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军

（1.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北京　101601；2.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王治军1，2

（1.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北京101601；2.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孟子王道政治思想关怀的焦点是民众的生死存亡，起始点是保障老百姓的“养生送死无憾”，目的是要达到“天下之民举安”。为此，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抚恤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与民同乐”的资源共享政策，反对战争和暴政对生命的戕害。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强调要教化民众，来达到“天下之民举安”的理想，并在行政策略上提出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理念。孟子王道政治中这些关怀民众生死、保障生存权利的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追求的伟大政治理念，对于当今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孟子；王道政治；生死关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其现实的基础与环境，有其产生的特定时间与空间背景，都是针对特定历史情境而进行的思考。同样，孟子的思想也不是书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对连年战争、暴政造成的民生疾苦的回应。如果我们从孟子生活其中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研究其思想，并结合其生平活动来分析其言论主张，就会发现孟子的政治学说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它的目的是在保民、养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养民就是充裕人民的生活，教民就是指示人民的生计”〔1〕75，其终极指向是民众的生死存亡问题。笔者试图从这一维度对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及对当今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反对战争和暴政对生命的戕害

孟子王道政治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让老百姓免于战争的杀戮、免于暴政的迫害而能够享有生命的自主权。当时对百姓“养生送死而无憾”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诸侯国的暴政与频繁的战争，因而孟子多次表达了反对战争和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的主张。

孟子对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总体评价是“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以下版本相同，仅列篇目）。在孟子看来，必须是正义才可以诛杀不义，标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有罪只有天子可以征讨，但是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势力衰微，以至于战争都不是天子旨意，所以无义战。孟子进一步提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即真正的无敌不是靠征伐这种霸道的方式确立的，而是靠仁政行王道实现的。如果每个国君都能反省自己是否仁德，根本用不着战争。在孟子看来，真正的仁者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而不仁者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批评“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是“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孟子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能够跳出政治与国家的狭隘界限，从土地与人类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来论证战争的不义性。即土地本来是生产百谷用来养活人民的，但是战争却把养人的东西变成了害人的东西，土地成为了战争掠夺的对象，远远地背离了圣王“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梁惠王下》）的理念。战争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生命被剥夺，因而孟子慨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此处，孟子不仅表达了战争对于生命的残害和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且也谴责了战争发动者的罪大恶极。不仅如此，孟子还指出，当时社会上能为国君开辟土地充实府库、能够为君子邀结盟国每战必胜的“良臣”，实际上乃是百姓的贼害者——“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孟子甚至对于备战和崇尚军功的世俗观念也进行了批判，“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因此，君子为官之责任不是为国君开辟土地增加财富，为战争和争霸作准备，而是应当致力于辅助国君“向道志仁”以利及苍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反对战争的独特之处，即战争“不单是不应当有，并且认为是一种罪恶，须受一种刑罚的”，战争“不仅带有政治意味，而且带有宗教的意味”〔1〕92。

孟子批判暴政是“率兽食人”和“杀人以政”。在孟子看来，政治应当以德服人而不是通过霸道以武力服人，在与梁惠王的谈话中他甚至提出了暴政害民与“杀人以梃”和“杀人以刃”“无以异也”的观点（《梁惠王上》）。孟子进而讽刺与警醒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孟子谴责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各国君王只知道自己享受，根本不顾百姓死活的社会状况，深刻地体现了他关怀每一个生命的人道情怀，既有对实行暴政之君王“率兽食人”的指责驳斥，也充满了对乱世民众憔悴于虐政的怜惜。正如同孟子所言，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再加上凶年饥岁，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就有几千人，而国君则“仓廪实，府库充”，这无疑是由不合理的政治造成的。

