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芸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宁波 315211)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最著名、最流行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中国脍炙人口，流行到了大约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有所闻的程度。用百度搜索“诗意地栖居”，大约可以找到140多万个链接，在CNKI数据库中用这个诗句作为关键词来搜索期刊和报刊，也能搜出近千篇有关的论文和文章。*用百度搜索“诗意地栖居”，显示有970，000个链接，搜索“诗意栖居”，显示有1，430，000个链接。在CNKI数据库中，期刊数据库检索“诗意地栖居”，有148篇，检索“诗意栖居”，有688篇论文；在报刊数据库里，检索到154篇文章。(2015年12月)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大众媒介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诗句。若无这个诗句，荷尔德林这一名字大概除了专门研究德语文学的学者及诗歌爱好者外，或许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正因为这个诗句，荷尔德林在中国的学术界、建筑设计界和房地产行业都广为人知。而在德国，荷尔德林之名虽是妇孺皆知，但估计除了少数对德语文学有专门研究的人外，大部分德国人也未听说过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这个诗句从德国传到中国，必须克服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多重障碍及壁垒，而它在中国却取得了在其发源地德国都难以企及的流行度。因而，这个诗句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算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探寻“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在中国传播和流行的路径及过程，或许能够很好地说明一种思想在“旅行”和“漫游”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意义经过多重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历经扭曲、变形，思想和精神本质发生了变化，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传播力。

本文试着从文学思想及文化观念的侨易学、商品美学和媒介现象学角度回顾并分析一下这个著名的荷尔德林诗句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侨易学是由叶隽提出的学术思想，在研究跨文化思想传播中，研究人物、精神的“因侨致易”是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其基本观点是人物与观念的“位移与精神质变联合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作为严格的‘侨易现象’。具体言之：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并且最终完成了侨易主体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侨易现象’”*叶隽：《变创与渐常 ——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0页。。“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从德国进入中国，跨越了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具备侨易学观察所需要的前提即时间量、侨易量,也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质变，因此，从侨易学视角透视和观察“诗意地栖居”在中国进入学术界和大众传媒这一文化现象，或许会有一定收获。

认真校勘、注疏和翻译荷尔德林著作的学者刘皓明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歌“In lieblicher Bläue”(中译：《在迷人的蓝光里》、《在可爱的蓝色中》、《在柔媚的湛蓝中》等等)本身就是疑文。他的论点如下：第一，这首诗的最早出处是1823年出版的一本以荷尔德林为题材的小说《斐厄同》(Phaeton),这首诗究竟是小说作者自己写的，还是荷尔德林写的，尚存疑。第二，20世纪初由Hellingrath编校的荷尔德林著作版本对此诗的这一来历进行了记录。第三，20世纪中后期的荷尔德林著作权威版本斯图加特版，将这首诗列为疑文。第四，这首诗从语言到内容到风格都与荷尔德林同期(亦即他的疯癫时期)诗作截然不同。因此，在德国学界，除了海德格尔，几乎没有其他学者以此诗作为进行严肃讨论的学术主题。[注]刘皓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误读》，《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第19版。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主要包括六篇关于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他对荷尔德林的诗歌进行筛选，并且加以阐发。“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注][德]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第36页。，因而荷尔德林是“诗人之诗人”[注][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36页。。但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更多的是通过荷尔德林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观。[注]徐岱：《批评游戏：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11页。“诗意地栖居”能在中国学术界流行起来，首先是因为海德格尔对诗人荷尔德林的推崇以及在其阐释中对此诗的一再引用。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的第二篇《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诗中的几个诗句作为该文的“主导词”，其中包括后来在中国十分流行的“充满功德，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十分钟爱这句“诗”，所以在书中《人之栖居》和《筑·居·思》等文中一再引用。

