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执廷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

以温婉之笔写人心几微
——论盛琼的小说

罗执廷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主持人语：作为新世纪岭南文学的重镇，深圳的地位仅次于广州。“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深圳的作家就占了半壁江山，有盛可以、盛琼、吴君、宋唯唯，还有以网名赫连勃勃大王来写作大历史散文的梅毅。而“广东文学新实力十家”，深圳的作家秦锦屏、厚圃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还有早已成名却又南下的作家杨争光转型做编剧，邓一光转型写新都市题材小说，不一而足。这些作家，无论是创作爱情小说，还是写打工生活作品；无论是写大历史散文，还是写现实主义小说，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有一定的影响。本期推出的三位深圳作家均具有代表性，盛可以是知名的女性作家；盛琼以短篇小说《老弟的盛宴》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南翔是学者型作家，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作品被《人民文学》《新华文摘》等刊物刊载。

主持人：黎保荣

综观盛琼的全部创作，写得最多和最好的是爱情主题，她最擅长描写那种把纯粹的爱情当作理想和信仰并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女性。盛琼坚决支持女性的爱情理想和追求，甚至包括婚外情，她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从人性自由和人主体性实现的角度来反映女性的爱情欲望。善于扪触人心几微（细微）处是她下笔的一个明显特点。

盛琼小说；爱情主题；人心几微

一

1968年出生的盛琼进入文坛较迟。从2003年起，她先后出版了《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2003）我的东方》（2005）《杨花之痛》（2006）《小城小街小女人》（2009）等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老弟的盛宴》（2011）。2010年，她以短篇小说《老弟的盛宴》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小说创作之外，她还出版了《舍弃的智慧》（2006）《孩子，我要你快乐》2012）等随笔、纪实作品集，创作力旺盛。但综观她全部创作，能够显示出某种创作特色和研究价值的还是要数其小说作品。

盛琼在创作上几乎是一起步就写长篇小说，但《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我的东方》这最初的两部创作都不太成功，直到《杨花之痛》才算是找到自己熟悉与擅长的题材、主题。《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主要写一个女人从大学时代到踏入社会以后的成长历程，其中爱情婚姻上的经历和感受是叙述和描写的重心。这个作品有作家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但致命的缺陷在于写作技巧的不足，给人以主题先行（所谓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结构破碎、叙述焦点散乱等不良印象。《我的东方》也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所谓的“东方”或东方文化的主题意蕴很难找到故事情节的支撑。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和社会生活不熟悉，写作技巧上也不够成熟，如叙述的冗余，人物关系和故事的凌乱、突兀，等等。《我的东方》开头那些关于街道、牌坊、天井的抒情性描写像是萧红《呼兰河传》的再现，而关于陈氏大家庭中8个兄弟姐妹的成长故事，则酷似方方的小说《风景》。

最早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尽管并不成功，但已初步显示出女作家的某种特长，比如善于描写女性的爱情体验，温婉且带抒情性的叙述风格，等等。《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中的女大学生甘霖对老师的痴心单恋,已为人妇后和蔡副市长间的情欲纠缠都是比较有生活基础的，也描写得比较细腻和深入。《我的东方》中保姆小凤对小五的痴情也很能打动人心。盛琼曾写过《爱情离我们有多远》的一篇随笔，说张艺谋的电影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他电影里的爱情却是如此的感人、丰满”，又表示喜欢张艺谋电影里关于爱情的感觉——“脆弱的，绝望的，悲剧的，疼痛的，忧愁的，纯净的，淹没一切的”“因为这样的爱情在现实中已经如雪泥鸿爪”[1]。这可以说是盛琼的小说偏于爱情题材与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女性作家这一身份，盛琼对于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中的处境尤为关注，她最擅长描写的就是女性轰轰烈烈的爱情追求。《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中的甘霖，《我的东方》中小凤的故事都是如此，后来的短篇小说《爱别离》《二女》《苏醒》更是把女性的爱情追求推到了不计代价的壮烈程度：小凤失恋而自杀，《爱别离》《二女》中的女主人公茹月、诗雨都为了爱情而去自杀，《苏醒》中的女主人公则在与男人疯狂的性爱中窒息而死。盛琼有意将这些女子放到爱情的炼狱中去考验，让她们在其中煎熬，让她们在磨炼中升华。

