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旭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习仲勋西北地区经济统战工作探析

朱旭旭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习仲勋在主政西北地区时期，面对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偏“左”化倾向、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反革命势力破坏活动依然猖獗等经济发展困境，积极开展经济统战工作，运用统一战线优势推动土地改革、科学调整公私关系等，从而凝聚了西北各界的社会力量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为新时期统战工作提供了有效借鉴：民族平等团结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活力的科学举措，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在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习仲勋；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经济统战工作；经济发展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自1947年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开始，他便把基层工作经验和西北地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特别是针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开展经济统战工作，对西北地区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期积极吸收、借鉴其对民族地区开展经济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能够大大提高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一、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时期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

西北地区历来是多民族地区，而且，“由于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结果，民族间隔阂很深”〔1〕51，所以离开民族问题谈经济发展就脱离了实际。习仲勋在主政西北地区时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调研，深入了解该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偏“左”化倾向

1947年，习仲勋回到后方主持工作，他在深入基层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在执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单纯扩大打击面，出现了“左”的偏差现象。例如，把中农甚至是贫农当作富农加以斗争；对富农和贫农不予区分，全部进行斗争与拷打；对被定为地主富农者进行斗争和拷打后，没收土地、钱财，将其扫地出门；划清贫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将贫农团神秘化；曲解土地法中“用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规定，滥用酷刑；包办土地改革，严重脱离群众等，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习仲勋在义合会议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2〕。执行所谓的“贫雇农路线”、“中农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少数群众不加区分地进行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严重阻碍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伤害了党和人民群众间的感情，导致农村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同时，由于该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中，在执行土地改革政策过程中又出现了偏“左”化倾向，降低了党在西北地区的吸引力，对巩固和扩大党在该地区的群众基础极为不利。

（二）民族宗教矛盾尖锐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域非常辽阔，分布着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十几个民族，民族关系比较复杂。而且，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往往伴随着宗教矛盾，大大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在西北地区解放之前，该地区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落后、民族不平等、宗教矛盾尖锐，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习仲勋主政时期，国民党特务仍然加强蛊惑西北地区人民群众，直接导致青海、新疆等地多次发生大小叛乱，大大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例如，“政教合一”的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再加上土匪和特务的造谣蛊惑，使藏族牧民和解放军产生矛盾，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发生。新疆巨匪乌斯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新疆、甘肃、青海的交界处，煽动民族对立、激化民族矛盾，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

（三）反革命势力破坏活动依然猖獗

解放后的西北地区，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与人民为敌，不断发动暴乱破坏活动，严重危害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反革命分子残杀当地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袭击当地政权和人民军队，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抢劫公路运输车和江船，甚至放火投毒等，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民党特务和残余势力也潜藏在西北地区，和当地的恶霸地主、土匪互相勾结，并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发动叛乱，企图颠覆人民政权。反革命特务、间谍偷偷潜伏在部队、国家机关、工厂、学校等，搜集情报，盗取机密，伺机破坏国家重点项目，对西北地区的和谐稳定产生了严重危害。另外，由于西北地区资源比较匮乏，经济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1949年全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3〕107。而且，国民党撤退时大规模破坏经济基础设施，对西北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提出巨大挑战。

二、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开展经济统战工作的成功实践

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时，充分认识到该地区民族宗教的复杂性。他认为，要实现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必须加强团结各民族、阶级、党派的力量，而且，要善于“把政策和策略、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1〕28。习仲勋为了正确贯彻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深入基层调研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为制定科学的经济统战策略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要求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善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效化解民族地区的矛盾，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西北各界社会力量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运用统一战线优势推动土地改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党员干部虽然积极贯彻《土地法大纲》，但是，在执行中出现了把中农当作富农的“左”倾错误，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时期，借鉴全国土地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结合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的发展状况，要求在该地区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并且，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4〕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从而保护了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孤立了地主阶级，团结广大农民阶级组成最稳固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大大解放和发展了西北地区农村的生产力。习仲勋还指出“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应结合起来”〔1〕3，吸引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中间分子，从而有效打倒了官僚资本，保护了民族资本。通过统一战线优势作用的发挥和土地改革政策更加稳健、谨慎的推行，广大农民认识到封建剥削制度的严重危害，广大基层干部认识到推进土地改革的重要性，这样，运用统一战线优势更好地团结了农民阶级，顺利地推进了土地改革和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二）积极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凝心聚力

习仲勋特别注重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他说，“西北地区，如离开民族问题，则‘西北’名词即不足存在”〔1〕35，要求党员干部一切工作都要照顾各民族的特点，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环是争取广大少数民族基层群众”〔3〕47。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状况，在习仲勋的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积极发展经济，在畜牧业生产、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极构建专业的贸易机构和流动贸易组，深入民族地区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大大激发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不断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次，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习仲勋按照党的《共同纲领》的要求，切实执行民族政策，有效加强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一是加强了同西北地区各民族各阶层民主人士的团结，特别是团结了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充分借助他们在本民族的影响力向劳动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更好地团结少数民族力量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二是大批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保证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以增强党的影响力。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要求，帮助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快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宗教问题，确保尊重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1〕52，实现了西北地区宗教界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再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习仲勋非常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问题，大力创办各种学校，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创办民族性的高等院校，积极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统一战线独特优势的发挥，保障了西北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为经济发展凝聚了广泛力量。