二、主张养民富民以满足民众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

孟子在批判暴政和战争对人民生命造成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众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经济措施。具体而言就是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孟子看来，唯有从经济上有了稳固产业，生活上衣食无忧无冻馁之虞，百姓的生命权才能真正得到保证，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制民之产的第一要务是恢复井田制，通过划分井田使百姓安于田畴之业，这是行仁政的根本。孟子所提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滕文公上》），实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宁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孟子提出的发展生产的措施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农耕社会是相当有效的。他提出的“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等建议，一方面要求百姓积极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在特定时间禁止杀生的主张，号召人们节制欲望，有益于人类长远利益的满足，使人们免遭食物财用匮乏之扰，进而避免可能由生态危机导致政治危机的危险。在人与环境关系极度紧张的现代社会，我们尤为钦佩孟子思想中蕴含的极为深刻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不仅有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与人口的战争，也普遍存在着万乘之国千乘之家上下交相争利的状况。孟子认为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利益之争同样会使国家陷于危亡境地，因此他在强调发展生产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要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要协调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换言之，唯有统治阶级不与民争利，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处于一种安详平和的环境之中。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直言“王何必曰利？已有仁义而已矣”。在保证统治者不与民争利乃至让利于民的前提下，孟子进一步提出实施体恤鳏寡孤独、敬老慈幼等社会福利措施。齐宣王问如何实行王政时，孟子回答说，当年周文王治理岐周时，“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孟子还提出了社会资源不可以由统治者霸占，而应当与民众共同享有的思想。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面对坦诚承认自己有好利、好货、好色缺点的梁惠王，孟子不仅没有责备，而且顺势引领他推己及人，应当用政策来保证普通民众同样的欲望和诉求。在孟子看来，国王广建苑囿如果是为己专用，那就是严刑陷害民众。施仁政的国君应当把社会资源与民共享，最终达到与民同乐来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政府让利于民保障民生的措施还应当包括，在市场上提供空地让商人储藏货物但不征收额外的税款，货物一旦滞销便由政府征购，不让货物长期积压，虽然设立关卡但是只稽查不征税，等等。孟子还进一步提出君王统治有没有合法性，有没有现实可能，完全依赖于能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是否合乎民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认为统治者对人民所承担的首先义务和责任就是保障人民生活的温饱与安宁，凸显了生存权与经济权乃是最基本的人权。诚如黄俊杰所指出的，孟子这种民本位的政治思想，与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君本位的政治现实构成水火不相容之敌体，不仅使孟子政治思想成为辗转于专制政治下的中国人“永恒的乡愁”，而且也凸显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中“二重主体性”的矛盾〔2〕165。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关注百姓生死存亡的这种人道精神，并且努力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予以具体化，无疑是把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和“泛爱众”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以道德教化来充扩“不忍人之心”

在孟子的观念中，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更确切地说，就是政治领域乃是道德领域的延伸，两者之间难以截然分开的〔3〕74-75。所以，孟子一方面极力主张富民养民保证人民的丰衣足食，同时也强调在民众的物质资料满足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驱而之善”，“导之以礼义”，即引领民众转向道德修身教化，而不是以不断鼓励民众增值财富为终极目的。孟子认为教育民众是“仁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乃是与尧舜的仁义之道背道而驰的。要实行仁义之道，“善政”必须辅之以“善教”，从统治的效果而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士君子是“先知先觉”者，他们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应该发挥“草上风偃”的作用，担当起化育“后知后觉”的责任，这与治理国家服务社会的使命是同等重要的。

孟子这些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就是人人具有的“不忍人之心”，这个心不是生理器官的心，也不是心理学上的具有感受性的心，而是具有价值意识的道德心。在孟子看来，正是这样的道德意识使人成为价值自觉的主体，它不仅是人禽之别的标准，还可以扩充到政治领域。执政者只要将这种“不忍人之心”加以扩充，就可以成就“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基础，“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客观化，两者是一体之二面，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亦不能分〔2〕162。据孟子考证，舜与文王出生之地相距千有余里，时代相差千有余年，但是他们治理国家的根据都是人有共同的人性，“其揆一也”（《离娄下》）。这个“一”就是人性之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实施王道政治就是由仁心向仁政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以德治为基础，以民本为归依。由此可见，孟子继承了孔子提出的仁学思想，实现了将仁学由伦理学向政治学的拓展。一方面，他更加强调执政者仁爱之心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另一方面，他大力强调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人民的福祉才是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这样，统治者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之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人民才是政权转移的最后依归。所以，国家的成立与国君的产生，都必须为人民谋求福利，只有对老百姓有恩泽从而受到老百姓拥护的有道德的人，才能够当上天子。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黄俊杰所指出的，孟子在那个中央集权政权逐渐形成的大变局里，起而大声疾呼人民的福祉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其勇气与气魄实在是黄宗羲以上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人，尤其是他极力地宣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实已把政治的主体由国君转到人民。孟子这种勇于批判现实政治，强调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不仅在战国时代别树一帜，而且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论政的典范。孟子的政治思想是饱受专制压迫的苦难的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永恒的乡愁”〔3〕79。

