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吴汉全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2.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9)



中国将“第二次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
——李大钊与中国梦①

张静如1，吴汉全2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2.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9)

摘要：李大钊的一生以救国救民、民族复兴为职志，是不断追寻中国梦、努力践行中国梦的一生。李大钊在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实现中国梦的理想结合起来，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梦的历史转型，开启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李大钊是中国梦的重要的规划者和践行者，书写了中国梦历史上的辉煌一页，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理想的宝贵财富和思想动力。

关键词：李大钊；中国梦；民族复兴；新民主主义革命

李大钊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著名历史人物。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中华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中国也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由此奋起抗争，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亦此伏彼起、波澜壮阔。在此之际，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的中国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着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人民的民主与自由而奋斗不止，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承继着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他的一生是不断追寻中国梦、努力践行中国梦的一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梦的历史转型。李大钊书写了中国梦历史上的辉煌一页，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一、李大钊追寻中国梦的历史轨迹

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的李大钊，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追寻中国梦成为其思想的显著标识，并成为其思想演进的一条主线。少年时代的李大钊，即“感于国势之危迫”，积极探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226。正是在探寻中国梦的过程中，李大钊完成了自身思想的提升与飞跃，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将中国梦的追求推进到崭新的境地。李大钊追寻中国梦的过程，是一个努力探索、不断践行、与时俱进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一)李大钊追寻中国梦的历史阶段

1.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中国梦阶段

早期李大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中国梦就是“再建中国”，重振中国雄风，建设“青春之中华”，使中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李大钊“再建中国”之志趣，溢发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求学时期。对此，李大钊回忆说，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诸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1]226。留学日本之后，李大钊“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226，遂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活动，投入到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倡导“青春中华之创造”，宣传“青春中华”的理想。他指出：“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于此，“慷慨悲壮之青年”就应该“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要言之，“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2]166-167。具体而言，李大钊此时的中国梦就是：巩固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建立符合民意的“民彝政治”，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中国为“青春之中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倡民主、科学，改造国民性，发达个性，推进思想文化发展，使国人成为“立宪国民”；摆脱外来民族压迫，使中国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2.思想急剧转变的中国梦阶段

自十月革命爆发至五四运动发生前后这一阶段，李大钊的思想处于急剧转变的过程中，他表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3]。此时，李大钊向往十月革命，赞赏十月革命的伟大创举，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我们中国对此“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4]。又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中国“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5]。这说明，此时李大钊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与俄国革命及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方向紧密联系了起来，从而使中国梦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因素。概而言之，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梦，其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中国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俄国式革命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使中国成为“少年之中国”，为向“大同世界”迈进创造历史性前提。可见，李大钊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宇宙观考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中国梦的实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联系起来。

3.马克思主义先驱的中国梦阶段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国情，对于社会主义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学理上的阐发，指出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规划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所必经的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因而在中国必须“有点正确的解释”[6]。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思想。这是因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7]6概而言之，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梦的主要内容是：首先通过民主革命的手段，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努力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继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性前提。

(二)李大钊追寻中国梦的显著特征

1.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

与时俱进是李大钊思想演进的显著特征，成为其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元素，因而也就贯穿在李大钊探寻中国梦的进程中。李大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你不能旁观，你不可回顾，因为你便是引线前进的主动。你一旁观，你一回顾，便误了你在那一刹那在此不准退只准进、不准停只准行的大自然大实在中的行程，便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8]这段话讲的意思就是与时俱进，是要求人们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前进，而不能因为跟不上时代而成为“落伍者”。同时，“与时俱进”也是李大钊思想中的重要语汇，如他在《此日》中说：“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连缀，永续无穷。”[9]李大钊的中国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基本内容及实现手段尽管有所不同，但都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汲取时代的精神、赋予时代的内容，而与时俱进、不断前进、臻于完善。早期李大钊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以民族独立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彰显个性为梦想，希望通过思想启蒙的途径来达到。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段祺瑞军阀统治，这就使李大钊的救国救民的理想难以实现，因而李大钊也就处于彷徨之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的思想与时俱进，追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相对接。他欢迎俄国式的革命，赞赏无产阶级专政，这使他的中国梦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其后，李大钊在中国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社会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李大钊的中国梦具有与时俱进的探索轨迹，这主要是基于李大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复活与再造的理念、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同时也与李大钊具有社会进步的理念、开放的认识视域及拥有的现代知识结构密切相连。

