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海燕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道德颂》中的女性视角与两性道德书写的困境

倪海燕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中，很多涉及两性道德问题。盛可以直接以“道德颂”为题目，试图以小说的形式探讨这一形而上的问题，其尝试非常可贵，无论情节还是文笔都非常独特。但局限也是明显的，性爱与婚姻的道德本质，两性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区分，单一视角和双重道德标准的偏狭等都成为其思考的陷阱和困境。在当代女性作家的同类写作中，存在这种问题的并非少数。但作者的思考并未跌入虚无，而是留下了空间，这是值得肯定的。

女性视角；两性道德；社会道德；性道德；双重道德标准

在与性别问题相关的写作中，两性道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它也的确引起了女性作家的广泛兴趣，而像盛可以这样直接以《道德颂》作为题目，试图以小说形式来探讨这一形而上问题的并不多，尤其所涉及的正是最具争议的婚外恋话题。“道德”一词，本身意义较难界定，其标准也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关于性别道德的标准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厘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

《道德颂》中开玉店的旨邑是小说的女主角，也是作者寄予了道德厚望的女性。作者以她的视角观察两性世界，思考两性道德问题，非常独特。旨邑的思想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思想，但不仅叙事者的声音常常与旨邑重合，作者对她的偏爱也是显见的。旨邑深陷爱情的不可自拔，爱而不能的痛苦折磨，面临生死抉择时的犹豫艰难，一一呈现在文本中，细腻而又犀利。然而，以某一人物或者性别的单一视角讨论道德问题，必然会有极大的局限，甚至可能陷入某种困境中。而这困境，也可能是当代女作家在涉及这一问题时都可能遇到的。

一、性爱与婚姻的道德难题

所谓两性道德，是指调整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与实践。包括性道德、婚姻家庭道德及两性社会道德等。《道德颂》完整地涵盖了这几个方面，这里我们首先讨论性道德。

在故事的开端，旨邑就是一个有道德有坚守的女性。她不滥于情，更不乱于性。劫后余生与水荆秋在草原上相逢，他给了她温暖和安慰，更有肉体的诱惑，她却能始终保持清醒和克制。因为她知道水荆秋是一个已婚男子，“我不想和已婚男人纠缠不清”“她只是偶尔想起他，他的已婚使她平静，尤其高原之夜，她不曾轻率地被肉欲俘虏，那个贞洁的夜晚慰藉着她，正如无数渴望自杀的人，自杀的念头倒成了巨大的安慰，并借此度过许多不眠之夜”[1]235。显然，作为调节人们处理性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性道德有法律的或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制。婚姻的契约作用，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婚姻内伴侣性关系的合法性，并具有排他性。违背这一契约的一方，常常会受到法律、经济或道德上的惩罚。这时候的旨邑是认同这一社会规范的，不仅认同，她还将其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以维持自己道德上的完美。然而，有意思的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婚姻却渐渐成为了她强烈鄙视和反对的对象。因为这时候，有一个更有力的，对她来说更具有伦理高度的武器出现了，那就是爱情。

爱情这一概念的引入是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分不开的，其道德合理性的获得，也是追求性别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的结果。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也有很多女性作家写了恋爱、婚姻甚至婚外恋的小说，如冯沅君的《旅行》中，“我”为了追求恋爱的自由与“他”外出旅行。“他”在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妻子，旧的婚姻制度成为男女两性追求幸福的最大障碍。但他们无所畏惧，甚至引以为荣：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2]这样的小说在当时并非少数。爱因而被高举为旗帜，为所有使命中最高的使命。但此时，他们并不敢正视性的问题，仍视性为不洁。小说中两人同床共枕十多天，却并不发生性关系，以此说明他们的爱情是超越肉欲的，是“纯洁”的。而爱情，不可能摒除肉欲的成分。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写道，“约略地说：‘恋爱是欲和友谊的一个综合，或者，完全从生理的立场看，我们可以跟着沃瑞尔说，恋爱是经由大脑中枢表现而出的性的本能’”[3448]。性的冲动是爱情的物质基础，是人性的本能。但在旨邑这里，爱和性的道德等级是显见的。“那个夜晚”之所以“贞洁”，正好说明了水荆秋的婚姻对旨邑所形成的潜在压力，她的“贞洁”与前述《旅行》中所强调的“纯洁”并无本质的区别。