（三）加强对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习仲勋认为，在党的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对知识分子“不要采取冒险的办法，要慎重处理”〔1〕8。他还主张无论知识分子的出身如何，“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不做反革命活动的，都要团结并安置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1〕13。对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培养，改变他们的地主富农思想，给予其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并通过适当的锻炼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党的干部。对于党外民主人士，尊重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区别地对待上层分子，加强同广大党外下层人士的合作。并且，积极吸收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开明绅士、具有“地主出身、地主立场”的爱国分子，只要赞成《土地法大纲》，仍然需要继续加强合作。还要积极争取地方上的中立和进步人士，促使他们成为土地改革的重要力量，并且，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威望，宣传党对地主富农及其他阶层的政策方针，引导人们安心参与社会生产。习仲勋指出，“我们共产党就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1〕40，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西北地区各阶层、各党派之间的团结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减少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党外人士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智力保障。

（四）科学调整公私关系及对企业进行民主改革，激发工业企业的发展活力

为了应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困境，习仲勋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对工商业和工业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大大激发了该地区工商业的生产活力。面对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工商业界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习仲勋按照《共同纲领》确立的国家处于领导地位的原则，运用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3〕115，这就保证了私营企业的利益，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有效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在习仲勋的带领下，西北政府引导该地区的企业逐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切实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调动员工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习仲勋还强调，要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3〕117作为党在今后经济领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引导私营企业员工通过劳资协同商定，确定关于双方关系的集体合同，鼓励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召集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技术专家以及一线工人协商，深化企业民主改革，引导私营企业和手工业的科学发展，使它们的生产能够满足西北地区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习仲勋在总结企业民主改革的经验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不但努力生产，而且让他们当主人，积极想办法、出主意”〔3〕121。通过调整公私之间的关系，保证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障了西北地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企业的民主改革，保障了工人的切身利益，调动了他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习仲勋还注重提高党员干部贯彻统一战线的工作技巧，要求他们“必须十分细心，十分谨慎，一切均从调查研究着手，按实际情况办事，反对盲目地搬运成规”〔1〕19。并且，要求广大党员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增强党在西北地区经济决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习仲勋深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解决了西北地区复杂的社会矛盾，团结了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等所联系的社会力量，积极为西北地区经济繁荣发展服务，推动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习仲勋西北地区经济统战工作经验为新时期统战工作提供有效借鉴

习仲勋在西北地区主政期间，注重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科学制定民族地区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他在推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正确处理好该地区的民族矛盾，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为推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习仲勋注重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影响、经济实力和卓越智慧，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他还要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工作中破除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赢得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加快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为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做法都可以为新时期党在民族地区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一）民族平等团结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习仲勋针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长期遭受战乱和民族压迫之苦、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指出“如果同志们不愿做民族工作就等于不愿意在西北工作”〔1〕35，这说明民族问题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还十分注意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朋友，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凝聚广泛力量。同样，新时期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应该照顾民族特点和加强民族团结。在实际民族工作中，要注重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才能构建起“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互助”〔1〕48的新型民族合作关系。只有以这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正确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大联合，共同为经济发展服务。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构建起新型民族关系，但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落后于其他地区，民族矛盾仍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必须充分运用统一战线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共同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健康、繁荣、稳定发展。

（二）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活力的科学举措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依然困难重重，习仲勋认为当时的统一战线基础非常广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各民族人民和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1〕6。因此，在习仲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加强“联合和团结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1〕41，争取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组成最稳固的统一战线。同时，也注重团结他们所联系的人民群众，共同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新时期，在广大民族地区依然居住着大量的党外人士，其中一些人士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经济实力，且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要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同样需要重视党外人士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为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切实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从而，也能够将党外人士所联系的人民群众的经济力量和智慧因素运用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去，切实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在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方法

习仲勋长期在基层工作，深刻认识到团结少数民族干部对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领导西北地区人民在实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和文化素质提高的条件下，更注重“大量培养各民族的干部，尽可能吸收当地优秀分子参加当地政府的工作”〔1〕38，使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使本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得到保障，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另外，还积极创办培训班、党校、民族学校，为民族地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能够逐步担负起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强民族内部团结的重任，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更容易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党的科学决策，从而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激发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时期，也应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发挥社会组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团结少数民族群众，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能力，使党的决策能够更好地得到不同民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更加符合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本书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37.

〔3〕本书编委会.习仲勋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7.

责任编辑梁华林

〔作者简介〕朱旭旭（1988-），男，河南开封人，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2-03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6）02-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