四、“让天下人举安”是王道政治的终极目标

孟子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到切实的尊重与保护——“让天下人举安”。我们可以说，孟子毕生都在努力把政治从“率兽食人”和“率土地食人”的工具转变为保障民众生活安宁，促进人心的觉醒，促进人性的全面解放的伦理实体。

就国内政治而言，国家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就是民心的向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要保证每一个人的人性需求得到满足，要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要达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国家要创造有利于士大夫阶层实现服务社会之理想的条件，要切实维护每一个臣子的人格尊严。孟子从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这一理念出发，为齐宣王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很可惜，这种君臣之间应该平等对待的思想在后世的君主专制时代荡然无存，而为“君为臣纲”的尊卑观念所代替。孟子与齐宣王关于卿之权利与自由的讨论尤为反映了孟子的君臣平等观念。国君在承认臣子的独立自主性和权利义务的对等性的前提下，还必须要保证士大夫才能得到发挥，要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所以国家的君主必须由有道德的人来担任，“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在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上，孟子主张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当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否属于臣弑君时，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种对人民革命权利的强调，对统治者是一个极大的警诫。

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建构必须基于“仁者无敌”这一理念，必须遵循“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原则。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梁襄王接着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答曰：“不嗜杀人者一之。”（《梁惠王上》）孟子又举例说，民众对于这样仁君的盼望如同七八月之枯槁禾苗盼望雨水，如同水之奔流向下，其势不可抵挡。因此应当对普天下的民众怀着仁慈恻隐之心，“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治的整体目标就是仁政的实现。一切作为部分的政治设施，都必须置于人之所以为人这个整体脉络下才有意义，其部分的作用也才能获得全幅的展现。用现代的话来说，孟子认为一切的政治制度或活动，都必须指向人性的解放〔2〕173。

五、孟子王道政治思想的现代启示

在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府运作中，孟子的王道政治理念可资借鉴之处颇多。第一，孟子的王道政治启示我们，无论是任何时代，政府对人民所承担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免遭侵害，保障民众生活得到安宁与温饱。战国时代的战争造成的后果是杀人盈野和杀人盈城，现代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应当珍惜这大好的和平环境，积极预防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和战争发生的因素。孟子强调“制民之产”，即大力发展生产是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的根本途径。在现代社会，生存权与经济权仍然是民众最基本的人权。我们只有通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奠定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物质基础。第二，孟子强烈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并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这一思想启发我们，当社会资源是与所有民众共同享有而不是由统治者单独霸占，当统治阶级自觉调节和平衡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时，整个社会生活才能形成一种安详平和的环境。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这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弱势群体阶层，给予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特别的关怀与照顾，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为这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第三，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启发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任何一个政权，只有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才能赢得民心，才具有政治的合法性。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政权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求利益，否则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孟子尤其强调了人民通过革命推翻政府的权力的正义性，这对统治者是一个极大的警诫，也是历代统治者对孟子思想最为恐惧与害怕的地方。

此外，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还启发我们必须注重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必须注重官员的品德建设，必须注重提升行政效率等等。孟子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执政党作风建设，乃至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大膺.孟子学说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37.

〔2〕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3〕黄俊杰.孟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责任编辑李雯

〔作者简介〕王治军（1968-），男，河北香河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14级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命伦理学和生死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19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6）02-00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