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东风

（日本国立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日本松山）

襄阳承恩寺地区佛教遗迹之考察（下）

邢东风

（日本国立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日本松山）

襄阳；承恩寺；佛教

三、承恩寺与明代帝王

承恩寺位于襄阳市谷城县东南五朵山北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种资料多有介绍。关于它的历史沿革，一般说是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原名“宝岩禅寺”，传说隋炀帝的女儿在这里饮浴甘泉，治愈癫头，黑发重生，于是炀帝下令建成此寺；唐代宗时扩建，更名“广德宝岩禅寺”；元末毁于兵火；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重建，诏命少林寺僧觉远住持，赐寺田一万余亩；天顺年间，明英宗赐额“大承恩寺”；清代经过重修；1956年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时遭破坏，1968年改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分厂厂址，200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介绍大部分符合史料记载，但是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例如关于承恩寺由来的传说，在史料记载中，那位饮浴甘泉治愈头疾的人物并非隋炀帝公主，而是一个宫女。据同治《谷城县志》卷8“释老”记载：

隋炀帝宫姬有恶疾，愿出为尼，乘白牛至广德寺，牛卧不去，乃止宿寺中。浃旬见癞鼠屡啮一草，饮浴于池，既而癞愈。姬亦采食沐浴，疾果愈。后入宫，备述其事，使视所食草，则何首乌也。至今池边盛生。

就是说，隋炀帝的一个宫女因患“恶疾”而出家为尼，她骑的白牛走到这里不再前进，于是只好在此住下；经过一段时间，她发现池边有癞蛤蟆经常啃食一种草，又在池中游泳饮水，后来身上的癞也没了；于是她也吃那种草，而且到池里沐浴，结果“恶疾”痊愈；后来回到宫中，讲述这个经历，宫里派人去看，发现那种草原来就是何首乌。何首乌可作药材，一般认为具有乌发的功能，所以那个宫女的“恶疾”很可能是头皮癞疮，或者是头发变白。

关于永乐年间重建广德寺的僧人，现在说是少林寺僧觉远，但史料记载的却是觉成。据同治《谷城县志》卷8“释老”记载：

少林僧觉成，号大用，绍曹溪之正传。诏重修广德寺，敕改“大承恩寺”。见胡濙记。就是说，觉成号大用，本来是少林寺僧；皇帝下诏重修广德寺，又改寺名为“大承恩寺”；此事见于胡濙的碑记。胡濙的碑记收在同县志卷7“艺文”当中，下面还要提到。实际上，继胡濙之后，襄宪王的《敕赐大承恩寺记》里也说复兴广德寺的僧人是觉成。

还有，关于明代承恩寺拥有的寺田，现在说有一万余亩，但据承恩寺保存的清代《承恩寺香火田界地碑》记载，当初的“香火田地不下万顷”，可见实际上当时的寺田还要更多。

总之，关于承恩寺历史的介绍，至少有三点须要订正：一是最初在这里治愈头皮病的人物乃是隋炀帝的宫女，二是明代成化年间主持重建的人物是来自少林寺的曹洞宗僧觉成，三是明代这里的寺田多达万顷。

承恩寺依山而建，现有格局和主要建筑基本上是明代遗存。沿南北中轴线直进，原来的主要殿宇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在山门和天王殿之间的两侧，还有钟楼和鼓楼。山门和鼓楼今已不存，现在只有天王殿、钟楼和大雄宝殿。天王殿后面有四合院，院落后方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门额为“永安招提”，这个“永安”就是指永安山，“招提”是指承恩寺，当初明英宗应襄宪王的请求，把五朵山改名为“永安山”，广德寺改称为“大承恩寺”，所以直到清代还称为“永安招提”。门额两侧各有铭文：“道光岁重光赤奋若且月谷旦”“阖院大众建立”。据此可以推测，大雄宝殿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殿内呈四方形，供奉泥塑金饰毗卢佛像，像高10米，应系襄宪王捐造的原物。钟楼建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内有明宪宗所赐铜制梵钟，高2.3米，口径1.57米，钟身铸有梵文和花纹图样及汉字落款，据说是湖北境内现存最大的铜钟。还有明宪宗手书金字《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为国家级文物。