二

喜欢且擅长描写爱情、婚姻的女作家有很多，盛琼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女性爱情理想和追求（包括婚外情）的坚决支持。许多女作家笔下会出现对爱情的质疑与解构，婚外情也往往被置于伦理道德的拷问之下，但盛琼笔下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杨花之痛》《爱别离》《二女》《胡子问题》《苏醒》《我爱北京》等小说中都可以发现盛琼不仅坚信爱情，而且对于女性的婚外爱情持同情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二女》中的诗雨是一个安静、感性而又单纯的大学教师，因为精神上的契合，她与哲学系的黄老师坠入了爱河，就因为黄老师一句“我从来没有这么疯狂地爱过一个人呢”而毅然决然地与丈夫离了婚。然而黄老师尽管爱她，却丝毫没有为她而离婚的打算。为此她痛苦、沮丧，毅然用死亡来为爱情殉葬。对这样的女人，人们无论如何是恨不起来的，而只会同情和惋惜。在婚外情问题上，盛琼不是道德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浪漫理想主义者。正如贺绍俊所评论的：“与现在大多数作家的写作相反，爱情在盛琼的构思中并不意味着欲望，而成为一种个人理想的象征、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方式。”[2]就像《二女》中女主人公所意识到的：“也许，物质是好，优裕是好，富足是好，安闲是好，但对于她来说，这世上，还有比这些更好的东西。”那就是爱情。《杨花之痛》在女主人公夏云与不同男人的情感纠结中也揭示了现代女性对完美爱情的渴望。夏云爱上摄影师大春并非因为对方的才气和名气，也并非因为他的身体给予她的美妙性爱体验，而是因为第一次性爱之后大春说的那句话：“夏云，我——爱——你。”夏云被其真诚打动，“在心里立刻就将他当成正式的男朋友了”。盛琼曾对人宣言：“虽然这是一个羞谈理想的时代，但我仍然要说，真善美就是我的毕生信仰，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信仰的坚持和理解会越来越深刻，涵盖也会越来越宽泛。”[3]显然，爱情也属于她所坚信的信仰之一。她笔下的女人为了理想的爱情而出现飞蛾扑火一般的壮举正是这种信仰的表现。在这些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女子面前，我们怎能用简单的“欲望”“愚蠢”等词语来否定她们？

盛琼坚持为女性的爱情理想和婚外情辩护，而又不让读者感到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她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从人性自由和人主体性发扬的角度来反映女性的爱情欲望。这些女子之所以飞蛾扑火式地投入婚外恋是有其原因的：茹月是因为跟丈夫之间无话可说，虽试图与丈夫沟通，培养共同的兴趣，却以失败告终，这种“寡淡的婚姻”让茹月走向了网恋（《爱别离》）。《二女》中的诗雨也面临着同样的乏味婚姻：“结婚这么多年了，她和丈夫的谈话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今天下午跟那个男人站在图书馆门前谈的要多，要深，要畅快。那个男人是陌生的，却又是亲人般熟悉。她的丈夫是熟悉的，可是仔细想一想，却又是感到陌生虚无的。”这些女人太追求婚姻和情感的质量了，为此不惜以飞蛾扑火般的果决投入婚外恋。这种行为在旁人看来或许是非理性和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可是作为女人她们有追求爱情和理想婚姻的权利。对贫乏枯燥和低质量婚姻生活的不满，对浪漫爱情和精神交流的渴求，这本身也是人性之常，是人性进步和人性之丰富的体现。古哲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即人欲，常常是危殆而难安的；而朱熹说“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天理人欲，几微之间”[4]，关键在于自身的选择及分寸的把握。盛琼笔下的那些女子也常常陷入天理人欲之间的内心缠斗，她们为了不伤害他人常常选择悄悄离开或自杀，如甘霖和茹月。对于这样的女子，我们不能轻易加以道德审判和否定。