海德格尔对这一诗句的推崇和引用在哲学界和文学研究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文学研究界认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歌进行了断章取义，破坏了诗歌文本的统一，并且海德格尔还“明确要求是对荷尔德林的唯一权威性的解释”，他还“对荷尔德林一些诗的气氛、格调进行改造，同时他无视诗的表达方式，他不仅否认荷尔德林坚持的艺术造型与虚构、字面的与实际东西的区别，而且还颠倒图画的含义”，“使诗人双重地沉默了”。[注][美]K.赖特：《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诗》，《哲学译丛》，1994年第3期，第63-66页。徐岱援引萨弗兰斯基，认为海德格尔粗暴地践踏了荷尔德林的诗，对荷尔德林的评论非但不是文化诗学的典范，而是“思”对“诗”的粗暴僭越。对于来自文学研究界的质疑，哲学研究者也并非不知晓，哲学界的论者认为，海德格尔本来就没打算对荷尔德林文本进行文学解读。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阐释的中文介绍者孙周兴认为，“尽管海氏屡屡申明自己无意于做文学史研究或美学评论，但是人们还是要把海氏往这一水平拉扯”，“就态度而论，海氏的工作当然是‘六经注我’式的”。[注]孙周兴：《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浙江学刊》，1993年第2期，第69页。

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疑文进行了哲学阐释，其实不过是借荷尔德林之口自说自话，在文学界不被认可，但在哲学界却广为流传。他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被当成权威文本介绍到中国，然而这并不是由于荷尔德林的权威，而是海德格尔的权威。因此，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的阐释作为跨界文字主要在哲学、人生观等文论中被传播。哲学界站在人生观、哲学观、生活态度等高度，似乎从一开始就比德语文学研究界更有话语权，所以在中国，日耳曼学者的荷尔德林研究远不及哲学界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流行。从上面对荷尔德林的疑文分析来看，海德格尔版分析这个诗句的宏论极可能跟荷尔德林诗作无涉，这个诗句的整个传播过程只是顶着荷尔德林之名，因其从源头上就完成了李代桃僵的过程。国内网络媒介认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话，能够让世人所知，真得感谢海德格尔。由于他以浪漫哲学家的情怀无休止地诗化解析，加之海德格尔在世界思想史与哲学史上的地位，使荷尔德林这个原创者被忽视了”[注]http://www.baike.com/wiki.。而其实，荷尔德林很可能一开始就不在场。

哲学界与文学界对海德格尔诠释的不同态度，展现出侨易学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荷尔德林的诗句通过海德格尔的诠释从文学这个文化子系统中“乔迁”到哲学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荷尔德林诗之精神本质的变形。从侨易学角度来看，是德国文化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精神变形。“诗”侨迁到“思”，形成思想的“侨”。海德格尔诠释的荷尔德林与荷尔德林本身的精神实质没有多大关系。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版的荷尔德林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时间量足够大的侨易过程。[注]参见叶隽对文化子系统的有关论述，见叶隽：《变创与渐常 ——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0页。若未经过这个在文化子系统之间完成的侨易过程，将诗人荷尔德林转换为海德格尔式的诗哲荷尔德林，便很难使荷尔德林为中国知识界所熟知。据叶隽的梳理，中国一流的日耳曼学者如冯至、季羡林、李长之、杨业治等从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和介绍荷尔德林的诗作，[注]叶隽：《现代中国的荷尔德林接受——以若干日耳曼学者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第97-109页。历代中国日耳曼学者如林克、顾正祥、刘皓明等筚路蓝缕，孜孜不倦译介其诗作，但对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荷尔德林仍旧陌生。

对荷尔德林这一诗句的讨论从文学位移到哲学，讨论大多在哲学、存在、审美等方面进行，基本上还囿于学术范围之内。而此诗句要越出学术界，在大众媒体上流行起来，还需要其他的特殊契机。这一诗句为中国知识界熟知之后，再次跨越时空，被用来与中国古今诗人相比，时间跨度达上千年。学者们对荷尔德林的这句“诗意地栖居”进行了十分勤奋的阐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文化比较，文化比较往往是以基本的文化观念为出发点的。在中文文献中，经过碰撞后的文化观念，像是中国人对诗的理解占了上风。就笔者在数据库中见到的论文里，人们将荷尔德林的此诗与陶渊明、辛弃疾、林语堂、海子等人相比。经过这样的阐释，海德格尔式的荷尔德林被彻底地中国化，与中华文明对诗意的理解完全合拍。“‘侨’强调位移，很适合理解现代世界；面对西方的强势影响，侨易学突出了弱势文化的‘变’，尤其应注意‘易’还有一种‘被取代’的意义和可能。”(程巍语)[注]陈安蓉、董琳璐：《透过侨易现象看现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10月31日社科院专刊，第3版。如果说这句诗在学者们的阐释过程中出现了思想本质上的“易”，应该可以肯定，那也是将舶来品易为中国货，将洋诗彻底本土化，将这首诗换上了中国文化人可以接受的内涵。

