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丽 袁蓓

摘要：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第一要义，也是耕地减少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正确认识人口城镇化与耕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双赢。通过选择与构建计量模型，测算城镇化率和引致耕地减少量、相关系数和耦合度，对海口市城镇化与耕地变化关联性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2003—2014年城镇化率约为73.21%，人口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979；城镇化引致的耕地减少量为749.99 hm2，耦合度在区间[0.16，052]。研究时序内海口处于人口城镇化加速期。2003—2010年，城市人口加速集聚导致周边耕地被占用，扩张式的城镇化与耕地之间是1种此消彼长的关系；2010—2014年，受城市自身产业发展的限制，人口城镇化速度放慢，城镇化重心向农村轉移，通过农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融合、协同。

关键词：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城镇化地域；引致耕地减少量；海口

中图分类号： F301.21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8-0545-04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進入了加速发展期，《国家新型城镇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每年城镇化率提高约1百分点，将推动1 200多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化的快速演进对耕地影响如何，关系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重视人口城镇化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

从20世纪末开始，学术界相继展开了以“城镇化”和“耕地”为主题的研究[1-7]。随着城镇化的演进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耕地减少是必然的，城镇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第2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是阶段性的，在城镇化发展初期，城镇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存在一定矛盾，但从长期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耕地保护[7]。为避免地方政府因观点不统一、认识不到位、甚至曲解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出现片面追求城镇化政绩，或者陷入“保发展”和“保红线”的两难选择，在新型城镇化的开局之年进行验证研究有其必要性。

进一步梳理文献发现，从研究尺度上，由国家层面[1-6]转向地区、省级[7-11]，而海南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海口作为海南的省份城市和国际旅游岛琼北组团中心城市，特有的资源禀赋和政策条件决定其与全国不同的城镇化进程与模式。本研究试图以海口为例，验证并量化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为海南省其他市县城镇化路径的理性选择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从而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落地。

1研究区域与技术路线

1.1研究区概况[12]

海口于1926年建市，1950年解放。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口市成为海南省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交通邮电枢纽。海口市位于19°32′～20°05′N，110°10′～110°41′E，地处海南岛北部，北濒琼州海峡。2002年琼山市与海口市合并，截至目前分设秀英、龙华、琼山、美兰4个区，共辖22个镇和19个街道办事处，150个社区居委会、249个村民委员会、2 504个经济社（村民小组）、4个农垦农场、2个省属农场。

海南有18个市县，海口作为海南唯一1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3年创造的GDP占全省的31.19%、固定资产投资额占26.4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49.6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40.05%。

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11万，其中城镇人口16518万人，城镇化率为76.08%。2013年末耕地面积 46 801 hm2，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29 hm2 （按户籍人口计算），远低于全国0.093 hm2的平均水平，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粮食安全警戒水平，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1.2研究方法的选择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用城镇化水平的评价值与耕地面积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城镇化虽然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多维度概念，但耕地的减少是城镇扩张的结果，而城镇扩张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在城镇实体地域的集聚，因此人口城镇化水平是耕地减少的逻辑起点，用综合指标代替单一指标，实际上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反而不利于弄清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其二，鉴于耕地减少途径的不唯一性，直接用耕地面积的统计数据来判断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逻辑上不够严谨。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城镇水平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选用城镇化率来表征人口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与城镇化引致的耕地减少量2个变量来探析海口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关系。

1.2.1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测算方法

1.2.2城镇化引致耕地减少量测算模型[13]城镇化、自然灾害、生态退耕、农业结构的调整等都会导致耕地的减少。因此，城镇化引致的耕地减少量才是探析城镇化与耕地变化规律的科学变量。

1.2.2.1耕地变化影响因素恒等式构建

1989年，Kaya提出了将碳排放与能源、经济和人口3因素联系在一起的Kaya恒等式，即：

2.2海口城镇化水平的规律验证

相对国内外，海南城镇化起步较晚，并且存在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客观差异，因此有必要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城镇化与耕地变化之间的一般特征和规律，为科学分析计量城镇化与耕地变化提供理论基础。

2.2.1城镇化一般规律与特征

城镇化率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的S型曲线理论（图1），城镇化过程大致分为初期、加速和成熟3个阶段。由图1可知，该曲线有2个临界点：30%和70%。大量研究表明，我国的城镇化也符合世界城镇化一般规律：21世纪以来，城镇化率在以每年约1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4年城镇化率为54.771%，属于城镇化的加速期。