出于女性作家所特有的同情心，盛琼总是尽力去理解人物，设身处地地站在人物的立场上去体验和思考，所以总是能对人物内心的幽微之处有所体察。她这样描写少女小凤被小五抛弃后的心思：唉，她是明白的，没有了小五，不是她不能活，而是她不想活啊。”《杨花之痛》中的夏云想嫁给大春，然而却总遭拒绝，于是她“希望、失望，燃烧、冷却，被他弄得像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如此反反复复……”无望的夏云只好把目光投向别的男人。甘霖和副市长偷情时的心态是这样的：“有一个成熟男人的关爱和欣赏，而且这个男人又有那么显耀的光环，这无疑会给甘霖单调的情感和无聊的生活增添一些缤纷的色彩。没有一个女人是嫌爱过剩的。爱，当然是越多越好。在爱的面前，所有的女人都是贪婪的。”显然，恋爱（包括婚外恋）中的女人是复杂的，既有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又有获得切实婚姻和安全感的渴望，既有非理性的冲动又有理性的算计，既有对肉体欲望的迷恋又有对精神交流的需求。对于婚外恋中的男人，盛琼也善于揣摩其心理：“其实，郝强刚开始跟茹月交往，还有点随波逐流、听之任之的意思，既想在岸边潇洒走一圈，又不想弄湿裤脚。总之，既要有点故事，又不怎么当回事情。这是每个男人都有的那份顽皮的花心，以及略带自得的虚荣。无关大雅。无可厚非。”（《爱别离》）相对于男人的半心半意，女人就痴情和认真得多了，所以最后受伤的总是女人。

盛琼并不想掩饰女人身上的缺点和弱点，也并不总是把女人塑造成正面形象——《我的叔叔余乐》中的婶婶就是一个忘恩负义抛弃丈夫的负面角色。但盛琼对待这些女人往往又是善良和温情的，即便是对于抛弃丈夫和孩子的“婶婶”这个狠角色，盛琼也持理解的态度。《杨花之痛》里的夏云好强争胜爱慕虚荣，主动勾搭上市委副书记，但作者仍然把她塑造为一个渴望并追求理想爱情的人，而不作简单的道德否定。因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错误都是应该得到原谅的。如果你知道，那些错误的背后有怎样的苦、痛与挣扎”（《杨花之痛》）。对于那些以爱情为信仰和生命的女子，盛琼当然更是不吝同情和呵护了，她尽可能地给她们以光明的结局，否则就将不好的结局虚化（如对茹月的自杀用暗示而非直写的手法），或是进行诗意的升华。

爱情与婚姻当然并非盛琼笔下的唯一题材。《老弟的盛宴》就是一部非婚恋主题的作品，它也同样表现出作家善于洞察人性和体贴人心的特点。小说主要揭示了盲人推拿师“平瞎子”渴望被关怀和尊重的隐秘心理。他生来便是瞎子，从小到大几乎从没感受到父母的关怀：父母下田干活时，他像狗一样被拴在院子里；吃饭时，他捧着半碗饭就着几根咸菜坐在地上吃。由于看不见，他闹出了好多笑话，他的自尊在左右乡邻的嘲笑中开始觉醒，他决定逃离。于是他去了城里，做了盲人按摩师，不仅能够自食其力了，还资助弟弟结婚。然而在弟弟的婚礼盛宴上，他这个大恩人却被忽略了，这让他很受伤，很是愤懑不平：他感到“家里人，包括用了他那么多钱的老弟，恐怕早就把他丢下了，像垃圾一样地丢下了。他们只会在用钱的时候，才会想起他来。也许，老弟让他回家，只是为了那一个红包呢？”想到伤心处，他无助地号啕大哭。被架回自己房间后，他仍没有停止活跃的思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他爆发了，他出洋相了，他不整出点事来，他不撑出点面子来，又怎么收场呢？”于是他突然脱口而出，要吃新娘子亲手做的喜面。他要求新娘子给他下一碗面吃，弥补一下他们对自己的无视，表示一下他们对自己的感激，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三