在学者们勤奋的阐释中，这句诗发生了侨易过程中的精神质变。人们联系上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个人人格的形成和品位，讨论“诗意栖居”与士大夫的修身养性、审美生存的关系，将魏晋风度、遗世独立、纵情山水的陶渊明，闲适人生的林语堂的生存状态比作“诗意地栖居”状态。还有多位学者将自杀诗人海子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诗意栖居”相比较。讨论的主题是审美生存、天人合一、心灵的自由、和谐的自然观等等。尤其在讨论陶渊明与荷尔德林时，人们往往认为陶渊明实现了真正的诗意栖居，是存在的诗化——审美化, 是人的真正存在。有不少中国的“哲人、诗人实践了这难以企及的诗意生存, 比如庄子、陶渊明、苏轼等等。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不同方式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他们在审美的同时, 创造美, 构建诗意的生活, 实现了有限生命的超越”[注]罗宜家、刘润芳：《诗意的生存与陶渊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04页。。经过对“诗意”的种种阐释，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俨然成为德国的陶渊明，或说陶渊明俨然成为中国的荷尔德林，“诗意”一词成为连接二者的桥梁。有的学者通过讨论佛教与“诗意安居”的关系将中西方宗教观进行对比。[注]王路平：《存在与诗境——诗意地安居如何可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6-21页。

这样的阐释与讨论过程是“诗意栖居”中国化、本土化的前提，是这个诗句在中国文化人的心里深处唤起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若无这样的阐释过程，“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从学术界溢向大众媒体是难以想象的。“诗意地栖居”后来呈现出一种大规模、经久不衰的不可控的传播态势，必须有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媒介学、资本财富等各方面因素的支撑，它暗合或者触动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理认同。“诗意地栖居”由中国哲学界认真讨论的命题到中国房地产商最喜欢用的广告词，必定要经历巨大的精神本质上的变形。而学者们横贯古今的阐释则促成了这种变形的形成。通过对这个诗句的阐释已经找到了通往中国古典意境的路，在此基础上接着讨论如何能够使人居环境以桃花源式的农业社会的人居环境为主导，远离工业文明，远离喧嚣，建立和谐的现代田园城市、生态城市等等，就不难实现了。“我们在诗化的审美境界中被唤起的这种感受和精神,势必成为人们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助力。……21世纪将是人类与自然不断亲和、平等对话的时代,人类有可能超越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模式,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主体间性关系。”[注]韦拴喜：《“诗意地栖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63-65页。

一些研究建筑哲学、建筑美学、设计哲学的学者加入了“诗意地栖居”的讨论，完成了这个观念传播过程中的再一次侨易。从建筑哲学，到讨论“诗意地栖居”，再到讨论普通民众的“居所”，完成这个跨越并不困难，而且这个讨论与房地产行业越来越接近。但是，在房地产领域，“诗意地栖居”在建筑设计、在房地产文案中的应用，与审美存在、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倒是表现出了现代媒体行业的自行运作机制，以及房地产行业中的资本意志。经过变形的思想，成为一种自具生命力(Eigendynamik)的工具，可以衍生出许多新的用法。大众媒介中的中式抒情美文，常常拿此句中的“诗意地栖居”作诗眼，引发开来。与“居”联系起来，就意味着与建筑联系起来，与小区规划联系起来，与房地产联系起来。房地产商的广告文案在“诗意地栖居”一句中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乔装易容’，即嫁接乔义入侨，建构起乔侨类通的关系”。[注]叶隽：《“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侨易》(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在房地产文案领域，“诗意地栖居”由形而上的哲学观、人生观、审美观，被替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居住。而从“诗意地栖居”出发，房地产行业中的广告文案撰写人员舞文弄墨，可以写出无数的房地产广告美文。在房地产行业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资本意志将这个诗句演变为包装各种房地产项目的商品美学要素。