然而，一旦情感冲破了理智的藩篱，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不同的是，在旨邑这里，当爱情不再具有个性解放、性别平等的伦理意义，爱情本身就成了爱情的意义。旨邑对水荆秋的爱是无疑的——水荆秋身为高校教授、国际学者的社会地位及其已有成就，为他自己增添了奕奕光彩，而他开口闭口谈论的知识分子良知，也让她认为他就是这世间罕有的君子。“旨邑却将水荆秋比德于玉，是和田玉，玉之精英。……玉首德而次符，她最看重的是男人的德”[1]236。因好德而好色，旨邑自认不同于一般的庸脂俗粉。因了爱情的作用，原本已经显老的、不美的身体也有了光彩：“旨邑甚至从他的油性头发中闻到了幸福（知识）的芬芳”[1]237。两人的爱情如烈火般燃烧：痛苦的两地相思，水荆秋一次次找借口到长沙相会，旨邑从武汉追随到哈尔滨……相伴的，是相爱中的争吵、猜疑、妒忌，爱恨交织。越是禁忌的爱，越是爱而不能，也似乎越是难以阻挡。

那么，此时，曾经占有道德优势的婚姻，便成了世间最虚伪，最不人道，甚至是最邪恶的障碍。“他从容面对梅卡玛时，他们更像一对名副其实的狗男女，打着婚姻的幌子彼此占有与囚禁对方，卖着责任的招牌菜，惨淡经营寥落的家庭餐馆。他们的父母、儿子、亲人和朋友，以及社会这个空虚的头衔，是这个餐馆的所有主顾。他们的婚姻对罗列的每一个人（包括社会）都负有责任，他们那条婚姻的百足虫，得以死而不僵”[1]256。婚姻与爱情的道德合理性，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直到后者的价值完全取代了前者。但问题在于，激情式的爱情很难长久维持，它必然要找到一条出路：结婚或是分开。面对婚姻，旨邑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渴望通过婚姻与水荆秋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也深知婚姻生活的本质。她想要得到的，是她曾经最痛恨的。爱情虽暂时能给婚姻以道德合理性，但爱情最终又很容易消失，婚姻将再次成为一个虚伪而无聊的非道德存在。当爱情除了爱情自身没有别的意义和支撑的时候，它便陷入了一种价值的虚无当中。

二、社会道德与性道德的混淆

实际上如果没有意外怀孕，旨邑与水荆秋的结局已然确定，爱情渐渐淡去，旨邑会遇到另外的人（如秦半两），开始新的生活。她的意外怀孕，使得水荆秋不得不在婚姻之外承担起这份责任，此时曾是谦谦君子的水荆秋，突然露出了凶恶的面目。“四十年来还没人能牵着我的鼻子走。你想要孩子我知道，你的孩子归你，我身边的孩子谁也不许碰！我要疯了。这个恶人我当定了！”[1]282

是旨邑错看了水荆秋，抑或是他变坏了？都不是，只是旨邑或者说叙事者看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一个人在社会领域的公德与他在两性领域的私德并不是一回事，其评价的标准也不同，而女性写作者却常常混淆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是“一极”伦理，“指在男女伦理规范内容中每一对立面都有唯一的内涵来规范男人和女人的行为，而排斥两个或多个内涵”[4]。如男主外，女主内，女人的生活空间被限定为家庭当中，而男性的成功则体现在社会上。随着社会的多元化，这种“一极”伦理秩序渐渐被打破，但传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今天的生活仍有很大影响，导致了人们更看重男性在公共领域的道德和行为，而宽容他在两性领域所犯下的错误。由此，对于水荆秋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在社会当中的形象，他所扮演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佛教徒，一个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

婚姻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属于私德范围，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婚姻家庭在社会稳定中则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婚姻家庭的稳定，又常常让其成员在社会中给人可靠、可信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公共人物都需要让公众相信其家庭婚姻幸福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水荆秋放弃旨邑和她腹中的孩子，拼死捍卫他的家庭，恰恰是他“有道德”的一个体现。“昨天下班回家，看见儿子把他和他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围墙上，我心如刀割。我想清楚了，就算是十个孩子我也不换这一个，你生了我也不会认”[1]282。

对于现有的家庭，水荆秋是负责的。在婚姻中，很难说爱情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比起爱情来，婚姻有其更加坚固的现实基础，有其盘根错节的关系、情感和经济纠葛。“婚姻不止是一个性爱的结合。……在一个真正‘理想的’婚姻里，我们所能发见的，不止是一个性爱的和谐，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而且与年俱增的感情调协，一个趣味与兴会的结合，一个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一个生育子女的可能的合作场合，并且也往往是一个经济生活的单位集团。婚姻生活在其它方面越来越见融洽之后，性爱的成分反而见得越来越不显著。性爱的成分甚至于会退居背景以至于完全消散，而建筑在相互信赖与相互效忠的基础之上的婚姻还是一样的坚定而震撼不得”[3]378。对于水荆秋来说，与身份、地位相关的婚姻稳定的重要性，远远要大于一次情感的走私。而自私，乃人性之本然。所以，当我们谈到道德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叔本华的深刻，“一般来说，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出自利己之心。……利己心其本质而言是无限度的：人们希望绝对地保住自己的生存；希望自己的生存绝对地摆脱一切苦痛（这些包括所有的匮乏和欠缺）；希望保持最大限度的健康与舒适；希望享受有能力享受到的一切快乐；并且尽可能地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一些享受多种乐趣的能力”[5]。很难说水荆秋对旨邑不是真爱，但这爱毕竟是有限度的——是他无聊婚姻之外的点缀，他枯燥学术生活之外的调味剂。但当这快乐威胁到了他的生存时，他只能选择对抗：在他看来，这女人同样是非常恶的，不堪的，面目全非的。两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巨大的张力：一个要保存孩子，一个不要；一个穷追不舍，一个拼命逃避。而当孩子即那个威胁不再存在，张力消失了，他又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好人，一个道德君子。这就是为什么旨邑认为他是善的，只不过他善的一面并未朝向她的原因。