综观盛琼的创作，笔者发现，善于书写人心几微处是她下笔的一个明显特点。无论是对于恋爱中的女人还是对于困境中的盲人，盛琼都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理解，一种对于弱者——女人是爱情、婚姻关系中的弱者——的天然的同情和尊重。这种同情和尊重主要通过对人物心灵世界细致入微的体贴，对人物内心追求、欲望等的充分揣摩来传达。她大多数时候是完全站在人物的角度和立场上来感受和思考的，而很少站在一旁冷眼旁观，因此，盛琼的许多小说都可以称作是一种代入式的写作，即作家把自己代入故事情境中去，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主人公身上。偶尔，盛琼似乎也想尝试一下不进入人物内心的叙述手法，于是就有了《小青的宝贝》《五个字一件事》这样的试验品。但看起来它们并非佳品，因为这种基本不进入人物内心的外视角几乎把人物傀儡化了，使其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小青自幼不断被男人猥亵、玩弄，最后堕落，给人的印象是她完全是个没有自己想法的傻子。而实际上小青是个曾经读过高中（“高中没读完”）“文革”之后长大的智力正常的女性。盛琼特意避开心理描写的写法还造成了一种“零度叙事”的结果，让人感到作者对笔下人物毫无同情与理解，小青的悲剧似乎就是她过分天真和不识世事人心的结果，是咎由自取。《小青的宝贝》《五个字一件事》的失败尝试表明，作家擅长的还是那种温婉的体贴人心的叙述方式，而不是那种冷静旁观的叙述方式。

但要警惕的是，盛琼也许是过于偏爱揣度人心，也许是惯性使然，有些地方还有待改进。以收在《弟弟的盛宴》集子中的《我爱北京》为例，小说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我”是电视台的编导，观察着其他同事的行为作风，然而在写到其他人物的活动时，竟然对他们进行直接的心理剖析，而当时“我”并不在现场。这种写法违背叙事成规，也违背情理。有时候，当盛琼描写到自己不熟悉的人物时，她的探测人心之笔就不是那么有把握了。比如，写到《大逆》中那个讨厌父母且充满叛逆心理的男中学生时，下笔就有失轻重，让人感到不“真实”。好在写到成年男女，尤其是他们的情爱欲望心理时，盛琼还是抓得比较准的，像《保险》里的那个中年男人，其隐秘的欲望心理就被描写得很合理、很细腻。

盛琼很喜欢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5]95从上文分析来看，她确实是做到了“入乎其内”，能够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一个个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至于“出乎其外”，在盛琼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一种诗意的升华或哲理的总结，如《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的结尾：“——你能不感动吗？原来，我们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圆满和诗意啊……”，如《我的东方》的结尾：“……故事从来都是软弱而单薄的。比起生活。比起心灵。比起那穿越了千百亿劫却依然新鲜如莲花初绽的——我的——东方——”如《爱别离》的结尾：“如此之美。就像天堂。他们的灵魂，能在哪里相遇呢？”盛琼所理解的“出乎其外”似乎只是要跳出具体的故事和人物而对爱情作抽象的概括和升华，或是用“孽”“缘”“来世”等佛教语词来加以解释，如《重逢》《苏醒》。这种“出乎其外”只是超脱了具体的故事和人物，并没有超脱出“爱情”这一信仰本身。如果是别的作家，处理爱情或婚外恋题材时很可能采取解构或批判的立场。盛琼没有采取这种“出乎其外”的立场，这使她的小说少了些深刻和批判的锋芒，但也多了些宽容与温厚，更接地气，更贴近人们实际生活中的立场。