2.中国本位的价值理念

李大钊论述中国梦的理想，不仅始终关注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且在思想的出发点、内容、目标及手段等方面，突出地体现了中国本位的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强意识、民族发展理念。首先，李大钊的中国本位理念表达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的重要责任，亦即“民族兴亡，匹夫有责”[10]286。李大钊以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本位，认为只有全国国民的努力才能担负起救国的责任，使中华民族通过自强而自立，从而得以谋取生存的空间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他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11]119其次，李大钊的中国本位理念还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中华民族应该有自信并且也有能力为世界文明作出第二次大的贡献。在他看来，“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中国的“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因而一定能够“卷土重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这就需要中华民族要有高度的自觉，并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对此，李大钊指出：“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12]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规划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路径，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热切期望中华民族能够自立、自强，而且强烈期待中华民族能够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3.坚定不移的民众立场

民众立场是李大钊一生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他的中国梦中一以贯之的立场。李大钊“远繙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得出一个他一生恪守不移的信念：“今有存者，惟此新势力耳。新势力维何？即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吾人生当群众之时代，身为群众之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13]在李大钊看来，民众为国家之根本，故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国土沦丧之际，民众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并担负重要的责任，“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11]119。李大钊将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寄托在民众身上，认为中国未来的光明前途就在国民的自身努力之中，“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14]134。由于坚定地站在民众的政治立场上，李大钊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予在民众的觉悟之中，并以民众的愿望为愿望，以民众的喜好为喜好。他在《民众的新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民国以来，改了阳历，这亦是中国人加入世界的生活的一端，我们并不反对。可是这几年来的感验，总觉阳历新年不如阴历新年热闹；阳历新年不如阴历新年趣味浓厚；阳历新年不过是少数官场学界勉强的庆祝的虚礼，阴历新年乃真是大多数民众无老无少从心坎儿里欢欣庆祝的第一令节。从这一点看，我还是爱这民众的新年。”[15]民众本位思想是李大钊的中国梦的政治立场，这使李大钊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力量。

4.付诸实践的宝贵品质

李大钊是一位具有强烈的中国梦意识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重视社会实践的早期中共领导人，他的一生“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1]230，在实际行动中努力践行中国梦。还在1915年，李大钊再版了他参与撰写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其目的在于“欲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知耻知惧，激发其复仇敌忾之心耳”。这年，李大钊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当无不受其影响”，“此后存亡之运命，愈见逼紧”，遂打算利用暑假“检举东西册籍之要”，撰写《世界风云与中国》一书，以“引起民族国家主义之精神”[16]。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中国能够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以“主义”的指导来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他表示，在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应该“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并且还应注意所宣传的“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这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7]3李大钊注重实践和恪守信仰的品质，推动中国梦的理想的不断前进而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并使中国梦的理想赋予了革命的内容和现实性的内涵。

二、李大钊中国梦的思想内涵

李大钊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发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相关问题，以革命家、思想家的身份构建中国梦的思想体系。同时，李大钊又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从学理上阐发中国梦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底蕴。因而，李大钊的中国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并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一)国家独立与富强