与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谢不周做一个对比，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旨邑看来，相比水荆秋，谢不周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靠着夸张的广告欺骗消费者来赚钱，他嫖妓，对社会道德不屑一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对他的每一个女人都富有责任感。他甚至愿意和旨邑结婚，以便为她和孩子负起责任。这个在公德领域不怎么样的男人，在两性道德领域却极具道德感。

对比其他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发现出现这种混淆的并不在少数。如张洁三卷本的《无字》讲述了作家吴为在爱情消失之后是怎样绝望地看到了胡秉宸这个男人道德面具下的不堪。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混淆了社会道德与性道德的差别。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出自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她们想要改变社会对男性的单一评价标准，却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旧式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模式——女性的这种受害者心理，并不利于其自身的独立和发展。并且，她们还不由自主地放大女性的“忠贞”品质，无论是性的忠贞还是爱的忠贞，都仅仅将其限定在两性道德领域，而无法朝向社会现实。

同样是写婚外恋故事，陆星儿似乎更为清醒，她看透了这种关系的实质，尤其是被美化了的爱情的实质：“法律、社会、舆论、道德，都不给她保障或认可，她惟一能施展的就是如火如荼的爱，她知道，她的处境，要求她必须把做爱这件事情完成得好上加好，就像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让他离不开她，也为自己能确确实实地得到他——她真的像对待事业一样，全心全意地投入。”[6]爱情和性，在她们这里，都必得全身心投入，当作事业来经营。而她们真正的事业，并不在她们的生命中占有多大价值，正如旨邑的玉店，似乎只是一种消遣，她可以随时关闭它，为了所谓的爱情而搬到哈尔滨。而水荆秋则并不为爱情牺牲任何事业和现实的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女性作家对男性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从社会领域转向了两性领域，剥下他们社会中光彩的面具，还原其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作家却仍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道德领域局限于性爱，难以突破长久以来的两性“一极”伦理。这是值得反思的。

三、单一视角与双重道德标准

在道德领域中，双重道德标准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谓双重道德标准，是指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价方式。由于前述“一极”伦理的影响，在性道德方面，人们对于男女两性的要求不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领域，很多时候，人们对人对己的标准也不同。这就导致了自我道德中心主义，并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

人们早已注意到了在性道德领域对男女两性的双重道德标准，即同样的道德问题，对女性的要求比较严苛，对男性则往往比较宽容。比如婚姻中的出轨，于女性是万恶不赦，于男性则可能无伤大雅。这也是为什么当旨邑打电话给梅卡玛，告诉她水荆秋出轨的事情，她却轻描淡写地说：“男人嘛，难免拈花惹草的……”“家外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你也不是第一个了……你们这些女孩子啊，也太不知道珍惜自己了”[1]290。反而指责旨邑不会保护自己。与此同时，“第三者”被视为罪魁祸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来写作，关注两性道德伦理时，有时也会使用这种道德评价方式，对同性更为严苛。旨邑对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人物原碧的评价就颇值得研究。刚开始的时候，原碧是一个“保守”的女性，她严格按照自己的规范来生活：头发不能过肩膀，衣服不能超过200块，男人不能小于30岁或已婚……对于原碧这样的生活方式，旨邑很不屑，更不屑的是没有男人追求她。将女性的价值仅仅限定于获得男性的爱，这观念无疑是极其陈腐的。而当原碧的小脚受到男性的欣赏，与谢不周、秦半两等人开始交往的时候，旨邑却又瞧不起她的开放，认为她比自己低贱。同性的忌妒，自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受到威胁，使她对原碧的评价从男权中心转向了自我中心。换一个角度来说，走出了自我限定的原碧，有勇气追求自己的爱和幸福，这意味着她正在成长并追求解放，难道不是值得肯定的吗？