承恩寺内还保存有两件带有铭文的遗物，一件是明代的铁钟，另一件是清代石碑。铁钟的一部分铭文如下：

□□万铜山广德宝岩禅寺

兹有荆州卫□住奉佛信善范真，发诚心，罄舍囊资，命工铸造洪钟一颗，重二千余斤，恭施襄阳府广德宝岩禅寺千佛大殿，永充声击，丕赞皇图，祝延圣寿。

这里提到的“万铜山”就是承恩寺所在的五朵山，“广德宝岩禅寺”就是后来的承恩寺。据此钟铭可知，这个铁钟由荆州信士范真捐造，重约两千余斤。铭文中没有提到铸钟的年代，但从“广德宝岩禅寺”的提法，可以推知此钟铸于广德寺改名之前，很可能与胡濙《广德寺崇圣殿碑记》里提到的崇圣殿完成于同一时期。

清代石碑立于嘉庆二年（1797年），正式名称为《承恩寺香火田界地碑》，碑文如下：

承恩寺香火田界地碑

承恩寺即古宝岩寺也，创自隋，至唐更名“广德”，历宋元，逮明始有“大承恩”之名，而寺亦大成焉。其香火田／地不下万顷，迨明末兵燹，而后豪强吞并，十去八九。及我朝定鼎以来，仅余水旱数百亩，而边界率多模糊不清，且零星四散，实难照查。池自任常住之后，与各房大／众齐力稽查，于各处界限，已逐一查明，然不勒石详载，难垂永远，爰□大众共建界地碑记。余已被侵／食者，姑置勿论，其现经官□者，俱录其坐落，详其四至，或以分水岭为界，或以沟河心为界，或以某姓／田地为界，书立清楚，俾后人一目了然，而奸强不致越□□几世永守，而承恩寺香火万代矣。又思／目前扰乱之世，各村香火产业，犹恐恶行霸侵蠹食，□□田约假契占吞，所以谨勒田产，大众世业，永远垂世耳。（以下记寺田四至，从略──引者）

嘉庆二年七月念八日（以下文字不清──引者）承恩寺住持净池

图4 承恩寺俯瞰①本图引自《古刹名胜话承恩》，谷城县文化馆（http://www.gcxwhg.com/，2016年7月8日下载）。

图5 承恩寺天王殿

图6 襄宪王捐造的毗卢佛像

碑文内容主要是记载承恩寺“香火田”的界限，目的是防止恶霸侵占蚕食；同时说明承恩寺在明代最为兴盛，但是明末遭到战争破坏，寺田也被豪强吞并了十之八九，到了清代嘉庆年间，只剩下水旱田地数百亩了。可见清代承恩寺的经济基础已经远远不如明代。碑文作者净池是当时承恩寺的住持，为该寺第十八代，属于“净”字辈。

关于明代的承恩寺，还可以通过当地的县志窥见一斑。同治《谷城县志》卷7“艺文”里保存有四篇明代承恩寺碑文，依次为襄庄王朱厚颍的《重修大承恩寺碑记》、襄王府长史吴宏密的《题大承恩寺碑阴》、襄宪王的《敕赐大承恩寺记》、礼部尚书胡濙的《广德寺崇圣殿碑记》。其中胡濙和襄宪王的两篇较有价值，按照年代顺序，胡濙的碑记在先，襄宪王的在后，以下分别论之。

先说胡濙的碑记。碑文如下：

广德寺崇圣殿碑记 明礼部尚书 胡濙

襄阳西北有山曰“万铜”，有大招提曰“广德”，盖其峰峦环拱，聚气藏风，水流通贯，又非他山可比。故建寺以来，法席鼎盛，有宿德倡道其中，而宗风愈振，缵成丕绪，代不乏人。今际昌辰，尊崇像教，觉成公大用，缵领寺事，以兴复为己任，大事经营，凡丛林所宜有者，罔不毕具，不远数千里，缄辞致香，遣其徒了广谒予微记，且云今复以中前殿基，改建为水陆崇圣宝殿，高五十七尺，重檐叠拱，极其壮丽，雄冠诸刹，敬蒙襄府贤王殿下造毗卢佛一尊，座至焰光三十尺，金彩饰就，虔奉殿中南向。暨钦差提调太岳太和山宫观事中贵陈成，塑丈六金身接引阿弥陀佛于殿后，北向殿中，周围悉悬水陆神像，亦极一时庄严之盛。若非登载，曷示方来？烦述兴作，记文勒诸贞珉，用垂不朽，仍欲以成考订圣朝颂降仪文，并金山水陆施食根本，刊于碑阴，俾永远流传。其用心可谓劳且勤矣。窃观丛林宿衲，多以激扬斯道自任，而于事为之末，或不加意。公则鞠躬尽瘁，示现有□□始成终，略无少懈，非性智圆融，达事理之不二，安能如是？爰用为之备记其颠末，冀来者知其所自，相与扶植，俾人而弗坠也。盖其兴废，固囿于数，而亦在乎人，为特书此为记，以复其请。