中国城市的居民住房在中国地产商手里已演变成水泥与石块的冰冷堆砌物，但家居建筑越是毫无诗意可言，房地产广告中就越需要用“诗意地栖居”这类诗句来包装各个房地产项目。这里涉及商品美学问题。商品美学的理想模式是，带来表象，“但这些表象不会真正带来人们所谈论的、所追求的、所不会遗忘的、所想要的和一直所希望的”。[注][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3页。“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在房地产广告的文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因为这个外国诗句具备了中国式的诗情与风雅，因而它拥有创造诗意的幻象，这种幻象可以激活购买房产的欲望。在房地产广告中使用这个诗句比直接搬出陶渊明或者“桃花源”更有效果，因为这句诗是舶来品。就像那些房地产商以欧美风景文化名胜对自己的楼盘命名、而往往并不倾向于将自己的楼盘用本土的“桃花源”来命名那样。房地产商的广告文案中很难想象会出现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杜诗虽然在讨论房价飞涨、青年人购房难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但无法为房地产商准备出售的商品房提供一种美学幻象。不会有房地产商愿意将自己的房子说成是专门为“寒士”提供的。

“诗意地栖居”进入了房地产文案，意味着它从精神文化层面进入了器物层面，“诗意”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房地产广告往往表现出对欧洲风格的崇尚，对欧洲精神和品位的臣服，并以欧洲为导向标。在房地产广告中与“诗意地栖居”配套的楼盘命名一般都冠以欧美名胜：托斯卡纳、普罗旺斯、爱丁堡、香榭丽舍、拉菲庄园、凡尔赛阳光、橡树庄园、温哥华花园、长岛海滩别墅。而“诗意地栖居”既具备洋气，又暗合了中国知识界对传统诗意的集体无意识的认同。因而房地产商广告文案的写手们都认为可以用这句话来让那些住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蚁族们觉得他们自己在“诗意地栖居”。

从源头上看，荷尔德林跟这句诗就没有什么关系,“诗意地栖居”这一著名的诗句是不是荷尔德林写的其实也不重要。在大众媒介流行的层面，重要的是这个诗句能够造成的幻象。这里甚至有形象学的考量。德国在中国具有非常积极的形象，往往被视为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这一形象凝练在这个诗句之中。在中国的读者看来，德国著名诗人所做的诗句，由德国权威思想家来阐述，应和了德国是诗人加思想家的国度这个形象。

使用“诗意地栖居”作为商品房广告词，是经过精心研究和设计的，它意图使“人们凭借幻象找到意义，将幻象视为对自己和世界的和解”[注][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商品美学批判——关注高科技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美学》，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2、152页。。这个诗句在中国的传播、阐释和演绎过程，已经形成了一种抽象财富。而这种抽象财富能给人一个有意义的表象，以遮掩其无意义之实。但幻象终归是幻象，它与商品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通过包装来提升商品的识别度。资本意志在毫无诗意之处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铺陈着、宣传着诗意，写满了“诗意地栖居”，而丝毫未察觉房地产广告的强烈反讽意味。房地产商的广告竞争实际上在于对潜在的购房者的印象之争，这个诗句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资本的观念物，足以调动起潜在购房者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印象，退居山林，使接收者完全忽略荷尔德林诗句与中国房地产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诗句对房地产广告作者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帮助形成印象的作用。这类美轮美奂的广告图片和诉诸情感与情绪的文字难免会给购房者以深刻的印象，购房者难免会受到这样精心设计的广告的影响。在房地产文案中，“诗意地栖居”成了房地产商宣传楼盘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语言包装材料，用以打造房地产品牌，从而形成品牌特征。

