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100080)



论李大钊的十月革命观

刘慧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100080)

摘要：李大钊对十月革命从迟疑、有所保留，到大力宣传，代表着李大钊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向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再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复杂历程。仔细考察他对十月革命认识的转变，将有助于理解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李大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生动地形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鲜明指出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作用。而李大钊被誉为“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2]，其通过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已得到学界充分认可。

但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常为人们所忽略或语焉不详，即十月革命爆发和李大钊的宣传，尤其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存在较大的时间差。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爆发，李大钊最早介绍这场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发表于1918年7月1日，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迟至1919年9月才发表。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围绕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观念转变，提出一些个人思考供商榷。

一、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态度差异

李大钊于1918年7月1日发表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一次公开谈及了8个月前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为何质疑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过于迟缓，主要是和俄国二月革命对比而言。

二月革命于1917年3月8日举行罢工，12日起义，15日组织临时政府。李大钊在同年3月19日至21日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其反应之迅速可见一斑。随后，他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相继在《甲寅》日刊、《言治》季刊发表《面包与和平运动》(1917年3月25日)、《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1917年3月27日)、《俄国大革命之影响》(1917年3月29日)、《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1917年4月1日)、《学生问题》(1917年4月3日)、《大战中之民主主义》(1917年4月16日)、《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1917年4月29日)、《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1917年5月2日)、《自由与胜利》(1917年5月21日)等共十篇文章中谈及俄国二月革命，有专文论述，也有段落涉及。

整体上看，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关注度与赞扬度相当高。在《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附言中他指出：“俄国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甚巨，因之国人对于此等变动研究之趣味亦愈浓。兹以付梓期迫而又限于幅帙，未能罄其所知以饷读者，殊为遗憾。次期拟为有统系之专篇，就正当世。题曰《俄罗斯大革命史论》，特此预告。”可以说，俄国二月革命引起了李大钊及中国人的极大兴趣。毕竟，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就如同中国的辛亥革命，具有极大民主革命意义，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和赞同并不意外。且不说国内各大报刊杂志纷纷报道，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也在3月21日的日记中兴致勃勃地为二月革命作了首《沁园春》词的上半阙，4月17日补全下半阙，词意间充满了对二月革命的热烈高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拍手高歌，‘新俄万岁！’”[3]561-562他还由衷感慨“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3]582。北洋政府也很快于3月30日宣布承认俄国临时政府。

然而，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命运却是另一番图景。对此，李永军在《刘镜人与十月革命消息的传播》有详细介绍。就官方途径而言，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在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即电报北洋政府外交部，此后陆续发了几封电报汇报进展，但直到11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才接到刘镜人的第一封电报，整整晚了20天。在此期间，中国驻丹麦公使颜惠庆于11月13日和15日也曾根据当地的传闻致电北京外交部，报告俄国发生“二次革命”的消息。对于苏维埃政权，北洋政府唯恐避之不及，追随各协约国拒绝承认，并于1918年2月26日撤走驻俄公使，封闭了官方了解十月革命的正式途径。

大众的消息渠道似乎更为及时，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即11月10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对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作了简要的报道。随后，11月17日的《太平洋》杂志、12月6日的长沙《大公报》、12月28日的《广东中华日报》都对此有进一步介绍。但“俄自大革命后政局所演瞬息千变。惟因各日报所记漫无系统，不相联续，海外期刊抵此甚迟，复以潜艇妨害时有中途丧失者，遂令此波诡云谲之活剧不获窥其全幕”*沧海：《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1917年11月15日)，载《太平洋》杂志第1卷8号。。可知，消息不仅零散，还夹杂着不少“传说”。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也褒贬不一，有赞扬的、也有贬斥的，多抱悲观态度。11月15日出版的《太平洋》杂志第1卷8号，以《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为题指出：“概括言之，其势盖日趋于险恶，持极端社会主义者，得尺思丈，气焰愈张，几有不能抑制之概。”《太平洋》杂志是五四时期一份典型的自由主义政论型刊物，由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等留英、留法学生组织海内外一些有识之士组成编纂群体[4]。其所抱持的自由主义宗旨显然不会对十月革命热情歌颂，而将其归结为革命“急进派”的胜利，是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

这些报刊都是普通大众读物，《民国日报》和《大公报》是知名大报，《太平洋》杂志与李大钊颇有往来*1917年10月15日《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7期发表了李大钊致《太平洋》杂志记者的信件：《此日》以及《暴力与政治》一文；第1卷第10期又发表了他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李大钊不可能看不到，况且李大钊曾留学日本，有不少俄国、美国等国际友人，完全可以向他们打听。如董必武在成都得知俄国十月革命消息后，于1918年春写信给在日本的友人，探寻情况，索取资料[5]。以李大钊广泛的国际交际网，消息闭塞显然不能作为他对十月革命反映不及时的原因。