这里所说的“广德寺”位于万铜山，与承恩寺明代铁钟铭文的“万铜山广德宝岩禅寺”刚好相应，因此这个广德寺就是后来的承恩寺。实际上，襄阳历史上有两个“广德寺”：一个在谷城县的万铜山，原名“广德宝岩禅寺”，后来改称“承恩寺”；另一个在隆中，原来叫作“云居禅寺”，明代成化年间改称“广德寺”，寺名沿用至今。现在一般只知道隆中的广德寺，其实谷城“广德寺”的得名更早。碑文中没有提到“承恩寺”，说明当时广德寺尚未改名，根据襄宪王的碑记，广德寺的改名是在天顺四年（1460年），因此胡濙这篇碑记应作于天顺四年之前。

根据碑文可知，当时觉成和尚住持广德寺（后来的承恩寺），经过“大事经营”，恢复了原有的规模，又在原来前殿的基址上建起一座宏大的崇圣殿，里面安置襄阳王捐造的毗卢佛像，还有太监陈成捐造的阿弥陀佛像，周围配以各种水陆神像，从而使这座寺院盛况空前。觉成派弟子了广拜见胡濙，于是胡濙写下这篇碑记。按照少林寺的排辈顺序，觉成为第五代，属于“觉”字辈，了广为第六代，属于“了”字辈。由于广德寺在他们的努力下实现中兴，所以二人分别成为这里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碑文中提到的为广德寺捐造毗卢佛像的“襄府贤王”，实际上就是襄宪王，因为胡濙比襄宪王去世更早，与他生前同时的襄王只有襄宪王。襄宪王为广德寺捐造佛像之事，刚好与广德寺的“大事经营”有关，他显然参与了广德寺的复兴事业，很可能是这里最大的施主。总之，这件事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襄宪王热心奉佛的一面。

碑文作者胡濙（1375―1463），《明史》卷169有传。字源洁，号洁庵，武进（今属江苏）人，明成祖至明英宗时期大臣。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永乐年间奉命寻找建文帝下落，又在江、浙、湖、湘任地方官。仁宗时为礼部侍郎、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祭酒。宣德年间任礼部尚书，参与平定汉王叛乱。正统年间，上疏建议减少皇家贡物，淘汰法王以下喇嘛僧徒四五百人，撤销去山西灾区采买物料的成命，废除供应军需的差遣以减少农民负担，这些建议得到英宗采纳。他曾两次丢失礼部大印，被弹劾下狱，后因重新找到而得复职。英宗被俘期间，群臣建议迁都，胡濙和于谦力排众议，坚守京师。景泰年间，任太子太傅，曾建议景帝对被释放回京的英宗多加礼遇。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胡濙告老还乡，享年89岁。胡濙历仕六朝，在官五十余年，当了三十二年的礼部尚书，为人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善于承迎，喜好佛老，擅长文章，兼通医学。他生前著有许多佛教碑记，至今散见于全国各地。