通过这个诗句，房地产的销售标的被隐藏在荷尔德林的诗句之下。资本通过广告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资本只对人类精神领域最高级的作品感兴趣，而不是对利润。艺术被用作假象去生产出“资本的统治是合法的”，以及“资本的统治与善良、真实、美好等的统治是同等重要的”这样的幻象。因而，“艺术作品可以作为使人愚昧的各种手段中的一个来使用”。商品美学决定了房地产广告中这句诗的铺开，活跃于房地产行业的资本意志需要制造幻象，而这个诗句具备制造幻象的能力。学术界的阐释无意间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将“诗意地栖居”演变为制造情绪、情调、风格与印象的工具。这种情绪、情怀、格调、印象与中国传统文人的趣味相投，与荷尔德林诗作本身却相去甚远，甚至毫不相干，与文化构建也同样无涉。“诗意地栖居”在侨易过程中，由于走了风雅文人的传统诗意的路子，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扁平化。通过各种阐释，这个诗句变得合乎中国诗作传统审美路子的意境。“诗意”粘着中国式的感伤基调，得以流行。而正因为流行较广，则具有了使用价值，被房地产商的广告创意所霸占。“诗意”意义从哲学人生观转移到房地产广告，成为侨易学中文化下延的实例。[注]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海德格尔版的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成为文化侨易过程中输入的一个空洞能指，不仅如此，这个诗句还盘活了浸淫于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个空洞能指——对隐居山林、独善其身避世的渴望。这个诗句本身成为一种被清空了内涵的媒介，人们可以在这样的媒介上加载任何内容。随手点开“诗意栖居”的链接，便可以看到，“让学生诗意地栖居在课堂”、“让教师诗意地栖居在教育”中、“高考满分作文：在平衡的生活中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原来是创业经”等五花八门的内容。

房地产行业反复利用这个诗句的过程也就是其意义被不断地置换与掏空的过程。对这句诗的阐释过程也体现了现代媒介的运作方式，对这个诗句的无限引用造成了能指的无限繁殖，在此过程中这个诗句同时也经历了空洞化，成了没有所指的能指，一个基本上被清空了意义的媒介表面，因而可以加载无数内容。“诗意地栖居”成了一个标签和符号，上面贴着文化、高档、风雅、情怀、审美、小资等等。这个诗句放在房地产广告的文案中，似乎并无具体的与之对应的所指。这类空洞的能指无法用理性去论证，但它能够造成印象，制造和捕捉情绪。因此在应用上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诗意地栖居”这种处于游离状态中的空洞能指，由于其成为一种媒介界面，因而可以在广告业和其他大众媒体铺开。

在文化交流中，西方汉学走的路径与中国的截然不同。西方实实在在地关注中国的器物、题材，并以此与欧洲现存的东西进行详细比对。这样的汉学很快就成为为殖民、贸易、军事和政治服务的“实学”。反观我们的西学，常常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变成了对西方文化景仰、崇拜、羡慕的表达方式，只有类似于“小资”式的自我情感宣泄。[注]刘皓明：《小批评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6页。从处理文化媒介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汉学家走的是求实的路，而从这个诗句的阐释传播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不少学者走了一条比较务虚的路。从媒介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人可以至少有两种方式与空洞能指所具有的潜在的无限的媒介视角(Perspektive)打交道。他可以一步一步地以经历过的瞬间和固定所指来填充这个媒介富余——那么他就选择了科学。或者他也可以去找寻那些空洞的、无含义的能指，并以此为议题——那么他就选择了诗。”[注][德]鲍里斯·格罗伊斯：《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张芸、刘振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在侨易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对待侨易对象至关重要。西方传教士更注重于器物层面，而中国文人则走了风雅小资路线。不仅仅是内容上的转变，工作和思维方式也都发生了转变。在讨论“诗意地栖居”的论文中，存在着不少中国特有的抒情式学术论文，也就是说在科学工作中，不少学者也继续着诗的思维，继续扩充着空洞能指，继续将“诗意地栖居”推向漂浮不定的、实际上被掏空了意义的空洞能指。

许多日耳曼学者对海德格尔评论荷尔德林诗歌进行质疑，他们的质疑有根有据，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扎实的版本考据为基础，他们的声音虽不容忽视，但基本上被学术界和媒体界不断涌现的有关“诗意地栖居”的新论文和文章所淹没。他们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无望的工作，以理性的力量来对抗媒介表面上空洞能指所发出的力量，往往是徒劳无功的。“诗意地栖居”的最与时俱进的应用我们已经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了：“开放小区，实现‘诗意地栖居’。”[注]http://news.sina.com.cn/o/2016-02-23/doc-ifxprqea5021308.shtml.这是网络媒介用海德格尔式的荷尔德林诗句对拆除围墙所作出的响应。我们今后还会遇到“诗意地栖居”这个空洞能指发出的无数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