书架上仍旧摆放着诉说大英帝国曾经的壮举和辉煌的书，记述着往昔的征服和探险的道路。这些都表明她一直沉溺于大英帝国的绚烂过去，不肯走出昔日的阴影。

卢瑟福太太把家里的花园视为留住“英国人气息和残忍”的地方，她坚持每天打理花园，因为在她心中，这是“所能做的最能代表英国人的事了”[3]177。面对早已逝去的荣耀，她“没法让自己摆脱历史”[3]198，在记忆的长河中踽踽独行，沉溺在过去的征服和荣光中而无法自拔。

卢瑟福太太深陷昔日功绩的回忆中，丈夫杰克也离她远去。杰克的离开也象征着大英帝国的败落，唯有留给她的面具还在证明着这种帝国光环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小说的结尾，那朵在男主人公口袋中的花朵已经干了，“但却依旧保持着鲜艳的色彩”[3]199。花朵亦是大英帝国的象征，虽然帝国瓦解了，但是昔日的辉煌不会被遗忘，殖民统治留给人们的创伤还依旧存在。帝国的感伤情绪笼罩着卢瑟福太太，对往昔帝国成就的留恋也是殖民创伤的另一体现。

2.2孤寂的现实生活

吉尔罗伊的“后帝国忧郁症”亦指出染上此症的人们会萌生“一种与过去、与一切牵扯到责任的事物疏远，令人变得泠漠无情的行为”[9] 107。《消散》中卢瑟福太太的现实生活就受到抑郁的殖民创伤左右，她过着与人隔离的生活。从非洲回来之后，她变得更加孤僻，不与村子中的人有过多的往来，终日蜷缩在家中，过着孤寂平淡的生活，回忆着在非洲的生活和大英帝国往昔的征服岁月。她的家中挂着的从非洲带回来的面具使周围人为之惊骇，也阻止了邻里与卢瑟福太太的进一步接触。这样一来，她也就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缅怀过往的一切，寂静地生活。她被视为村子里的怪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她在非洲待过，被丈夫遗弃，也没有孩子”，[3]2由此表明她一无所有，生活中唯一有的就是对大英帝国过去的缅怀，这也是她在有男主人公“我”做伴的日子里，喋喋不休地讲述历史的原因。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大英帝国的瓦解造成了殖民者对自我以及自我文明的怀疑与失落。

此外，卢瑟福太太也看到了殖民统治的一些残忍和不当之处，这无疑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她意识到在大英帝国的显赫成就背后，也同样存在着“黑暗”和“疾病”。她察觉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呼吁“应该通过立法平等地对待黑人，因为他们毕竟也是英国国民”[3]146。然而平等的实现谈何容易？正如陶家俊教授所述：殖民者“无力正视帝国的历史暴力和罪恶，不愿面对帝国幻想破灭的现实，……也无力从理性或道德上验证帝国自我的正当合理性”[2]123。因此孤寂无奈的现实再一次迫使她蜷缩在记忆中，用大英帝国往昔的荣耀聊以自慰，而这种创伤是难以痊愈的。

3　结　语

《消散》虽然表面上是在讲述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在顿斯米尔村庄筑坝的故事，实则呈现的是殖民统治结束后，往昔的殖民统治给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带来的伤痛。被殖民者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对本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割断了与古老传统的联系而不自知；期望得到殖民者的身份认同而不惜抛弃自己的民族身份，最终被殖民者成为无根的浮萍，心灵找不到皈依。这是殖民统治给被殖民者心理造成的创伤。此外，殖民者沉浸在往昔帝国的幻梦中无法自拔，不愿面对帝国幻灭的现实，孤寂地生活，这亦是殖民统治给殖民者的心里留下的无法抹灭的创伤。因而《消散》这部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殖民统治对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精神戕害，令人深思。

[1]阎庆生.圭亚那小说《消散》的三重意蕴 [N].光明日报，2015-01-27.

[2]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

[3]戴维·达比丁.消散[M].胡宗锋，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王宁，生安锋，赵建红.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6]霍米·巴巴.纪念法农：自我、心理和殖民状况 [J].陈永国，译.外国文学，1991(1).

[7]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陶家俊.忧郁的范农，忧郁的种族：论范农的种族创伤理论[J].外国文学，2014(9).

[9]Gilroy Paul.After Empire: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M]London:Routledge,2004.

(责任编辑王小娟)

On Colonial Trauma in the NovelDisappearance

LIUJ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orthwest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127,China)

In the novelDisappearance, David Dabidin, the writer of Guyane, told the story about the young engineer who were damming the river in the village of Duance Mir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young engineer and his hostess Mrs. Rutherford.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review articles of the noveldisappearance, they seldom study the colonial trauma reflected in i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colonial domination, and analyzes the trauma which was brought by the Great Britain in the more than 200 years rule in Guyane to the colonists and their psychology, and thus explores the mental injury of colonial rule to people.

"Disappearance";colonial domination;colonial trauma

2015-12-01

刘晶，女，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翻译。

I106.4

A

1008-5645(2016)03-0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