再说襄宪王的碑记。碑文如下：

敕赐大承恩寺记明襄王朱瞻墡

予封国西南三舍许，有寺曰“广德”，世传始创于隋，初名“宝岩”，至唐广德间重修，因以为额，元季颓圮。明永乐中，有僧觉成，力任兴复，崇梵宇，栖法像，增楼阁，储释典，方丈禅堂，靡或不具，轮奂之美，□昔有加，而实为封国名胜之刹①“刹”，原作“利”，今校改。。恒慕其地幽境秀，峰峦环拱，欲游观而未之果。正统甲子（1444年）始获一造，以尝所怀。其寺南有山曰“五朵”，状如芙蓉削出，心甚爱之。天顺元年（1457年），□皇大宏敦睦，特敕会朝，克布衷恳，爰乞兹山以营寿藏。制允所请，乃敕工部主事刘春以董之。时三司奉檄，府卫趋命，百工交作，罔敢或遑。阅三年庚辰（1460年），厥工告集，殿宇门庑，垣墉桥道，□深坚致，靡有遗缺，恩至沃也。夫昔之创此寺也，而寺为山之主；今之营此藏也，而山为寺之宾。不有记述，曷示无穷？故复请改其山为“永安”，改其寺为“大承恩寺”。名实兼美，今古同辉，庶为子孙者监观于斯，同一感戴于万亿年也。昔周公以王室至亲，心在纪述，志存笃恭，勋劳之大，宜厚其赐。瞻墡仰赖太祖、太宗开创于前，昭考章兄绍承于后，公旦勋劳，素无毫末，虽尝上章慰安太后，□保国本，□期复銮舆，不过少效微忠而已。□□承圣眷，灶锡屡加，以及寿藏，率廑圣怀，庇隆成周，敦睦之意，弗意睿皇上宾。皇上嗣统复初，太监陈喜等兼赐钟碑，以成先志，俾是刹所需，益备以周。瞻墡思维大恩无以报称，故勒兹文以寓纪述之万一也。谨记颠末如上，复系之以歌曰：

□五朵兮巃嵸，势峻极兮穹窿。

俨芙蓉兮献秀，实磅礴兮攸钟。

恒细想兮驰思，特躬览兮幽踪。

韪阴阳兮对待，亦预卜兮元宫。

粤睿皇上兮放勋，复敦睦兮同宗。

颁金符兮取觐，忻仰睹兮重瞳。

妥详陈兮厥由，荷俯纳兮愚衷。

敕司空兮董役，阅三载兮功耸。

巍巍兮台殿缭，屹屹兮垣墉焕。

华彩兮冈峦藏，旷世兮奇逢。

惟兹山兮支分，盖广德兮是同。

有别院兮犹存，亦释氏兮茂荣。

□请易兮题额，志恩意兮攸隆。

肆皇上兮至仁，念先志兮克恭。

既锡予兮贞珉，又存贶兮华钟。

兹文曷能具兮形容，聊垂颂兮有永。

冀少□兮微忠，庶亘今兮亘古，与天地兮无穷。

这篇文章是襄宪王为纪念明英宗为广德寺赐额“大承恩寺”而作，大约作于天顺四年（1460年）或稍后，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广德寺的历史沿革。重点是说明该寺在元末被毁之后，永乐年间经过觉成的重建，终于成为襄阳一带的“名胜之刹”。显然，承恩寺的兴盛始于觉成的重建。二是襄宪王本人与广德寺及五朵山的因缘。广德寺一带“地幽境秀”，襄宪王早就心向往之，正统九年（1444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天顺元年（1457年），襄宪王进京，请求在此山修建“寿藏”，英宗准许，并派工部主事刘春前往监造。三年以后（1460年），寿藏建成。由此可见，襄宪王墓建于1458－1460年期间，历时三年完成，而他之所以把墓地选在这里，最初是因为仰慕广德寺的庄严及其周围环境的幽美。三是广德寺的改名。陵墓建成以后，襄宪王感激皇恩浩荡，又觉得自己的陵墓可以和广德寺相伴，心里特别高兴，于是上奏英宗，请求把五朵山改名为“永安山”，把广德寺改名为“大承恩寺”，结果得到批准。显然，改名“永安”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环境幽美，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靠近广德寺，让他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把广德寺改名为“大承恩寺”，当然是表示对皇帝的感恩，然而襄宪王作为寺外之人，竟可以为广德寺作主申请改名，足见他与这所寺院的关系之深，所以才能一言九鼎。四是评述自己维护英宗的功绩，一方面借助英宗的评价自我宣传，一方面保持低调谦卑，说自己不过是“少效微忠”而已。这篇文章当初被刻成碑文，立在承恩寺，现在碑已不存，只有碑文收录在县志，它是关于承恩寺和襄宪王墓的重要史料。

顺便一说，据襄王府长史吴宏密的《题大承恩寺碑阴》记载，当初明英宗除了赐额“大承恩寺”之外，还赐有一口梵钟，于是此寺成为“沙门之矩镇”。上面襄宪王的碑记也提到太监陈喜当时捐赠了钟碑。由此可见，当初承恩寺得到了帝王的支持和恩赐，于是地位提高，臻于兴盛。

有明一代，佛教甚兴，英宗本人就是一个崇佛的皇帝，皇宫里的太监们更是佞佛成风，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奉佛高潮。明英宗的崇佛，与他从小受到太监王振（？－1449）的影响有关。王振是明代臭名昭著的太监，此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善于笼络皇帝，深得宠信；二是干预朝政，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三是热心佞佛，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无论是政治还是奉佛，英宗与王振经常牵扯在一起，难解难分。