争取国家在政治上独立和经济上富强的目标，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努力追求的梦想，这也是李大钊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梦想。在他看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中国当时虽名为“独立之邦”，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半独立状态，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李大钊指出：“卡西尼中俄密约之结果，旅大租于俄，广州租于法，威海租于英，胶州租于德。意大利闻而生心，亦欲据我三门湾。自是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若则齐躯竞进，若则单骑独行，铁路告成，矿山斯去，军旗所至，商旅遂来。中更庚子之乱，日俄之争，外力益以潜滋，势力略有转易。凡其利权垄断之域，辄扬势力范围之言，均势之界愈明，瓜分之机愈迫；英之于西藏及长江流域也，俄之于外蒙、伊犁也，日之于福建、南满也，法之于滇，德之于鲁也。或由战胜攻取，或由秘密缔约，或由清廷断送，或由列国协谋，均于其所志之地，攘得不让他国之特权。”[11]112中国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均势”的局面。故而，李大钊说：“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11]111。在李大钊看来，中国争取独立的根本障碍是帝国主义，而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于“强携我国家若民族濒于万劫难复之域，而堕之于九渊之中”[14]125，严重危害中国政治上的独立。就此，李大钊指出：“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14]133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加强了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指出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侵略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维护其在中国的权益，并且与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勾结起来，于是“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17]101。因而，必须开展民族民主革命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李大钊在追求中国政治上独立的同时，也积极地追求中国经济上的富强。早在民国初年，李大钊就说：“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18]12针对中国的贫穷问题，李大钊主张发展工商业、开发资源。他说：“我则有广漠之土地，可以植牧耕作、渔水、采山掘冶矿产也。纵无大资本足供吾侪之回翔，而万仞之山，起于尺壤，无涯之海，积于细流。……吾人试侧身北望，若东三省，若内外蒙古，若甘、新、青海、前后藏，其广员肥沃，视彼新大陆何若？”[19]90李大钊还认为，国家是否富强以其政治体制上是否采行联邦制为重要特征，他说“世界广土众民之国，若英、德、美莫不联邦之采色，而皆以富强著称”[20]，故而他早年主张中国效仿西方国家采行联邦制，使国家走向富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认为中国的富强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达到，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故而“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21]354。李大钊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作为民族复兴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他追寻中国梦的主旨所在。

(二)人民安康

李大钊的中国梦以改变中国人民的贫困生活为具体目标，以中国人民生活的安康为重要内容，因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体制转换之中，社会矛盾纷纭复杂，社会问题亦层出不穷，而社会经济的衰败、百姓生活的困苦则更为突出。1912年6月，李大钊在《隐忧篇》中列举了中国社会的六大“隐忧”，其中有三大“隐忧”涉及民众的经济生活。包括“财困”：“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食艰”：“连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绝于耳”；“业敝”：“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凋蹶”。李大钊认为这些“隐忧”关涉国家的财政状况及百姓的生计，需要努力加以解决，以免“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22]。这反映李大钊对于民众的生活状况的高度关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仍然将民众生活是否安康作为考察的重点，认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但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因此“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就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21]356。李大钊分析社会主义与人民生活安康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21]354。又说，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故而“列宁想工界电气化，使劳力小，享受利益多，即为此意”[23]196。在李大钊看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还是需要以实业的发展为条件，但由于“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故而首先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以社会主义方式来发展实业，从而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坚信，发展实业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因而也“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24]。李大钊主张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将社会主义目标与人民生活安康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完全达到人民生活幸福的要求。换言之，李大钊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最大的理想，将追求人民幸福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目标。

(三)政治民主

李大钊的中国梦以推进政治民主化为重要内容，这反映在李大钊对政治发展目标的探索中。当李大钊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时，就把维护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推进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的内容。在他看来，“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理想的民主政治是能够体现“民彝”精神、尊重民众意志的政治，亦即这种政治必须充分反映民众的风俗、道德、习惯、秉性与心理需求。他说：“政治之良窳，视乎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而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则又视乎其制度礼俗于涵育牖导而外，是否许人以径，由秉彝之诚，圆融无碍，而为团彖于事理得失利害之余裕。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苟能得其用以应于事物之实，而如量以彰于政，则于纷纭错综之间，得斯以为平衡，而一一权其畸轻畸重之度，寻一至当之境而止。”[25]150又指出，这种民主政治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25]149。早期李大钊所期待的民主政治，是在宪法之下的民主政治，认为一部好的宪法是国家强大、民众幸福的重要政治保证，而宪法之必须成为“善良之宪法”，又以其能够体现国民的自由权利为核心要求。他说：“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托。……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家。……其良也，固足以福民；其恶也，亦足以祸国。”[26]又说：“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27]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保证个人的自由，从而实施具有“平民主义”精神的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进程。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23]196又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纯正的“平民主义”，这种“平民主义”体现了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是“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28]132。李大钊基于民众本位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将民主政治的推行与民众的政治权益保障问题结合起来，这使得李大钊的中国梦更富有政治的色彩。

