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锡江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 上海 200083)

“意大利之行是歌德一生的转折点”*赵乾龙：《译本序》，见[德]歌德：《意大利游记》，赵乾龙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页。，他曾屡次在书信中提到自己的“重生”*例如，歌德在1786年9月18日写给赫尔德夫妇的信中说：“在我回程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幸福地回到你们身边，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获得了重生。”在1786年11月4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在1786年12月2日写给赫尔德夫妇的信中说：“我的第二个生日，是从我踏入罗马的那一天算起的，那是真正的重生。”在12月13日写给赫尔德夫妇的信中重申：“罗马之外的人根本无法设想，在这里人们可以学到哪些东西。人们必将重生。”在12月20日写给施泰因夫人的信中说：“这场重生，将我由内到外进行了改造。”在12月29日写给赫尔德的信中说：“我要放弃所有的陈旧理念与固有意志，以便能够得到重生和新的教育。”参见http://www.zeno.org/Literatur/M/Goethe,+Johann+Wolfgang/Briefe/1786+%5B2%5D。；同时很多文学史也将1786年的意大利之行看作是德国古典文学的开始*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79页。。而从侨易学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文化命运存在着二元三维的基本结构，落实到一个个体上也同样适用。……青年歌德狂飙突进、浪漫飘逸，晚年歌德却老成持重、略显保守，这基本上是一种规律性现象，那么这个过程中的意大利之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页”*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177、40页。。因此，从侨易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深入研究歌德的意大利之旅，将会有助于我们把握中间过程的第三维，更好地理解作为侨易现象的知识精英身上所体现的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之间的互动关系。