王振原来作过教师，永乐年间入宫当了太监，因伺候宣宗皇帝而得信任，又在东宫伺候太子，后来太子继位成为英宗，王振也因此得以高升，当上了司礼监大太监。明太祖时严格规定禁止太监参与朝政，王振深得英宗宠信，经常干预朝政，最初曾受到太后的阻止，然而到了正统七年（1442年）以后，越发肆无忌惮，左右朝政，专横跋扈，诛戮大臣，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事变，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在与瓦剌部的作战中胡乱指挥，导致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成了俘虏，王振本人也被乱军所杀［1］卷304本传。

王振在政治上恶名昭彰，然而在奉佛方面却不遗余力，对于建造佛寺、兴办佛事尤其热心。当时京城一带兴建或修复的许多佛寺，大多有他的参与，我们至今还可以在许多佛寺遗迹中看到他的名字，从而知道他曾为那些寺院捐款。古代把天当作至上神，王振认为天与佛为一回事，天是“在天之佛”，佛是“在世之天”，所以敬佛就等于敬天①参见王振撰写的《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文。原碑现存北京智化寺内。因王振令人痛恨，碑文落款署名已被损毁。。他以“佛弟子”自命，建议英宗每年举行一次度僧仪式，以至于当时“男女出家累数百千万，……营构寺宇，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纪。”［1］卷164《单宇传》王振得势之后，在自己的私宅修建了一所家庙，专门用来供佛，并请大兴隆寺的方丈兼作住持。那座佛寺至今还在，就是北京市内的智化寺。这座寺院做工精美，规格不让皇家寺院，足见王振势力熏天，同时为了奉佛也不惜血本。

英宗从小受到王振的伺候，把这个太监当作恩师，在奉佛方面也对王振言听计从。当时京城里有一座大庆寿寺（后来俗称“双塔寺”），原是金元时期的巨刹，正统十三年（1448年），王振发起重修，改称“大兴隆寺”，成为京城里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寺院。据说当时“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丛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1］卷164《单宇传》英宗还把一个姓杨的僧人请到这里，尊为上师，礼遇极隆，“仪从侔王者，食膏梁，被组绣，藐万乘若弟子。”［1］卷164《单宇传》景帝时期，佞佛之风依然不减，当时“中官兴安最用事，佞佛甚于振，请帝建大隆福寺，严壮与兴隆并。四年三月寺成，帝克期临幸。”［1］卷164《单宇传》这座景帝敕建的大隆福寺，完成于景泰四年（1453年），从此成为北京城里的又一座巨刹。英宗复辟以后，对那个死有余辜的“恩师”依然念念不舍，特意在智化寺里为王振修建了“旌忠祠”。总之，在英宗和景帝时期，由于皇帝和宦官的直接影响，佞佛之风大为盛行，这股风气也蔓延到全国各地。

从这样的背景看来，襄宪王的信佛可谓上行下效，不足为奇，加上他与英宗关系密切，二人之间也可能兴趣相投，彼此唱和，承恩寺的遗迹和史料就可以证明他们曾在这里有过奉佛方面的亲密合作。总之，地处深山的承恩寺，正是由于直接得到帝王的关怀，所以才有“皇家气派”的辉煌。

四、承恩寺与曹洞宗

从佛教史的角度说，承恩寺地区在明清时期成为曹洞宗的据点，这个结果既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单凭帝王的扶植，而是与宋代以后襄阳佛教的状况以及曹洞宗的脉动密切相关，与襄阳本地的佛教有关，只是这个脉络绕了一个大圈而已。