2.2.2海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态势与特点

由图2可知，根据[CM（25]其走向及城镇化率，研究时段属于城镇化的加速期。另外[CM）]

[FK（W9][TPSXL1.tif][FK）]

考虑到2003—2009年数据采用第5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即居住时间1年以上的人口，2010—2014年采用第6次普查的统计口径即居住时间半年以上的人口，如果统一按照前者口径，2010以后的曲线应有所回落，由于調查截止时点是11月1日，因此在2011年发生回落。

海口城镇化率远高于国家同期平均水平以及诺瑟姆曲线的拐点值70%，究其原因，2002年琼山市并入海口，农垦进入城镇，城镇人口统计时将农垦场部人口计算在内，使得城镇人口基数加大，城镇人口比例上升了约5百分点；与国外不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镇人口包括了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大部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口径推算，海口市城镇化率不足50%。

地減少量出现“几”字形的波动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变化量也呈现一样的变化轨迹，从2010开始城镇化增长速度开始降低，这也是引致耕地减少量变化的时间拐点（图5）。

2.3.2.22003—2010年城镇化加速的前期

在此期间，城镇化水平加速增长，引致耕地减少量占比处于约为0.4，尤其是2006—2010年，占比超过了0.5，达到了峰值，说明该阶段城镇化的发展对耕地有较强的依赖性，耕地的减少实际上推动了城镇化建设步伐。

由表2可知，2003—2010年，海口耕地面积总减少量约 1 446 hm2，年平均耕地减少量约206.57 hm2，其中，城镇化引致的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约为682.57 hm2，占耕地面积总减少量的47.20%。2007—2010年3年中，城镇化引致的耕地面积减少量约为235.6 hm2，占同时段耕地面积总减少量的5246%。究其原因是，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步伐的加快，海口作为国际旅游岛琼北组团的中心城市，以其特有的区

位和资源优势，势必吸引大量的流动人口。数据显示2007—2010年，海口常住人口增加达25万，而户籍人口增加不到8万，在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成为国家战略的2010年，海口的常住人口就增加了约15万，城镇人口增加达14万。

2.3.2.32010—2013年城镇化加速的后期

在此期间，城镇化水平呈减速增长的态势，引致耕地减少量有所降低，约0.2，由此推断城镇化增长对耕地需求依赖由强变弱，城镇化的发展不再是外延式扩张，而转向自身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一方面，受产业条件及户籍、社保等制度的限制，海口在提供就业机会、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后劲不足，城镇的吸引力有限；另一方面，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产业和土地优势，农民的农业收入相对进城务工收入来说并不太低，进城务工的积极性不高，农村的外推力不够[14]。在双重条件作用下，此时段城镇人口没有大的变化，人口城镇化速度变缓，对耕地减少的影响变弱。

另外，面对耕地不断减少的形势，海南省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耕地保护政策，如2007年开始与各市县政府签订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状，量化各市县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建立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励和问责机制，使耕地锐减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牵制人口城镇化速度放缓并转向集约型城镇化。同时，海口以耕地为载体打造田园城镇，村镇地域经济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得以发展，农村就地城镇化很好地解决了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3结论与讨论

海口的城镇化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就整体而言，符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人口城镇化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03—2014年属于人口城镇化的加速期，其不同之处在于：（1）对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耕地面积2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得出，研究时序内人口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979，具有高度负相关性，即人口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呈下降的趋势。

（2）进一步测算引致耕地减少量与耦合度发现，在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下，引致耕地减少量先增加后减少。2003—2010年人口城镇化与引致耕地减少量保持同步且同向变化，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对耕地有较强的依赖性，耦合度最高为0.56；2010—2014年，表现为同步反向变化，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对耕地的依赖性由强转弱，耦合度最低为0.16。

（3）在人口城镇化加速的前期，人口在城区的集聚必然导致城镇规模的扩张，城镇化建设占用耕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人口城镇化加速的后期，由于受产业条件限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变缓，城镇化模式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城镇化地域由城区向村镇转变，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得以协调发展。

总之，城镇化是时空演变过程，不仅要从时间维度上研究其与耕地之间的关联性，也应从空间维度上加以考虑。鉴于我国的行政区划为 省—市—县—乡（镇）4级制，省辖市，市辖县，县（县级市）辖乡、镇。为了便于各级政府实施差异化的城乡政策，今后应从微观层面深入探析这种管辖模式；另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因此，在城镇化的研究中应着眼于城区与镇区两大区域，更多倾向于城市之外的小城镇，甚至是农村就地城镇化。必要时可以打破行政界线，以城镇的实体地域为单位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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