前文提到的小说《无字》也是如此，作者极力想要表达吴为在经历了失去婚姻的痛苦之后对人生的了悟与宽容，但实际上，与吴为及其家庭对立的所有人，在其笔下都是坏人，一无是处。小说文本于是成为了一个祥林嫂式的诉苦状，其狭隘是一眼可见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自我道德中心主义也使得女性缺乏某种自省精神。在旨邑眼中，水荆秋是不道德的，而她自己，也并非如她所想像的那样具有道德感。忠贞在爱情中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旨邑强调了她对水荆秋的这份忠贞，但事实上，却又同时与谢不周、秦半两等保持暧昧关系。她对秦半两撒谎，隐瞒了自己与已婚男人交往的事实，希望自己一边与水荆秋交往，一边同时占有秦半两的心，以保留一条退路。“她要隐瞒自己那不光彩的烙印，隐藏已婚男人给她留下的丑陋与伤痛，又要显示对眼前人的深情与无奈”[1]287。这可以说是人性的，但未必是道德的。我们常常看到了男性对女性的双重道德标准，却没有看到女性对男性的双重道德标准。这种双重道德背后隐含着的潜台词是，女性由于是弱者，由于曾经遭受男性的压迫，那么她此刻的所有行为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可以不负责任的。

关于这一点，盛可以的另一部小说《水母》可以进一步说明问题。在这部小说中，女主角朱妙像一只水母一样，四处张开了性和爱的触角。她爱上已婚男人方东树，之后又与摄影师许知元在一起，同时还勾引着留学生少年程小奇。在这几种关系中，她游刃有余，知道都是认真不得的。在意外怀上许知元的孩子之后，她仍先在沈阳约会程小奇，又到北京约会方东树。在这部小说里，男女在两性道德方面都没有值得信赖的东西：方东树编造出一个怀孕的疯女人以甩掉朱妙，许知元不愿意为孩子负起责任，程小奇的稚嫩和深情难辨真假。龙悦和古雪及情人、爱人们也是如此。女性没有了道德负重，完全自由了，但这自由所带来的，更多的是虚无。谁也不必为谁认真，谁也不必为谁忠贞，生命中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为其付出的。《水母》非常真实地营造了失去道德感之后荒凉的两性世界。

不同的是，《道德颂》最终没有走向虚无。失去了双胞胎孩子，目睹了水荆秋凶残的面目，经历了谢不周的去世，秦半两的离开，与原碧的和解，旨邑虽几乎一无所有，其生命的厚度与宽度却得到了增加。面对水荆秋，她并没有像原先想像的那样去复仇，而是选择了宽容。她撒了一个谎，去除了水荆秋的道德压力，而独自承受一切。“只有湘江水平静地绕过岳麓山。卑微孱弱的植物面对滚烫坚韧的湘江秋水，仿佛超载的运输船只，随时可能沉没水中”[1]293。旨邑的宽恕和承担，如同湘江水一样具有包容力，一样恒久。她的高尚，映衬了水荆秋的卑微，那个曾经被她高高举在头上的男人，此刻则被狠狠地掷在脚下，如同“卑微孱弱的植物”，当然，这“卑微孱弱的植物”也指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道德颂》终于完成了对旨邑这类女性的歌颂。但是，她是否能承担得起这样的歌颂呢？笔者认为，自始至终，旨邑并未真正进入水荆秋的内心，也不曾跳出她的单一视角来看待水荆秋的处境，因而这原谅和宽恕，就显得非常生硬和牵强了。

因此，《道德颂》是一个很好地探讨两性道德的小说文本，无论其故事、文字还是思想，都有可观之处。但是，它并不能建立一个女性道德的模范，或者说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虽题目立意上有此计划。无论是女主角旨邑，还是写作者盛可以，其局限都是明显的。她们并不能真正看清性爱与婚姻的道德本质，也无法区分两性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不同功能，这便导致了双重道德标准和自我道德中心主义的出现，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当中。即便如此，问题的提出仍具有其意义，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下去。

[1] 盛可以.道德颂[J].收获,2007（1）：235-293.

[2] 沅君.旅行[M]//.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据1935年影印本）,2003:206-212.

[3] 霭理士.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4] 李红.男女两性道德的相斥与相容[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0（3）：5-7.

[5] 叔本华.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M].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31-132.

[6] 陆星儿.人在水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53-240.

Female Perspective and the Dilemma of Gender Morality inMorality Ode

NI Hai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 526061,China）

ract:Although many women writers touched the gender morality in their novels,only Sheng Keyi tried to talk about this issue directly in her bookMorality Ode,in which she did very well with the story,the description of emotions and scenes.But she and her heroine couldn’t find out the essences of the morality of love and marriage,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morality and social morality,and the only perspective of woman limited their thoughts.In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it’s normal.Fortunately,she and her heroine didn’t fall into void,and still enlightened us to think more about it.

ords:women’s perspective;gender morality;social morality;sex morality;dual standard of morality

I206.7

A

1009-8445（2016）06-0006-05

（责任编辑：卢妙清）

2016-09-13

倪海燕（1978-），女，四川郫县人，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