(四)社会和谐

李大钊追求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表征。他的社会和谐理想以民族关系的和谐为显著特色，主张中华民族的各民族间团结提携、和睦相处，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亦要努力体现各民族的意愿，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0]285李大钊重视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国家进步的特殊意义，把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作为中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希望建立各民族的和谐团结、相互帮助的新型关系。他说，汉族在这方面要担负主要的责任，对于“吾蒙、回、藏诸同胞，与之相亲近相融洽，消除从来之误解，杜绝外人之离间，于国于家俱有裨益”[19]91。李大钊还认为，社会和谐不仅涉及民族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问题，同样也体现在社会成员间的关系上。他认为，社会的每一分子亦要“协力与调和”，因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29]。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使“现在之家庭更趋完美”，并因人人有余暇和家庭有“种种设备而得娱乐”[23]196。这种社会是平民主义精神贯彻的社会，是个性伸张、思想自由、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28]132-133李大钊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能够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的社会秩序，使中国成为公正合理、个性发展、自由平等、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和谐社会。

(五)民族复兴

李大钊自幼就确立了复兴民族的伟大志向，在《狱中自述》中说：“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1]226留学日本的经历，更使李大钊的“再造中国”的梦想继涨增高。他在叙述自己留学生涯时说：“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国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居东京，适游就馆，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言念及此，辄不胜国家兴亡之慨。”[11]117-118李大钊留学回国后的一切活动，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活动、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进国共合作、北方统一战线工作、外交活动等，皆是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因而他在被捕之后仍然“直言”其所从事的是“民族解放之事业”，并表示了“为功为罪，所不暇计”的心迹[1]230。李大钊复兴民族的梦想是与革命斗争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他主张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猛烈地开展“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猛烈。”[30]李大钊还研究了民族革命运动的特点，预测民族革命运动的光明前景，认为民族革命运动乃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梦想，极其关键而又极为重要的一步：“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的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17]96-97民族复兴理想是李大钊的中国梦的目标指向。

以上，是将李大钊的中国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来考察的，并进而罗列其主要的内容。如果将李大钊的中国梦思想体系加以概括和总结，能够看到这一思想体系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思想基点上的民族性；第二，思想形态上的时代性；第三，思想资源上的承继性；第四，思想体系上的创新性；第五，研究视域上的开拓性。

三、李大钊推进中国梦的历史转型

李大钊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以救国救民、民族复兴的思想为指向，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为推进中国梦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转型而积极努力、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中国梦的理想，直至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谱写了推进中国梦实现的历史进程的光辉篇章。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中国梦的伟大规划者、正确指引者，同时也是中国梦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赋予中国梦以科学的理论指导

李大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推进中国梦理想的实现，从而使中国梦赋予了科学的理论内涵，实现了中国梦在思想内容上的历史性飞跃。在李大钊看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才能使中华民族取得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他说：“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31]又说：“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7]6正是因为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中国梦的实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发挥了指导作用，并开启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矢志追寻的国家独立、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梦想，但只有到了李大钊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时，才使中国梦成为科学的、现实的梦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的一面旗帜。李大钊为中国梦上升到科学的范畴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揭示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光明前景，这一前景以改变近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而实现社会主义为前提。李大钊坚持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将中国梦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美好情景一致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社会只有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又指出：“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32]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是自由与秩序的统一，“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而“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3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亦有很大的提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而社会主义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使生产得到整理和统一，而“免呈纷乱之象”；又因为社会主义实现“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23]196-197。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各个成员“是互助、相爱，不是谋怨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23]197。因而，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21]355。李大钊将中国梦的实现与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指明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及努力方向。