实际上，曹洞宗的历史与襄阳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襄阳的鹿门山，曾经是曹洞宗的重要据点。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有曹山本寂的弟子处真禅师在此住持传法，人称“鹿门处真”［3］卷20。他的弟子谭和尚志行，也住在鹿门山［3］卷20。北宋时期，芙蓉道楷的弟子鹿门自觉（？－1117）来到这里，襄阳从此成为曹洞宗的一大据点，后来他本人也被尊为曹洞宗第九代祖师。他的弟子青州希辨（1081－1149），在曹洞宗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希辨于政和五年（1115年）来到襄阳，从鹿门自觉得法，后往山东，曾参芙蓉道楷，住持青州天宁寺。后来被金兵挟持到中都燕京（今北京），先后住持奉恩寺、华严寺（今戒台寺）、仰山栖隐寺①关于青州希辨，除了史料记载之外，还可参考现代学者的研究，例如李辉、冯国栋：《曹洞宗史上缺失的一环——以金朝石刻史料为中心的探讨》（《佛学研究》2008年号，第290－293页），以及刘晓：《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4页）。另外，北京西郊现在还有清雍正十年（1732年）的《重修青州辨主塔略》碑记，也是关于青州希辨的史料。。希辨离开襄阳以后，也把曹洞宗带到他所经历的各地，由于他的关系，曹洞宗传到燕京地区，后来这支法脉又延伸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因此他实际上是金元时期北方曹洞宗的鼻祖，对曹洞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元代曹洞宗高僧林泉老人从伦曾有如下评语：

青州法祖渡江以来，至朔方，居万寿，立曹洞一宗，与圣安竹林、晦堂佛日而鼎峙焉，故三派渊源，于今愈盛。青州之下四传而得万松，光英丛林，声传四海，天下指为祖道中兴。②元·从伦：《灵岩足庵肃公禅师道行碑》。此碑立于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今存济南灵岩寺。

这里提到的“青州法祖”，就是指青州希辨。在从伦看来，希辨是金元时期北方曹洞宗的始祖，由于他来到燕京，所以曹洞宗才得以和当时燕京的临济、云门二宗鼎足而立。青州希辨之后，经过大明法宝、王山觉体、雪岩善满的传承，到了金末元初的万松行秀（1166－1246），终于迎来曹洞宗的中兴。当时燕京的报恩禅寺（今广济寺）和郊外的仰山栖隐寺就是曹洞宗的中心，万松行秀就住在那里，门下龙象辈出，从伦住在报恩寺，著书立说宏扬祖道，雪庭福裕在少林寺弘法，成为该寺的中兴祖师。他的弟子足庵净肃，住在济南灵岩寺，这些地方都成了曹洞宗的道场。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雪庭福裕的第四代法孙觉成来到襄阳，把曹洞宗的法脉又传了回来，从那以后，曹洞子孙在这里生息繁衍，他们虽然不曾轰轰烈烈，但是细水长流，反而比其他地方的曹洞家族延续更久，以至于前后长达五百年，这样的例子也属罕见。

由此可见，曹洞宗从宋代就已在襄阳落地生根，后来它的种子传到北方各地，开花结果，繁茂兴旺，其中一支后来回到襄阳，在故乡土地的滋养下，终于使曹洞的香火延续到近代。总之，曹洞宗在襄阳发祥甚早，影响广泛，源流特长，这正是襄阳地区历史文化所独有的荣耀，须要珍惜，值得纪念，应该宣扬。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见承恩寺地区是明清时期曹洞宗的一个据点。承恩寺的佛教源远流长，历史上曾几经兴废，其最兴旺的时期是在明代，特别是明英宗时期，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达到极盛；而这所寺院之所以得到帝王的青睐，除了佛教信仰之外，还和附近的王陵建设有关，所以承恩寺的发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到了清代，承恩寺的香火大不如前，但是这里的僧人仍然坚守祖业，并曾努力复兴，从而使这支法脉绵延不断，至少持续到民国初期。作为曹洞宗的遗迹，在其他地区也有保存，但是像承恩寺地区这样比较完整的清代曹洞宗遗迹则属罕见，通过它们可以了解襄阳佛教和明清代曹洞宗的一部分实态，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本文把襄宪王墓、千峰庵和承恩寺作为三个视点，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它们不仅都在同一地域，而且相互之间紧密关联，从历史经纬来看，襄宪王墓和千峰庵的出现，可以说是承恩寺的延伸，而承恩寺的复兴，也得益于襄宪王墓的修建，当失去帝王的支持以后，承恩寺也走向衰落。这样的过程刚好反映了承恩寺的佛教与明代的帝王同命相连，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笔者的调查得到襄阳民宗局白光德局长、肖春强先生、赵科长以及承恩寺村老村长的协助，特此申谢！）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何乔远.名山藏［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

［3］道原.景德传灯录［M］.南京:广陵书社，2007.

（责任编辑：陈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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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476(2016)12-0015-06

2016-08-30

日本学术振兴会基金资助课题（JSPS）

邢东风（1959—），男，北京人，日本国立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