据林伯渠回忆：“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6]此时距十月革命爆发已过去三四个月，李大钊还在研究、思考十月革命，并已有“所见”。1918年7月1日，李大钊首次公开发表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附有《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一文(无署名，现多认为是李大钊作品)*另据《李大钊全集》，在胡适藏稿中发现有《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据考证为李大钊作于1918年7月前。。随之，沉默了三个月后，他在一战结束后才陆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新纪元》(1919年1月)、《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年2月7-9日)，这6篇文章时间跨度一年，相比二月革命后发文的密集程度和反映的迅速，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态度的确值得考量。此后，李大钊再谈到十月革命是在1922年，为纪念苏俄十月革命五周年作有《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并在北京各团体发起的纪念会上作演讲。

比较李大钊关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会发现李大钊对二月革命是全面的、不遗余力的歌颂，而对十月革命则有一个微妙的态度转变。

李大钊毫不吝啬地歌颂二月革命在民主、共和、自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是“世界民主政治之光辉”，谈到俄国革命“推翻多年跋扈之官僚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之基础”[7]100。“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凌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7]141“俄国国民于此次大革命之风云中，以其庄严贵重之血，大书于其革命之旗帜曰：‘自由与胜利。’”[7]147而且他将二月革命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认为俄国大革命“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甚巨”[7]184。“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使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7]22此后，他专门发表了《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其意图很明显，以供国内政府组织参考。

对十月革命，李大钊起初有所保留。他在十月革命爆发8个月后发表的第一篇公开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一时泯棼之象，颇足致觇国者之悲观。……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之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其意虽在鼓励大家不要悲观，但语气相对低调和保守，且并未着力鼓吹社会主义，而是强调俄国革命“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利，全收于民众之手”[7]225-228。

与二月革命后连续发表文章讨论不同，此文发表后，李大钊在三个月内未再涉及十月革命。直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李大钊的态度变得热烈起来。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将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给予高度赞扬。“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7]260“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应特别指出，李大钊所说“赤色旗”此时并不特指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同样在《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一文中，提到“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7]262

但即便在这种高度褒奖下，李大钊也没有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中国命运明显连接在一起，对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府的政纲、组织情况他始终未谈及，而更多的是将布尔什维克这个概念单提出来加以理论解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文认为李大钊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的革命的道路”。考察《新纪元》原文为：“1914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7]226-227且不论此处所说“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无法确定是特指十月革命还是二月革命，或兼而有之，文章根本未提中国要走哪一条道路的事，更不能得出李大钊要“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的革命的道路”的结论。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8]4-5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还停留在谈论、介绍的阶段。文章最后说：“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领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8]7

应该说，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强烈认同，对十月革命的歌颂程度，对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认识，与我们传统的想象有不少差距。

二、十月革命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探讨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时，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十月革命”这一词汇是什么时候开始广泛使用的？在李大钊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在1922年《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发表之前，李大钊从未使用过“十月革命”一词，而多以俄国革命相称。当时国内的报刊杂志亦如此，或多称“俄国政变”。最早使用“十月革命”一词已难以考证，根据作者在民国期刊的标题检索，最早使用“十月革命”是在1922年，《晨报副刊》第11期同时发表了李骏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和李大钊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这不得不让我们质疑，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涉及俄国革命的文章都特指十月革命吗？对于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之间的根本差异，李大钊能否那么敏感的捕捉到并加以诠释？李大钊在最早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说：“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显然他将十月革命看作二月革命的继续，只不过是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俄人今日之换汗绝叫，所索者‘面包’”，这与他将二月革命称为面包革命是一致的。

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在国外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明确分开，是过于苛责了。身在当时，很多人的认识都跟不上变化，即使在俄国内部，虽然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革命就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会那么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说：“在1917年4月4日以前，即在彼得格勒舞台上出现以前，列宁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是他单独一人的观点。当时在俄国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针。在列宁抵达俄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会议由几十名布尔什维克参加，会议表明，谁也没有超越民主一步。……他们在1917年3月没有一个人超越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9]

返观此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仅是零星介绍，面目尚模糊不清，要求凭此来辨识一场国外革命是不现实的。李大钊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是在1917年4月发表的《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但并未展开论述。十月革命爆发后，国内舆论多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混淆为一场革命的两个阶段，认为不过是革命内部不同派系即急进派、缓和派的斗争罢了。如陈独秀，直到1919年初，他才在文章中开始提到十月革命，但却是疑惧和批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过激派的行为”“有不是的地方”[10]。相形之下，李大钊的反应还算迅速，而他的有所保留也很正常，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笼统称为“俄国革命”更在情理之中。但如前文所述，1918年11月之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开始高度肯定和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他仍没有使用十月革命这一词汇呢？