(三)指出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途径

李大钊的中国梦是在民主革命时代的条件下提出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密切相连。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梦是否能实现及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在当时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其道理就在于：“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34]李大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35]，故而需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李大钊主张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俄国革命的办法“虽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36]。由此，李大钊坚决主张把民族民主革命积极地推进下去，认为一方面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1]227；另一方面，必须“与大多数人民一道，为推翻欺压人民的军阀和机会主义的政客，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除此别无他途”[37]。概而言之，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梦想，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为之不懈奋斗，就是说，“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38]。李大钊研究中国的国情，将中国梦的实现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主张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中国梦实现的正确途径。

(四)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

李大钊的一生是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一生，他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早期李大钊即以政论家身份走上思想文化的舞台，以其赤诚爱国之心致力于“吾民安享之幸福”[18]12的探索，自觉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面对国家危亡、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形势，当时还在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宜时摅其湛深之思考，施其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14]134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李大钊积极地投身其中，以其民众立场、忧国情怀、敏锐思想、激扬文字开展思想启蒙事业，倡导“青春中华之创造”，“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2]166，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身体力行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课题。李大钊努力践行中国梦，将民族复兴的理想落实到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指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工作，推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动员冯玉祥国民军策应北伐，分化和瓦解北洋军阀的阵营，动员阎锡山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京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等等，为实践中国梦理想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直至牺牲自己的年轻生命。

(五)为中国文化振兴而辛勤耕耘

李大钊践行中国梦的理想的努力，还表现在推进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李大钊是革命家的学者，在建党以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占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在中国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先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此，郭湛波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指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39]王森然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李大钊先生评传》中，称李大钊“兼编辑《新青年》杂志，以矫激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中国新文坛之势为之大昂”。又说：“先生深思好学，博通群籍。……研究政治经济，有声当代，兼治哲史，取证极确。……为文雅训详瞻，引人入胜。著有《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书。字里行间，均寓操履纯笃，志行坚洁。处今之世，实难能而可贵者矣。”*王森然：《李大钊先生评传》，引自《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第47页。可见，李大钊是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同时还是名重当世的著名学者，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辛勤耕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创建的先驱。李大钊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不仅科学地承继中国传统学术之精华，借鉴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的优秀成果，而且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围绕着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课题而展开学理上的探索，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度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并为此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理想提供了本土化的思想资源。

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独立之梦、强国之梦、复兴之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坚贞不屈、奋斗不止、急起直追、救国救民的思想写照。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构建了中国梦的理论体系，而且努力践行中国梦理想、推进中国梦的历史转型，使中国梦由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从而开启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中国梦的伟大征程。李大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努力践行者，他关于中国梦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探索，不仅承继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求民族复兴所集聚的思想资源，而且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予以创造性地提升。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并且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体系之中，因而仍然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宝贵财富和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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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白丽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4-0001-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4.001

China will Make “Ano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s Progress”——Li Dazhao and the Chinese Dream

ZHANG Jing-ru1， WU Han-quan2

(1.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2.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Li Dazhao regarded it as his mission in life to save the people and rejuvenate the nation， and strived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n his life. Li Dazhao introduced Marxism to China， combined it with the Chinese dream， greatly promoted the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started the great proces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uring which Li Dazhao was the planner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Chinese dream. Today he is the precious wealth and the power of thought in the cours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Key Words：Li Dazhao； Chinese dream； national revival；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①中国梦：“梦”在这里不是指做梦，而是指梦想。一般词典中对梦想的解释有幻想、空想、渴望、渴望的事(即理想)，中国梦的“梦”所取的意思是有客观根据的渴望、愿望、盼望、期望之类，不是无根据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