在《写作的阅历》这篇创作谈中，盛琼称赞博尔赫斯、卡夫卡、费尔南多·佩索阿是“作家中的作家”，认为他们的丰富和渊博“在于他们对存在和意义总是无止境的追问和探求”[5]94。盛琼小说中女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残疾人对尊严和关爱的渴望，也正是这种“对存在和意义”的追问和探求。这些小说中的女人把爱情当作存在的首要意义，即使追求失败也不自怨自艾或是迁怒于他人，这与时下某些女性题材小说热衷于虚构自恋、同性恋故事或者是报复男人的暴力故事大异其趣。这既显示了作家的善良，也显示了其忠实于生活的常态常情和常理的严肃创作态度。盛琼曾表示，“我理想中的作家是这样的：他的心地最柔软、感情最丰富、对尊严最敏感、对真相最坦诚。他对复杂、多变的人性，洞悉明察。他对虚妄、荒诞的命运，深谙彻悟。他对丑陋、残缺的生活，包容悲悯。他的目光像智叟，他的心灵如孩童。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复杂性、无限的丰富性、独特的个性和让人过目难忘的美感。”[6]这些话或可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盛琼的小说创作追求。

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家布鲁克斯和沃伦认为，一个人（包括作家）只能是他自己，“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乐意把一篇作品同作者其它作品联系起来看，我们几乎总能更深地发掘它和理解它。一个好作家不会向我们提供——比如说——花样繁多、琳琅满目的主题。他大概会反复地写他在现实的生活中和对生活的观察中感到最为重要的少数几个主题。……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不断地力图发现并且表现他心目中的生活的真实”[7]。综观盛琼的全部创作，她写得最多和最好的爱情主题，她最擅长描写把纯粹的爱情当作理想和信仰并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女性。虽然盛琼是以《弟弟的盛宴》获得鲁迅文学奖而为人瞩目，这种关爱残疾人主题的作品只是“政治正确”的产物，也因此而获得官方文学奖，但盛琼的写作个性和长处显然并不在这类题材和主题上面。所以，她不必急于拓展题材领域，更无须追赶潮流，而应该继续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女性与爱情”这一题材和主题领域精耕细作，我们期待她在这方面不断有新的更成熟的成果。

[1] 盛琼.爱情离我们有多远[M]//.盛琼.舍弃的智慧.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9-10.

[2] 贺绍俊.理想主宰着文学——盛琼长篇小说《杨花之痛》[N].文艺报，2006-06-06（002）.

[3] 刘静.盛琼：玉宇非关蜃气楼[N].深圳特区报，2010-10-26（C03）.

[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4.

[5] 盛琼.写作的阅历[M]//.盛琼.舍弃的智慧.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6] 盛琼.我懂得一切“苦难”的滋味——《老弟的盛宴》创作谈[N].南方日报，2011-04-08（A10）.

[7] 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M]//.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35-436.

Sheng Qiong’s Novels：Depicting the Subtleties of the Mind with Gentle and Euphemism Pen

LUO Zhiting
(College of LiberalArt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ract:In all of Sheng Qiong’s works,love theme is the best and most written about.She’s good at writng about those women who regard pure love as ideals and beliefs and a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any hardship. Sheng Qiong strongly supports women for their love ideal and pursuit,even an affair.She depicts female’s deire for love,not from the moral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view of human freedom and human’s subjectivity. Sheng Qiong is good at writing about the subtleties of the Mind,which is an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her writng.

ords:Sheng Qiong’s novel;love theme;subtleties of the mind

I207.425

A

1009-8445（2016）06-0001-05

（责任编辑：卢妙清）

2016-09-13

罗执廷（1975-），男，湖北荆门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