在回答此疑惑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邓颖超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五四运动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11]以北大学生中的两大社团国民社和新潮社来说，其主要成员都普遍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当时并不是都信奉马克思主义[12]。也就是说宣传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李大钊乃至国内知识界所宣传的十月革命到底是在宣传什么呢？

李大钊在1922年所著《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中指出：“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13]他认为十月革命鼓舞了中国人民反资、反帝的斗志。陈独秀说：“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14]在陈独秀看来，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是反封建军阀的决心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而董必武“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搞群众运动”*转引自沙健孙：《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说：“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1918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5]

这些论述都在五四运动之后，应属后见之明，但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而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知识界还在论证“十月革命究竟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吗”*《中国青年》1927年第139期，在《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提到：反革命者极力宣传“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必须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将生产集中，使社会主义的条件具备，一方面将劳动者集中，使无产阶级的势力雄厚。俄国在欧洲比较上算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似英德法那样发展，为什么社会革命的爆发不先在英德法，反先在俄国？这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无效，就是证明俄国的和十月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不过是波尔失维克暴徒实行少数专制罢了。”？这种争论的出现恰恰说明此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联系在一起，虽然并未被广泛认同。

不难看出，五四前后中国人从十月革命中学习到的，主要是发动群众，反帝反封，获得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尚不包括马克思主义。而在反帝反封这一层面，无疑包含二月革命推翻沙俄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功绩。李大钊所说的“俄国革命”，实质包括了从二月革命以来直至十月革命的革命形势。李大钊虽然在1918年11月前后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但国内尚未普遍认同社会主义以及十月革命的“过激”行为。而二月革命也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其所代表的推翻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影响广泛，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因此，肯定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承继，是在推翻沙俄专制基础上的更进一步革命行为，是俄国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这样的解读显然更有助于十月革命的宣传。从李大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1918年11月后，李大钊极力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突出俄国革命追求自由、民主的功绩，代表着公理战胜强权，是劳工、是人民的胜利。显见是试图将两次革命的功绩混为一谈，为布尔什维克党争取更大的政治认同和舆论支持。甚至1919年9月、11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仍使用“俄国革命”一词，直到1922年才使用“十月革命”。

总之，不论是前期个人理解上的模糊，还是后期出于宣传的客观需要，李大钊都不曾也没有必要将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彻底区分。而后期十月革命话语的出现，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兴起并逐渐流行，十月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之后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三、欧战在十月革命宣传中的特殊作用

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一共六篇(不包括1922年的)，从1918年7月至1919年2月。其中五篇是在欧战胜利之后，内容也都涉及欧战。这个现象让我们重新考察，是否欧战引起了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兴趣？

李大钊的论述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发表题为《庶民胜利》的演说。李大钊将这篇演说和他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一起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这两篇文章本就是为庆祝欧战而作，仔细阅读两篇原文，虽然花了不少篇幅赞扬俄国革命，但其主题是赞扬欧洲的胜利，尤其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胜利，其重点赞扬对象不说更偏重德国，起码也是德、俄处于同等地位。“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7]259“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把战焰的势子挫了一下。细查这派潮流的发源，并不在俄国，乃是在德国。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7]287

恰恰是欧战的胜利，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使社会主义潮流重新兴起，李大钊注意到社会主义这股世界潮流，从而对十月革命有了新的认识，这才有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的问世，才有了从保留的认识十月革命到高度赞扬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变化。这与张国焘的描述也不谋而合：“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动亦较为显著……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1918年11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16]欧战的影响，从国际上来说，显然大大超过俄国一国的政体变化，何况中国还作为协约国成员参战。欧战的影响无疑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李大钊敏锐地从中把握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势，首次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

总之，十月革命并未让李大钊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在一开始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这场革命，但1918年11月欧战胜利后，他在社会主义的世界潮流影响下，重新审视十月革命，首次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无疑的。但应该承认，并非十月革命让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相反，他是在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之后*关于李大钊受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译作影响，以及陈溥贤在李大钊接触河上肇学说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国际、国内学者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参考著作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及其他相关论文。，以此重新思考俄国革命问题，才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从迟疑、有所保留到大力宣传，代表着李大钊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向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再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复杂历程。仔细考察他对十月革命认识的转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途径。而这一重大认识过程中，欧战胜利、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恰恰是李大钊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使得他敏锐地把握住了世界大势，从而在认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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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0，31.

(责任编校：李秀荣)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4-0010-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4.002

Li Dazhao’s View 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IU Hui-juan

(Party History Cen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Li Dazhao’s attitude to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as changed from doubt and reservation to vigorous promotion，which reflected his transition from a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to an early socialist， and then to a Marxist. Research into the change of Li Dazhao’view 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elp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Li Dazhao’s acceptance of Marxism.

Key Words：Li Dazhao； February Revolutions； October Revolution； 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